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浪淘沙》有后感（6）投资代理人
当年的苏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都看好蒋介石，对中共领导人觉得是“扶不起的阿斗”似的。首先是扶持陈独秀，陈的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和李大钊一样是不二人选，然而陈独秀的桀骜不驯、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是“百依百顺”、“逆来顺受”时时处处表现出“独立”的一面，再加上个人的性格暴躁，当然作为投资者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成果”被否定。陈独秀知道“得人手软，吃人口软”，所以不得不接受资助的同时还必须学会忍耐、不得不迁就。
早期的加入国民党也好，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好不都是受到共产国际的顾问、指导的吗。陈独秀作为知识分子启蒙作用是最佳的人选，然而随着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党员人数的剧增，资本越来越大了，知识分子加上性格孤傲的代理人就很难操控市场了。被国民党蒋介石“清党”，简直就是一笔“贷倒”（借钱不还的买卖）血本无归，倾家荡产后还必须另起炉灶，于是陈独秀就在“六大”后销声匿迹，与投资者无缘了。
通过苏联方面的培训中共新一代投资者的组织管理能力大幅度提高。然而还是看好国民党和蒋介石，因其实力最强盛，但蒋介石的私心是接外来势力消除敌对势力，在各路军阀中单独胜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对苏联来说都是重要的“合资”伙伴。中共作为一家街坊作业手工场逐渐变大，国民党作为官办国营企业遥遥领先。
后来投资共产党的苏联和投资国名党的美国，由于合资企业代理人的选择就导致了投资的成功和失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中国办合资企业经验教训就和当年的国共历史有很多相似性。合资对象选好了，实业就会越做越大，反之就是连年亏损血本难归。
投资给毛泽东事业往往会成功，投资给蒋介石事业往往会倒闭。
在办合资公司的时候，本来是支付寻找办公室的费用，却被某人用来购买房子，结果，当年投资房地产的人都赚了，但这笔钱被当作他的私人投资结果不了了之，而办公地点就没有了，事业就中断了。
在办合资公司的时候，本来是支付项目顾问费用，寻找一些对企业有利的技术人员和经营手段，结果被利用为私人费用，支付给当事者办理移民手续费了。当事者移民成功了，然而企业兴旺就落空了。
在当事人处理“公利”和“私利”的问题上，就可以看出该投资项目的成功与否。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好，汪精卫的维持会也罢，他们的机构都是拿了美国人的“援助”转手之间就进入私囊，留给事业发展的只是其中较少一部分。蒋宋孔陈将美元通过外汇一炒层层盘剥，来回套购，雄厚的运转资金就成了堵不上的缺口。陈公博、周佛海利用日本资金同样是层层扒皮，利益集团受益了，投资者的汇报利益没有了。
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投资的成功与否在于选择正确的当地“法人代表”可靠与否。
毛泽东（１８９３～１９７６），原字咏芝，后改润之，湖南湘潭人。８岁开始读孔子的圣贤书，１３岁时由于父亲的干预而辍学三年。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的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小学读书，以其作文的出众而受到老师、学生的称赞，在校内小有名气。２０岁考入公立湖南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曾经大张旗鼓搞过几次“肃反”运动。“肃反”是肃清反革命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要把潜藏在自己阵营里的敌人挖掘出来清除消灭掉。当时国共两党斗争你死我活，形势严峻，为了防范杜绝被敌人从内部瓦解攻破的可能性，国共两党都着力整肃内部。
国民党搞的叫“清党”，北伐之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目的就是要“清党”，把国民党中的“共党分子”清除出去，因为蒋介石认为国共合作共产党寄生于国民党，却不安分守己经常兴风作浪（如中山舰事件那样）想要颠覆取代国民党，所以要趁早去除隐患。
共产党在红军中搞“肃反”目的看上去似乎也一样，就是要把隐藏于革命阵营里的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当时叫做AB团，AB是Anti-Bolsevik的缩写，就是反布尔什维克也即反共产党的意思）清除消灭掉。所以从目的或者说所要达到的目标来看，国民党的“清党”与共产党的“肃反”似乎是一致的：都是要整肃内部，清除自我阵营内的敌对分子，以纯洁强化组织，提高战斗力。然而从结果和对各自政党日后的影响来看，蒋介石的“清党”与共产党的“肃反”又相差颇远甚至有些大相异趣，两者相比有不少让人费解或者说不可思议之处。共产党的“肃反”提高了凝聚力，国民党的“清党”布下了失败的根源。
（略）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当年外国投资者的代理人。
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
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
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有很大的差异。
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纪录片中，蒋介石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5点半到6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
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总要接见外宾，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因为他不愿意被种种的规矩所干扰，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觉得很屈辱的事情——毛泽东1958年在游泳池边“训导”他。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
另一个例子是《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
他们都曾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期，成长在20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同是咏志的诗。
蒋介石是这么写的：
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毛泽东是这么写的：七绝·改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同是动员的诗。
蒋介石是这么写的：贺《江西日报》诞生——蒋介石呀！好革命的怒潮啊！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竟已仗着自然的力，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潮流是什么，是什么？不是绿的水，是红的血和黑的墨。今天我们的血已染红庐山的面，鄱阳湖的口。这黑的墨，正拌着那红的血，向着长江的水流去。这新诞生的《江西日报》，就是挟着这墨的力和着那血的力，一直冲向黄河流域去。呀！好革命的怒潮啊！呀！好革命的势力！
毛泽东是这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如其人，二人从诗词里表现出来的气势，差异很大。从现在陆续公布的一些史料来看，蒋介石一直很忙，他疲于处理跟各国、各派系、各军阀的关系，处理事务的判断力并不差，但从他的日记里、从他的公开讲话中，鲜有关于战略层面的思考。
毛泽东是个战略大师，战略就是对终局的判断，“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在战术上要瞪眼看，看要素，在战略上要眯眼看，看终局看整体。战略是一门艺术。所谓艺术就是由要素构成生成新的意义。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战略来源于要素，高于要素。
蒋亡毛悲喜，借用古词调，日听金缕曲：“我辈梦魂一直萦绕着未复的中原 。值此金秋在萧萧的风声之中，一方面号角之声连绵不断，似乎武备军容十分雄武，而一方面想起故都汴州，已是禾黍稀疏，一片荒凉。为何似昆仑天柱般的黄河中流之砥柱，竟然崩溃，以致浊流泛滥，使中原人民遭受痛苦，使九州之土全成沉陆？又因何使衣冠礼乐的文明乐土，变成狐兔盘踞横行的惨境！天高难问，人间又无知己，只得胡公您一人同在福州，而今又要送您别去，此情能向谁倾诉！
我与您在水畔饯别，征帆既去，但不忍离去，伫立到江边以致柳枝随风吹飘起，产生一丝凉气。直到银河斜转，只见天上的星儿一眨一眨地出现，云儿漂浮。此别之后，不知胡公流落之地，在何所，想像也感到困难，相距万里，想在一块儿共吐心事，如朋友、兄弟之故事，已经是不可能了！雁之南飞，不逾衡阳，而今新州距离衡阳几许？宾鸿不至，书信将凭谁寄付？我辈都是胸襟广阔，高瞻远瞩之人，我们告别时，看的是整个天下，关注的是古今大事，岂肯像小儿女那样只对彼此的恩恩怨怨关心？辞意俱尽，遂而引杯长叹，且听笙歌《金缕曲》。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残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我辈梦魂经常萦绕着未光复的祖国中原之路。在萧瑟的秋风中，一方面，金兵营垒相连，军号凄厉；另方面，故都汴京的皇宫宝殿已成废墟，禾黍充斥，一片荒凉，真是令人惆怅呵！为什么黄河之源昆仑山的天柱和黄河的中流砥柱都崩溃了，黄河流域各地泛滥成灾？如今，中原人民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人口密聚的万落千村都变成了狐兔盘踞横行之地。杜甫句云：“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从来是天高难问其意。如今我与君都老了，也容易产生悲情，我们的悲情能向谁倾诉呢?我只能默默地相送到南浦。送君远去！
别后，我仍然会伫立江边眺望，不忍离去。见柳枝随风飘起，有些凉意，残暑渐消。夜幕降临，银河横亘高空，疏星淡月，断云缓缓飘动。万里江山，不知君今夜流落到何处？回忆过去与君对床夜语，畅谈心事，情投意合，这情景已不可再得了。俗话说雁断衡阳，君去的地方连大雁也飞不到，写成了书信又有谁可以托付？我辈都是胸襟广阔，高瞻远瞩之人，我们告别时，看的是整个天下，关注的是古今大事，岂肯像小儿女那样只对彼此的恩恩怨怨关心？让我们举起酒杯来，听我唱一支《金缕曲》，送君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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