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空军大院
写空军大院一定要写两句公主坟，现在是地名，文革中改为立新街。原来公主坟确实有个坟，是清朝一个公主的，而且还有庙，庙的周围都是桃园，夏天接满了大仙桃，不过铁丝网一直拉得很密，无法进去。据说，当年琼瑶乘车路过公主坟时，突发灵感，写出了《还珠格格》。
一九六四年修地铁时，把坟给挖了，起棺那天我还专门跑去看热闹，工人们从地下拉出一个红木大棺材。当年那个庙门是正北朝南，今天假设您站在庙门前向南极目远眺，您的右手边是海军大院，您的左手边就是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了。空军大院对当年百分之七十的人来说都是高高兴兴进来伤心着出去，现在看来可能是挖了坟拆了庙坏了风水的缘故。空军和海军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都是中共建政后建立的新军种，但彼此之间明比暗争相互叫劲儿由来已久。先是比楼房设计，海军把所有的宿舍楼都设计成庙宇型，看起来庄重大方结实，每个大楼墙壁全部抹灰最后涂成灰色，远看像舰艇，多年来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换句话说在里面住着有安全放心的感觉，海军干部历来流动较小。空军则盖的是厚实的砖房，大房大窗，住起来特别舒服，唯一不好的是不管远看还是近看，没有任何空军风格和特色，这种状况直到后来空军建成了当时著名的三角型办公大楼才改变。
我们喜欢把海军大院称为“海军庙”，因为所有楼房都盖成庙宇式样，更重要的是建海军以来一直由大将肖劲光掌舵，海军空军同经历文革风雨，海军主舰一直稳步航行。空军则不同，到肖劲光逝世那年，空军走马灯似的连换了四任司令，从刘亚楼吴法宪到马宁张廷发，全部是一朝司令一朝臣。空军大院的住房历来紧张，你想想司令一换新调进那么多的干部，没有住房就得盖，开始还能找空地盖，后来把楼与楼之间走人走车的地方都加盖了楼房，整个大院原来的设计格局全部破坏。北京很多军队大院都有自己的小学，这一点不错，但最后办起中学的可能就是空军了。现在解析空军当时的情况，在“认人唯亲”大前提下，司令员的终身制在动乱的环境下也许是最佳选择，海军就是一个值得称赞和研究的例子。
一九六二年空军西郊大院建成，城里的鼓楼大院除留下后勤部外全部移师西郊，我家搬到了二号楼。那是个风水宝地，一是离西大门不远，二是窗前就是大院的主要车道，大院的干部家属要去公主坟商场买东西，或到公主坟汽车站乘一路车进城，不论骑自行车还是步行，很多都要经过我家门口，我只要在窗前或在凉台上一坐，大院的基本情况尽收眼底。所以我一直在说全大院的人，我没见过的很少，恐怕就是这个道理。不知是哪一年大院来了一大批“菲利普”自行车作为公车分配给各级干部上下班用，成为大院一景，个别干部给了孩子用，大黑子骑的就是“菲利普”。我没有骑过“菲利普”，但童年之梦一直想圆。回北京工作后，看到工程部一位干部的“菲利普”保管得非常好，想不声不响低价七十元吃进，没想到那位干部识货，不卖。我没法儿，后来只好到天桥旧车铺花了三十二元买了个残缺“菲利普”，当时空一所很多干部不理解，实际上我在圆梦呢。
初建的大院开始还有不少空地，当时又赶上了自然灾害，副食品供应困难起来，很多家庭利用这些空地盖起了鸡窝养起了来杭鸡，当时来杭鸡下蛋最多，一年可下一百八十个。我母亲养了四五只鸡，每天能有两三个蛋，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多养几只？因为那时粮食都是定量的，鸡养多了，饭就不够吃了，妹妹们还小，有些富余粗粮。当时像父亲十一级的一般高干除了北京市民的正常供应外每月还有两斤鸡蛋，一斤白糖，两条高级香烟和一瓶好酒，供应站设在公主坟商场的后院，看起来破破烂烂，不过服务员一直很客气，从来不少找钱。这种平静的生活大概只过了一年多，就被空海军卫生大评比给打乱了。
先是拆鸡窝，当时空军司令是刘亚楼，在空军说话是一言九鼎，谁也不敢炸刺儿，不几天鸡窝就拆得干干净净。接着要求全大院地上不许有一根杂草，一片废纸。没多久全大院也达到了，当时的干部没有绿化概念，地是干净了，可是土又起来了。好像第一次大评比，空军顺顺当当就把卫生红旗给扛回来了。空军夺了卫生红旗，自然就有各级领导参观，那段时间各大军兵种，北京市各大单位，每天都有来参观的。我想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就是那时起源的。
这时候的海军大院也不甘落后，铆足了劲儿，不仅要求全大院像空军一样，而且要求各家各户窗明几净。空军得知后也给各家各户下死命令大扫除，哪家不干净通报批评，那时管理局最忙，每家每户都要检查。我在母亲的带领下学会了擦玻璃，开始很多人都是拿湿布先擦，再拿干布擦，费时费工，母亲教我拿旧报纸擦，几下就好了。过了几个月又进行第二次评比，看样子检查单位打算把卫生流动红旗交给海军，轮流坐庄吗。这时突然传出海军一位家属在三层楼上擦玻璃不幸坠楼身亡的消息，由于海军出了伤亡事故，评比后红旗仍给了空军，空军更牛了。
有红杏出墙，就能引来看客，我见过不少老帅老将，也在那个时候。二号楼对面曾经驻扎着汽车三连，是个优秀标兵连队。叶剑英好像是在刘亚楼的陪同下参观三连，我趴在窗户上看了看，看着将帅们有说有笑进了三连营房，这时我看到杨西颖的爸爸立正站在我家窗下一动不动向将帅们行注目礼。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看到叶剑英同列队三连干部战士握手道别，我又注意到杨西颖的爸爸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杨父是直政的处长，那天是个寒冷的冬天，记得杨父没有戴帽子。现在想来当年老一代的军人对上级领导是多么的尊敬，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听话极了，要说后来文革对这些老军人有什么闪失，是多么的不公啊。
母亲自己带着小妹妹潘雅，没有上班，也是每天没日没夜打扫卫生，不知是我们家卫生打扫得好，上级有意安排，还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贺龙带着随从到我家来参观，我家没有太多的家具，就有几只大木床，贺龙最感兴趣是床上叠得方方正正的小花被,叠得像连队战士的一样，连声称赞我家还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那天我父亲不在，要不然一定会问在延安时干什么，是那个部队的，我那天也不在，我还埋怨我妈为什么不照张像。任何事都是祸福难料，要是真有那张我爸同贺龙的合影，文革时不用说一定是贺龙的死党，我的将来就要改写了。
文革前一年空军病故了两位将军，一位是刘亚楼，一位是龙福才，他们都有美丽如花的长女，刘洪洪和龙江文，当时是大院一道景，空军两朵花。我翻遍所有空军史方面的文章，没看到一位空军史专家能够看出这两位将军，特别是上将司令刘亚楼对空军后来的历史走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刘亚楼是空军的舵手和镇军石，兵家最忌讳是临阵换将，临阵换将的结果都不好，而且实实在在后来叫空军重演了。试想刘亚楼像海军司令肖劲光一样活过了文革，空军绝不会发生文革初期著名的“都嫌纱帽小的众将之乱”，即使有乱子，也是局部个别的，像海军李作鹏一样，不会连累到广大机关干部，其实吴法宪也明白“自己给司令员提了多年皮包”，一个中将政委发指示，众将不服啊。林彪借口“突出政治”，随意扩大政治部编制，提了一大批没有军功能说会道的政工干部，有战功的部长们也不服啊，一有机会可不就要闹腾一下。
如今我也老了，已从当年一个看什么都新鲜的孩子快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了，今天我写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写到“当年百分之七十的机关干部都是高高兴兴地进来伤心着出去”，不禁泪流满面，不是空军的孩子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这两位将军去世时年纪都不大，也就像我这样五十多岁，长征都过来了，怎么不会保养身体。实际上他们的病都是病毒进入内脏后得不到抑制转成癌症，要是能像我一样早上喝点波兰纯酒清理一下肠胃，像毛泽东一样每天吃辣椒吃蒜，像印度老人一样晚上来杯酸奶，怎么会摊上癌症呢。刘老将军，您这一不注意身体，过早离去，虽然追悼会开得比谁都隆重，我们空军还是群龙无首，这些龙后来个个倒海翻江，没人镇得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