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约黄昏》之三：上海时代
辛夷楣
1946年5月，不满四岁的小盖瑞还在英格兰东部的海滩上玩耍时，我在太平洋岸边的东方名城上海出生了。我的出生非常神速，当时正是下午六点左右，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去吃晚饭了。他们回来一看，我妈妈的产门已经开了，可接生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好。他们就对我妈妈说：“你慢点，你慢点！”我妈妈急了：“我怎么慢得了？”当时，离预产期还有几天，但我这个小家伙急于出世。
圆圆
我刚生下来，医生照着我的小屁股就打了几下，想让我哭，可我偏不哭。医生就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拧了一下，还说：“这个丫头这么犟！”护士小姐则说：“你看她的头发又黑又长，可以马上去电烫了！”上海那时是很时髦的，而女人时兴电烫头发。
我的不爱哭，就从生下来一直保持着。这使我相信性格的一部份一定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我几个月时得了百日咳，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每逢打针，我都不哭，尽管周围的婴儿哭得山响。医生护士无不称奇，家里人则非常得意。
对于我的出生，最高兴的大概要算奶奶（外婆太拗口，我们从小管外婆叫奶奶）了。她二十几岁守寡，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不管住在娘家还是婆家，虽然衣食无忧，却尝尽了封建大家庭的人情冷暖。1938年，18岁的母亲不愿做亡国奴，只身从上海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奶奶带着患肺痨病的小女儿蜗居在沦陷区。她一提起“小日本儿”来，就恨得咬牙切齿。后来，她的小女儿、我的唯一的姨妈病逝，剩下了奶奶孤身一人。
1945年8月，“小日本儿”终于投降了。奶奶从合肥乡下赶到上海，我妈妈已经住进医院待产。奶奶第二天与女婿赶到医院时，不仅见到分别八年的唯一的女儿，还看到女儿身边站着年轻英俊的女婿，女儿怀里则抱着像个小肉团的我。奶奶心中的欢喜真是无法形容，她给我起了个小名“圆圆”，取一家团圆之意。这个名字起得好，团圆从此成了全家人的执著愿望。
妈妈奶水不足，爸爸决定给我吃美国进口的奶粉。这美国奶粉一吃，我便象气吹的一样，几个月就长得奇胖而且奇丑。俗话说，就是小孩长横了长趔了。奇胖不要紧，人人都喜欢胖娃娃。可这奇丑，对于一个女孩来讲就很麻烦了。我妈妈很美，我爸爸也长得很英俊，我则完全不像他们。爸爸一位老朋友的母亲把我抱在膝上，一边打屁股，一边说：“这个丑八怪，这个丑八怪！”
不过，因为家中当时的特殊情况，我这丑八怪却仍然受宠。姐姐1943年生在重庆，几个月时被带到昆明我的爷爷奶奶（这位是我父亲的妈妈，真的应该叫奶奶的）身边。爷爷奶奶把姐姐奉为掌上明珠。抗战胜利了，爸爸妈妈准备离开昆明去上海找工作时，妈妈已经怀了我。爷爷奶奶就说：“你们都又有了，这个大的一定要留给我们，否则不让你们走！”于是，姐姐就留在了昆明我的爷爷奶奶身边。
所以，当我在上海出生后，爸爸妈妈把对姐姐的爱也给了我，奶奶对我的爱更是不由分说。我小时还有一个怪毛病，每天晚上一定要爸爸抱着摇着才肯睡觉，妈妈奶奶都不行。如果爸爸回来晚了，我就咿咿呀呀地闹；但是只要一听见爸爸上楼梯的脚步声，我就乖乖地一声不响了。这种对爸爸的特殊依恋，大概大大地激发了他的父性。他也特别爱我。
2007年，我回北京探亲，我已经过了60岁，爸爸妈妈也都年近90了。一次聊天时，他俩又和我说起小时候的这件事儿。爸爸耸起长长的卷曲的眉毛，笑着说：“小孩真怪，你那时才几个月大，怎么就知道是谁的脚步声呢？”这真是一个难解的谜。难道小孩的耳朵也像狗一样灵？不过，我想我所以要爸爸抱着摇着睡觉，倒很好解释：我这么胖，爸爸比妈妈奶奶身强力壮，抱得舒服，想必给我更多安全感。
那时，我们住在上海虹口区北四川路底狄司威路（今溧阳路）1114弄的一幢洋房里，三层楼，爸爸家的许多亲戚都住在一起。我的老祖祖，也就是爸爸的爷爷奶奶，还有爸爸的三叔一家都住那里。我们住在三楼上。
我一岁零两个月时，大弟出生了。我爸是徐家的长房长孙，大弟就是老祖祖的长重孙了。一听说大弟出生了，老祖祖立刻对他的夫人女老祖说：“快去楼上看看圆圆，看有没有人照顾她？是她带了弟弟来！”
妈妈说，奶奶对我的偏心真是到了顶了。一般老人都极盼望早生孙子，但大弟一生下来，奶奶却笑着对他说：“夾着膀子挤，你姐姐刚生下来你就挤来干什么？”可见，大弟的出生并没有使我失宠。
我会走之后，就在楼上楼下到处转。堂姑、堂叔都喜欢我，管我叫“小熊猫”或“熊猫小姐”。有一次，我到了一个亲戚的房间里，看见一个锅，张口说：“这是我们家的！”那位亲戚就斥责道：“这么小就知道你们家的我们家的，不许乱说！”我那时候就嘴无遮拦，想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已经有了私有观念。看来，私有观念是太容易培养起来了。
妈妈说，我从小就极爱说话（这一点倒是与盖瑞相似）。晚上，躺在床上该睡觉了，我却七说八说不停嘴。妈妈一边在桌上改卷子，一边对我说：“圆圆睡觉了，明天再说吧！”我恳求道：“我还有一句话……”妈妈只得说：“那你就说吧！”可我只说了半句，就睡着了。
上海解放
1948年下半年起，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爸爸的二叔一家决定去香港。爸爸与二叔一向关系亲密。二叔与他深谈两次，要他一起走。二叔说：“共产党不会信任知识份子的，一定会整你们的！”
爸爸不信。他深知国民党的腐败，他相信共产党会给中国带来新生。他说：“共产党是绝对不会整我的。我帮过他们。定华（我妈妈的名字）的同学被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是我找朋友把她放出来的。”
妈妈自然更不会走了。那时她正在参与上海地下党准备迎接解放军的起义行动，但爸爸和家中的其他人不知道妈妈是地下党。
爸爸妈妈不走，3岁的我就有幸亲历上海解放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了。也许，那一段的日子与平日太不相同，给一个3岁孩子的印象太深了。有关上海解放的印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有图像有声音有色彩的比较完整的记忆。
我们家住的北四川路底，离国民党的凇沪警备司令部很近。爸爸妈妈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在这一带大打一仗，决定把奶奶、我和弟弟送到亲戚家去。他们则和妈妈的表弟——我的二舅以及住在那里的爸爸的朋友等看家留守，以防不测。他们说，乱兵也可能会来抢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那时，爸爸的爷爷奶奶与三叔一家已经搬到别处，二叔一家已经转道福建去香港了。
爸爸妈妈把我们送到亲戚李家老祖家就走了。这可把我乐坏了，我最喜欢到李家老祖这儿来。他们家人对我们特别的好，我还特别喜欢我的玩伴儿——外国小阿姨。他们的房子也挺有趣。这李家老祖是谁？外国小阿姨又是谁呢？
我奶奶（外婆）出身合肥大家，她嫁到肥东的张家。这张家与同乡李鸿章家世代结亲。李鸿章的大妹嫁给了妈妈的高祖张绍棠，张绍棠的子孙们又与李家结亲。李家老祖原名张继芬，是张绍棠的孙女，也是我外祖父的姑姑。她被许配给李鸿章的孙子、李经方的大儿子李国焘。李国焘是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与法国妻子生的，蓝眼睛高鼻梁，英国剑桥大学毕业，我们管他叫外国老太爷。
外国老太爷与妻子的这一桩不幸婚姻的内情，我们稍大之后，就听奶奶反复述说。李国焘在剑桥念书时，已有了英国女友。但他一毕业，父亲李经方就命令他立即回国，与张继芬成婚。他本打算告别英国女友，回国去说服父亲，没想到一回上海，就由不得他了。
他虽然遵从父命，与张继芬办了婚礼，但是拒绝同房。后来，他要娶张继芬带来的陪房丫头，张继芬马上同意了。她后来对我奶奶说：“他要娶几房姨太太都是可以的，与其让他娶外边的，不如让他娶我自己带过来的。”
后来，这位姨太太（小阿姨叫她好婆）生了外国小阿姨的父亲李家骍。外国老太爷又娶过其他的太太，生了一男一女，但是，他感情上始终不如意。他对自己的原配夫人张继芬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既尊重她的夫人地位与人品，对她的亲戚们也很好。
张继芬与我奶奶的婆婆也就是她的嫂子一向关系很近。她从小被琴棋书画地培养起来，一肚子古诗古文。我奶奶也喜欢古典文学。这在当时的妇女中实不多见。这一对姑姑与侄儿媳妇，年龄相差不太远，一见面就亲近起来。加之，我奶奶年轻守寡，李家老祖过着一种事实上的寡居生活，她们的共同语言也就越来越多了。许多年来，我奶奶每到上海，常常就住在李家老祖家。
当时，3岁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些，更不知道李鸿章何许人也，只晓得和年龄稍大的外国小阿姨玩得开心。她的皮肤又红又白，眼睛又黑又大，满头的卷发。我虽不懂自己奇丑，却觉得这位长得像外国人的小阿姨是极漂亮的。她有很多好看的洋娃娃，她的妈妈特别和气，不时来招呼我们，给我们吃饼干。
奶奶总是在二楼李家老祖房里聊天。李家老祖方方的脸盘，大大的眼睛，身材较胖。她老是坐在她的房间里，很少下楼。外国老太爷住在三层楼，他显得很严肃，我们小孩子从不敢上三楼去。好婆则总是楼上楼下忙个不停。二楼楼梯拐角处有个很大的卫生间。那卫生间不但有美丽的瓷砖、大澡盆和大镜子，窗台上、水池边还摆着一些漂亮的小花瓶、小瓷缸。
大概是住进来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大人们说，今天晚上要打仗了，不能睡在楼上了。他们就拿来许多席子，铺在楼下客厅里。那是1949年5月下旬，天气很热。奶奶让我和大弟都躺在席子上。
我看别人也都躺在席子上。可我怎么舍得睡呢？客厅里躺满了人，外面又热闹得很，砰砰乱响，天上一会闪红光一会闪绿光，还有一道道白色光柱，我看得眼花缭乱。奶奶说，那是照明弹和探照灯。奶奶生在1900年，从年轻时起，她就常“跑反”，也就是躲避战乱——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还有现在的解放战争，她全赶上了。所以，她一点不慌。
几天后的一个早上，爸爸妈妈来了，说是仗打完了，我家门口并未大打，国民党兵无心恋战都逃跑了，要接我们回家。乱哄哄中，我们回到了家。第二天，几个解放军战士就来敲门，说要借我们家的大灶煮饺子。我和大弟高兴坏了，好奇地围着这帮年轻的解放军叔叔转，看他们煮饺子。奶奶怕我们添乱，要把我们领走，我们死活不肯离开厨房。这时，解放军战士把煮好的饺子端到我们面前，我和大弟受宠若惊。奶奶连声致谢，又用勺子把饺子切开让我们吃。那一天，我和大弟跑前跑后，非常兴奋。
当然，革命的成功并不那么容易，也不是像大锅煮饺子那么好玩。连3岁的我都记得，刚解放那阵儿，上海很乱。国民党的飞机时常来轰炸搔扰，我们经常听到警报声。晚上，我家后门的弄堂里经常传来喊“救命”的声音。我吓得要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天晚上，妈妈下班回家被坏人跟踪，要抢她的钱。家里还遭了一次窃。
幼儿园
后来，外面的市面总算平静一些了，大人们决定送我去幼儿园。他们说，弄堂口的这家幼儿园办得不怎么好，但是离家近，所以，就先去那里试试吧。
在这之前，爸爸曾坚持要送我去市里一家很好的寄宿幼儿园。他的好友沈伯伯的两个儿子——大哥哥、小哥哥在那里，他们说很好。我只记得，幼儿园的老师让大家一起上厕所，小朋友们在尿盆上挤来挤去。晚上，我想小便，又怕黑不敢下床，最后只好尿在床上。这当然很不舒服，更可怕的是要挨骂。
奶奶说，周末我被接回来时，象个小傻子，不说不笑，手心滚烫。爸爸仍坚持要送，所以又送去了。但是，三周之后，奶奶坚决不同意再送了。谁也搞不懂，怎么欢蹦乱跳的我上了寄宿幼儿园会变成呆若木鸡的小傻子了？
我则永远对寄宿幼儿园、寄宿学校畏惧三分，以至几十年后遇到盖瑞，听他讲到对寄宿学校的反感，我从心里同情他。我把我的这段故事讲给他听。他果断地说：“很明显，你的个性被压抑了！”
弄堂口的这家幼儿园果然办得不怎么好。每天的中饭都是一样的——一搪瓷碗红菜汤，一搪瓷碗米饭。米饭可以添，红菜汤却不可以添。因此，我就觉得那汤好吃得要命，每天中午都很稀罕这碗汤，舍不得吃，可一会儿就喝完吃尽了。我对红菜汤的喜爱从此终身不变。几十年后，我跟盖瑞一起生活，我总是接长不短地煨上一锅红菜汤。他不怎么喜欢喝汤，但红菜汤里有多种蔬菜，他喜欢。
这家幼儿园的老师恐怕真是有点疏忽。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比我大的女孩子爬上树去。她招呼我也爬上去，我就跟在她后面往上爬。没想到，她不小心摔下来了，正好砸到我身上，我也摔下来了。树枝把我的大腿划破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淋漓。
我从小再疼也不哭，这次也一样。老师看我连哭都没哭，就把伤口随便地涂了些红药水，让我回家。奶奶那一阵子不在家，大概是回合肥老家了。我自己回了家，就对家中的阿姨说，我在幼儿园爬树，从树上摔下来了，大腿划破了。我穿着裙子，她没看见伤口。她见我连疼也不喊，就没有在意。
晚上妈妈下班回来，我已经睡觉了。她听见我在床上哼哼，心想这孩子是这么回事？她撩开被子一看，我的大腿上有伤，那血口子很长，肉往外翻着，把她着实吓了一跳。她赶紧找了药来给我涂上，又为我包扎好。妈妈决定再也不送我去弄堂口的这家幼儿园了。这件事我很难忘记。因为大腿上的这个长伤疤一直伴随我，而且我越长大，伤疤越长，后来竟与我的小拇指一样长。
我的大腿划破之后，家里就决定送我和大弟进另一家隔了两三条弄堂的稍远一点的幼儿园。那时，我大概快5岁了，大弟也快4岁了。那家幼儿园很好，我们班的邬老师尤其好。她年轻漂亮，人又和蔼可亲。我非常崇拜她，她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她让我们做什么，我总是努力去做，从此我变成一个很听话的好孩子。每个学期结束，奶奶去幼儿园开完家长会，总是笑呵呵地回来说：“圆圆又得了优良奖状，还免了学费！”
有个学期，奶奶又去开家长会，我却什么都没得到。奶奶奇怪地问邬老师：“圆圆犯了什么错吗？”“她打人！”“打谁？”“打她弟弟三三，三三报告我们的！”奶奶回来就笑着把详情讲给其他人听。家里人都笑，既笑我性格如此蛮横，竟然打弟弟耳光；也笑大弟人小主意大，不向家里人告状，却向幼儿园老师告状。
这件事的内情是这样的：那时，我可能5岁了，奶奶就让我放学带弟弟走回来。那是冬天，外面很冷，我俩把手揣在棉袍袖筒里往家走。到了家门口，我俩嫌冷，都不愿意把手伸出来拍门。我说：“你拍！”大弟说：“你拍！”这样耗了一会儿，我突然伸出手来，给了他一记耳光。他就把门拍开了，我俩就进了家。
我很为这件事后悔，想不到自己那时竟如此蛮横！既然伸出手来，就该拍门，怎么能打弟弟呢？那么，我又为何如此蛮横？我不敢再没良心地追根朔源责怪美国奶粉了。奶粉的产地与质量应该对婴儿的性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大弟的状告幼儿园老师却真值得大书特书。他如果告诉妈妈爸爸或奶奶，他们顶多骂我一顿，而绝不会有免除优良奖状的处罚，而我也许就不当一回事，很可能下次再犯。那时，我长得比他强壮，性格又蛮横，如果他不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是不足以保护他自己的。
还应提到的是，吃中国饭几年以后，我终于渐渐瘦下来。大人们开始说我长得像爸爸。像爸爸就好，我也不敢寄希望自己长得像风姿绰约的妈妈。总之，我总算摆脱了“丑八怪”的名声。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的大弟（他吃奶妈的奶长大）则从小秀气，长得像我妈妈，成年以后他十分英俊，有人说他长得像中国著名电影演员王心刚。盖瑞自2002年见过大弟之后，总是常常夸他长得好，说如果大弟来了澳洲，澳洲女人会紧追不舍。
那一段儿，我的舅爹爹、舅奶奶（奶奶的弟弟、弟妹）住在三楼上。他们很喜欢我和大弟，一见我们就笑得合不拢嘴，老给我们糖吃。我于是一从幼儿园回家，就带着大弟上楼。一边上楼，我还一边念叨着：“下学就上楼，上楼就磕头，磕头就拜年，拜年就给糖吃。”
大弟想必当时心中无限赞同，我说一句，他就答应一句：“唉！”我们那时说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舅爹、舅奶在楼上早就听见了，早早地打开门笑着迎接我们。这个故事是多年后舅奶奶屡讲不厌的。
有一阵，他们的儿子——我们的二舅也住在那里。二舅那时大学刚刚毕业，大人们就老在说要给二舅介绍个对象。有一天，他们又在说这个话题，我听懂了，就插嘴说：“我给二舅介绍个对象！”大人们都很惊讶：“你介绍谁？”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介绍我们幼儿园的邬老师！”奶奶连连点头：“嗯，小二子这回说得不错！”我行二，奶奶喜欢叫我小二子。
我从小喜欢听大人谈话。家里来了客人，我就总是凑过去听大人谈话，但讨厌的是我还爱插嘴。我的插话常常令大人们啼笑皆非，妈妈总是斥责说：“大人讲话，小孩不许插嘴！”这一次，恐怕是我有数的几次插了嘴而未被斥责的。
可惜，这件好事后来没有进行下去，大概是二舅决定去北方找工作的缘故。我不知自己为何从小就这么积极入世，非要早早地掺合到大人堆里去？自己还在上幼儿园却非要管大人的闲事给大人介绍对象？这是一种多么惹事生非的性格啊！
爸爸说我那时候还特别喜欢表演，家里来了客人，他和妈妈就让我和大弟表演在幼儿园学到的唱歌跳舞。最初，他们大概为我们学会了唱歌跳舞而感到得意。后来却发现他们的鼓励使我的表演欲大大增强，几乎到了失控的程度。每次表演完后，我总是要求说：“我再来一个吧，我再来一个吧？”
有一次，我的一位堂姑结婚。因为那时刚刚解放，不兴大摆宴席，就采取茶点形式。记得在一间大房间里，来宾很多。节目之一是我和大弟表演我们的拿手好戏跳舞。
我们正跳着，大弟蹲着，我的手放在他的头顶上转圈。可是，我还没转够应有的圈数，他却蹲不住了，想站起来。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自然地把他的头往下重重一按，又继续若无其事地围着他转圈。他一声不响，只得继续蹲着，周围的大人们却哄堂大笑起来。
两件大事
1952年的下半年,我们家发生了两件大事。妈妈大肚子了，她问我和大弟想要小弟弟还是小妹妹。我说小妹妹，大弟却说小弟弟，还是他说对了。10月份的一天下午，我们从幼儿园回家，奶奶说，妈妈和小弟弟从医院回家了。
我们急忙跑到妈妈的床前。在她的大床旁边，有一个小床，小床里躺着一个婴孩。他的头很大，身子结结实实地被包在小被服卷里。我刚刚伸手想摸摸他，奶奶就喝道：“弄醒了你带啊？只许看不许摸！”
好在没有一会儿，小弟弟醒了，他的奶妈就把他抱在怀里喂奶。他的小嘴很有劲，一下一下地蠕动着，他的小腿还在被服包里蹬动着。我忽然就对这个小生命产生了浓浓的怜爱之情。我看看身边的大弟，他也无限怜爱地盯着小弟。我意识到，这下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使命：照顾小弟弟，疼爱小弟弟。60年过去了，但那一刻我被怜爱冲击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人类的手足之情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小弟的奶妈长得很好看，她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高颧骨，大眼睛，头发又黑又亮，在脑后盘了一个圆形的大髻。从那以后，我们一从幼儿园回家，就惦着去看小弟，就围着小弟和他的奶妈转。小弟一点儿一点儿地长大，这一切都看在我们眼里。生了小弟不久，妈妈就去北方了，她任职的大公报社迁往天津，然后又迁往北京。
这年底，也就是小弟刚刚两个多月的时候，爸爸去云南把我姐姐接回来了。姐姐穿着一件新棉袄，头上扎了一个绛红色的蝴蝶结。她教我和大弟唱歌跳舞，还给我们讲故事，可把我和大弟乐坏了。
姐姐讲云南话，可是没有关系，我们能听懂，我觉得，云南话既清楚又甜美。她反复讲的一个笑话叫“香香屁，屁屁香，我给老爷熏衣裳”。这个笑话我至今都记得，我也至今喜欢听云南话，认为它是最好听的中国方言之一。
姐姐说，有一个很聪明的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地喊着：“香香屁，屁屁香，我给老爷熏衣裳。”有钱的地主老爷听见了，就说：“咦，这可是个好主意，我叫他来给我熏衣裳。”聪明人走进老爷的屋子，老爷打开衣箱。聪明人噗噗噗地放了一阵臭屁，还噼里啪啦拉了一大泡稀屎，把老爷的好衣服都给弄脏了。
姐姐每讲到此处，就眯着眼睛笑起来，我和大弟也咯咯地笑个不停，然后就学着姐姐的云南话说：“香香屁，屁屁香……”这真是那时我们听过的最可乐的笑话了。我们过去听的笑话都是大人讲的，只有这一个出自孩子之口，有那种孩子才能欣赏的幽默。
姐姐比我大三岁，那时才九岁多。但是，说起她的英雄事迹，家中的亲戚朋友无不称奇。解放战争开始之后，爸爸妈妈一直想接远在云南边境的爷爷奶奶和姐姐来上海，但是因为战争阻绝，他们一直来不了。有好长一段时间甚至音信断绝，爸爸妈妈忧心如焚。1952年快年终时，爸爸在昆明的朋友突然来信告知，爷爷奶奶都已去世了，姐姐终于被找到了。
爸爸决定立刻去接姐姐。那时，上海昆明之间没有直达的火车，路上要走很长时间，路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听大人们讲，是卖了我奶奶的几件首饰给爸爸做的盘缠。
我的爷爷徐世錡于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他与朱自清、罗常培、傅斯年及陈公博等同级。毕业后，他先后去烟台、宁波及扬州教中文。在扬州教书时，因军阀孙传芳勊扣教育经费，教师们长期拿不到薪水，爷爷无以养家，他只好远走四川另谋出路，最终在云南立脚。
1929年，爷爷先后担任云南普洱县县长及景谷县县长，1931年至1937年，担任车里（今景洪）县县长数年。据2000年出版的景洪县县志记载，爷爷在这边陲蛮荒地区大力发展教育，修筑公路，贡献良多。1931－1934年，全县共有县立初级小学10所。1936年，该县还设立了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和一所省立小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爷爷调到昆明，出任云南宪兵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军需处长，后来又担任昆明警备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爷爷到地处边境的南峤（今勐海）县，担任县长。1949年2月，爷爷在南峤县县长任上参加了地下党策动的起义。但是，云南全境解放之后，当时的省委却执行极左路线，对解放前云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及起义概不承认，致使大批人员受到长期迫害。爷爷竟被逮捕，不久病死狱中，奶奶在爷爷被捕之前已病逝。（直到20世纪80年代，云南人民自卫军边境纵队及广大地下党员才得到平反，死去三十多年的爷爷获颁一张起义人员证书。）
爷爷被捕后，在勐海无着无落的姐姐由家中一位亲戚兼男仆照管，但此人居心不正。他先用我爷爷的名义向爸爸要钱，后来索性把姐姐卖给了一对缅甸商人。机灵的姐姐听到他们的对话，明白这对夫妇要带她出境去缅甸。有一天，她趁这对夫妇上街买东西，拿床底下的砖头砸破了玻璃，逃出来，跑到一位她熟识的医生家中。后来，这位医生与爸爸的朋友联系上了，他们安排姐姐乘长途汽车去昆明，住进爸爸的朋友家中。
实在难以想象，年仅9岁的姐姐已然经历了如此曲折惊险的人生，而她又是如此智勇双全。我觉得她真是一个小英雄，太了不起了。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肯定有一定道理。如果姐姐不是小小年纪自己有本事逃出来，她还怎么能做一个中国人呢？她还怎么能做我们的姐姐？如果去了缅甸，她的一生不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与情节了吗？ 姐姐到上海以后，爸爸带奶奶和我们四个孩子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照片，寄给远在北京的妈妈。照片上，姐姐就穿着那件新棉袄，头发上系着蝴蝶结。
告别上海
姐姐到后不太久，爸爸突然提起我们全家要搬到北京去。我和大弟都不赞成，一连声地说：“上海多好啊！我们不去北京！”连刚到上海不久的姐姐都同意我们的看法。爸爸却说：“你们没去过北京，你们不知道，北京可好啦！北京动物园里的老虎会飞，北京的小孩儿说话像唱歌。”
“老虎会飞？真的吗？”我们三人立刻揪住这个话题不放。爸爸继续描述：“北京的动物园比上海的大多了，动物多多了。你们将来去了就知道了。北京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和美丽的公园，比上海的西郊公园大多了！”去北京的话题此后一再提起，但是我们再也不反对了，爸爸的计谋轻易取胜，我们都盼着早日去北京。
1953年暑假的时候，妈妈回来接我们。大人们忙着收拾东西，我们则忙着跟小朋友告别。奶奶自然要带我们去向李家老祖一家告别，我和外国小阿姨依依不舍。她的妈妈买了花布，请裁缝给我和姐姐一人做了一件连衣裙。我的一件是白底上有绛紫色的碎花；姐姐的一件是白底上有棕色蓝色小斜格。我们是穿着新连衣裙上火车的。后来，我的那件渐渐穿不下了，我又穿姐姐那件。我珍爱这两件连衣裙，它们使我想起上海，想起童年，想起我亲爱的玩伴外国小阿姨。
谁想到，我们这一走，就意味着上海时代在我们的生活中彻底结束了。实际上，奶奶后来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她和李家老祖再也没有机会重聚了。许多年以后，倒是外国小阿姨来北京看过我们。
那是“文革”初期，外国小阿姨在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当学生，她到北京串联，来到家里。奶奶和妈妈急于向她了解李家老祖及他们全家人多年来的遭遇。我注意到，外国小阿姨讲普通话带有些微的安徽口音。听着她的讲述，我不禁想，她真是李合肥（李鸿章是合肥人，所以人称他为李合肥）的后代啊。因为这一身份，她和她的家人可是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家是李鸿章的嫡亲子孙呢！她的人生可是非同一般的艰难呀！
我呆呆地望着外国小阿姨，想要找回我记忆中小时玩伴的印象。但是，她变了，我也变了，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她长得比从前健壮了，而我觉得她陌生了，没有小时候漂亮了。看着她穿的当时颇为流行的人造棉衬衫，我忽然就想起了那两件连衣裙。可惜自那以后，“文革”中他们在上海又搬家了，不知被轰到哪里去了。我们两家的联系中断，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
2006年，我回北京探亲，妈妈说，她买到两本宋路霞写的《李鸿章家族》，可以给我带一本回澳洲。回到澳洲，我细细地从头看起，当然也看到李家老祖张继芬与她的丈夫李国燾的故事，还从李氏家族世系简表上找到了外国小阿姨的父亲和她的名字。书后，有李家的网址。我想，这下好了，我可以从网上找到外国小阿姨了。
但是，直到看了此书的后记我才知道，外国小阿姨李道蕴为此书提供了材料，但是却未看到此书于2005年出版就已辞世。我不禁掩卷叹息：我现在与她不是隔着太平洋，竟是隔着阴阳两界了，她只活了一个甲子，就匆匆离别人世。我只能在心中遥祝——但愿她在彼岸活得不那么辛苦。
我长大之后虽然经历坎坷，但是我始终生活在家人的亲情之中，生活在母爱的怀抱里。在父亲横遭迫害的二十多年中，母亲表现出超凡脱俗的忘我精神，把伟大的爱心奉献给我们四个孩子，奉献给年迈的奶奶。我要自豪地说，我一生都不缺少母爱，不缺少亲人之爱和手足之爱。在这一点上，盖瑞的遭遇与我不同，寄宿学校的几年给他留下了一生中永远的创痛。
选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人约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