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这个月初在普林斯顿仙逝了，《士与中国文化》其实对我们这代人还是挺有影响的。老先生什么都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多有误判及情绪发挥，也可以部分理解，毕竟去国数十年了。
个人浅见老先生在历史观上或许更多地沿用了西方的小尺度史观，关注得更多的并非整体，而是个人命运，方以智、顾颉刚、胡适之……考据起来，都是洋洋洒洒的。
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必然的历史，分是不那么容易分的，否则1976、1989都有分离的机会而不成。先生恨之入骨，可想而知。至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反倒是背后的Mr. Elliot与无锡唐家的关系和书法收藏火了。
中国跟其他文明的最大区别就是周期律可以很长很大，所以常说，中国最大的自然资源是时间，因此，中国人的浪漫，还是骨子里的，都是有关大尺度时间的，是超越普通人生命周期的。所谓三生三世，那就准确得多了。
这样导致了中国人对历史价值意识更深，更为重视，鉴于个人渺小与短暂的无奈，也就会不得不妥协于天下为公的集体主义；西方人更多注重现世价值，会更自然地倾向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但由余先生引发思考，中国未来如何走，继续三生三世呢，还是多一些今生今世呢？历史观也是有尺度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