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2）
各国政府对西藏问题，通常是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和筹码，就如同中共把朝鲜核问题、中东问题等作为其达到外交目标的工具和筹码一样。这其中目的不尽相同：有为了遏制中国以求地区平衡的；有为减少潜在军事威胁以获取安全感的；有求助中共的力量支持的；有基于自己也有类似问题的；也有为了经济或贸易的利益的等等。不管这些国家出于不同的动机，在西藏问题上表现出低调、冷漠或者支持与同情，但共同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做法都是谨慎和保守的。西藏的主权问题是他们不会逾越的一条共同底线。何况世界上还有着比西藏更为重要和敏感的地区，存在着比西藏还要复杂的问题，如中东、朝鲜半岛、巴尔干、南亚次大陆甚至台湾，以及在全球日趋严重的恐怖主义。
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有大量院外集团支持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甚至在议会都有所反应，但这些活动的基点在于国内党派利益的需要。另外按照西方基于民主、自由的社会价值判断，哪怕只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都应该允许他公开发表，因此各种声音纷纭杂陈。对西藏问题的解决缺少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包括普通的人们、媒体和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与团体。他们由于所处地位和角度的不同，其动机和态度更是五花八门，复杂多样。
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基于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判断，对中共的极权统治深痛恶绝，从而对西藏的人权处境表示同情，或者是被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和其宣传的佛教教义所感染和打动。也有一些人基于民族主义情感（如有的海外华人）和自己国家也存在此类问题而支持中共的。
对于大多数媒体来说，西藏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炒作题目，只要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意见都必然带来不可忽视的利润。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的差异更大：有出于宗教原因表示支持的；有政治利益不同但政治目的相同而（如台湾，香港的民主团体和中国流亡在外的民运人士）联合并相互支持的。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努力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也难以产生实质影响。
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进展而陷入困境。但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仍然坚持不懈地努力，尽管至今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回溯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几十年来为重返故土做过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不管是否可能，但还是令人感动。
1959年刚到印度时，流亡者们马上建立了流亡政府，并在达赖喇嘛的主导下，对流亡政府至少在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现代民主改革。1960年，制订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原来噶厦政府的名称改为“藏人行政中央”，政府首脑称“噶伦赤巴”。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退出政坛，并实行政教分离，全部行政权力交给噶伦赤巴，2012年，噶伦赤巴的称呼改为“司政”。但达赖喇嘛仍然是藏人精神领袖，所以这是一种伊朗式的政治体制结构。
流亡之初，流亡者们首选的还是武装反抗，他们在诸如美国等支持下恢复和重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和 “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开始在西藏边境进行武装活动。这些武装运动是在中美关系对立和世界冷战的格局下开展，到1974 中美关系改善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些微弱的武装活动也就随之停止。
寄居于印度的达赖喇嘛也曾希望得到印度的支持，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使得印度力不从心，而三十年后当中共和印度握手言和的时候，达赖喇嘛的希望也就随之破灭。
失望的达赖喇嘛和流亡的噶厦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进行谈判。毕竟对于达赖喇嘛来说，与中共保持接触对话，仅仅是谈判一方的身份，就能够使他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同时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也会得到相应证明。但在后来的几年，谈判双方总是局限在通过媒体不停提出自己的或反驳对方的先决条件和谈判态度，而从未有过真正认真坐下来进行实质性的谈判。这期间达赖喇嘛不断提出了他对西藏未来的政治构想，从“五点和平计划”到“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些政治构想中共会有何反应能否接受？这些问题达赖喇嘛似乎从未想过，于是中共的冷淡使所谓谈判变成了达赖喇嘛一方的自说自话。
达赖喇嘛和流亡者削足适履的谈判方式，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不过国际形势的变化，常常会带来新的启示和希望。他们开始从世界上某些相似事件中模仿和学习。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国王巴列维的伊斯兰革命，通过不流血的“非暴力”群众运动完成了政权更换。伊朗的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开创的“霍梅尼道路”使达赖喇嘛受到启发，因为霍梅尼与他一样，除了宗教影响之外一无所有，但霍梅尼短短一年就使得他的革命成功，这些都应该是宗教的力量。于是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西藏的霍梅尼道路”。
几年过去，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运动没有给他带来重返西藏的希望，只是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知道当达赖喇嘛在决定学习霍梅尼的时候，是否把西藏与伊朗，佛教与伊斯兰教作过理性的对比，是否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区别。（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