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失守沦陷，人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国家教育体系面临崩溃。临危受命的民国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迁徙，全国近百所大学、数万名师生员工及家属、不计其数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冒着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和连天炮火，历尽千难万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西迁内地、乱世办学，为中华民族保存和培养了大量教育精华。著名旅美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将中国的抗战大转移喻为"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的《出埃及记》"。为了收容从战区和沦陷区逃出的中小学师生，在陈立夫的主持下还在大后方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并以无息贷金方式由国家供给费用，为这些失学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读书的机会。
连同两所国立女中、三所国立华侨中学以及其他几所冠以"国立"字头的中学，每年春秋两季滚动招生，招生总数在20万人以上。但是对于这一段历史似乎记载不多，2013年的一篇署名瞿雷的新浪博文《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传奇——国立中学》曾作了考证和描述：国立中学始建于1938年、结束于1946年，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为其配备的校长大都是当时的名人或政要。战后教育部给每个战区学生发放了毕业或转学证书和返乡路费，令各复员回籍继续学业，国立中学的番号撤销。八年抗战、八年办学，万千学子共赴国难、体恤时艰、笑对清贫。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像一台台巨大的炼钢炉，培养出大批国之栋梁。抗战胜利后这批学生怀着深厚的底蕴投身社会，为国家民族服务，大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老爸于1943至1946年间曾就读于甘肃天水国立五中，他生前偶尔讲述过一些在那里读书的片断，如徒步翻越秦岭等。上网查找时，发现了一篇2008年署名白尚礼的博文《国立五中在天水——一段史沉七十年鲜为人知的办学经历》(以下简称白文)，文中叙述了1938至1946年间国立五中在天水创办八年的历史，其间"在天水及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培育专家英才逾千，遍布海内外"。老爸留下厚厚一叠国立五中北京校友会编印的校友通讯《玉泉回音》，更是讲述了许多难忘动人的故事。
白文写道：1937年抗战军兴，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各阶层仁人志士云集陕甘两地，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查良钊代表教育部在西安办理战区青年的救济工作，"率领的西安收容战区中学师生1700余人，由陕西凤翔县步行至甘肃天水县 (今秦州区)，到达天水县后择陇东南天靖山道教圣地玉泉观为校本部，创办国立甘肃中学 (后改名为国立第五中学)，设甘谷、秦安、礼县三个分校，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开学，教师殚思极虑，学生奋发报国，屡以优异成绩名列全陇前茅并竭力传播进步思想、科学文化，......"， 使得地处大后方的天水在文化生活方面一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国立五中首任校长查良钊 (1897-1982)，字勉仲，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他早年留学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受业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与桑戴克。查良钊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1937年11月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后兼任西南联大训导长，抗战胜利后任在西南联大原址成立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曾参加蔡元培等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并与同仁合办《教育评论》，提倡科学教育。1949年夏，查良钊在昆明湖畔散步时，赋《赤子吟》以明志："孩子头，孩子头，有颗赤子心，为人服务何所愁。不怨天，不尤人，发挥赤子心，观化乐天更何求。"
查良钊一生服务于教育界近六十年，桃李满天下。他1954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兼训导长，1982年病逝于台北。提到查良钊，自然会联想到他的两位同族兄弟，即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民国九叶诗派重要成员穆旦 (查良铮) 及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 (查良镛)。穆旦是"木旦"的谐音，即将"查"字拆分，金庸大概是学了他的这位族兄，只不过一个上下拆、一个左右拆。
抗战期间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生全部住校，校舍一般借用祠堂、庙宇和空旷柴房，国立五中校本部和高中部就设在天水市秦州区城北天靖山麓的玉泉观。天水地跨秦岭南北，位于全国腹心，是西北咽喉要地。天水之名来源于"天河注水"的传说，享有人类始祖三皇之首伏羲故里及"易学之都"的美誉，并有"西北小上海"之称。玉泉观是中国著名道教宫观之一，因山上有一碧水莹莹、清甜透脑的玉泉，元代秦州教谕梁公弼建寺时吟有"山寺北郊，名山玉泉"之句而得名。据媒体报道和校友回忆，五中主要收容七七事变后西渡黄河、流亡南下的北方学生，在校师生约千人左右。
《玉泉回音》1998年国立五中60周年校庆特刊上刊登的校友何纪生的文章中写道："回想起1938年春天在西安登记、集合，坐火车到虢镇下车，当晚住在虢镇。次日出发去凤翔，一住就是十多天。在那些日子里查校长忙坏了，准备一路上同学们的食宿与安全。在天水的校舍以及一切供应物资等等，都要和西北的土皇上胡宗南交涉。办妥后查校长带我们一起跋山涉水，步行到天水，住进了玉泉观的小院里 ......。" 豫北沦陷后，很多在逃难途中与家人失散的儿童无亲可依，蒋夫人宋美龄在陕西省宝鸡县设立了"难童收养院"，后来这些孩子辗转插班进入五中初中部读书。
根据白文描述，天水县志在评价查良钊创办的国立五中时，称它为"甘肃教育史上的独特一章"。2003年五月一日国立五中迎来65周年校庆，虽然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但曾在这里就读过的师生仍旧念念不忘母校的一草一木。国立五中的校友们在今玉泉观入口旁的天靖山岱庙脚下，立下"国立第五中学纪念碑 (1938.5.1-1946.6.30) "一块，纪念碑正面上方镌刻"抗战期间国立五中故址"粗墨楷书，右下角附刻"陕西陇县张真管镌刻"一行正楷小字，下方简单介绍了国立五中创办的历史原由和经历，以及在天水办学期间的功绩。背面左侧镌刻"一九三八年，查良钊由陕入甘途中联语：关山万重为国为民的同志来此锻炼自己，途径多端自私自利的人们去吧免累他人"。背面右侧镌刻校友碑文一篇，全文抄录如下：
一九三七年，芦沟起烽烟。平津宁沪失，半壁河山陷。人民遭涂炭，全民齐抗战。
晋冀豫师生，负芨聚西安。校长查良钊，亲率度关山。辗转行千里，分批抵陇南。
总校设天靖，国立五中建。本部在玉泉，分校设三县。甘谷大象山，孔庙大成殿。
秦安泰山庙，礼县北后牌。原本是庙宇，权且作杏坛。三八年五一，开班续歌弦。
树林作课堂，马扎是伙伴。共读油灯下，席地抵足眠。师长椿萱爱，同窗棠棣贤。
相濡以沫存，痛痒切肤关。八年堪短暂，育才逾一千。抗战得胜利，天南地北还。
遍布海内外，为国做贡献。卓有成就者，要以百位算。陇渭父老恩，切切心中念。
白发耄耋年，日夜思玉泉。往事忆犹新，友谊愿永绵。寄望后来者，奋发更向前。
五中教室和宿舍都设在庙堂殿内，"人间天上"山门的门匾为天水书法家、五中教师张倩玉先生所题，大门外墙上书写了"发挥教育功能，充实民族力量"几个大字。宿舍位于偏殿内，小院取名为"枕戈待旦"和"闻鸡起舞"，冬天教室宿舍内均无火炉取暖，夜间宿舍外不时有野狼出没。晚自习每人一盏菜油灯，灯光微弱闪烁、室内黑影憧憧，殿中的神像在香烟缭绕中若隐若现。教师自编教材、自刻蜡版油印讲义，学生的练习本都是用土造的麻纸自己剪裁装订的。每日两餐八人蹲坐一圈围着菜盆和馍筐，常常是盐水煮萝卜或白菜，只有少许油星。馒头有时是用发霉的面粉蒸的，但撒上盐或辣椒面，学生们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天气转冷后，学生们的身上仍是逃难时的单衣薄衫，学校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国军换下来的破旧棉军服，成了独特的五中校服。
寒假里一些家在沦陷区的女生有家归不得，常常坐在八角亭上唱歌"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寂静的晚上，想起了我的故乡"。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学生们依然安之若素、苦中作乐，寻觅彩虹般的青春梦想。五中学生开风气之先，女生中流行紧身短式阴丹士林蓝旗袍，并开异性挽手同行的先河。今录五中校友回忆当年学习生活的诗二首 "忆昔当年在五中，国破家亡庆余生；背井离乡苦流浪，同病相怜同舟共。" "校舍朦胧柳色中，读书又在桃花丛；莺歌伴读书声美，人面映花花更红。"
从敌占区和前方后撤的教师们，多数是战前各省市中学资深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对学生呕心沥血地谆谆教导、循循善诱，使众弟子进德修业，与日俱增。国立五中的教师很多毕业于清华、北大、北师大和华北各省高等学府甚至留学归来，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有些教师还参加过讨袁护国军、"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校友们最怀念的三位校长是查良钊、李赞亭和许莲溪。李赞亭是一位画家和书法家，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位院长常书鸿的秘书，1950年代当选为甘肃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许莲溪是国民党政要，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44年转任新疆教育厅厅长并兼任新疆学院 (新疆大学前身) 院长。
国立五中是天水县第一所拥有初高中两部的完全中学，全校师生苦教苦学蔚然成风。老师们淡泊名利、爱国敬业、以校为家、爱生如子，学生们背井离乡、刻苦攻读、砥砺品格、追求新知。历年五中参加甘肃省高中会考的学生，成绩均名列前茅，大部分学生高中毕业后都考入大学继续深造，很多人日后成为各行各业的知名学者和高级专家。第一位在五中高中部毕业的天水人名为王效仁，考进当时内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后轰动全县。五中虽地处偏远，但学生们积极投身抗战救亡运动，不时演出各类抗日街头剧、举行抗战歌咏会和美术展览，如脍炙人口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都是五中学生率先在天水唱起来的。
五中教师也为当地中学争相聘任兼职，国文老师陈连绶博学精思、刚正豁达，古典文化根底深厚，书法和医术均有很深造诣。毕业于北师大的历史老师谷凤池教学生动形象、深入浅出。英文老师李仲威讲课精益求精，早年首创幼儿师范与音乐艺术专科，大力推进乡村文化教育。国文老师薄坚石曾受教于章太炎先生，一生著述甚丰。校友们回忆起来的还有留日归来的糕赞庭和齐白石真传弟子糕文楷兄弟、刘滋培和刘仲芳伉俪、一片慈心的训导员窦志宏、博学多识的地理老师崔述周、口若悬河的独腿历史老师刘锐卿、发音纯正的英文老师魏牟生、声若洪钟的生物老师康继魁、徒手画圆的数学老师葛子严、嗓音高亢圆润的音乐老师杨宪章等三十多位老师。
抗战后期的末任校长赵铁寒原为西北农学院教授，倡导学生自办报刊、开辩论会，学术活动遍及全校，当时最有影响的是高三同学创办的《正宏报》。五中的一位知名校友是"七月诗派"的重要成员、2013年过世的杰出诗人牛汉，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至1949年国统区以胡风为中心的重要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牛汉的处女作是一首歌颂抗战的百行长诗，1939年七月七日刊登在五中墙报上，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谷风"，牛汉和2016年辞世的现代古典文学名流霍松林都曾经是陈连绶先生的弟子。五中解散后，老师们转入其他大中学校继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就斐然，也有的老师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抑郁而终。图片依次为糕文楷老师的国画、牛汉先生和霍松林先生的墨宝。
老爸在国立五中读书期间的学号是219，住在玉泉观的枕戈待旦院。他在《玉泉回音》1999年第9期 (总第18期) 中回忆道："我1943年五月从洛阳失学青年进修班分配至五中，记得同行有陈国林、戴振霖、李勉等。坐闷罐车到宝鸡，三五成群，徒步翻越秦岭向西进发。当时16岁，可称潇洒。至双石楠脚上打了血泡，再难走动，搭黄鱼车到天水，吃尽苦头。五月底到校甄别考试，许校长看我年纪个头太小、又面黄肌瘦，点名时问我有否肺病。我说'校长俺没病，就是老觉着饿得慌'，大家都笑了。因补习两月成了秋季班，分到高一下班，在校两年半于1945年冬季毕业。当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老师个个都很棒，记得教几何的女老师刘淑端对我影响最深也最大。1945年十月因营养不良得了胸膜炎，住院两周。当时条件差，积水未抽由自身吸收，至今落下个胸膜粘连，影响肺呼吸，一直身体不好。"
老爸还写道："1945年秋我和晏同珍住关帝庙一小屋，朝夕切磋，友情至深。1946年初刚毕业，和顾心印、李伯崎同去宝鸡 (宝天路刚通) 惠工中小学任教，当时留校未走的同学办了补习班。1946年三月接母校教务处通知说，我住院期间缺一门外国地理平时考试分数，要补考一次才算毕业。上火车后因车厢里太挤，受不了下了车，未去补考就算没毕业。当时已先发给临时毕业证明书，等上报教育部验印后再换发正式证书。为此一气之下回校开了肄业证书，当时想有一张毕业证明书，实在不行就按同等学历高考。七月和顾心印回到上海，报考了六所大学。我考取了上海、唐山、北方及武汉四所大学，大多是数学系，后觉学工饭碗有保证就与梁启第同去 (交通大学) 唐山工学院学习。当时只知晏同珍考入清华、张汉清考入北大、顾心印考入上海商学院。我从未领到过五中毕业证书，至今此事留为笑谈。"
没想到一生谨慎的老爸年轻时还有如此"任性"之举，他的同窗好友晏同珍先生回忆老爸"在校时一口河南话"，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当然那个"俺"字已暴露了蛛丝马迹。网查晏同珍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为著名工程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教授、中国滑坡科学的奠基人，但已于2000年77岁时过世。老爸的另一位同窗张汉清先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2011年88岁时过世。图为天水五中赵铁寒校长于1945年12月给老爸签发的"临时毕业证明书"及1946年六月签发的"肄业证书" (笔者摄)。
五中师生关心国是、热心社会，不能不提的两件事就是参加青年军和筹建平民中学。1944年中国军队正面战场湘桂大溃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以提高军队素质，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知识青年投笔从戎成为当时一大潮流，各地征集人数很快突破了原定十万人的数额。1944年12月成立青年远征军，125500位知识青年经甄选合格陆续入营，共编三个军九个师，番号从201到209师，另二个团，大致是美械轻步兵师编制，每师约有11000人。
五中学生大部分来自沦陷区，抗日心情十分迫切，因此也踊跃报名。据孟明校友回忆，仅礼县分校就有200多人从军，其中他的班级有三分之二同学报名，老师们还亲手做菜为他们践行，老爸同班也至少有八人参加青年军。1945年七月一日，蒋中正曾飞往天水视察驻扎该地的206师。焦诗松校友在《玉泉回音》1999年第5期 (总第14期) 中写道："当时我也报名参加了，1945年初入伍编训于青年军206师炮兵营，206师所辖616、618两团在汉中、617团在天水。与蒋检阅天水青年军同时，他派一政治主任到汉中慰问青年军。...... 解放后我当时的爱国之举被视为历史污点，没少写检查受批斗。"
抗战胜利后，国立五中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46年六月三十日停办，老师同学们依依惜别、各奔前程。次年五月五日五中天水校友会成立，与会四十多位师生一致通过决议，筹建一所平民中学以援救失学少年，并使五中优良校风赖以延续。新校定名为"五五中学"，经费向社会募集，原五中师生义务任教。当年九月一日正式开学，校址选在玉泉观旁的万寿庵，也是原五中校舍的一部分。
积极参与筹建新校的李溪林校友在《玉泉回音》1999年第7期 (总第1期) 中写道："天水当时只有天中、县中、师范、女师等几所中等学校，多数小学毕业生只能望校兴叹、失学在家。添了这所新学校，收费又低，学生们奔走相告，原拟招生一个班容不下，只得增为两个班。" "我们白天一边安排教学活动、一边调理伙食让学生吃饱吃好，入夜还要查铺盖被，以防学生们受凉感冒。我们这些曾经备受老师关怀的国立五中学生，这时依样画葫芦，以同样的爱心呵护这群离家住校的孩子。" 五五中学于1949年并入天水县中，在短短的两年内为百余名失学少年开辟了一片学习园地，也使得国立五中的生命得到延续。
国立五中校友通讯《玉泉回音》(笔者摄) 于1994年创刊，我家中现有1998至2000年各期。主编樊汝武先生似与老爸同级，从1938年建校至1946年高中毕业，一直在五中度过。他在五中读书时多才多艺、痴迷乐器，毕业后就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科和西南军大艺术学院 (西安音乐学院的前身)，后成为一名乐器高级技师。樊家兄妹四人皆为五中校友，其父是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生，曾任五中体育干事。因此他对五中感情极深，每期《玉泉回音》的编写、打字、复印、邮寄基本上是由他一人打理，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二十多年前的通讯手段远不如现在这样先进便利，对于年逾古稀的老人家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玉泉回音》为五中校友们提供了一个回忆往事、传递友谊、联络感情的平台，也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带来无穷的温馨和乐趣。一位校友写道："众多师友音容笑貌瞬间传至面前，我又一次生活在六十年前那个龙腾虎跃的大集体里，我兴奋、我激动。接信后的两个夜晚捧着你寄来的刊物，按捺不住心头的跳动，直读到次日一时左右。" 何纪生校友写道："恐怕局外人难以相像、也更难理解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头老婆婆们见面时的那种疯狂样子，握着手还捶打对方，继之又拥抱在一起、且拍打着对方的背的热烈场面。然后才手拉着手或肩并着肩、或互相诉说着别后半个世纪各自的往事，恨不得一股脑都倒给同学们！ "
这些五中校友们当年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如今又是多年过去，今日最年轻的也已90后了，在世者恐已寥寥无几。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长辈们，老爸生前也很少提及他的中学老师和同学，但细细阅读这些《玉泉回音》，仿佛看到了玉泉观内的苍松翠柏、暮鼓晨钟，听到了青年学子的朗朗书声和激昂歌声，并为长辈们几十年不变的师生情、同窗谊深深感染和感动。李溪林校友是这样诠释其中原因的："1. 当时正值少年，是人生感情最真挚最丰富之期，事无巨细，终生难忘；2. 当时正处民族危难之秋，国破家亡，同为天涯沦落人，同命相怜；3. 三、四十年代民风淳朴，西北山民更有魏汉遗风，人与人抛心沥胆，那高亢激越的秦腔叙述的侠肝义胆故事，熏陶了咱们那一代人的思想感情，故而现在谈起话来，句句真情。"
说来也许是巧合或是轮回，老爸与我分别在外傅之年遭遇八年抗战和十年内乱，中小学的大半时期均在动荡年代度过。老爸16岁时与同学一起为求学徒步翻越秦岭，而我则在30年之后随父母乘火车穿过秦岭隧道内迁大西南。不同之处是，在外敌入侵的年代父辈仍然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而吾辈的经历真是不可言说，个中对比耐人寻味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每一个凡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江河。本文原稿收入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战时中国/战时教育/战时国立中学/国立五中"栏目，文中图片除特别指明外，均来自网络。
原稿：2017-04-05 修改：2020-0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