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在斯德哥尔摩南城徒步行走时，看到路边有两幅纪念瑞韩友谊70周年的招贴画 (左图)，左侧是1950-1953年朝战期间瑞典医疗队在釜山建造野战医院的照片，右侧是瑞韩两国文字：“谢谢！瑞典”。那时正是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时候，世界各国都在搭建帐篷医院，斯德哥尔摩也不例外，因此很好奇。后来我在狩猎岛又发现了一座带有青铜和黄铜标志的花岗岩纪念碑 (右图)，两旁有瑞韩两国国旗。纪念碑是献给朝战期间在韩国服务的瑞典医护人员，纪念他们的人道主义工作。我从这两幅招贴画和这座纪念碑开始，搜出了一段以前不知道的历史。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决定组织联合国军援助韩国，并要求瑞典参与。作为中立国，瑞典法律禁止在境外部署军队，因此瑞典政府和红十字会决定以野战医院的形式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950 年 7 月 20 下旬，瑞典红会秘书长Henrik Beer在广播电台呼吁具备在远东注册服役所需知识和勇气的瑞典男女青年加盟。27岁的Kerstin Jonasson是斯德哥尔摩S:t Eriks护理学校的学生，还有三个月即将毕业。她在校长的支持下向红会递交了申请，四天后被录取，Kerstin的一篇回忆文章收录在瑞典国防部FMV和平档案库的“冲突成为历史”栏目中。
1950年8月，瑞典红会组成建了178人的野战医疗队，其中包括73 名护士、9 名医生、50 多名汽车司机，以及其他管理后勤人员。共有34名女性，Kerstin也是其中一员。医院负责人是医学委员会和外科医生Carl-Erik Groth，医疗保健负责人是骨科医生Anders Karlén。同时还在Sörentorp警察学校的一所房屋中开始组装救护车，瑞典朝战老兵纪念碑最初置放在这所房屋前，1996年11月4日由瑞典韩国救护车友好协会设立。医疗队出发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准备工作：办理护照、签证 (在美国大使馆留下指纹并书面承诺不暗杀美国总统)、保险、接种疫苗、置办装备、写遗嘱等。
在战争爆发接近两个月后的8 月 24 日，Kerstin作为瑞典医疗队第一批48名成员之一，乘坐北欧航空SAS的DC 6飞机横渡大西洋，登陆纽约后来成为肯尼迪机场的Idlewild。一个当时的北欧穷国能够为韩国装备一所野战医院，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他们接受了各路媒体采访，瑞典人第一次接触电视这种新鲜玩意，一位瑞典女孩还成为《生活》周刊的封面女郎。之后警察护送医疗队成员来到距离纽约大约160公里的新泽西州 Fort Dix 军营，继续接种疫苗、接受培训及其他准备工作。医疗队所有成员到齐后，分两班乘坐当时最大的客机 Constellation ，从费城飞往旧金山。
医疗队成员在旧金山的美国士兵运送点Stoneman营地住了五天住了之后，他们与2000 名美国伞兵一起，9月10日左右乘坐“安德森将军”号军舰出发。瑞典医疗队与美国军官住在军舰顶层，他们携带了很多行李和医疗仪器装备，还有Pharmacia制造的新型血液替代品，将在韩国首次大规模使用。当军舰离开渔人湾驶向太平洋时，所有伞兵都把帽子扔进海里，很多人都哭了。军舰在海上航行了12天，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同一周过了两个星期四。9月21日晚停靠日本港口小城佐世保，在等待转船的前夜，Kerstin和同伴们坐在宁静的海边，唱着瑞典民歌，丝毫感觉不到战争近在咫尺。
9月23日清晨，医疗队到达韩国釜山。医院建在釜山郊区一所荒废的小学，在匆忙装修后开张，条件十分简陋。朝战爆发后，瑞典野战医院是在韩国设立的第一个非美国医护单位。当时前线位于釜山以北 80 公里和以西 40 公里处，战争难民使当地人口翻了一倍，造成了巨大的拥堵和贫困，缺水、缺水、缺电。Kerstin回忆，在乘坐巴士前往医院的路上，他们看到了战争背后真正的面目：到处都是拥挤的难民，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路边沟渠散发出难以形容的恶臭，半裸的儿童以及在泥泞中跑来跑去的瘦狗。
医疗队成员生活艰苦，工作紧张。除了周六工作 18 小时外，他们每班工作 12 小时，这样一个班次就可以多休息 6 个小时。他们经常听到大炮和炸弹的声音，有时距离前方只有五公里。 但为了保证医院正常运转，他们没有时间害怕。每位伤员到来时，必须经过一个除虱帐篷，在那里留下所有衣服、拆除所有绷带。每位伤员得到两条干净的毯子将自己包裹起来，然后进行登记。医护人员有时也会照顾平民和战俘，而且消息传播很快，因此具有良好声誉。瑞典医院的死亡率很低，士兵们会在头盔里放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受了重伤无法说话，请带我去釜山的瑞典医院。”
如果说什么事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Kerstin认为是第一批战俘抵达医院的那个晚上。受惊、受伤和瘦削的北朝鲜士兵 (后来也有中国人) 成群结队地蹲在除虱帐篷外，他们的后背上涂有大红色字母POW，即英文“战俘”的缩写。他们的韩国同胞端着刺刀在战俘周围走来走去，咄咄逼人地训斥他们。Kerstin写道：“美军和联合国军士兵对于瑞典医护人员一视同仁地照顾战俘感到愤怒，他们对日内瓦公约一无所知。我们一共接收了 1200 名战俘，但后来停止了。当然，美军和联合国军士兵有权做出反应，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成为战俘会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些敌对双方的士兵们并没有个人恩怨，却在战场上互相残杀。
野战医院第一批员工的合同期是六个月，经过半年时间的战地救护工作，他们已经十分疲倦。1951 年 2 月 12 日，Kerstin与同伴们踏上归途。他们先乘坐大力神飞机前往东京，然后转乘SAS航班，这也是SAS 第一次飞日本。飞机途经冲绳、曼谷、加尔各答、卡拉奇、利达、罗马，他们还在曼谷度过五天具有异国情调的假期。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回到斯德哥尔摩。在遇见了不同文化、真正体验过战争的恐怖、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Kerstin感觉就像自己已经离开了好几年。回到护校后，经校长和校方安排，Kerstin的六个月工作经历算成四个月的外科实习，而在战场上获得的知识是在学校永远无法学到的。
1953年停战协议签订后，野战医院继续留在釜山，后来移交韩国政府，成为釜山的永久医疗机构，1959年瑞韩两国建立外交关系。1995年美国在华盛顿特区建立朝鲜战争老兵 (阵亡将士) 纪念碑，并邀请各国退伍军人代表参加在7月27日停战44周年举行的落成典礼，其中包括Kerstin等八位瑞典老兵。朝战纪念碑位于越战纪念碑对面，来自21个国家的退伍军人走在宪法大道上自己国家的国旗后面，大约延续了1.5公里。据说人行道上有20万观众，当八位瑞典老兵经过时，许多人高呼“谢谢瑞典”。Kerstin说：“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我非常感恩能够尽力，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家。”
朝鲜战争被称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 始于三八线，又止于三八线，三年战争中士兵和平民死伤人数以百万计。Kerstin一生都没有忘记早年的经历，与韩国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在文章最后写道：“四十年后的1990年，我回到了韩国。 看到这个曾经完全被破坏的国家，现在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那里到处都种了树，一切看起来都很丰富。尽管多年来做出了各种调解努力，但并未能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北纬38度线附近至今仍是世界上戒备最严的地区。”
1958年，Kerstin 与医生Rune Jonasson结婚，婚后无子女。Rune 业余爱好投资股市基金，但从无奢侈的消费。2011年，夫妇二人将毕生积蓄和投资所得，共七千万瑞典克朗，捐赠给瑞典KTH皇家理工学院，主要用于医疗技术领域的研究，其中四百万克朗用于与韩国的科研合作。2014年，Jonasson 医学影像中心宣告成立，Kerstin和Rune (上图) 先后于2018和2019年辞世。2019年6月，瑞韩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韩国总统文在寅携夫人对瑞典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被授予皇家六翼天使勋章。6月15日，瑞典国王和文总统为迁移到狩猎岛的瑞典朝战老兵纪念碑揭幕 (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