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七：寂寞天涯
盖瑞·坦普
1959年2月3日，我乘坐远洋巨轮斯特拉斯登（Stratheden）号驶出泰晤士河，驶入大西洋。全家人都到港口来给我送行。作为男子汉，我没有哭。我眼看着家人远去了，伦敦远去了，英国远去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远去了，我的新大陆之旅开始了。
“大兄弟运动”
我是船上最年轻的移民，只有16岁零3个月大。大西洋上的风浪越来越大，我们的船上约有1000名乘客，船开了不久，大多数人开始晕船呕吐。巨大的餐厅里空空荡荡。我却毫无不适的感觉，不但在船上四处转悠，还每顿饭都照吃不误。我觉得远洋航行实在是美事一桩。别人惊讶我怎么就一点儿也不晕船呢？我后来才想起，虽然我只见过生父一面，但我毕竟是渔民和海员的后代啊。我家祖祖辈辈都吃大海这碗饭，都在大西洋上拼搏。我本来也会以大海为生的，是妈妈的选择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们的船经过地中海，在希腊接了一些人，又经过印度的孟买，再横越印度洋到达澳洲西部的弗里曼特尔港，然后绕过澳洲南部到达墨尔本。5周之后，我们的远洋巨轮总算到达终点，也就是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在悉尼港一上岸，“大兄弟运动”的人就把我们送到远西郊费菲（Fairfield）区附近的一个营地。
帮助新移民来澳洲的“大兄弟运动”始于1925年。从1947年起，这个组织在这片空地上，建设了一个牧场式的营地。刚下船的人在这个营地学挤奶，学骑马，学园艺，学锯木头，学喂牛赶羊，总之，学习在这个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何生存的基本技能。
几十年之后，这里已变成一个对外开放的牧场，饲养了各种动物与牲畜，还有剪羊毛与狗赶羊等各种表演。2009年，我终于找到这里，带妻子楣来参观。对她来说，这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牧场或者动物园吧。对我来说，这可是50年的故地重游啊！50年，整整50年过去了，我才想到要与妻子携手讲述我们的故事，才认认真真地来翻检旧事，寻访故地。
牧场当年的一些旧物消失了，房舍都重建了。然而，大厅里张贴着“大兄弟运动”的史料，完好地保存着当年的照片与一些旧物。我没有在照片里找到自己，却在那些年轻的脸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和妻子坐上游览车，在牧场里转了一大圈。周围起伏的山坡、一片片的湖泊、还有那些参天的大树仿佛在对我说：“嘿，盖瑞，你终于回来啦？你去哪儿啦？你这些年好吗？”啊，梦境一般的往事涌入脑海。
二次大战之后，澳洲的各行各业缺少大量劳力，广大的乡村尤为如此。当时的澳洲政府还实行白澳政策，有色人种一概不受欢迎，所以就只得不惜功本尽量吸纳欧洲移民。除了在英国实行只交10英镑就可移民的政策外，澳洲还从希腊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吸纳了大批移民。
几周之后，营地负责人开始把我们这批人分配到需要人的牧场与农场去。大伙把20分的硬币扔进一个罐头盒，说将来谁去的地方最远，谁就把罐头盒捧走。我满脑子充满了浪漫的念头，我想到塔斯马尼亚岛上去摘苹果。但是那时不是摘苹果的季节，营地负责人问我愿意不愿意去纽省北部沃盖特(Walgett)的一个牧场？我不知沃盖特在哪儿，想都没想就说愿意。
偏远的大牧场
我哪儿知道，沃盖特非常偏远，在悉尼北边700公里之外，比所有人要去的地方都远，伙伴们就把那只装满硬币的罐头盒给了我。我捧着沉甸甸的罐头盒与伙伴们告别，不知自己是该庆幸还是担忧？负责人把我车到悉尼的中央火车站，告诉我先坐一夜火车去500多公里外的那瑞比（Narrabri）；清晨再换乘乡村窄轨火车去一个叫俄瑞俄瑞（Eurie Eurie）的小站，那里会有人来接我。
第二天，窄轨火车在荒原上走啊走，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司机让我下车，说这就是我要到的小站。小站上有一个棚子，我提着我的箱子、行李下了车，站在棚子下面，眼看着火车开走了，远去了，完完全全消失在天际了。荒原上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一个人影，除了远去的铁轨和一条土路之外，就是随风摇弋的荒草。我这才意识到我来到了连上帝都遗忘的地方。
我焦灼地望着土路的尽头，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亮点。亮点一点点走近，我看出这是一辆开着车灯的吉普车。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下车，把我的行李往车上一放，说了句：“上车吧！”在路上他才告诉我，他叫汤尼（Tony），他爸爸大卫（David）拥有一个很大的养羊的牧场。
车在泥泞的道路上颠簸，还在半路上坏了，费尽周折，我们终于到达牧场。汤尼没有把我带到他们家的大房子，却指着一个简陋的棚子对我说：“你就住在这里。”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啊？这就是我住的地方？我离开现代化的英国，辞去在伦敦大百货公司的轻松工作，放弃英国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跋涉万里到澳洲，难道就要住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小棚子里吗？
棚子旁边是草料仓库和工具设备仓库，旁边还有一个昼夜轰鸣的小发电机。草料仓库是老鼠的家园，它们在我的小棚里上窜下跳。天气温暖时，蛇也会来光顾，还有很大的蜘蛛到处乱爬。住在这样的地方，真的需要极大的勇气。幸亏我是军事寄宿学校出身，胆子很大。厕所是原始的，地上挖了个坑而已，没有冲水设备。洗澡无论冬夏只有冷水，没有洗衣机。
吃饭的时候，我和其他工人都去牧场主人家的大房子里就餐。那儿有一个大厨房。牧场主大卫的妻子给大家做饭。她非常勤劳，做各种繁重的家务，几乎没有闲暇。她唯一的娱乐是听听收音机，是那种装电池的旧收音机。
每天清晨，我先给奶牛们挤奶；早餐后，在大厨房里洗大堆的碗碟；然后出去干活，修渠、修篱笆或给羊群洗澡，每天干到天黑。每周，我还得负责宰几只羊。工资先是每周挣3英镑，后来长到4英镑。那时，澳洲还沿用英国的货币体系。
枪法准的小子
16岁的我，除了万分后悔来到澳洲这荒郊野外过这种艰苦的生活之外，似乎别无他途。我不懂也不知道该如何脱离牧场找到更好的生活。牧场上的生活不但艰苦而且寂寞，只有每几周的小镇购物之行能给我一点点快乐。镇上那时大概有数百居民，有一些商店。一到镇上，我先到酒吧的卫生间里痛痛快快地上厕所，然后买些巧克力，再买些杂志。我发现，小镇上竟有商店卖枪，我决定买一只便宜的旧步枪，准备有空儿时练练射击。
那时，澳洲的偏远牧场和农场一般都有枪。大卫和他的儿子汤尼看到我买了枪，很好奇地说：“盖瑞，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枪法如何？”当时我们的吉普车正在土路上行驶，我叫他们停车。大卫要教我怎么往枪里装子弹，我不用他教，很快就装好子弹，举枪向远处一只奔跑的野袋鼠瞄准。只听枪声一响，袋鼠应声倒地。大卫和汤尼这才真相信我是在英国上过军事寄宿学校的。这件事传开之后，牧场上的其他职工都说：“以后可别欺负盖瑞这小子，他的枪法可准了，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时澳洲人很看不起新移民，欺生得厉害。有人就经常骂我：“你这个英国小兔崽子！”
初到澳洲的经历使我很同情新移民在澳洲的处境。我来自英国，与澳洲人可谓同宗同族，母语都是英语，只不过初来乍到，就受他们歧视和欺负，何况南欧移民，尤其是后来的亚洲移民和非洲移民更是如此。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保持着与在新加坡的父母通信。我常常想念家人，想着将来赚够了钱，就去新加坡探望家人。有一天，我接到父亲的信，信上说他与母亲离婚了，他不得不把正在新加坡上学的两个妹妹送回英国上寄宿学校，自己再回新加坡上班。
原来，母亲在新加坡认识了一位在国际大石油公司任职的美国男子，她计划与他私奔。父亲知道了就说：“你不用私奔了，我也受够了。我们离婚吧！”我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对母亲几乎是彻底失望了。我觉得母亲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我和妹妹们，她把我们的家彻底拆散了。一气之下，我不再给母亲写信。
我以最大的毅力在牧场上坚持忍耐。但是一年之后，我决定离开，我觉得外面找工作再困难我也得走。大卫很好心，他说：“你要走，我不拦你，我车你去沃盖特。不过，你要是找不到工作，还可以回来。”
两次受骗
我很幸运，在沃盖特镇上，我找到了一个寄宿处。我没有那么多钱住单间，但总算在屋顶下有了一个床铺。这总比住在牧场上的棚子里，与老鼠、蜘蛛和蛇做伴强多了。澳洲城乡都有这种政府资助的寄宿处，供给一些低收入的人士居住。
我们那儿住的大多是刚来的移民，大家都在四处找工作。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说，他在镇上找到给人油漆房子的工作，他希望我做他的帮手。我很高兴去挣这份钱，也学学油漆房子的技术。这件活要干一些日子，房主说干完活给钱。
有一天，我正在兴致勃勃地刷漆，同住的一名男子来了。他说，他决定去悉尼，想买我的皮箱。我说可以，你把我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我的床罩里就行了。他给了我皮箱钱，临走时悄悄对我说：“你的油漆工朋友，他不会给你工钱的，一旦收到房主的钱他就会跑的。”他的话吓了我一跳，我决定小心地看住我的油漆工朋友。
没想到那天晚上收工之后回到寄宿处，我发现不但我的皮箱被拿走了，我的毛外套、皮靴、皮鞋、衬衫和裤子也全被席卷一空。这些从英国带来的衣物我在牧场上舍不得穿，还是新的。但是，这位把我的东西洗劫一空的人早已远走高飞。我除了自认倒霉之外，完全无计可施。
房子终于油漆完了。我的油漆工朋友对我说，房主明天早上去银行取钱，然后给他钱，他就可以给我了。可是第二天清早，我却发现他的铺位已经空了。原来，我们干活的最后一天，房主已经把钱给他了。他当时是怀揣着钱骗我，然后半夜逃跑了。
仅仅离开牧场两周，我已两次被骗，而且现在连寄宿处的房租都交不出了。我想起牧场主大卫的话，看来在外面闯荡不容易，特别是像我这样毫无社会经验的天真小子。就在我走投无路之时，管理寄宿处的年轻夫妇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们是希腊移民，很同情我的遭遇。妻子忙于照顾很小的孩子，就让我帮着他们打扫卫生，洗厕所，挣自己的住宿钱。有一天，那位妻子突然说，沃盖特镇上的一对希腊兄弟开了一个咖啡馆，缺少人手。她已经向他们推荐了我，让我快去见他们。我立刻飞奔到那个咖啡馆。
小咖啡馆浪漫
咖啡馆卖汉堡包、炸鱼、炸薯条、三明治，当然还有各种饮料。希腊兄弟俩一看我果然干活卖力，不怕脏不怕累，当即就留下我了。
他们俩在镇外租了一所房子，给了我一间睡房。房子里有抽水马桶，有洗衣机，而且没有老鼠，没有蛇。这使我大为满意，我总算又回到文明社会了。我买了一辆自行车，以便骑车去咖啡馆上班。与牧场的活相比，咖啡馆的活就轻松多了。
我很快就和常常到咖啡馆里来的小伙子大姑娘们混熟了。我还不由自主与一位姑娘堕入爱河，我俩常常瞒着姑娘的父母在她家偷偷幽会。希腊兄弟自然知道这个秘密，但是他们替我保密，替我高兴。
有一次，这位姑娘去了另一个地方。晚上，她打电话到希腊兄弟家中，让我骑车去找她。我为难地说：“那地方那么远，我骑车去太远了，我怎么能去……”这时，我突然听见电话中转站的人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去……”
我被吓了一跳。本来我们俩是瞒着姑娘的父母悄悄来往。现在，电话中转站的人知道了，意味着风声走漏了，消息会在镇上立刻传开，她的父母马上会知道，会来找我算账。我想来想去，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一复杂的情况。情急之下，我想，咖啡馆的工只好放弃了，我只能一走了之了。
这时候，沃盖特镇上正好在招募长途转送牲口的人。他们要把大批的羊从北边的昆士兰（Queensland）省转送到纽省南边的一个大牧场去，路途非常遥远。我从没干过这个活，但还是毅然跟他们走了。
千里送羊
我的工作是骑着马赶羊。羊群一边沿路吃草一边走，一天只能走几公里。路边的草地是属于政府的，铁丝网里才属于私人。羊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草，羊就不会掉膘，才能卖好价钱。那时，澳洲的公路不发达，也没有那么多大卡车，羊群就是这样长途运送的。
晚上，我们把羊圈在活动的羊圈里，由狗来值夜照料。另外有人专管马群，马是要换的，一天供人骑，一天一边吃草一边走。我们一天十几个小时骑在马背上奔波，非常辛苦；晚上则住在帐篷里，实实在在的风餐露宿。
有一天，正赶上圣诞节，我们仍在昆省境内，天却下起了大雨，连续几个小时都不停。我们身在旷野，无处避雨，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冷得簌簌发抖。到了晚上，雨还在下，帐篷里到处湿漉漉的，雨点噗噗啦啦打在帐篷上。我的心中一阵悲苦，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凄惨的圣诞夜了。我想起在英国的圣诞节，有壁炉，有火鸡，有巧克力，和家人在一起，多么快活啊！我明白，我一定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千万不能再过这样糟糕的日子了。
等我们又回到沃盖特镇时，我对赶牲口的老板说，我不干了，你再找别人吧。沃盖特镇上有个职业介绍所，我被介绍到很远的一个牧场。出乎我的意料，这个牧场上平时只有一个男人——牧场的主人。他的妻子忍受不了牧场上的寂寞，带着孩子们搬到南面的大镇奥兰治(Orange)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熟悉了牧场的情况，牧场主就把一切都交给我，自己则去奥兰治与妻子孩子团聚。他常常数周不归，只在晚间来一个电话，询问一下情况。一个人照管这个牧场并不是太难，难的是独自在这里生存。
野猪最危险
周围除了旷野就是旷野，没有一个人影，当然更没有电视或者收音机。我如果想吃鱼，就要自己去河里捞；我如果想吃肉，那么我就得杀一只羊，或者用枪打死一只袋鼠或野猪。其实，袋鼠肉和野猪肉并不适合人类食用，里面有很多细菌。假如你没有相应的知识，还是不要吃它们为妙。所以，我通常是吃罐头、鱼和鸡蛋。
我得常常开着吉普车在牧场周围巡视，看看羊群与牛群是不是有水喝，羊圈和牛圈的篱笆是否完好，羊群与牛群是不是有生病的迹象。不管我去哪儿，我从来都带着子弹上膛的步枪。在水泵附近，经常有毒蛇出没，而最危险的就是野猪。它们是很凶猛的野兽，长长的牙齿是致命的武器。有的雄性野猪身体长达三米，它们有时能把马的前腿撕裂。假如碰上攻击性强的野猪，你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大口径步枪射中它的头、脖子或两肋。假如你的子弹打在野猪肩膀等皮厚部位，你只能激怒它，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幸亏，我不仅枪法好，我的枪也是又轻便又先进的。
除了野猪之外，老鹰和蛇也常常来攻击小羊，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它们。牧场上的看羊狗不时需要吃肉，我只好隔些天打死一只袋鼠。所以，枪成了我不离左右的最好伙伴。夜晚星星和月亮特别的亮，野猫在远处一声声地嚎叫。这种寂寞与危险的生活把我快折磨疯了，几个月后，我攒了一点钱，就对牧场主说：“我必须得离开，我实在受不了了。”
那是1962年3月，我到达澳洲整整3年了，我也快满20岁了。3年艰苦寂寞的乡间生活可把我整苦了。我决定离开乡下，去城里去悉尼去有人类文明的地方找工作。
重归悉尼
我在悉尼城东租到一间房子，还幸运地在附近的一家修车行找到了工作。我整日穿着又脏又油的工作服清洗汽车零部件，清洗车行内内外外。可是下了班，我的好时光就来了。我飞快地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就上街去玩。那里离市中心数步之遥，商店、电影院、餐馆、酒吧一家挨着一家，到处都是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好热闹啊！我总算享受上城市生活了。
就在我到达悉尼不久的一天，警察突然来到我的住处敲门，这可把我吓了一跳。警察看出我紧张的样子，就很和蔼地说：“你的妈妈在悉尼，她正在找你，这是她的电话，你快给她打电话吧！”
我半天没说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假如我不去找她，犯不犯法？”
警察对我的问题很惊愕，但是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不犯法。”。
“那我就不找她！”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这样说出来了。
那次我真的没有去找母亲。我从小就非常崇拜依恋母亲。但是母亲不想为照顾孩子付出太多，把我长期放在寄宿学校，这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几年前，她又抛弃父亲私奔。就是因为她，我们的家离散了。从感情上来说，我难以原谅她。
当时母亲和她的美国丈夫正在悉尼，母亲对我拒绝见她大为生气，觉得我让她在家人亲戚圈里丢了面子。大概在几年之后吧，母亲早已离开了悉尼，我的火气也消散了一些，我和母亲终于取得联系，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不融洽不亲密的。父亲后来与一位去世同事的妻子结婚，他们的婚姻幸福长远。
就在悉尼车行修车期间，我找到一位女朋友。她比我大十几岁，可是我不在乎，我们很合得来，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我对她是很认真的。可是几个月后，她突然不由分说地提出要和我分手，她说她要回北澳首府达尔文去。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恋爱，失去了她的悉尼竟变得一片凄凉。我没法再在悉尼停留，停留一分钟就多一分痛苦。我带上简单的行李跑到悉尼中央火车站。当晚有一列开往纽省西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的火车。我想都没想就买票上了车。
我的漂泊生活又开始了。我在布罗肯希尔的一个牧场养了几个月牛；又跑到南澳首府阿德莱德（Adelaide）的码头上搬木头；后来又到了西澳的产麦区开联合收割机；再到西澳首府珀斯（Perth）当了一个学校的看门人。两年多的时间，我几乎跑遍了澳洲全境。这时，我已经满22岁了。我渐渐意识到，我应该好好谋划一下自己的将来，找一份能学到技术并且可以发挥我的专长的工作。
我再一次回到悉尼。它是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工作机会最多。我凭着一往无前的钻研精神，找到一份又一份工作，学到许多有用的知识。60年代后期，我满24岁之后，大妹凯瑟琳给我来信，说她参加了英国的传教团，到了太平洋上的小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我十分想念妹妹，我们在伦敦一别，好几年过去了。如今，她离澳洲这么近，我要飞去看她。我向就职的汽车配件厂辞职，准备动身。
巴布亚新几内亚
我那时对这个太平洋上的小岛毫无了解，但是悉尼有飞机直飞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首都摩尔兹比港（Port Moresby），这对我太方便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下了飞机可还有好多路要走，旅途方便可谓到此结束。
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巴布亚新几内亚还十分落后，摩尔兹比港就像人类文明的尽头，只有几条小街。而我得乘坐单引擎小飞机飞到海岛北面的拉巴拉巴（Rabaraba），然后沿海岸步行12公里，才能到达妹妹凯瑟琳所在的村庄。
我对小岛的热带气候全然不知，穿着厚厚的牛仔裤和长统靴，在小路上走了一会儿就热得满身大汗。路上我碰到一些当地人。他们不论男女都光着上身，皮肤又黑又亮。男人们穿着只护着下体的草兜，女人则穿着草裙。我们语言不通，只好互相微笑挥手。孩子们对我特别感兴趣，跟在我后面，又笑又跳不肯离开。我掏出妹妹凯瑟琳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好奇地挤在我身边看照片，而且马上就认出了凯瑟琳，终于把我带到了妹妹所在的村子。
我真佩服凯瑟琳，她这么一个20岁的年轻女子，竟与另一位女士从英国跑到这样蛮荒偏远的地方来传教。凯瑟琳把我领到一个大草棚前，说我就住在这里。草棚有竹子编的墙与树叶做成的窗，但是晚上一定要把门窗打开，好让凉风进来。这里没有电，没有电灯、电话，当然更没有电视、收音机和洗衣机了。
我和妹妹谈起别后的家事，也谈了岛上的情况。凯瑟琳告诉我，岛上妇女地位很低，当地人也不太看得起白人妇女，对白人男子却另眼相看，所以孩子们和男女青年老围着我。我和凯瑟琳在草棚里说话，这些孩子一直在草棚外面围着。凯瑟琳走后，我就吹灭了油灯，准备脱衣睡觉。我发现，黑暗中仍有好多黑亮的眼睛在盯着我。我想，他们大概想看看白人男子脱了衣服是什么样儿吧。
以后的几天，因为凯瑟琳还有工作要做，我就与村里的孩子们、男女青年们一起游逛，一起到海边游泳。他们喜欢看我带来的彩色杂志。我用英语给他们讲解，他们虽然似懂非懂，但是很开心。我们语言不通却相处甚欢。与我在澳洲大陆的生活相比，岛上的生活似乎更简单随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围的大自然显得很和谐。我甚至有点羡慕他们，并且开始怀疑西方人对这些岛民的看法与态度了。
星期天早上，我坐在妹妹凯瑟琳旁边，听牧师讲道，附近的村民甚至孩子们都来听。我不由得想：岛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很好吗？他们难道真的需要我们来给他们传道，告诉他们该信仰什么吗？40年之后，凯瑟琳给我寄来我与岛民孩子的合影，我不由感慨万千。我不知道这40年来，他们生活得如何？如果他们看到这张照片，还认得出自己吗？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那个瘦精精的白人小伙就是我吗？
假期飞快过去，我不得不与凯瑟琳告别。我们俩人都没有想到，我们的再次见面竟是几十年之后，不是在这个岛上，不是在我们的家乡英国，而是在美洲大陆。虽然我们几十年都没有机会重聚，但我对凯瑟琳深挚的手足之情始终未变。
冒险应聘
回到悉尼，我很快找到工作。我也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有了女朋友，业余时间我则埋头自修电子学。我特别喜欢阅读电子杂志，然后根据杂志的介绍买来零配件，自己动手组装各种仪器。我发现我对技术文章领会很快，动手能力也强，做出来的仪器非常有创意。为了学到系统的知识，我晚上去技术进修学院学习。我做这些纯粹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我并没有意识到，电子学对我将来的工作前景有多重要。不过，我越来越想找到与电子学有关的工作了。
几年后的一天，我看到报上一则广告，一家生产控制器的电子公司招聘技术人员，但是要求有电子学的大学毕业文凭。我明知自己没有这样的大学毕业文凭，却决定去试试看。我想，我的基础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又强，不妨去试它一试，反正失败了也毫无损失。
应聘的那天，服务经理拿出厚厚的操作手册说：“我们必须修复一系列记录器、控制器、转换器、高温测定器和其他测试设备。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根据操作手册就能够修理各种各样也许你从来也没见过的仪器。”说完，他随手翻开一大本操作手册。
看见上面密如蛛网的电路图如此复杂，我当时只觉得一阵眩晕。但是，我马上强自镇定下来，专注地盯视着那张电路图。我这才发现，这张图虽然巨大庞杂，但仔细分解之后，每部分又是清晰易解的。于是，我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给这位服务经理讲解。他见我讲得头头是道，又拿出另一大本操作手册，让我讲解另一张电路图。
这一次我充满信心，我刚一讲完，他就高兴地问：“你什么时候来上班？”
“星期一！”
我就这样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使出浑身解数干了起来。我虚心向公司的老员工学习，夜以继日地干，眼看着成批的仪器被我们修好了。
大约3周之后，服务经理走来对我说：“明天，你把你的大学毕业文凭复印件带来，我们得在人事部门那儿登记一下。”
“我没有大学毕业文凭。”这时，我决定说实话。
“什么？你没有？你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来应征的人全有大学文凭，有的人还有硕士、博士学位。结果，我谁也没要，就要了你！”
“他们的文凭有什么用？你不是说他们既看不懂操作规程和电路图，也修不了仪器吗？”
经理耸了耸肩膀，无奈地说：“那好吧，好吧，让我们来想个办法应付吧！”
我就这样在那家大公司干了下去，我的应聘成功了。后来，服务经理不但安排我在公司修理各种仪器，还让我开着车到其他公司上门修理。我发现，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工作。我天性好动，每天坐在工作台前修理仪器让我觉得沉闷；而到不同的公司上门修理，接触不同的公司与顾客却让我觉得新奇有趣。这不但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增进了我与人打交道的技巧。
20世纪70年代，我进入医疗测试仪器行业担任工程师。这就不仅需要电子、机械等方面的技能，还需要许多生物学与电脑软硬件方面的知识。而我对这些知识恰恰兴趣浓厚，电脑更是我的最爱。没有什么比你的个人爱好与你的工作完全契合更为理想了，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先后在几家美国医疗测试仪器跨国公司澳洲分部工作，以后就一直在这一领域发展，能力与经验自然不断增长。
这些跨国公司澳洲分部与亚太地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自70年代后期我开始经常去亚洲出差。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泰国等成了我的常来常往之地。亚洲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我几乎都跑遍了。对于一个在英格兰长大，在澳洲长期生活的西方人来说，亚洲一直是神奇遥远的异域。我先是对异国情调感到痴迷，后来就越来越能欣赏亚洲各国绚烂迷人的文化与不同的风俗习惯了。亚洲男女同事的精明干练也给我留下良好印象。我还惊讶地发现，亚洲人特别是女士有着极为执著的婚姻观念。当然，我那时还从未想过要找亚洲女士为妻，即使我的婚姻生活一波三折极为不顺，我也没动这个念头。
婚姻、母亲
我的初婚纯粹是个误会，很快就以离异告终。我还曾与另一位女士长期同居，但是我们的生活渐渐被不快与麻烦淹没，最后不得不以分手告终。我与埃玛的婚姻最初还是比较幸福的，我们是同事，相互了解。但是，我们结婚之后，婚姻的问题越来越多，我简直招架不了了。我的朋友、同事都认为我应该尽快离婚，一走了之，但是，我执迷不悟，不屈不饶地想维持这个婚姻。
我16岁离家，来到澳洲这个没有一个亲人的大陆，又在偏远的乡间生活了几年，尝够了寂寞孤独的滋味。我需要爱，需要亲情，需要家庭；我不怕辛苦，勇于奉献，我不在乎钱。我固执地以为只要我一心一意，不断努力，尽量满足她的需要，就一定能够感动妻子，建设起一个温馨的家园。
我与埃玛结婚数年之后，我母亲的美国丈夫与她离婚了。母亲有意来澳洲投靠我，80年代曾飞到澳洲度假。我陪母亲到处游玩，但是，我无意长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我觉得母亲很难相处。母亲也发现，与我和埃玛同住不是长久之计。
母亲回到英格兰，先在寄宿学校当舍监。后来，她又被猎头公司推荐给巴林皇后，给刚出生的小王子当保姆。巴林是波斯湾的一个岛国，却因盛产石油而财源滚滚。母亲不但容貌美丽风度优雅，而且很有教养，因此深得皇后欢心。她照顾小王子的日常起居，也教他英语和英国式礼仪。母亲非常尊重巴林的文化与宗教，与国王一家建立了融洽亲密的关系。每天晚上，她与国王一家共同进餐，她是晚餐桌上唯一的外国人。几年之后，她告老还乡，回到英国。
一天晚上，母亲正准备就寝，却有人敲门。来人说小王子病了，吵着要找他的保姆，皇后请母亲立即启程。
母亲说：“我买好机票，赶到那里，已是3天以后，小王子的病也许早就好了。”
来人却说：“请您赶快收拾一下随身东西，一切都为您准备好了。”
母亲提着小箱子走出门来，豪华轿车把她载到伦敦机场，巴林皇室的专机正在停机坪等待她。几小时后，母亲回到了小王子身边。后来，皇后又让母亲担任侍从女官，陪同在皇后身边。经母亲介绍，我的大妹妹凯瑟琳也曾为巴林皇室工作，管理调度皇室到欧洲各处参加赛马的马匹。十几年前，母亲退休，定居美国加州，因为凯瑟琳住在那里。自那时起，我有十几年没见过母亲，但是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我先前也和父亲通信。后来，父亲很少给我写回信，而总是让后母代笔。再后来，我妻子埃玛写信、打电话给父亲，诉说我的种种不是，希望父亲给我施加压力。父亲当然不想介入我们的夫妻纠纷，就慢慢与我们疏远了，后母也不再给我写信了。渐渐地，我们父子之间就中断了联系。我一直非常尊敬热爱父亲，也尊重我的后母，一想起他们心中总是涌起美好而失落的情绪。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