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被俘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国际法，严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统一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中间的《八、不虐待俘虏。》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对“联合国军”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管理，执行宽待俘虏政策，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及时治疗他们的伤病，使战俘们深受感动和教育，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而志愿军“联合国军”战俘营则被人誉为“国际大学校”。
美军战俘们带来的故事
由于受美国军方的欺骗宣传，“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官兵不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每当战斗失败，来不及逃跑的美军官兵总是东躲西藏，生怕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中的三所里战斗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从深山和草丛中俘获了很多美军官兵。他们丢盔弃甲，几天没有吃喝，形容憔悴，狼狈不堪。由于翻译力量不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只能用手势比划着说明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杀俘虏，并把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吃；对受伤的俘虏，则给他们进行包扎。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了俘虏们的恐惧心理。但是，还是有个别美军士兵躲藏在山岩缝隙中，不敢出来。有一个美军伤兵，每天在山上趴着向下窥探，想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扫地打水，什么活都干；吃饭穿衣都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想下山向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点吃的，但这时已经力不从心，爬不动了。在其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现，战士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山，给他喂水喂食疗伤。他苏醒过来后，百感交集，伸出四个指头指指肚子，意思都四天没有吃饭了，并且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救了他的命连连表示感谢。后来，通过一些被释放的俘虏传递，越来越多的美军官兵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很少有人害怕被俘了。
1951年1月间，美军连吃败仗，丢下许多伤员、尸体和军用物资，向朝鲜南部逃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官兵越来越多，前线临时战俘收容所人满为患，一时间副食供应非常紧张，香烟更是极为紧缺。一个被俘的美军军官忍不住烟瘾，就鼓起勇气问一位志愿军青年干部：“您会说英语吗？”恰巧这个青年干部是翻译，就回答说：“你有什么事情，说吧！”那个美军战俘立即将手腕上所带的金表取下，要求换几支香烟抽。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翻译非常严肃地对他说：“你刚放下武器，对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政策不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不会要你们的私人财物。你把表收起来吧，香烟我可以给你一些。”美军军官听了先是非常惊讶，然后特别激动，连连称谢。这件事很快在战俘中传开了，战俘们认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廉洁、公正，严格执行政策。
由于大部分美军战俘亲身体验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深为这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所感动，也都愿意主动配合战俘管理所的工作。美军“王牌部队”海军陆战第一师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在第二次战役中于长津湖地区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1951年圣诞节即将来临时，美联社亚洲总分社在板门店的几个编辑记者得知诺尔还活着，而且在战俘营过得不错，便想通过活跃在板门店、同中方有联系的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魏宁顿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给诺尔送去一架照相机作为圣诞礼物，并让他拍一些志愿军战俘营的新闻照片。魏宁顿和贝却迪认为，如果诺尔拍些新闻照片在西方发表，将是对美方污蔑中国人民志愿军“虐杀战俘”的有力揭露和驳斥。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赞同和帮助。此事很快被上报并得到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乔冠华的批准。不久，一批由诺尔拍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战俘生活活动的照片被转到美联社亚洲总分社，该社挑选出7张战俘们在战俘营欢度圣诞节的照片发往美国，美国各大报刊竞相在显著位置刊登，立即在全美引起极大的轰动。后来，诺尔随着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新闻科的报道组，拍摄了大量关于战俘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在西方报刊上刊出后，看到自己家人的战俘亲属的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战俘们的亲属对诺尔大加赞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待政策无限感激。诺尔也因此声名大噪，在美国简直成了传奇人物。有的战俘同伴提醒诺尔：“你拍那么多照片登在报纸上，就不怕回去后联邦调查局找你麻烦，说你替中国共产党搞宣传？”诺尔理直气壮地说：“我拍摄的都是真的！为了真理与和平，我怕什么？”
战俘们的自述
“联合国军”战俘在被俘后，特别关心自己的生命能否有保障，伤员如何处理，何时能回国，能否与家人通信等等。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切实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战俘们的心理影响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战俘都写出了他们被俘和在战俘营的感受。美军士兵柯尔勒于1951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他记述了被俘的经过和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宽大对待的感想：“我小心翼翼地爬着，右腿阵阵剧痛，我受伤了。我停下靠在一个受伤的同伴身旁。一位志愿军走过来，取走了我的枪。我又冷又怕，不停地发抖。我和另一个伤兵战俘被送上山顶，一位志愿军战士过来和我们握手，并给我们看一本英文小册子，上面说宽待俘虏，并保障战俘的私人财物。志愿军又俘获了更多的美军战俘，多得令我吃惊。我们7个受伤的战俘同其他人分开，我们和志愿军伤员一起乘汽车到了一个村庄的临时医院。很快，医生、护士就来给我们包扎伤口。我们享用了热气腾腾的早饭米饭、猪肉、蔬菜。这时我一点也不害怕了。特别令我吃惊的是，志愿军并不把我们当敌人看待。这些中国人都非常温和。我打算多弄明白一些关于新中国的事。”
“临时医院给我发了一身中国式的冬衣，因为我们自己的衣服抵御不了朝鲜的寒冬。医院院长每天都来看我们。他常给我们带来烟草，有时还带来点心。我们非常喜欢他。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好。我们吃大米饭，有时有面包。我们还吃了鸡肉和油饼。在离前线并不太远的地方，这是多么好的食物啊！”
“当我离开医院时，我很难过。我舍不得那些真切照顾过我的人们。但是至少我已经明白了一件事：中国人民终归不是我的敌人。中国人民从未计划过侵略，也从未希望过战争，只是需要建设美好的国家，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我抱有一个希望，我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了解他们政府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战俘中，有的美军、英军官兵参加过二战，当过日本或纳粹德国的俘虏。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后，他们亲身体验了两种战俘经历的不同之处，感受极为深刻。美军战俘狄克森自述道：“在二次大战中，我们部队被派到菲律宾的巴丹岛。日本军队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放下武器投降。日本人把我们押送到奥丹奈尔营，开始了"巴丹死亡行军"。许多人患痢疾、疟疾，没有吃喝，倒在地上，日本兵就用脚踢，有的人被开枪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我后面有个上校，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我亲眼目睹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把上校刺死的惨景。我们走了6天后，被关进监狱，每10人一组。日本人说：如果有1人逃走，另9人就要被枪毙或砍头。后来的确有人逃跑，小组的人都被处决了。在监狱里，我们每天吃两顿稀粥，加一点盐，得不到任何医疗。每天有50到100人因生活条件恶劣而丧命。两年以后，日本人将我们约2000名俘虏送到日本新瀉一个煤厂做苦工。有些人累倒了，日本兵抓着就打。我们晚上就挤在仓库的稻草上，相互靠体温取暖。一次，一个日本军官训话说我们是行尸走肉，我前面有个俘虏动了一下，这个日本军官就将他踢倒在地，拿出军刀将他活活砍死。我在日本人手里过了3年半的地狱生活，直到1945年秋天，我才得到解放，回到美国的家中。”
“我是1951年1月1日被志愿军俘虏的。志愿军作战英勇，我们的部队被包围了，唯一的道路就是投降。志愿军和蔼地用英语对我们说："不要害怕，志愿军宽待俘虏。"志愿军战士把我们带到温暖的屋子里休息，给我们热的食品。我们到达后方俘虏营时，领到了新的棉大衣和毯子。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这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偏僻山村，也遭到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在我们自己的飞机炸成的废墟上，志愿军建起了新房子给我们住。我们的环境不断改善，吃的东西越来越好。有猪肉、牛肉、鸡蛋、蔬菜、面包、水果。冬天屋子里都生了火，热烘烘的。我们有自己的俱乐部、图书馆。医疗条件也很好，有一所医院，病号需要时可以住院治疗。管理俘虏营的人员都非常和蔼，工作很辛苦。”
“我在两次被俘中，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一种是残暴、侮辱和虐待战俘，二战中日本人就是这样；另一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宽待，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我们被俘人员所做的。”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战俘们即将被遣返。英军战俘亚当这样写道：“我就要和你们告别了，因此我留下这些话。我，亚当，军号5501200，已经当了2年零3个月的俘虏。这些日子虽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却过得很快乐。这里的生活就像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生活，任何巨大的困难都通过我们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协商而获得解决。他们从未违背自己的诺言。我在3年前离开了家人到距祖国海岸16000哩远的地方参加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我将要尽一切办法制止这样的事情在我的儿子身上发生。我将要离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第一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我将要离开许多可能永远再难见到的朋友，但是我带回家的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记忆，就是中国人民与英国俘虏间的亲密的友谊的记忆。你们给我们的宽待将永远地为我们所记忆着，并且将永远存在我们的子子孙孙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