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愧，此非道听途说，国人（部分）之如厕文明乃始于联军刺刀：
郑观应1890年所见：“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 (《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P663)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北京，当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全城禁止随地大小便。这种全城禁止，纯以武力威慑为后盾。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曾见到“另一国人士为了宣扬他们清洁的信条，射杀任何在公众场所便溺的人”。（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P348。）
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仲芳氏记：“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
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P61。P33，P61)
在辽东营口， “查街除秽之俄兵，每见途巷之中，墙垣之下，有遗留之粪溺，皆不肯用铁锹掇除，辄逼迫左近商民，以手捧掬远移焉。……职是之故，深结众怨。后复有派人以手捧粪之事，遽被华民捧粪污，掷俄兵面目，遂远遁焉。
禁止随地大小便后，民众频频抱怨生活不方便：“人言藉藉，多称不便。缘各胡同内，皆系住户，距厕较远，既不得随意便溺，左近又无官厕……”(《大公报》光绪三十年二月初八，第3版。)
联军控制下的天津，也是同样的情形。天津文化人士储仁逊，曾目睹一名外国士兵在发现一名十余岁的中国少年随地大便后，用刺刀威胁少年以双手将大便捧至指定之处。（储仁逊，《闻见录》，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三）
1902年，《大公报》如此报道联军离开后的天津：“洋官经理时，街道极为洁净，刻下则粪溺狼藉，又复旧观矣。”1904年，《大公报》又报道，天津街头“来往行人任便当街撒尿，并无人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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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先生文，风格独异，虽情绪堆砌多于分析推理，然鲜有道听途说之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