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 - 约翰 艾德勒
桦树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从洛杉矶回国，乘坐凌晨一点的国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站在登机口。突然，广播通知，飞机上的一个小灯灭了，由于找不到原厂配件，所以飞机停飞。我的天，竟然有这种事情！
深更半夜，几百个乘客走东撞西，呼啦啦跟着跑到这边，又呼啦啦跟着绕到那边，惊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于是跑到堆积着涌出的传送带上寻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随即又是排队，男女老幼黑压压地像呆鹅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动的队伍里。极度疲乏委顿的一张张脸，没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个时辰，终于把太阳等了出来，天际线一抹光明。
忍无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柜台，问工作人员如何改签最简单？她拿过我的护照和机票仔细看了看，说最简单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样的航班，现在就给你定好同样位子。我点头同意，然后叫了出租车离开。
夜里，又返回机场，重复了前一晚的活动，检票，过安检，到休息室喝咖啡……,但这次终于上了飞机。我走进机舱，立刻就后悔了，因为这种型号的飞机所有的位子都是双人的，我则习惯坐单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边靠过道的座位上已经有人，是个长相斯文，外表五六十岁的美国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来，帮我把手提箱放进上方的行李舱，并让我进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谢，双方无话。
这番折腾令我疲乏至极，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镇静剂，并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后就面朝里面，试着蒙头睡去。
没多久，我醒了，睁开眼，发现旁边的男人在读书，他开的是阅读小灯，还用枕头把射到我这边的微弱光线挡住，很少有这么细心的旅客。
我坐直了身体，转头看了看他，问：“去北京吗？”
他点头说是。
“第一次？”
他笑了。“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惊叹道。“做什么生意需要这么频繁？”
“医疗设备。”
“那可是热门生意，不过你看起来不像个商人。” 我有点调侃地说。
他笑了。“我是个医生，脑外科手术医生。”
“啊，肃然起敬。”
没话找话，我又说：“我也曾经认识一位脑神经外科医生，哈佛毕业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丝狡黠，我突然觉得熟悉，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怔了一下。
“哈佛毕业的脑外科医生我也许认识。”他说着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远一点，仔细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去皮包里找到眼镜儿戴上。名片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约翰 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医学院毕业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
我呆住了，惊得心脏都要蹦了出来。
我转过头，无顾忌地凝神盯着他。蓝眼睛，没错，金发，没错。不同的只是……, 脸上的皱纹。岁月无情，惆怅之情在我心中漫起。
他此时也微笑犹疑地转头看我。“怎么了?”
我轻叹了一口气，“没事儿。”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说：“你肯定认识他，因为他就是你。”
剧本的伏笔
1991年，我参与创作了十集大型纪录片《太平洋世纪》，该片获得了当年的艾美奖，制作人是两次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得者亚历克斯 吉布尼。影片刚刚杀青之际，制片人亚历克斯问我：“你知道比尔·莫耶斯吗？
“哦，当然！”我答道。“美国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电视评论家。”
“我向他推荐了你，他要为PBS（美国公共电视台）拍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电视系列片，剧组急着要见你。”亚历克斯说。
第二天，我就飞到了波士顿，住在这部即将要拍摄的片子的制片人艾丽丝女士的家。记得当地天气闷热潮湿，艾丽丝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世界各个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节目。艾丽丝说，和别的组员约好了一起到波士顿市中心吃晚餐，
艾丽丝开车在很窄的街道上绕来绕去，好不容易停下车来，停车费比洛杉矶的还要昂贵。我们走进一家灯光很暗的讲究西餐馆儿，看见两位穿着正式的男士已经坐在那里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绍了一番。稍高一点儿的男士名叫大卫，是个犹太人，外形特征很明显，绅士派头十足，小胡子修剪得精美。大卫是哈佛医院的医生，也是我们要拍的纪录片的医学顾问，他曾研究中医，多次去过中国。
接着，大卫介绍了他的同伴：约翰 艾德勒，脑神经外科的手术医师，曾是他哈佛医学院的同学。约翰金发碧眼，皮肤白皙洁净，长相非常聪敏，类似小说里的哈利 波特。他说话机智幽默，常常引得我们发笑。
艾丽丝简单讲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摄计划，她派我提前两周去中国做筹备工作，我和大卫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单位，医生和病人，还有拍摄地点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
闲谈时我问约翰去过中国吗？他摇头。但他又马上说他的祖父曾在遥远的年代跟遥远的中国做过生意。
大卫笑着调侃说：“约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绝对是个梦想家！”
约翰有点羞涩的样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闪，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讥。从我旁观者的眼光看，他们是竞争者。
这就是我跟约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见面，乏善可陈，他和我们要拍的片子没有任何交集，只是偶尔参加了我们的晚餐。尽管离开时，大家都客气地说，一定后会有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
没想到，二十多年后竟然在飞机上重逢，如同电影中的情节。我觉得好笑，又有点怅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时不时来点这种，调节生活的乏味。
梦想家的逻辑
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尽管这算不上什么奇缘，但足以令我们二人激动兴奋了一阵。他说难怪觉得我很面熟儿，但不敢冒昧询问，因为亚洲人看起来很相似，就像在中国人眼里的老外，长得都一样。他还一再地告诉，当年在PBS看了我们的片子，记忆犹新，非常喜欢，内容比我还熟悉。他谈比尔 莫耶斯，谈大卫……, 我打断了他，说如果昨晚的飞机飞走了，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巧遇，飞机不飞，估计就是为了这冥冥中的缘分。
平静下来后，我问他，大卫曾说你是个梦想家，梦想实现了吗？他微忖了一下，笃定地轻轻点点头。“快实现了。”
他告诉我这几十年来，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发明了一种射波刀，已经试验成功了，在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中国等地治疗上百万的病人。他还用此机器人给史蒂夫乔布斯做过成功的手术，延长了他几年的生命。我请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描述一下。
他想了想说：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术，换句话说，就是动同样的手术但不需要切开病人的身体，用射线切除体内恶性和良性的肿瘤。手术时间短暂，无痛苦，安全性远超出传统手术，且没有恢复期，做完手术病人立刻复原。
他最近还发明了专门做脑部手术的机器人ZAP-X，第一台安装在美国，第二台安装在了中国北京的301医院，已经马上完成中国政府要求的临床试验。他频繁去中国的原因就是为了演示，讲课，培训及一切有关的事项。
他又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脑外科手术，人脑的精密使得手术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状况，ZAP-X就是专门为治疗颈部以上的脑肿瘤发明的，此机器人极精准，由电脑控制，比他过去的射波刀在技术上有了质的提高，设备体积小，容易安装，价钱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设备，是本世纪医学界革命性的突破。
我说：“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脑肿瘤不用再开颅了？”
他点头。
“真的吗？”我又问。
他笑了，又点头。“真的。”
“你太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来中国？”我有点激动。
“因为中国的脑肿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区，比如中国的东北，脑瘤发病率非常之高。”
“是的，我曾经有个非常好的员工，想起来就让我很难过。他少年时住在东北，后来患了脑胶质瘤，动完手术大夫都没有把他的脑壳合上，为了下一次复发时再度手术。后来他过世了。”我说。
约翰说：“99.9%的病人还不知道ZAP-X，目前这是全球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需要一个宣传和教育的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牵扯无数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将改变固有的医疗生态链，这是最难的，因为无数医患间的利益尽在其中。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医学的方向，就像是电脑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亚马逊会改变实体店，奈非会改变好莱坞院线。”
他拿出手机，找出了ZAP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台非常梦幻闪着深邃紫光的半圆形设备，照片里设备的旁边还站着四个人，有当年的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艾德勒，郭台铭和软银的孙正义。
我惊叹地说：“ZAP看着很漂亮啊，你是如何发明的？太不可思议了！”
“ZAP绝对性感，她很性感。”约翰毫不掩饰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爱人。
他很平和地接着说：“开始时只是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从ABC的第一笔做起，一点一点，一步又一步，几十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就是这样。嗯， 梦想……,一年救治400万个病人，那就是我的梦想。”
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说些什么，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
清晨5点50分，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分开前我俩互加了微信，留了电话号码，彼此叮嘱不要再断了联系。我看见有人举牌来机场接他，他走到出口时还回头跟我挥了挥手。
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在公司开会，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约翰发过来的，他说他在首都机场等飞机，晚上飞回美国硅谷。我回复说你的节奏也太快了吧，我还准备倒完时差，请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鸭呢。
中产阶级的本色
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联网上查看约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来是个名人。
约翰 艾德勒，他不仅是顶尖的脑神经外科医生，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荣誉教授，是射波刀机器人的发明家，是美国《 Cureus》医学科学杂志的主编，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且，他还永远努力渴望做一个正派的好人。
看他有如此多的职位，觉得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
我总是好奇，人类历史上这些天才们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连做好一件小事都觉得困难，可你看看他们：达芬奇，他不仅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数学家，解刨学家，甚至还会造大炮打仗。再看本杰明 富兰克林，他不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更过分的是那些跟咱们同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的乔布斯和马斯克们，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们这些奇人中的一个。不过，艾德勒没有那么遥远，他触手可及，你问什么简单幼稚的医学的问题，他都会迅速地回复你。
当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写的一篇案例文章，讲述了他发明射波刀的过程，仔细读完，被深深地触动。，他的研发过程一直短缺资金，四处筹钱，不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还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钱包。无数次地面对失败，面对冷落，面对承诺的背叛，更甚之的还有被羞辱，被他人称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没有放弃，一生一世地坚持，真是有铁一般的意志。文章里总结的那些教训和反省文字，读来令人莞尔，但也有点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诚实：
* 创业时不可能做好所有的准备，冒险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坏事。
* 尽管机会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运气更重要。
* 当生活给你柠檬时，你就挤柠檬水。
* 不要低估三个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无权选择，但要提防失去价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 时间不会等待。
* 坚持你的所爱。
后来我和约翰常常隔着大山大海地在空气中聊几句。
我说读了他的段子，让我想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华说服他们，就尽量混过去”。说完，我乐，他也乐。他说富兰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学时，他曾获得富兰克林奖学金。他还说，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全凭个人努力考进了哈佛大学。
从年轻时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所谓的美国精神，什么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我仔细地多遍地研读过富兰克林理论，老实说，觉得特小儿科。他的那些穷查理格言就类似是中国给孩子读的三字经：“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之类的人伦义理，跟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一摸一样，是普世的。他说的都是绝对实用主义的大白话，让中产阶级通过勤俭，奋斗，诚实，帮助他人，算小账，赚钱，致富，从而进入精英阶层，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不惧威权，相信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而非固化。
美国的精英阶层由两部分不同人组成，一部分是含着银勺子出生的有世袭背景的上流社会，另一部分则是以富兰克林为代表，通过自我的努力工作获得成就或财富而进入精英阶层的成员。过去两三百年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嘲讽后者庸俗化的美国佬新形象，这些中产阶级学会了精英们高雅的谈吐举止，也保留着工人阶级的勤劳本质。
我是一个学艺术，并受浪漫主义影响极深的人，从很小的年龄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贵呼唤，所以富兰克林这种缺乏激情，过于平淡，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精打细算的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完全没有英雄气概的哲学，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
可你敢说这些智慧超凡的科学家，政治家们不够深沉吗？尽管他们的价值观简单到了令人感觉是世俗的肤浅，哪里比得上咱们中国文化里诸多夫子们那些高深和话中有话的奥秘，更谈不上去比较欧洲哲学思潮中各种精湛崇高的理论了。然而，就是这种具有鲜明中产阶级特征的朴素实用主义被推崇备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国精神。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本色，双脚牢牢地踩在地上。他们少了贵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对待社会问题开明灵活，尊崇努力和奉献精神。就像很多好莱坞大片里刻画的那些人物，他们都是极普通的小小老百姓，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嘴里不会说大道理，更不高贵，他们低调，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种危难中，他们往往会挺身而出，释放人性的光辉，随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
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会漫无边际…… 总之，是约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
医生的责任
2020年疫情期间，我被困在洛杉矶哪里都去不了，约翰说他也被困在了硅谷，每天担忧北京的ZAP。他邀请我去亲眼看看他的设备，于是我打完了疫苗就开车6个小时去了北加州湾区。
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达了ZAP公司。约翰先带着我参观了各个部门，我看到的都是专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我熟悉的电影公司差别巨大。我还见到几位中国员工，其中跟我交谈的一位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释了很多原理。最后，我亲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设备ZAP-X，令人惊艳，很神奇的感觉。约翰和我在设备的旁边留了影，我俩儿都还戴着口罩。
之后他说出去走走，于是我们就沿着海湾散步。
我说你已经是这么著名的医生了，收入这么高，你是为了钱吗？为何劳民伤财给自己找这个一辈子的麻烦？他说常人很难理解脑科手术大夫每天要面对的，那时常是生与死的选择，他经历的最大快乐是看着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们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哭得比逝者的亲人们还要伤心，无法自已，家属们反而不断地安慰他。
他说：“我无数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现在中美关系这么差，你把最好的设备带去中国难道就不怕美国人恨你？中国人也同样会恨你。”
约翰愣了一下。“我是医生，我的第一责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亚洲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认识不认识，对我来说都一样的。而且，中美只是竞争伙伴，不应该愚蠢地相互仇视。”
我看着他的脸，突然觉得他怎么这么幼稚。
“我注定要做我该做的事，和金钱荣誉无关，也是对至今没有得到最佳治疗的数百万癌症患者的责任。 我统计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万的肿瘤患者，我并不认识他们，但我确实觉得我有责任。”他很轻声地说。
有人被封为英雄是因为他杀死了多少敌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敌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吗？我的脑海里倏地闪过这个念头。
“ 我是个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愿选择这么难的事，但我不做就没人会去做。没办法，命里注定的，无法推卸。实在太累了。”他又说。
我问：“谁是ZAP公司的投资人？”
“A和B轮投资人是郭台铭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
我有点吃惊。“坊间对郭台铭的负面新闻消息颇多，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个专横跋扈，贪婪无情的资本家。你怎么认识他的？”
“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顿了一下，“郭台铭是少数对社会有责任感的有钱人，也许他表面上不那么温和。绝大多数的资本家，只追逐更快地获得更多的金钱，并不觉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们随时会违背承诺。”
他接着说：“我认为富人对社会有付出的责任，获得大量金钱的人，需要真诚地付出，否则就没有人类文明和科学的进步与延续。”
“ 同意，没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当代人也许就看不到今天的米开朗基罗。” 我点头。
此时，我对郭台铭举手加额。
那天有微风，海岸边开着艳黄色的加利福尼亚的罂粟州花，细细的花杆被风吹得摇弋，那动感愈发显得漂亮。
我们沉默地走，各自想着心事。
约翰看我盯着那些花儿看，紧张地说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规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里好笑。
最后，我说：“我帮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来。“你又能帮什么？”
是啊，我又能帮什么。我既不是有钱人，投资商，也不是科学家，工程师，说到底，只是一个无用的人。
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声：“不知道……”
是的，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但他却有可能帮助我们。天有不测风云，万一哪天咱们的家人，朋友，同学，亲戚，老师……,不幸罹患了肿瘤，而又到了束手无措时，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一线的希望。
所以，请记住这个名字：
约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
于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