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梦如是（4）
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已经无望。因为西藏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
专制之下，统治者并不代表任何民族，普通民众对涉及民族的问题都无权参与，民族主义的口号与旗帜，仅仅是统治者政治博弈的资本和工具。所以对一个民族的压迫或灭绝与其他民族无关，一如对犹太民族的灭绝与纳粹有关但与日耳曼民族无关。因此，当代西藏问题与“汉人”和“藏人”无关，并不具有任何纯粹民族或种族的意义。西藏问题不是由中国民众或西藏民众的决定所造成，反而他们都要承担由极权统治者行为造成的后果。
而在民主宪政制度之下，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才称为真正的民族问题，因为民主宪政制度的言论与选择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能够摒弃政治利益，令普通民众广泛参与讨论，即便是力量对比悬殊的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协商妥协甚至公投再到立法，最终用法律的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譬如种族平等，移民与原住民，民族区域的并入或分离等。
在西藏问题或中国其他民族问题上，中共从来恃强凌弱，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对于汉人外的其他民族，早期采用的是苏俄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即提倡“统战”和区域自治，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共产主义实现，世界大同会使所有民族的差异消失，当民族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了民族问题。
所以，在1949年前的与国民政府对抗期间，中共甚至公开支持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民族地区独立。即便1949年后，对多数边疆少数民族，中共也是用“统战”的手法来完成控制的，如云南广西四川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土司、头人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共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地位和特权。
对于西藏，中共开始也是试图使用“统战”的间接方式进行控制，以弥平藏人对入侵的不安甚至愤怒。但在1959年遭遇反抗之后，便转变为直接的暴力统治。
1951年中共进入西藏是对一个单一民族区域进行的军事征服，所以为了消除这一道德瑕疵，中共在宣传中避开了所有对西藏正常形态的叙述，而以那些被政治扭曲得含混不清的诸如“黑暗、反动、野蛮和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等话语敷衍外部世界，因此大多数的中共官员和中国民众，对于西藏并没有更多的或较为完整的了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依照苏俄的民族理论，中共进行了全国民族普查，通过这次普查，将具有文化自然差异和不同发展背景的诸多民族人为地或拼接或拆解，弄出个不伦不类的五十六个民族，然后对“少数民族”实行政治上的差别对待，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这种以教条僵化的政治手段解决民族问题，不但没有达成民族平等，反而使民族的政治差别被强调并固化，结果产生了新的民族隔绝与对立，并且日趋严重。（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