忆曹禺
张定华口述 辛夷楣执笔
我第一次见到曹禺先生是1939年夏天在昆明。那时，昆明聚集了许多文化人，特别是清华、北大、南开南迁组成西南联大后，更是汇聚了一批优秀的文化精英。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用话剧来宣传抗日。联大教授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指导联大学生排演了由陈铨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多幕话剧《祖国》。
1939年1月，《祖国》在昆明市内新滇大舞台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不但场场爆满，且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抗日热情。每次剧终，观众自动全体起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抗战必胜！”《祖国》轰动了昆明，连重庆的报纸都发表了该剧上演的消息和通讯，上海的画报也刊登了《祖国》的剧照和介绍文章。
抗战时同台演戏
这时，闻一多、孙毓棠、孙毓棠的夫人凤子酝酿邀请在重庆附近国立剧专教书的曹禺，趁暑假来昆明指导推动话剧运动。当他们找到昆明市长裴存藩时，裴同意以云南省国防剧社的名义邀请曹禺，并承担路费等花销。
那时，已经发表了《雷雨》、《日出》及《原野》三大名剧的曹禺在全国确实赫赫有名。联大的同学们听说要请他来昆明，一片欢呼雀跃。
曹禺原名万家宝，1910年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他出生后三天，生母就去世了。他的童年是十分孤寂的。田本相写道：“他的父母在楼上抽大烟，他的哥哥在楼下抽，曹禺起床去上学时，家里和坟墓一样，放学后，回到家里还是和坟墓一样，因为一点声音都没有。”任何缺乏想象力的人都能明白，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窒息的环境。何况，曹禺又是如此敏感热烈如此充满激情的一个人呢！
幸亏，曹禺12岁时就读的天津南开中学却是一个充满民主精神的地方，那里的南开新剧团更一下就吸引了他的全部心神。老师张彭春不但给他们排戏，还鼓励曹禺修改剧本。在南开的几年，曹禺不仅常演主角，还以男扮女的形式出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中的娜拉，轰动了校内外。
1929年，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后，曹禺读遍了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和古希腊戏剧及其他古典名著。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酝酿《雷雨》的写作，花了许多功夫写剧中人的小传和札记。晚年时，他带着女儿万方来到清华的图书馆，指着他当初常坐的位子说：“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都塞在床铺下边……”
1933年，由于在清华排戏，他认识了法律系漂亮的女学生郑秀。两人很快堕入情网，曹禺说，自己爱得非常热烈，像入了迷一样。1933年的暑假，曹禺决定动笔写《雷雨》。他劝郑秀也不要回家，在学校陪他。他把郑秀比作“创作的无可比拟的动力”。
他在清华图书馆写一页，郑秀就誊写一页，就这样《雷雨》诞生了。23岁的曹禺把手稿交给正在办《文学季刊》的朋友靳以。靳以把它放在抽屉里一年，却没有读。后来，他向另一位编辑巴金提起这个稿子。巴金拿去通宵读完，非常激动，主张立即发表，不要连载，一次登完。曹禺与巴金从此成为知交。后来，抗战时期，曹禺又把巴金的名作长篇小说《家》改成了话剧。他们两人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雷雨》发表后一鸣惊人，当时各地的剧团争相排演。唐槐秋的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最著名的卡尔登剧院连演三个月，场场爆满。沈从文说：“一个垂死的阶级的文明往往就像熟透的深秋，参天大树上每一片叶子飘零着，腐烂着，带着人类的心智一同消沉，可是，能够流传百世的文学巨著往往也在此时诞生。远看《红楼梦》，近看《雷雨》，莫不如此。”
《雷雨》奠定了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杰出剧作家的地位。继之，他创作了《日出》（1936）和《原野》（1937），同《雷雨》一起，被称为三部曲。他的剧作标志着中国话剧的成熟。
昆明的地下党领导得知曹禺要来昆明的消息后，决定团结各方，尽全力把曹禺来指导戏剧活动的事情搞好。于是，在地下党的组织下，由联大剧团发起，邀请国防剧社、金马剧团、艺专、云南省剧教队等单位举行联合公演，同时排演两出大戏——曹禺的《原野》和曹禺、宋之的联合编写的《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
曹禺在昆明期间，除了亲自执导《原野》外，还与孙毓棠一起导演了《黑字二十八》，并在戏中扮演一个受威胁欺骗当了汉奸的小职员杨兴福，我则演他的女儿小云。
联大的老师有的跟曹禺是南开中学同学，更多的人跟他是清华大学同学。他们跟他很熟，亲切地叫他家宝，我们学生则管他叫万先生。这样叫惯了，就改不了了，没想到，这个称呼我一直沿用了几十年，一直到见他的最后一面。我初一是在天津南开女中上的。那时，万先生早已从南开毕业，在清华大学深造呢！不过，我们南开的同学都一直把这位老学长当作我们南开的骄傲。
1939年，万先生才29岁，瘦瘦的，圆圆的眼睛又黑又亮。他戴副眼镜，文质彬彬，老穿一件灰色长衫。我只不过是个联大的学生，和这样的名家同台演对手戏，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万先生给我们排戏非常认真，他自己在排练中也一丝不苟，而且很注重与其他演员的交流。我发现，他的台词背得很熟，演戏很有激情，与他演对手戏并不难。几次排练下来，我渐渐地不紧张了。
《黑字二十八》中有一场戏，父女二人在公园里相遇。父亲杨兴福是受了大汉奸的指使，去安放定时炸弹，破坏慰问抗日将士义卖会的会场。女儿小云是来会场卖花为抗日捐款。如果炸弹爆炸，父亲不但是民族罪人，也是杀害女儿的凶手。万先生真实地表现出人物惊惧、焦急、惶惑、惭愧的复杂心情，使扮演他女儿的我，由衷地为他的痛苦而忐忑不安，最后潸然泪下。每逢演到这场时，常有一些同学躲在大幕两旁看，大家都被他精湛的演技所吸引。
排《原野》时，我清楚地记得，万先生反复启发演员们理解角色，耐心地给他们说戏，还一遍遍地给扮演女主角金子的凤子矫正台词。后来，《原野》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可以说达到了职业剧团的演出水平，这与万先生善于启发指导演员有很大关系。
那个暑假，整个昆明城被万先生掀起的戏剧旋风震撼了。联大同学编了一个顺口溜：“家宝，家宝，真是一宝，又会写又会演又会导！”
山城看《家》
其实，万先生不仅会写会演会导，还会教。他真是一位戏剧全才。他在国立剧专教书，主讲编剧与西洋戏剧史等课程，很受欢迎。北京人艺的演员吕恩当时正在剧专念书。她回忆说，曹禺讲课很精彩，学生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课。只要是他讲课，学生从来不缺席，甚至窗子外面也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许多外班的同学在听。
抗战期间，曹禺又写了《蜕变》和《北京人》。前者被洪深列为抗战十大名剧之一；后者被史学家认定是他创作的高峰之作。另外，在此期间，他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被誉为小说改编话剧的典范。
1943年，我躲在重庆附近的北碚生孩子。听人说金山和张瑞芳在重庆演万先生改编的《家》，我就抱着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去看戏。金山演觉新，张瑞芳演瑞珏。张瑞芳演得太好了。有一场戏，瑞珏把绿豆汤和洗脸手巾拿给觉新，觉新的眼光中透露出无限的爱意。我当时想，他俩演得是否有点儿过了？后来才听说，当时他们正在恋爱，不久就结婚了。
那天剧场里，空气很不好。但是，小小的女儿一直没有哭。也许，她明白，战争时期她的妈妈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演出是多么不容易，她的妈妈对万先生有多么崇拜！
那时，黄宗江和叶露茜在重庆附近的北碚也演出了《家》，我丈夫看了，可惜我带着孩子没能去。后来，一位朋友把黄宗江和蓝马带到我们在北碚的家中吃饭。黄宗江和我是天津南开中学同学，他比我高一班。那是抗战时期，家里只有粗茶淡饭。但是，我们谈起南开旧事，谈起他们正在演的《家》，谈起万先生，大家是那么兴奋，滔滔不绝。事情过了几十年，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最近看人艺拍的记录片《曹禺·《雷雨》与北京人艺》，黄宗江在里面讲，他把曹禺称作自己的“奶师”。他说：“你赐给我的奶我用了一辈子。”黄宗江17岁演《雷雨》里的周冲，是曹禺的剧本滋养了他，使他与戏剧结缘，认识人生。他说：“我现在84岁了，还能周冲一番”，于是就大段大段地背起了《雷雨》里周冲面对四凤谈理想的台词。他颤颤巍巍地说：“我如今仍想对我的四凤这样讲，这仍旧是我的理想。”许多演员都认为曹禺的剧本是金矿，培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演员。我认为，说曹禺的剧本滋养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恐怕也并不为过。曹禺的戏把旧社会的腐败掰开了给你看，你觉得这样下去中国一点出路都没有，不推翻它不行。
在这段时间，曹禺不仅与重庆的进步剧人接触较多，也与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周恩来建立了较密切的往来。他俩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先后同学。老校长张伯苓此时将南开中学迁到重庆。周恩来与曹禺在南开新剧团时的共同的戏剧导师张彭春也在重庆。大概有了这一层关系，周恩来对曹禺这位小学弟格外关心。另外，我觉得，从年轻时就从事戏剧活动的周恩来也特别爱才惜才，珍惜这个中国稀有的戏剧天才。
吴祖光曾经回忆起1946年元旦前夕，他在准备回上海前去看周恩来，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他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
当时，曹禺的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他与郑秀恋爱三年之后，1936年11月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订婚典礼，并于1938年结婚。可是，两个女儿万黛和万昭出生后不久，他们炽热的爱情就被烦琐的日常生活与性格的冲突、无休止的争执，消磨得支离破碎。
曹禺爱上了来江安国立剧专看望妹妹的方瑞。剧专的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此事，一见二人在一起散步就自觉回避。方瑞出身书香门第，性格温柔娴静，颇通诗文，又写得一手好字。曹禺在这一时期写的名作《北京人》，就拿她来做愫方的原型。显然，淑女型的方瑞比脾气执拗的郑秀更合曹禺心意。但曹禺几次提出离婚，郑秀坚决不同意。她十分痛苦，她坚信曹禺会与她和好如初。但是，她显然是一相情愿，曹禺见离婚不成，就与方瑞同居了。
1951年，曹禺与郑秀分居几近十年之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于北京离婚。郑秀对曹禺的同窗好友张骏祥说：“过去，我爱曹禺，嫁给了他，现在我还是爱他，我同意离婚，因为我希望他幸福。”郑秀在北京灯市口的女十二中（现在的166中学）教英文多年。
热情与尴尬的院长
十几年后的1954年，我来到北京后的第二年，调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才又见到了已担任人艺院长的曹禺。见到他，我张口就叫：“万先生，你好！”他很高兴地说：“啊，小云，你也来了！”
我发现，万先生特别客气谦虚，平易近人，一点大戏剧家、大院长的架子都没有。他不常到剧院来，平时艺委会开会，一般由总导演焦菊隐或书记赵起扬主持；有特殊事情时，万先生才来参加。剧院希望他有充裕的时间写作。当时，他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尽管这样，剧院大政方针的制订万先生总是亲自参与。他每次在全院大会上的讲话总是热情洋溢激动人心。记得在1954年6月的一次全院会上，他提出，要逐步实现总导演制，要争取在五年内培养出一批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导演，一批名副其实的演员，一批真正的舞台艺术工作者和熟悉业务、懂得艺术、懂得如何为艺术创作服务的行政管理人员。
我刚到剧院时，导演夏淳、柏森正在排《雷雨》。那时，各剧团都只演反映新社会生活的现代戏。直到1953年9月全国第二届文代会提出了继承五四传统，对优秀的话剧作品要有选择地搬上舞台时，剧院赶紧打了报告给北京市委、文化部甚至周总理，说我们要排《雷雨》，我们认为它就是现代戏。
戏剧界有“人保戏，戏保人”一说。也就是说，有的戏特别容易出彩，即使演员阵容不太强也能打动观众；有的戏则必须有好演员、名演员来担纲才能抓住观众。从三十年代开始，《雷雨》一向是戏保人的，无论哪个团演几乎一律成功。在话剧界大家都知道，哪个剧团没饭吃了，就演《雷雨》。
可是，在新社会，怎样分析与处理这出戏呢？观众还能不能接受这出戏？大家心里都没有谱，万先生也很紧张。他急切想知道新中国观众对他三十、四十年代的作品采取什么态度。当然，他也十分担心新中国的各级领导们到底怎么看。
在人艺的排演场内外，确实乱了套。多数人认为应该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分析《雷雨》。于是把周家与鲁家的八个人分了左中右。鲁大海是左派；周朴园是极右；周萍是他的接班人，将来比他还坏；繁漪吃剥削饭，而且阴险乱伦，根本不值得同情……
饰演周朴园的郑榕老琢磨怎么表现封建社会的腐朽，资产阶级的丑恶。演繁漪的吕恩过去演过这个角色，可是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演了。演周萍的于是之曾经在文章中描述了他的为难与紧张：“就记得有一次在排练中，我因为站着的两条腿不对，导演竟蹲下来掰我的脚，而我居然因紧张过度而没能叫他掰动——现在写起来觉得像笑话，然而我当时是非常难过的……”
人艺的党政工团还常在晚间与周末开会帮助《雷雨》剧组的演员认识角色。这时，万先生却非常谨慎甚至近乎超然。他在排演场很少讲话，很少分析人物。这和我1939年在昆明认识的万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饰演周朴园的郑榕回忆说：“有一次彩排时，我和侍萍的一场戏，为了表现我对她的恨，我每说完一句话都要运气，节奏极慢。那时候曹禺是院长，一般他对艺术问题不发表意见，但那次我一下场他就跑过来说：‘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的戏里没有这么多东西。’”
尽管如此，《雷雨》公演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有的人甚至带着铺盖卷来熬夜排队买票。剧场里的女观众一边看一边哭。当时，此剧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万先生对此非常高兴。其他文艺界人士也松了一口气。有北京人艺打头阵成功，今后他们也可以演《雷雨》了。
凤子当时是人艺文学组组长，负责挑选剧本。她兴奋地对我说：“这下就可以丰富我们的剧目了，不光可以演反映新社会的现代戏，《雷雨》等过去的优秀剧目也可以演。看，观众这么热爱！”
我觉得是观众的热爱给了导演夏淳也给了演员们信心，使他们不断地深入角色，一点一点地抛掉一些框框，逐渐地接近角色，使戏越演越出彩了。后来，《雷雨》成为人艺的保留剧目，几乎每年都演，常演常新。
1956年和1957年，人艺又先后把《日出》和《北京人》搬上午台，同样大受观众欢迎，后来也成为保留剧目一演再演。应该说，这三出戏演员阵容极强，导演工作出色，布景服装成功地烘托了时代气氛，确实是话剧舞台上难得的精品。
对于曹禺的另一名作《原野》，人艺却没敢碰，其他剧团当然也如此。评论文章和文艺界上级领导说它宣扬复仇。《原野》的被肯定是在几十年之后，那可真是后话了。
《雷雨》、《日出》、《北京人》演出大获成功，万先生的困惑却持续了好多年。田本相介绍说：“曹禺甚至自己对《雷雨》和《日出》做了修改，在《雷雨》里加强了阶级对立的成分，在《日出》里加入了反映帝国主义的东西。这些是以前有人批判过他的地方，现在他自愿地修改了，并且在开明书店出版。但没有被排成戏，后来不了了之。”
“文革”之后，万先生回忆说：“建国初期，周扬的话，我佩服得不得了，我修改《雷雨》和《日出》，就是开明书店出版的那本剧作选，我基本上是按照周扬写的那篇文章改的……”
正当《雷雨》的演出轰动京城之时，总导演焦菊隐和另一位导演梅阡正在排万先生新写的剧本《明朗的天》。剧院的人都很想排好这个戏，不仅万先生自己在协和医院长时间体验生活，演员们也都去了很长时间。但是，戏排得很不顺利，几乎每排一次，就要改。万先生和焦菊隐都伤透了脑筋。有一次，我忍不住地说：“万先生这个戏可真费了力气！”焦先生就说：“他老模仿易卜生、奥尼尔！”
今天看来，这不是万先生模仿易卜生、奥尼尔的问题。解放前，他模仿易卜生、奥尼尔的手法，写自己熟悉的中国生活，名著一个个产生。现在，要他抛开原先多年的生活积累，来写眼前日新月异的新社会，就很难了。他深切地痛恨旧社会，真诚地热爱新社会，对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爱戴到一种虔诚敬畏的程度。他急于写出反映新社会的作品，但是他又对身边的巨变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通透的认识，如何能上升到艺术的境界呢。
这其中的甘苦与真相，万先生在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已经曲曲折折地透露出来：“曹禺同志一再地说，他在这次创作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作属于人民这句话的意义。他认为《明朗的天》实际上是一个集体的创作，他只不过是集体中的一分子。这与他在旧社会时从事的创作，一个人关在屋子里面写，是完全不同的。”
虽然，周总理极力肯定这个戏；虽然这个戏在1956年的全国话剧汇演上得了一连串奖项，但观众与文艺界，包括剧院的人并不认同。万先生自己也不满意。多年以后，他对田本相说，这是一部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连我自己都不懂得什么叫思想改造，不知道怎样改造，我又怎能写好改造？
有一年快过新年了，院长办公室主任刘景毅打电话给我，说《北京日报》要曹禺写新年祝词，让我代笔。当时，我是总导演办公室秘书。我心想，这该让曹禺的秘书写，但是出于对万先生的尊重，还是马上写了，交给了刘景毅。
他一看，就说：“思想性艺术性都不够。”我心里不高兴了：“那什么样的才是思想性艺术性都够的？”他说：“《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说：“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时，人们的思想特别左。魏巍写赴朝志愿军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确实好，可全国不就一个魏巍吗？
幸亏，万先生看了稿子，说挺好，就给了《北京日报》。过些天，万先生寄了一封信给我，向我表示感谢，还把《北京日报》的稿费给了我。一件小事，但可见万先生为人的善良与周到。
我不记得他是在什么场合谈到语言问题的了。他说，他有一个小本子，平时听到好的语言，就记在小本上。我觉得，他对语言——台词特别讲究。剧作家要通过语言的升华才能写出适合人物在特定场合的台词。他的剧本可读性非常强，人物的语言是真正性格化的。
记得抗战时期我在昆明演《雷雨》里的鲁妈。在整个排演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思索咀嚼人物的台词。有一句台词是：“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每当说到这一句，台下总是一片掌声。观众不是给演员鼓掌，而是在给精彩的台词鼓掌。
1956、1957年间，人艺排练和演出郭沫若先生的《虎符》时，郭老经常来看连排、彩排和演出。郭老每次来，万先生一定来陪，赵起扬、焦先生、梅阡、苏民和我也都陪着。
有一次，看完戏，郭老请大家到东四拐角的一家小饭店吃宵夜。到大家已吃完时，万先生说：“我要带点儿点心回去。”然后，他说了一句很文的词：“归遗细君。”有人不懂，问：“带点儿给孩子吃吧？”其实是带给他夫人方瑞吃的，“细君”同“内人”之意。一件小事，可见万先生与方瑞感情之好。
每年人艺的春节晚会，万先生一定来，周总理也经常来。总理跟他特别熟，对他特别亲切，和他讲话有点像老师与学生讲话的方式。
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各行各业争着放“卫星”，剧院人人写剧本个个报提纲，还要到文化部去献礼报喜。我们艺术室这部分人报了一个剧本，可人艺小剧场一位看门房的师傅一下就报了3个剧本。听说，青艺报了100多个剧本，大家都有些着急。
后来，去文化部报喜的人回来说，青艺报了200多个。很多人就着急地说：“那咱们也得往上加！”还是人艺的党委书记赵起扬说：“咱们别加了，等出了剧本再说。”有个小青年还不干，大声说：“多加一个也得加！”
在那种气氛下，万先生当然也希望人艺能多出一些剧本。他就带着夫人方瑞来剧院听提纲，提意见。他先对大家热情鼓励一番，然后请他夫人方瑞先谈意见。方瑞谈完了，他赞扬说：“谈得好！谈得好！”
这些提纲当然都是很粗糙、很不像样的，但是，万先生对它们一律大加赞扬，说这都是来自生活的，各有各的好。至于缺点，即使一目了然的缺点，他都一字不提。我当时很困惑，不明白万先生怎么会变成这样？在昆明时，他有什么说什么，对艺术多认真呀！
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了配合中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号召，全国各地竟然一下涌现出70多部反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精神的戏曲剧目，却没有一个话剧剧本。在罗瑞卿等领导人的建议下，万先生与梅阡、于是之组成写作班子，动笔写《胆剑篇》。那时，我已调出人艺。听人说，万先生写得很艰难，老让别人给帮着想情节。有人就说他江郎才尽了。后来，戏公演了，但并不讨好。
大约在准备写《胆剑篇》的同时，万先生从周总理那里接受了写作《王昭君》的任务。剧院派年轻的编剧蓝荫海协助他。他们不仅搜集了许多史料，还到内蒙草原去体验生活。但是不久，事情就搁浅了。
万先生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说：“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阴风，把广州会议说成是‘黑会’，从此大家又耷拉脑袋，不大敢写东西了。”
我感到，从50年代初直到60年代中期的万先生是热情洋溢的，又是尴尬谨慎的。尽管他如此谨言慎行，基本上成了一个遵命文学的样板，谁也不得罪，躲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仍然狠狠地向他袭来。
曹禺在劫难中
1966年12月的一个晚上，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万先生也被从床上拖走，押到中央音乐学院为这几个大人物陪斗。还是总理的一句话“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才开脱了他。
随后，在批判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中，又出现了曹禺的名字。罪名是1956年刘少奇在曹禺的陪同下观看了人艺演出的《雷雨》，连声称赞：“深刻，深刻，很深刻。”北京师范学院革委会《文艺革命》编辑部，还把1968年第五期办成了“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把他说成刘邓黑司令部的御用文人、老反革命。
万先生在多年后曾经谈到他在运动初期的惨境：“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他当时住在戏剧学院宿舍）里也是两派在骂，夜里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里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直受苦。……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
2006年，人艺的老同事梁秉堃到家里来看我，向我和丈夫、女儿讲述了“文革”中他怎么替万先生捉刀代笔写检查的事。当时，秉堃年轻、出身好，人艺的军宣队让他当组长，管理黑帮。万先生就在他的管理之下。那时，总理打招呼让解放曹禺，可是他写了多次检查都通不过。秉堃急了，他悄悄地对万先生说：“你这样写不行，我来给你写，你偷偷抄好交上去。”
万先生很害怕：“小声点儿，小声点儿，那怎么行呐？”“怎么不行，但是你得给我一些材料做参考，我才好写，我知道你有。”过了几天，万先生悄悄从家里拿来一些材料给了秉堃。秉堃开夜车写好，又让万先生抄了，然后秉堃把这份“曹禺的检查”交给了军代表。
军代表一看就念起来：“我从三十年代起就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民……”一边念，军代表一边连声称赞：“这个检查写得好，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样，万先生总算被解放，可以回家了。
“文革”开始后，我有好几年没见到万先生了。大概是在六八、六九年间，我们北京文化局的一些人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南口农场劳动。那天，我们正在火车站等着乘火车去南口，突然有一个人走出队列，大叫：“定华同志！定华同志！”我一看，也高兴地叫起来：“万先生！”他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了好一会儿话。要知道，在那时能跟大家一起去劳动，就说明已经是被解放了，即使有问题也并不严重。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当然也替他高兴。我听说，他在南口管放羊，一人放五只羊。
后来，我们从南口农场劳动回来了，我不记得为办什么事去人艺的首都剧场。我走到传达室门口，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是万先生。那是夏天，他穿着短裤、圆领衫，头上围了一条白毛巾，打扮得像个日本人似的。看见我，他挺高兴的，一句怨言都没有。他说，他身体还好，下了班，就从食堂买些饭，带回去给妻子方瑞吃……
我听了这些，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在我的心中，万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在世界戏剧史上是完全可以和易卜生、奥尼尔平起平坐的人物。几十年来，我眼看着他一天天老去，眼看着他的性格变得扭曲，也耳闻了不少他运动初期的惨况。现在，造反派竟让这位大戏剧家在首都剧场看传达室！这不仅是对他，而且是对中国话剧的亵渎。虽然那天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现在已无法回忆起他还和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的大脑一直被一种困惑、痛苦、愤懑充塞着。后来听说，终于有一天，曹禺在人艺首都剧场看大门被来访的日本人发现了，并把这条消息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为了消除在海外的不良影响，于是就把他调到了人艺宿舍大院的传达室去，负责分发报纸。
70年代初，我们曲艺曲剧团的一部分搬到北三环蓟门桥附近的原政法学院办公。我们单位占了一座楼的楼下一半，另一半则是所谓的“北京革命文艺指挥部”。市文化局所属各单位的人员要轮流到那里参加学习班。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听到有人说，曹禺刚来到学习班就不舒服，被送到我们团的医务室看病来了。我一听说，心里十分焦急，赶紧跑到医务室，看到他靠在不宽的床上，脸色灰白，团里的医生正在给他量血压。他看到我，有气无力地点点头。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想了想，就跑到“革命文艺指挥部”，找了一个平常熟悉而心地善良的负责人说：“曹禺有心脏病，年纪又大了，在这里如果犯病是有危险的，你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那时，万先生已经60多岁了，“革指”的人大概也是怕真出了事，责任承担不起，就连忙安排了车，送他回家。我搀扶着把他送上车，他拉着我的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心里明白，学习班给予他的痛苦，不比疾病对他的折磨少，这一次他又算暂时解脱了。
2006年，曹禺逝世十周年，他的女儿万方写了一篇文章《透明的生命》来祭奠他。其中有一段话很深刻也很确切：“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状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革’时期，当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而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力量，绝望和恐惧就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生活。”
晚年曹禺
“四人帮”粉碎之后，70年代末期，我与同事去上海观摩演出，想挑选适宜我们改编的剧本。没想到，碰见了万先生，我惊讶地问：“您怎么也来了？”
这一次，我们总算可以轻松而放开地聊一聊了。万先生告诉我，爱人去世了，他的生活乱了套，养病养了好久，女儿、女婿跟他住，对他很好，女婿还帮他洗澡。他还说，他很久都没有出来了，这次是来上海看看，顺便办些私事。
“文革”后期，方瑞身体垮掉了，每晚必须服用大量的安眠药片才能入睡。1974年的一天，方瑞突然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事后怀疑，是因为过量服食安眠药所致。妻子方瑞的去世，给万先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幸好有学医的女儿万黛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女儿们希望他能与郑秀复合，郑秀也有此意。她与万先生离婚之后，一直没有再结婚。但是，某一天，万先生突然向家人宣布，自己要再婚了，对象是上海京剧院的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
他这次到上海来，就是来看李玉茹的。原来，他们早在40年代就认识。1978年10月，万先生终于完成了《王昭君》的写作，北京人艺演出了，《人民文学》也发表了剧本。李玉茹打电话给他，要求将《王昭君》改编成京剧。后来，两人互通书信，不断往来，终于成婚。知道晚年的万先生有了相悦相知的伴侣，我为他感得宽慰。
后来，我的小儿子因工作关系，与万先生经常见面。他也跟从我对万先生的称呼，称他为万先生。80年代初期，万先生很活跃，时常与李玉茹携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听我的小儿子讲，万先生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高兴时还会主动劝说李玉茹登台表演，清唱京剧。
1981年，叶帅的女儿叶向真（她化名凌子）把曹禺的《原野》改编成电影，请了刘晓庆来演金子，杨在葆演仇虎。片子拍得很好，电影局却不让公演，一直作为参考片在内部放映。直到七年之后的1988年，这部片子才得以公演，并且在1988年的中国电影百花奖评选中，获最佳故事片奖，刘晓庆获最佳女演员奖。
2003年，叶向真在接受凤凰台的陈鲁豫采访时，谈到当时拍这部片子的事儿，很有意思。她说：“当时我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曹禺老原来是我们戏剧学院的老校长嘛，他那时候给他本子他不看，不见我们，也不看，没办法，我们就硬着头皮上了。后来我们片子都拍出来了……请他老人家去看……他一连看了七遍，就跟我说，你这个大小姐呀，我跟你说实话吧，你那时候给我的本子，我根本就不看，他说你想想看，我原来，就是说曹禺三部曲，《原野》是一部，后来解放后就批判这个，就把它拿下来了，就换成了《北京人》，就是《雷雨》、《日出》、《原野》就改成了《雷雨》、《日出》、《北京人》，他说好不容易人家都忘了这件事了，说你这个大小姐非要把它拎出来，你再搞一搞的时候，我不又跟着倒霉了吗，他说所以我连看都不看你剧本，他说我现在看了以后，你把我将近四个小时的话剧，你改成这样的话呢，我太没想到了，他说祝贺你。……他说没想到你这大小姐还能干出这事来，他说原来我就觉得你是造反派呀，文化大革命前是学生会主席，后来的时候你是挺有名的红卫兵啊。他说你差点让我吓出心脏病来，他开玩笑了。”
其实，曹禺哪是开玩笑啊！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多么谨小慎微，知道多年来他活得多么辛苦！
有一次，我们曲剧团排演了一出新戏，就请万先生来看戏指导。那天，我偏巧有事不在。后来，团里的人告诉我，起先，万先生尽说好话，后来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就是有一个问题，字幕错别字太多，你们得改改。你们团不是有个张定华吗？她看不出错字吗？你们回去跟她说，让她管管错别字！”
团里的小青年一边向我学说，一边问我：“曹禺怎么跟你这么熟？”我觉得心里陡然透亮起来：万先生，你总算又敢于说心里话了，总算敢于批评人了！你这才是我年轻时认识的万先生！也许，你又可以挥动如椽大笔，为我们写出精彩纷呈的戏剧了。
1983年，著名画家黄永玉曾给万先生写了一封诚恳、尖锐的长信，说你解放后写的本子与你年轻时的本子没法比，希望你发自内心去写。万先生把这封信郑重地裱起来，珍藏在一个大本子里。
不久之后，人艺把英若诚翻译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名作《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排演期间，阿瑟·米勒被请到北京。他由人艺演员英若诚陪着去看望万先生。万先生拿出那个大本子，开始念黄永玉的那封信，并且让英若诚给翻译。英若诚在人艺拍的纪录片里回忆说：“我翻一句就看曹禺院长一眼，意思是，这句还翻吗？曹禺院长毫不犹豫地说：‘翻，翻’。等这封信翻完了，米勒半天都没说话。后来他说：‘曹禺不但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万方在《透明的生命》一文中提到，晚年的曹禺心心念念想写出好东西。他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他还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在北京人艺摄制的纪录片《曹禺·<雷雨>与北京人艺》里，人艺的演员苏民回忆说，80年代中期的一天，曹禺突然把他叫去，说他要写一个剧本，写孙悟空，最后一幕的构思都有了。苏民说愿闻其详。曹禺就讲：最后一幕他们西天取经回来，孙悟空也封了佛。他跟如来佛说，我不想当佛爷，我要回花果山。如来佛说：行！孙悟空说：你得把紧箍咒给我摘下来。如来就让观音给他把紧箍咒摘了。孙悟空一个跟头就翻了十万八千里。他一看，来到五座大山下，周围景色十分秀丽。他就在山根底下撒了一泡尿，还提了字：“孙悟空到此一游。”这时画外音：哈哈哈。孙悟空问：“谁在笑？”画外音：善哉善哉！闭幕。苏民说，我听完了老院长的讲述，很久都不敢跟别人讲，怕伤害了老院长。
年轻的曹禺有着气冲山河的勇气否定他深恶痛绝的旧社会，以不朽的戏剧向旧中国宣战，成就了他的艺术才华。而中年和老年的曹禺却难以跳出时代的局限，排除左的干扰，写出他心中想写的东西，枯竭了他的艺术生命。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话剧艺术的悲剧，更是我们一代文化人的悲剧。很明显，直到晚年，他仍在痛苦，仍在努力，仍在挣扎……
万先生走了，走的那样匆忙。我想告诉九泉之下的万先生，您给中国和世界留下的优秀文化瑰宝——您的戏剧，将永远地活跃在舞台上和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您的戏剧所诅咒的旧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现代化的路上迅跑。
安息吧，万先生！
选自《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书
照片说明：1，青年曹禺
2，1939年8月，《原野》、《黑字二十八》演出结束，演职员们在昆明金碧餐厅欢送曹禺。前排左四为闻一多、左五为曹禺、左六为凤子、左七为孙毓棠、右二为张定华
3，老年曹禺
4，曹禺（左）与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