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内蒙老赵：路越岖崎越坦平（一、童年）
童年篇 （1949-1953）
我大约从四岁起记事，1948年底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那隆隆的炮声只要一响，妈妈除了赶紧把大门揷上之外，别的也没有什么招数了，好像大门只要关好，炮弹就不会落到家里来似的。那时特别羡慕邻居家有个防空洞，那家人很有钱，是从山西来的，我妈说我一岁那年拉肚子，一天竟然拉了四十多次，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听说大烟（鸦片）灰能止泻，就到这个邻居家去说，孩子就要不行了，能不能想办法给弄点儿大烟灰，救救孩子。没想到这位老西子说：要别的不好说，这大烟灰嚒，哦这儿倒是有现成的。我妈拿了这灵丹妙药，千恩万谢的回到家后，立马用凉开水泻开给我灌了下去。嘿，要说这偏方能治大病，还果不其然，一点儿也不拉了，可是紧接着我就开始发高烧，好几天都不吃不喝，这回我妈可没辙了，心想药倒是好药，可能是剂量大了点儿，因为她把半勺子大烟灰都给我灌下去了。反正能想的辙都想了，是死是活就看他自己的命吧，谁知我命不该死，高烧过后能哭了，也知道撞怀吃奶，我妈在喂奶的时候忽然发现:坏了，孩子怎么成了鸡胸脯了？男孩子长大了总要脱光膀子的，这鸡胸脯太难看了，不行，得给他弄平了，于是等我睡着之后把我脸朝下放在床上，这办法还真灵，我的胸脯基本是给压平了，可是鼻子也就随着压扁了，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我妈的同事总拿我的鼻子开玩笑，说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这扁平鼻子就是被垃圾箱盖儿压过的证据。
（这是我一岁时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扁平鼻子）
拜托国军华北总司令傅作义悲天悯人的福，才使得北平城内的200万老百姓免予生灵涂炭。这位抗日名将率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宣布起义，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进了城，进城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军，因为紧接在后面的就是淮海战役，对于士兵数量的要求，正如汉朝的开国元勋韩信所说的那样：多多欲善耳。于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双双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参军倒是容易，可是还有两个孩子怎么处理却让爸妈犯了愁。我亲奶奶是我爷爷的第二任妻子，她死的早，还是在我出生几年前就因得肺结核去世了，我爷爷又说了个晚老伴，后奶奶给我生了个姑姑，比我大两岁，，还有个叔叔，比我小一岁。我妈自打结婚之后在婆家就被当成老妈子使唤，除了伺候公婆，小姑子，小叔子，饭要单做之外，还要伺候一个常年卧床的大伯子——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得的也是肺结核，那年头管肺结核叫肺痨，老百姓都说：肝痨气鼓噎，阎王打头贴，因为专治肺结核的药雷米封尚未问世，只要得了肺痨，医生的给开的唯一处方就是卧床休息，我爸那时也得了这个病，可他就是不听医生的话，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这种天生的反叛性格倒是让他活了下来，而我那位大爷却因为吐血越来越厉害，终于两年后死在了床上。除此之外，我妈还要照顾自己一家四口，和我的一个亲姑姑，她那时还是个中学生。可以想象，伺候这么一大家子十口人，我妈就是千手观音，也难以遂后婆婆的心愿，所以这位毕业于燕京大学家政系的富家小姐，只要不高兴了，就煽我妈的耳光子，这还不算，爷爷还训斥我妈：你以后要是再惹你妈（我后奶奶）生气，不光她打你，我也要打你！
妈妈那时常常以泪洗面，所以一听说解放军招人，立马就跟爸爸说要参军，没想到爸说他早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了，因为父亲跟爷爷不合，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的后妈，对前妻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地不喜欢，特别是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后奶奶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爷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早在爷爷还在汪精卫政府作事的时候，父亲还是个中学生，因为受地下党的影响，看过不少诸如论持久战抗日的小册子，在日记里曾写过：为有一个当汉奸的父亲而感到羞耻。谁知日记让爷爷看到了，他勃然大怒，命令父亲当着全家人以及亲戚和仆人的面，跪在地上自打耳光。从那以后，父子二人就结下了樑子，至死都没解开，直到解放后爷爷给父亲信的开头还写着：逆子瑞政。我爷爷这个人也真是的，本来是想朝父亲要钱治白内障，结果钱一分也没要着，还惹了一肚子的气，于是再写信说:你这个逆子是要打落水狗吗？父亲回敬说，你不是现在才落水的，早在日本人一投降的时候你就是落水狗了！父亲自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老运动员，没有一次能逃脱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爷爷当过汪精卫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因此长期以来心里就憋着一股火，再加上自奶奶死后多年受的那些气，父子感情早已荡然无存，从那以后父子俩就绝了交，那是1961年的事。
还有一件事，又把爷爷气了个半死：那是1943年的事，原因是父亲和母亲回老家探亲，在邢台火车站被警察扣留了，因为在检查行李的时候发现父亲的皮箱里有反满抗日的小册子，多亏爷爷是邢台县的名人，在警察局里花钱托人把他们赎了出来，那时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也就是说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因为抗日坐过牢房，看来我这抗日情节还是胎里带的。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要参军，让亲爷爷后奶奶照顾我和弟弟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被送到山东省长山（后改名邹平）县曹家庄姥姥的四口人之家，姥姥是小脚，姥爷半身不遂，走道时拄个枣木棍子，右腿往前迈一步，左腿只能往前拖半步。家里的主劳动力就是舅母（山东叫妗子），她是解放脚，既小时候缠过脚，后来放开了，带着个吃奶的孩子。舅舅在济南更生布店当伙计，常年不在家,姥姥和姥爷实在没有能力同时接纳我和弟弟。
赶巧我爸的姨和姨父去北京串亲戚，他们两口子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我妈就说：把小酉(我弟弟的小名)送给你们吧，弟弟一听就放声大哭，老两口却乐的嘴也闭不上，凭空得了个4岁的大胖小子。后来弟弟就改姓霍，名字也从喆酉改成大酉。我的原名叫喆申，是爷爷给起的，我属猴，弟弟属鸡，申猴酉鸡，喆是聪明的意思。那是1949年春天的事，我妈我爸如果不是在文革中双双死去，应该算离休干部，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前参军的。
我从小就有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毛病，只要别人夸我：小申这孩子真有出息，真听话，这么小就离开爹妈，一点儿也不哭不闹。我就会装出很高兴的样子来，其实我在姥姥家的四年当中，没有一天是不想爸妈的，悲伤的心情始终就没断过，于是我就借题发挥，经常因为屁大点儿的小事而放声大哭，而且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用嚎啕大哭来缓解心中的忧伤。
上面这张照片中右边的是我妈，中间的是姥姥，她身前的是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姥姥右手边的两个中年妇女分别是大姨和二姨，大姨没孩子，照片中的三个孩子都是我表姨姥姥的，她在姥姥的左手边。当我到姥姥家时，表姐已经不在家了，她已在周村市的缝纫厂做工。本来市税务局公开招工，她考上了，可是却因为没有一条替换的内裤而没去成，因为姥爷是地主，土改时被净身出户，表姐那时已是十七岁的大姑娘了，税务局要求新员工集中培训，而我表姐在家时需要换内裤，总是在夜间脱下来，洗净后晾上，天亮前不管干不干都得穿在身上，因她只有一条内裤。显然，如果要参加培训，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她就没有脱光了身子洗内裤的环境。就这样，一条内裤改变了我表姐的一生。这是我84年回老家时，表姐亲口对我说的故事。
我六岁开始上学，学校就是我姥爷家土改之前的住的四合院，五间正房，还有东，西，南厢房各三间，院子很宽敞，下课后30多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也不觉得挤得慌。姥姥一家四口就住在西边的跨院里，有三间正房和三间东厢房筒子屋，中间没有隔断。我跟姥姥，老爷住正房，妗子和表弟长海住在筒子屋里。没想到抗美援朝一开始，城里号召资本家们捐钱买飞机，农村就又打起了地主们的主意。还记得小时候唱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我姥爷被命令限期交出三石粮食和五令大扇席，姥爷早已是惊弓之鸟，因为山东是老解放区，他明白到期交不上会是什么结果在等着他，为了保命，没粮食就只好跟亲戚们借，他拄着棍子，拖着一次只能迈半步的腿，天不亮就出了门，有时回来的早，有时天黑了才回来，总算把粮食凑齐了。至今我还记得到交粮食的年那一天，来了几个背枪的民兵，把斗放在院子里，从屋里把麻袋扛出来往斗里面倒粮食，因为倒的猛，不少粮食就洒在了斗外面的地上，结果量到最后，当然不够三石，我姥姥赶紧拿着簸萁，到邻居老孙家借了一簸萁粮食回来，凑够了数。民兵们临走时，把地上的粮食也都收起来拿走了，我看到姥姥和姥爷都吓得面如土色，什么话都没敢说。
明朝的贪官们用“淋尖踢斛”的办法坑害百姓，具体做法是：百姓在交纳粮食的时候，谷堆要按尖堆型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对准斛猛踢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会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我亲眼见到了现代版的“淋尖踢斛”。
当姥爷家被从四合院撵到跨院的时候，我还在北京，所以我对土改时所发生的事一点也不知道，我始终错误地把这次亲眼见到的场景当成了土改，对姥姥家四口人却只有三亩七分地，人均不到一亩而被划成地主这件事，始终大惑不解。这就是为什么64年社教运动中号召向党交心时，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我把它写在日记里，文革时日记被偷看，这一条就成了“为土改中被斗被分的地主份子喊冤叫屈”的罪证。直到66年，我妈才向我说明白：我在姥姥家看到的事叫土改复查，那三亩七分地是土改后剩下的。直到那时我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我已经内定为反动学生，只能静等运动后期的处理了。88年参加林学院校庆30周年，见到了当年的政治辅导员焦兴亚，他拉着我的手说：赵哲申对不起，我整过你，我向你道歉。所以我很有把握：偷看日记的始作俑者，就是焦兴亚。扯远了，现在接茬说姥姥家的事。
谁知祸不单行，跟姥爷同村有个名叫尹兆旭的，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多少年都没音讯，人们以为他早死了，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死个人根本都不算啥，没想到他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云南的老婆，回到村里没房子住。虽然是给国民党军队服过务的人，可他是个贫农，于是姥爷又摊上祸事了：有一天早晨，家里突然进来几个背枪的民兵，命令我姥爷和姥姥立马搬到东屋去，说你们这房子分给尹兆旭住了，屋里的东西都不许动。姥姥和姥爷只好乖乖地到东屋里去等，不大一会儿，民兵把一卷行李扔到了东屋的地上，姥姥打开行李一看，没有我的被子，就把我揽在怀里，压低了嗓门说：去要你的被子，就说你妈是解放军。我就跑到北屋里，看到有两个民兵正在炕上拾掇东西，为了给自己壮胆，就放大了嗓门儿喊：把我的被子给我，那是我妈给我买的，她是解放军！其中有个长着斜眼的民兵问：哪床是你的呀？我说：就是有小人儿的那个，他把那床被面上有百子图的给了我，我抱着它回到了东屋，姥姥啥话也没说就把我搂在怀里，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我的头上。（就是这床被子，我一直盖到大学毕业后七零年结婚的时候）后来我姥爷的妹妹来走亲戚，姥姥在跟她唠家常的时候，还说过小申这孩子有虎口夺食的胆量。
东屋本来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没有炕，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就睡在土地上，等到了秋天，姥姥在墙角用土坯垒起了炕沿，当中填上秫秸，上面盖上一层干黄豆叶，最上面再铺上一床黑牛毛毡子，我们才有了睡觉的炕，可是没有褥子，每天晚上脱光腚睡觉时，我总埋怨那毡子扎得慌，因为小孩子的皮肉都嫩。姥姥却总是说，扎点儿好，要是后脊梁痒痒，在上面蹭几下就行，不用叫别人给你挠了。在我的记忆当中，姥姥一天到晚总是在忙，从来没有闲呆着的时候，除非是到了晚上，抽上一袋旱烟之后，用热水烫了脚，在煤油灯底下用小刀子修脚。
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小脚女人只能用脚后跟走路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因为脚跟底下不几天就长出了厚厚的茧子，不用刀子把它削掉，就疼得没法走路，三寸金莲，说着好听，可那脚不是用来走路的，而是专门给别人看的。那年舅姥爷得重病快不行了，姥姥去伺候他，舅姥爷的家在院上村，离曹家庄大约有三里地，这三里的往返，对姥姥来说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还难。因为她要在路旁的庄稼地边上走，那地是耪过的，比较松软，走在上面脚跟就不会太疼，可是让耪地的人看见了就不让，大声喊叫：你这个老太太咋就放着大道偏不走，跑到俺的地里头来啦？确实，在她走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一个的深坑。她只好回到路上来，脚实在疼得不行了，就坐在路边上歇会儿，三里路走了大半天，回到家坐在炕上就哭，姥爷问她咋的了，她回答说是想念刚刚死去的哥哥。
为解决小脚女人的走路难问题，山东人用独轮车。女人坐在一边，为使车子保持平衡，在另一边放一块大石头配重。推车的壮汉技术娴熟，没听说有翻车的。可姥姥那时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没钱雇独轮车，只好走。
姥姥出嫁时娘家穷，连梳头油都买不起，化三个铜钱买了二两酒抹在头上，感觉上总比抹凉水强点儿，毕竟是花钱买的嘛。民国初年姥爷年轻力壮，也肯动脑筋，农闲的时候到河北省邢台县买了布匹，用独轮车推回来卖，他扶车把，舅舅在车前边拴根绳子，褡在肩膀上拽。姥姥给他们爷儿俩做的牛鼻子崭鞋，鞋帮和鞋底都用细麻绳密密麻麻地纳上，特别经穿；烙好掺了盐的锅焙带在身上，这种饼就是在三伏天十天半个月也坏不了，因为是有咸味的，吃的时候也不用就菜，喝点凉水就行。晚上住店的时候，爷儿俩就往布上喷水，然后一人拉紧布的一头，相距大约有两三米那么远，面对面地使劲往后拽，因为湿布是可以抻长的。白天就到各村去卖，还得会吆喝：看看咱这布哇，那是经铺又经盖，经洗又经晒，经踢又经踹，经拉又经拽，你要是扯一丈呢，俺就白送你一尺！就这样，姥爷从两间破草房，一亩山坡地起家，到土改前有了共20间房的两处院子，还有位于曹家庄和刘家桥之间的20多亩平地，另外还有十几亩山坡地，舅舅也不种地了，在济南一家布店当伙计。姥爷雇了同村的尹兆有做长工，农忙的时候再雇几个短工。这个尹兆有土改后分到了原是姥爷家的地，可是他仍然不忘老东家的旧情，到该播种的时候，他仍然会来帮姥爷把种子播上。因为家里没人能扶耧。（耧是牲口拉的播种专用工具）
姥姥没有名子，那时候女人都不时兴有名子，她娘家姓孟，婆家姓刘，她就叫刘孟氏，一天书也没念过，不识字。可是她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妇女的全部美德：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她婆婆活到84岁，老的时候已双目失明，她喂老人吃喝，端屎端尿，多少年如一日。有一天门口来了个要饭吃的老太太，手里拿根打狗棍，姥姥在屋里听到有人喊：大爷大娘啊，行行好吧，给点儿吃的吧，就拿了两张煎饼往门口走，姥姥从来都不空手打发要饭的。我也跟出来了，谁知两个老太太一见面，都惊呆了，那个要饭的老人面部表情十分尴尬，煎饼也没要，扭头就要走，让姥姥从后面抓住衣裳，硬是给拽到屋里来了。姥爷见了她，也是惊讶的不得了，忙说：这不是表姐吗，咋成这样啦？老太太撩起破大襟边擦眼泪边讲家里的事。原来她是姥姥的远房亲戚，不知道这儿是姥姥现在的家，要是知道，说啥也不会到会这儿来要饭。本来也是殷实人家，土改后啥都没了，饿得没办法，说是要去走亲戚，其实是偷着出来要饭的，还不敢在近处要，怕被熟人认出来。姥姥赶紧就去赶面条，饭后又给拿了一摞煎饼和一些粮食，姥姥还要留她在家多住俩天，她说啥也不，拄着棍子，颤颤巍巍地走了，六十多年过去，她那散乱的白发髻和衣衫褴褛的背影，仿佛还在眼前。
舅舅叫刘修德，名字是花钱请算卦先生给起的，除了修德之外，还有一个叫达九的号，是从一副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过三江 的横批：货达九州 上选来的。我二姨常拿他的号开玩笑：刘打酒，你咋不打醋啊？舅舅很少回家，有时在除草的季节会回来帮妗子耪地，他是买卖人，手上没有老茧，几天下来，手上总有几个血泡。他是包办婚姻，本来相中了本村姓沈的姑娘，可是请算卦先生看命相，说沈姑娘是火命，舅舅是水命，水火不容；所以才改娶了妗子，因为妗子是木命，松柏木，常流水，命相合。可是妗子个儿小，连一米五都不到，还是解放脚，拿她跟沈姑娘一比，就好像东施比西施。尽管舅舅一万个不愿意，可是父命难违。我敢说舅舅的婚姻是不幸的，否则不会连过大年都不回家。另外还有：舅舅是卖布的，表姐都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连一条换洗的内裤都没有，舅舅这个当爹的难辞其咎，所以我对父母干涉子女婚姻的结果都不看好。 但是舅舅在退休的时候，还没忘了让他的小儿子长河接班，把他的农村户口改成了城市户口，又在曹家庄西头盖了三间瓦房，和妗子一起颐养天年，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生结局了。
和舅舅比起来，大姨的晚年用“惨不忍睹”来形容那是一点儿也不过分。84年我回山东老家，从周村下车往曹家庄的方向走，就路过东旺庄，那儿就是大姨的婆家。走进我童年时住过的院子，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院是荒草，两间歪斜的西厢房就是大姨的家，外屋什么家具也没有，只有几个破烂锅碗瓢盆放在地上，从里屋的炕上甚至能看到蓝天！我问大姨：下雨怎么办，她说拿个盆接着，我又说那冬天不冷吗，她回答过一天算一天吧，等天冷时再说，好在这会儿是夏天。我又问院子里那棵杏树呢？童年时期那满树金黄的甜杏，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大姨说早就砍倒卖了，还有家具啥的，值钱的都卖了。又说现在最难的是吃水，你大姨夫年老体衰，挑不动水了，（我大姨是小脚，见照片）吃水全靠大姨夫的侄子，有时他几天都不来一趟……我听着鼻酸，离开时给她留了一点钱和全国粮票。大姨送我到村西头，临别时她紧紧地攥着我的手，看到眼泪在她的眼圈里转动，嘴角往下一抽一抽的，我实在怕她会当我的面嚎啕大哭，就慢慢的把手抽出来，强装笑容地说：大姨您快回去吧，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都走出好远了，回头看看，大姨还在用袖口擦泪。我一边抹眼泪一边感慨：用什么来形容农村的孤寡老人的日子呢：挣扎，绝望，还是煎熬？30年过去了，大姨早已作古，虽然她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我还是认为她早点儿死了好，死了比活着少受罪。
大姨的婆家家离姥姥家五里地，她二十四岁才出嫁，在当时来说已经太晚了，小伙子找不到，只好嫁了一个刚死了媳妇的大姨父。由于姥姥家的生活很差，常年吃的是高粱面窝头就咸菜，因此我长得很瘦弱，三根筋挑着个大脑袋，骨瘦如柴。高粱米大多用来做牲口饲料，人吃了高粱面却拉不下屎来，实在没办法，我就用手去抠。我的肛门从小就为痔疮所苦，这个病伴随我终生，后来曾经两次因为痔疮手术住院，到今天也没能去根儿，此乃后话。看到我长得像瘦猴子似的，姥姥心疼，有一年放寒假，就让我到大姨家去过年，我本来不愿意，可是禁不住大姨说，她家过年有肉吃的诱惑。大姨家吃的确实比姥姥家的好多了，但是她不会像姥姥那样疼我，她虽然对我也不错，可我对姥姥的思念日甚一日。终于有一天，我不辞而别，拿了个皮球（那是我童年时期的唯一玩具，妈妈给买的）往前头一扔，嘴里喊着：回姥姥家喽！边跑边追，追到了拿起来再往前扔，没多长时间就回到了曹家庄。见到姥姥后，我一头就扑到了她的怀里放声大哭，姥姥忙问咋的啦，大姨打你了吗？我说没有，俺就是想你呀！我看见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从那以后，我哪儿也没去，一直跟姥姥呆在一起。亲情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比什么都重要。
二姨家在贾庄，离曹家庄二里地，我从未见过二姨夫的面，听说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这大概是真的，因为84年我到江西景德镇看望二姨时，听表哥说二姨夫是南下的军队团级干部，死前任景德镇市邮政局的一把手。有这样的一个二姑爷罩着，姥爷在土改时才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加上三姑娘和姑爷（我爸妈）都参加了解放军，所以土改复查时也就轻松愉快地过关了。而且我妈每月都从她13元的津贴中拿出5元（那时叫5万，因为今天的一分钱那时叫100块）来寄到姥姥家，算是我的生活费补贴，再加上舅舅在济南挣工资，怎么着也得补贴家里点儿，所以姥姥家的生活应该不算特别困难。可是姥姥一辈子节省惯了，能省一分就省一分。那时一盒12色的彩色蜡笔才八分钱，每当卖学习用品的货郎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就跑回家向姥姥要钱买蜡笔，可是不管我哭了多少次，这蜡笔直到我离开山东时也没买上。还记得有一次曾据理力争：俺妈都给你寄5万块钱来了，你就给俺买一盒吧。姥姥回答：你不吃啊？你不穿衣裳？我只好蔫了下来，除了继续哭之外，别的也没辙。
铅笔不像蜡笔，是学习必需品，姥姥舍得买，可是每当我想用一根新铅笔时，又得哭一场。不知为什么姥姥总是把新铅笔用菜刀剁成两半，每次就让我用半根，我说姥姥别剁，剁过的铅笔芯都断啦，她说，那我就不剁了，切！于是把铅笔放到案板上，拿菜刀按在铅笔的中间来回滚动，直到滚断为止，她那儿一边滚，我就在一边哭。铅笔头短得实在拿不住了，姥姥就拿一节秫秸杆儿跟铅笔头用线绑在一起，直到用完为止。
我上小学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期末发榜。全体学生的考试的结果，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姓名都按顺序用核桃大的毛笔字写好，贴在校门口的墙上，考试成绩最差的排在最后，并且在名字上用红笔大大的画一个对勾，那时人们就会说这个人坐大红椅子了。每次看完榜之后，我就会像一头小鹿一样，蹦跳着跑回家去，进门就朴进姥姥的怀里说：姥姥，俺又考了第一呀！于是她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那天晚上给姥爷炒了个豆芽菜，夹了一筷子搁在我的碗里，平时吃饭除了咸菜没有别的，就这一筷子豆芽，我可舍不得一口吃净：咬一大口煎饼，再夹起一根豆芽来咬一半，那顿饭别提吃得有多香了,炒绿豆芽至今仍然是我常吃的保留菜目。
我在姥姥家的时候，婚姻法刚颁布，其中特别提到反对父母包办，提倡婚姻自由。还记得我跟孩子们一起唱的儿歌：东方红，西方亮，毛主席号召搞对象，瘸子瞎子搞不上，留分头的有希望！说起留分头来也有故事：孩子们的头发长了，无非两种办法弄短：一是用剪子绞，可是绞出来的头不好看，跟花狸猫似的，孩子们都不愿意，怕同学笑话。另外就得等剃头匠来了再说了。剃头挑子一头是木头板凳，凳子当中有抽屉，剃刀和驴皮裆子放在里面，另一头是炭火盆，端一盆凉水坐在火上，头剃完了，水也热了，正好洗头。可是剃头匠只有剃刀，没有推子，所以剃出来的头总是黑白分明，远看就像一个砂锅盖扣在头顶上一样，所以那时村里的人一说沙锅盖头，指的就是分头。不过就是沙锅盖头，我也喜欢，觉得总比和尚头好看一点儿，尽管我根本就看不见自己的发型是啥样，因为家里连一块镜子也没有。
我这辈子看过的第一场电影是“小女婿”，那正是宣传婚姻法的时候。电影是在一处开阔的干河滩上上映的。用美国人的话:Nightmare(梦魇）来形容那次看电影的经历，可谓恰如其份。倒不是说电影本身是部恐怖片，而是说看电影的过程。太阳刚落山，天还亮着，河滩上已是万头攥动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从来就没看过电影，只看过拉洋片的，可是洋片里的人物都是画的，不能动；而这次听说能看到活洋片，人们都不敢相信。好不容易等到天黑，电影终于开演了，由于人实在太多，我所在的位置离银幕至少百米开外，电影里人物说的话，根本就听不清，尽管那样还是高兴的不得了，因为终于亲眼看到了能说会动的洋片。
不大一会儿，第一卷片子放完了，恶梦也就开始了。因为只有一台放映机，所以在换片子的时候银幕上什么也没有，人们都以为“活洋片”演完了，纷纷站起来准备回家，后边的人都走出半里地远了，第二卷片子开始演了，人们就跑回来接着看，就这样走了再看，看了再走，来回折腾了七八趟之后，电影演完了，反倒没人动弹了。过了很长时间之后，等到人们终于明白过来这回真的是演完了，很多人却找不到孩子了，于是乎孩子哭，老婆叫，现场全都乱了套，大有“哭声直上干云霄，尘埃不见咸阳桥”之势。跟我一起来的小伙伴们一个都不见了，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到后来人都走光了，宽阔的河滩上伸手不见五指，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当时真是害怕极了，（多年来我做的恶梦都是这个），幸亏我使出了看家本事：放声大哭，还好被几个维持现场秩序的民兵发现，把我带回了曹家庄。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最恐怖的是亲耳听到活人受刑时的惨叫声。那是全国范围内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民兵们抓到一个人，把它吊在学校西屋的房梁上，用沾了水的麻绳抽他。学生们就在北屋上课，北屋和西屋的门都开着，所以那啪，啪的抽打和撕心裂肺的嚎叫声，听得一清二楚。随着时间的延长，那惨叫的声音逐渐减弱，大约有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听不见呻吟了，只听见那响亮的啪啪声，像针扎一样震到我的太阳穴上，我心跳得都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直想尿裤子，我拿了签子（一块像令箭样的木板，只有拿了它，才能进厕所，因为男女同厕）往厕所跑，路过西屋门口时，低下头来偷偷看，只见那人上身的肉皮都成了紫茄子色。这个童年时代的恐怖记忆伴随我终生。
山东地区民风强悍，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个英雄好汉，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所以打人还算是轻的，我上学时就挨过打。我的启蒙老师姓孙，只有一只眼睛，那时候还没有义眼，由于一只眼睛塌陷下去，所以另一只就显得特别大，瞪得彪园。孙老师打人忒狠，因为家长们在送孩子上学的头一天就授了权：这孩子淘气，不听话你尽管打！因此学生们即使在学校挨了打，回家也不敢说，说了，家长的反应往往是：该！他咋不打别人呀？
曹家庄小学混班上课，从一到四年级都在一间屋子里。孙老师除了教国文外还教算术，那时没有体音美小三科，可是有毛笔字课，开始写大仿时，叫做描红模子，即把字帖垫在仿纸下面，照着描。在大字之间还要写上小楷。若老师给一年级的上课，其他年级的就在石板上写课文或练毛笔字。我有一次看到孙老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就偷偷地掰一小块窝头放在嘴里，心想孙老师就一只眼，大概看不见，还低着头假装没事儿似的继续写字。没想到孙老师大吼一声：赵喆申到前边来！我大吃一惊，心想坏事了，这回非得挨打不可。果然孙老师对我喊道：把手伸出来！不许躲闪，躲一下，再补两下！我只好伸直了右臂手心向上，闭上眼睛等着。只听得教鞭在空中抡得“呜呜”的，紧接着就是“叭”地一声巨响，右手心立刻就像火烧一样疼，而且不大一会儿，手心就象青蛙肚子一样鼓了起来，我只好把手贴在砚台的背面，因为那儿是凉的，似乎只有那样才能减轻钻心胀痛的感觉。由此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那句歇后语的含义：一只眼的瞎妈——那叫狠！
赵本山在美国纽约演出小品，博得一片怒骂声，说他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因为他拿残疾人当笑料，美国人可是都把残疾人当神一样供着的。但在山东农村里，人们拿残疾人开玩笑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得有一天，有个盲人一手敲着小铜锣，一手拿着跟竹竿，摸摸索索地进了曹家庄。瞎子靠算卦谋生，在中国大概也有上千年的历史，那时人们说有三种人最值得尊敬，一为教书先生，可使蒙童识文断字；二为看病先生，可使病人起死回生；这第三，就是算卦先生了，就是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可偏偏能预知未来，自然被有眼的人尊为神明。
小伙伴们围住那个盲人，开始嘲笑他，问他是真瞎呀还是假装的，盲人自然很生气，就骂那些孩子有人生，没人教养，有的孩子就开始拿土坷垃打他，盲人气得脸通红，嘴里骂不绝声，并把手中的竹竿抡起要打人，只听得竹竿抡得“呜呜”响，可他谁也打不着，因为小伙伴们都站在远处，并不停地继续往他身上投掷小石头子儿。我没有参加对这个盲人的欺侮，我大概天生就对残疾人富有同情心，因此我是含着眼泪看着小伙伴们那样做的，并且大喊：别打啦！别打啦！还记得有个姓高的孩子是个驼背，有人就按住他脊柱最高的地方往下摁，说“压压罗锅”，每当我看到他眼泪汪汪的，心里就特别难受，鼻子酸酸的也想哭。回忆我这一生当中，见过不少人拿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诸如管缝合过兔唇的人叫三瓣嘴，管生过天花脸上有麻子的人叫仁丹模子等等，我一律不参与，我始终对这种丑陋的社会现象嗤之以鼻。
山东那地方冬天也下雪，结冰，可是不管多么冷，屋子里从来不生火。记得有一年冬天下雨夹雪，我的棉鞋都湿透了，第二天早上结了冰，可即使这结了冰的鞋，我也得光脚穿着去上学，因为我就这一双鞋。姥姥的名言至今我还记得：旧的不穿坏了，不能做新的。结果我的脚在这双“冰鞋”里，感觉就像猫咬一样，疼得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同学问我哭啥呀。我又死要面子地啥也不说，只好在那儿活受罪。一冬天下来，我的脚跟，手背，脸和耳朵全都起了冻疮，直流黄水，连袜子都脱不下来。
我从小就对“工业”活儿感兴趣，特别讨厌农活。农村所谓的“工业”活儿无非也就是磨剪子戗菜刀，或是锔盆锯碗锯大缸，再就是焊锡壶的，只要这些匠人来了，我就蹲在傍边看，一直到他们走了为止。今天看来，我这辈子所从事的机械行业，是从小就有的志向，因此我终生不悔。相反地，我对什么田园风光啦，小河流水啦，种花养草啦等等都不感兴趣，甚至是排斥，因此有人指责我是“Not a human being”(格色），我想这大概跟童年时代在农村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干农活留给我的印象，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而不是享受。一说到自然风光，我就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头顶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来，不怨陕北的农民都称自己是“受苦人”了。美国的自然景观世界闻名，可是再有名的地方，我去一次也就够了。但是对各种博物馆，可是百看不厌，特别是对飞机，军舰，武器，科技，艺术博物馆，更是情有独钟，我对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充满了羡慕和敬意。
童年在庄稼地里干活的回忆，没有一样是美好的。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得跟妗子一起，从地里把庄稼背回家里，因为这是全年做饭所需的燃料，没有它们，就别想吃饭。背麦子的痛苦，不仅仅在于麻绳深深地勒到肉里，还在于每走一步，麦芒在出了汗的后背上扎来扎去，所以我对“芒刺在背”的滋味有切身体会。对高粱或是玉米秸，就得用肩膀来扛，我从小就身体瘦弱，胳膊没有足够的力气把一捆秫秸搁到肩膀上，只好由妗子把它捆好后放到我的肩膀上，一开始走几步还可以，可是越走越沉，俗话说远道没轻载，又不敢把它放下来歇一会儿，因为放下之后就没法再把它举回到肩膀上去了，我的汗水合着泪水顺着脸一起往下淌。
终于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妗子突然喊道：哎呀，他三姑回来啦！我因为是背对着门口，所以没看见，等我猛一回头，看到头戴大檐帽的母亲，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微笑着向我们走来，说“我来接小申来了”，那是1953年的春天，算起来我在姥姥家整整呆了四年。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我姥姥和姥爷，他们于56，57年先后去世了，可姥姥那慈祥的面孔，我不知在梦里见过多少回，一辈子也忘不了。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华夏文摘】内蒙老赵：路越岖崎越坦平（二、少年）
少年篇 （1954-1960）
从53年的下学期开始，我应该上四年级了，可是母亲怕我考不上河北省干部子弟小学，真要是那样的话，还得把我送回山东去。所以，她让我再考三年级，发榜那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母亲一起到保定市北关外的河北小学去看榜，还好，我没有名落孙山，全班招收50名学生，我排在第16名。由此看来，母亲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那时还没有全国统一教材，以山东农村小三的教材内容和师资水平，与河北省省会的相比较，那差的就不是一点半点了，如果按正常考四年级，说不定还真考不上呢。
解放初期，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全部生活都由公家包着，没有工资，这就是为什么母亲没有早一点儿把我从山东接出来的原因。后来实行半供给半津贴，母亲是付排级，每月有13元的津贴，我在学校吃住共收费11元，刚好够。好在母亲当时在河北军区民兵报社当编辑，属部队编制，生活上什么都不用花钱。
河北小学是省政府和省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全校500多名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部住校，由于一年级的孩子太小，有的连自己穿衣服都不会，所以就有专门照顾低年级学生生活的阿姨，还有工友负责给教室和宿舍生炉子，早晨给送洗脸水。孩子们的衣服脏了，学校设有洗衣房，那时没有洗衣机，有几个女工一天到晚地在那儿洗衣裳。家长们都把自己孩子的名字用线缝在衣服上，每星期蔹一次脏衣服，洗净后的衣服发回班里，孩子们根据衣服上的名字很容易的找到自己的那些。我的全部衣服甚至连袜子上，都用线缝着“小申”的字样。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诗句，情真意切，可是我却永远没有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机会。
从山东的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古城，那种感觉就像一步从地狱跨进了天堂一样。首先，再不用吃红高粱面窝头和有溲味的咸菜了，在山东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肉，这儿天天都能吃到;锃亮的日光灯代替了昏暗的煤油灯;在山东唯一一次看过的“恐怖”电影，这儿每星期都能看到，四年来在姥姥家从未洗过一次澡，在这儿每月都能洗一次……唯一我不喜欢的是早晨要出操，跑步。记得那时看过叫“上饶集中营”的电影，其中有一段描写被俘虏的新四军战士们被逼着长时间的跑步，最后有的人就倒下了的情节，我就发牢骚：咱们这也是：上饶集中营，不跑就不行！那时刚解放不久，什么都要搞军事化，连小学的孩子也同样。
在河北小学，我参加了红领巾合唱团，从而培养了我对唱歌的浓厚兴趣，而这个爱唱的习惯伴我终生。如今已过“耳顺”之年，还在时不时地哼唱：穿过绿色的大树林，我们奔向美丽的地方，可爱的小鸟展开翅膀，对着我们快乐的歌唱，微微的风迎面吹，红领巾在飘荡，洗过海澡旅行去，我们的心里乐洋洋，可爱的夏令营我们欢乐的家，你使我们活泼健康！
上面是我于1988年去邢台县探访我大弟弟喆酉的下落，路过保定市河北小学时所拍。照片中的张老师，是教自然课的，还记得他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37两字，告诉我们，那就是人体的正常温度。
可惜好景不长，在河北小学仅仅呆了一年，母亲从部队转业了，分配到河北省峰峰矿区文化馆当馆长。我平常住校，总盼周末可以回到母亲身边，这回完了，又一次品尝到“没娘的孩儿”的滋味，那是一种怅然若失，欲哭无泪的心痛感觉。只有在放寒暑假时，才能到峰峰与母亲相聚。
我这一生唯一参加过的革命组织就是少先队，那还是在曹家庄时集体加入的，每个孩子都发一个三角形的红布，就成了少先队员了。从山东出来时，母亲还没忘了让我把“组织关系”代上，所以上了河北小学后，顺理成章的就是组织内的人了，这让班里很多没入队的人羡慕的不得了。而且由于是“老”队员了，组织上又委以重任：当上了中队长，左胳膊上别上了“两道杠”。可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是个当官的料，才半年的功夫，就不让我当了，降成了“一道杠”的小队长。可是我爱唱歌，爱跳舞的特长，让我在初中，高中，甚至在大学都有发挥的机会。
在河北小学，我私自把名字从喆申改成了哲申，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不认识这个“喆”字，它太偏了，于是很多人故意地管我叫赵吉申，我气得要死，于是一怒之下，就改名了，喆和哲音同字不同，因为同学里有个名叫潘宗哲的，是我的好朋友。家里大人知道后也未置可否，我猜想他们可能寻思着这喆申是历史反革命给起的，还是离他越远越好吧。其实回头看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历史，任何个人梦想“姜维避祸”的企图，都是自欺欺人，枉费心机的徒劳。例如一班的崔旺，富农成份，他非要说土改时给定高了，费了不少劲要改成份，结果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气候在那儿，蚍蜉岂能撼树？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肃杀环境下，别说改名，即便是连姓都改了，时候一到还是在劫难逃，我大弟弟喆酉的命运就是再好不过的明证。
说到家庭成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在六，七十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只要是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只要运动一来，（因为毛太祖说过：文革这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以后每隔七，八年还要搞一次）马上就会噤若寒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甚至是杀身之祸。文革时的北京大兴县，湖北的道县，都发生过地富子女全部惨遭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
我父亲在五十年代初参加工作时，就面临没有家庭成分的窘境，因为北京解放时城里的老百姓都没有划过成分，所以成分一栏就空着，那时候人们的阶级斗争的觉悟都很高，所以组织上一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左一次谈话，右一次交心，他一生气就自报了个“官僚资本家兼地主”的成分，这才被组织愉快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刑事判决书上写着“长期以来隐瞒家庭成分”的由来，可是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为了过关而做的蠢事，祸及子孙。
照片中的老人姓霍，是我爷爷的姨表弟，我大弟弟喆酉生前与他生活在一起。当谈到我爷爷的时候，他说“赵玉堂是个好人”，赵玉堂是我爷爷的原名，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凡是在汪伪政府中任过副部长以上的官员，全部都在通缉之列。为了避祸，他改名为赵逸忱。我的这位宗亲还谈起我爷爷的婚事：我爷爷的原配死去之后，说媒的踢破了门槛，名门闺秀任他挑选。可是这位赵家留学归来的少爷，却偏偏相中了一位小脚寡妇，那就是我的亲奶奶。那时寡妇时兴从一而终，再嫁是令人侧目的事情，可是我爷爷大概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敢于在千年古县邢台开风气之先，他按照娶黄花闺女的标准，把我奶奶抬进了家门。我这位宗亲提到当时在邢台县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形容某人若是做事不靠谱，就用“赵玉堂，瞎胡闹，娶个寡妇坐花轿”来说事。
号称“蒋青天”的台湾前总统蒋经国，和一个名叫章亚若的才女有过一段婚外情，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给蒋经国生了儿子，取名孝严，因为她没有名份，所以这孩子只好随母姓章。多年后章孝严已然成为台湾政坛的名人，而更使他出名的是他的“认祖归宗”，经过蒋家族人的同意，他已改名为蒋孝严。
我在此也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我要“认祖归名”。套一句文革时期的流行语：恢复事务的本来面目，把哲申改回喆申，10岁之前，我的名字就叫赵喆申。尽管我用赵哲申这个名字已经整整60年矣，可是即使我改了名字，还是合情合理地荣获汉奸长孙的恶名，正像我母亲虽然已经“因刑期过长不予等待”为由，在我父亲初判20年徒刑后就批准离婚，但是在后来批判她这个走资派的时候，仍然逃不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样，跟你离婚不离婚连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想划清界线是永远不可能的，不管你使出什么招数来，无产阶级专政撒下的恢恢天网，永远都是疏而不漏的，还是老老实实地自我归类吧。
1956年我12岁，母亲从峰峰矿区调到邯郸报社工作，由于思念母亲，再加上有个叫郭彦礼的同学总欺负我，有一次他竟然把我打得爬到床底下不敢出来，我转学了，从河北小学转到邯郸市贸易街高小，读六年级。就在转年我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看到了8年都未见过的父亲，他是被人从内蒙送到邯郸市来的。我只记得母亲说过他从部队下来后，分配在呼和浩特市内蒙煤建公司会计科工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曾经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在北京时，他一回家我就扑到他怀里撒娇。可这次见到他却绝然不同了，他变得有时木纳，有时狂躁，嘴里总在絮絮叨叨的说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见了他我就躲得远远的，母亲告诉我：你爸得精神病了。特别让人感到恐怖的是他的怪异行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像幽灵一样到处游荡，对于任何人的劝导，他的回答常常是驴唇不对马嘴。母亲怕他出事，就走到哪儿跟到哪儿，那些日子母亲身心俱疲，经常默默地流泪。父亲没日没夜的折腾，有时大概因为身体太疲劳了，在吃了药之后会睡一会儿，醒来之后会有短暂的清醒，因为我在第一天见到他，就发现喉管上有明显的刀割痕迹，趁着他还明白的时候，就问那个伤痕是怎么来的，他用手摸着那个地方，久久不语。我不甘心，在没人的时候，就悄悄地问母亲，她告诉我那是自杀未遂的结果，我听了之后，心惊肉跳。那时人们都把自杀看成是很丢人的事，因为自杀是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行为，文革时更把自杀叫做“狗血白流”！
在右派分子从维熙的书“走向混沌”里，由于作者亲眼目睹了有那么多右派用自杀来对阴毒的“阳谋”做最后的抗争，包括他的右派妻子张沪在内曾经两次服毒自杀，幸亏被及时发现抢救而幸免于死。从先生对自杀的人都怀着深深的敬意，称他们为宁死不屈的勇者。想想看也是：对于有正常思维的人来说，有什么能比视死如归的勇气更高尚呢？当年明月先生说得好：当一个人不得不走向死亡时，自杀代表着尊严和抗争，因此，父亲和大弟弟也都是刚勇的人。
邯郸报社领导建议把父亲送到保定市精神病院去，因为他把报社大院搅得四邻不安，母亲只有听命。那时已临近小学毕业考试，耽误考试可不得了，母亲在临去保定之前告诉我，把父亲安顿好就回来，也就几天的事儿。好在我从小吃食堂习惯了，生活上到没啥，可是精神上始终摆脱不掉孤独悲沧的心情，天天盼着母亲快点儿回来，真担心她出什么事儿，那时既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到了晚上常常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半个月之后母亲终于回来了，一边流泪一边把她差一点儿死在保定的事儿说给我听：本来父亲住院的事已经联系好，可是精神病院一听说他曾经有过肺结核病史，怕他还在开放期，所以必须到别的医院去做X光透视。就在等结果的时候，父亲又犯病了，这回他沿着铁路线一直往北走，几十里地出去了，无论母亲怎说回旅馆，他根本就不听，母亲只好在后面跟着，可没料到在一个涵洞桥上，父亲突然转回身来，把母亲从路基上扔到桥下，并跳下来骑到她身上狠狠地卡住她的脖子！幸亏附近有种地的人，看到此情景赶紧跑过来把父亲拉开，母亲才没有死在一个瘋人的手里。可是母亲再也不敢跟着他了，她回到市内，雇了两个老乡帮着一起去找人，几天过去，始终连人影也没见着。
母亲是个性坚强的人，她拖着疲累的身子，继续没日没夜地在保定市的远近郊寻找，并且逢人就打听看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没有。终于有一天，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形容枯槁的人坐在马路牙子上，那就是遍寻不见的父亲，连渴带饿，他再也走不动不了。
1957年的夏天，我和母亲一起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组织上说是为了照顾分居多年的夫妻。尽管母亲十分不愿意放弃她的专业，可为了照顾有病的父亲，也没有别的办法。母亲的工作单位也是内蒙煤建公司，在秘书科。我在呼市五中开始了我的初中学业，那时五中刚建校，我被分在第五班。班主任刘培智教数学，高高瘦瘦的王德科老师教语文，南天荣教物理，教化学的王老师和教音乐的赵老师，因为我小弟弟的婚姻缘故，后来都成了我的亲戚。57年末，父亲从精神病院归来，58年10月1日是我小弟弟的生日。父亲出院后，十分注重锻炼身体，他买了几本关于太极拳的书，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太极拳，天天打，从不间断，即便是在刮白毛风，零下二十多度的寒冬，也不带帽子，不戴手套，在冰天雪地里打拳。他的精神和体魄得益于这套“赵氏太极”，自出院后，不但精神病再没犯过，而且完成了人民大学函授生的学业。直至文革期间，他出版了一期又一期的“一人战报”，其中有几期我看过，那些文章立意新颖，语言犀利，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如果他的死期再推后10天，等到四人帮倒台的1976年10月6日之后，很有可能就逃过了“大限”这一劫，真若如此，那1980年6月19 日的平反也就用不着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他死的那年才51岁啊，每念及此，潸然泪下。
反右斗争结束之后，在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前提下，勤工俭学在五中常盛不衰。由于学校是新建，校园里处处砖头瓦块，坑坑洼洼，没有一块地方是平的，全仗着学生们的双手，双肩，硬是把校园给整平了。回想起来，这勤工俭学对培养我动手的能力和习惯，功不可没。记得那时每星期有半天的时间到自行车铺参加劳动，才14岁的我，就学会了擦油泥，补车胎，编辐条的活儿，而这个技术，让我受益终生。接着就是到白塔修飞机场，来回走三十多里的路不算，还要在工地上来回一路小跑地抬大土筐；再就是修一条通往呼钢的公路，五中分到的工地地段在回民坟，也是天天抬大土筐。58年的整个夏天，五中都在校园里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食堂门前垒起了土高炉，上面火焰冲天，下面慢慢流出来暗红色的粘稠物，过一会儿冷了，就变成了一个大黑疙瘩；操场上有几个日夜冒着黄烟的炼焦炉，开始里面装的全是大块的好煤，等“焦炭”出炉的时候，大部分的煤都成了灰。除了钢铁之外，五中在校园内还搞了农业高产试验田，地点就在食堂西面一块羽毛球场大的地方，种的麦子，密植。为了防止倒伏，在麦陇之间都拉上了绳子。卫星大概是没有放出来，因为对亩产量未曾召开过新闻发布会。
深秋时刻，为了实现年产1080万吨钢，说是为了超英赶美，钢铁元帅要升帐，全校停课，自备行李集体住宿，搞大会战，到呼市钢铁厂去砸铁矿石。因为从铁矿山运来的矿石，一般都比西瓜还大，可是炼铁炉要求矿石的体积要与核桃的尺寸差不多，于是要求学生们都要自备斧头，把大块的矿石用人工砸成小块的。这砸矿石可是个技术活儿：屁股坐在地上，要用两只脚底把大块的矿石夹紧，这样才能用双手抡锤，产量才能提高。技术要领掌握之后，剩下的就是看谁的力气大了，那时特别时兴劳动竞赛，每天对每人的产量都有专人量方，产量高的插红旗，低的自然就要拔白旗了。
我猜想小时候大烟灰喝多了，落了后遗症，所以从小就骨瘦如柴，科学地讲，肌肉是力量的源泉。为了不被拔白旗，我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拼了小命地不停抡锤，三九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挥汗如雨，棉袄都湿透了，背上挂了一层白霜，可是由于我的肌肉不发达，力气有限，终究还是名落孙山，一杆小白旗，插在我砸过的铁矿石上，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发抖，仿佛就是我悲伤痛苦心情的真实写照。从那以后，我的右肩胛骨缝处就隐隐作痛，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就更厉害，那肯定是劳累与风寒所致。直到我上了内蒙古林学院，校医蒙古大夫福巴图给我来了个恶治：用锥子样粗的针，在我肩胛骨缝最痛的地方扎了下去，然后又在针眼处拔了一罐子，当时疼得我气都喘不上来，半小时后把罐子取下，里面有半罐子黑紫色的血。那疼痛仍然没有彻底去根儿，它伴随我终生，只是比“恶治”前轻松多了。大炼钢铁，是我的梦魇，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给我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在小学三年级时我看过的第一本书名叫“三个老师”，四年级时看了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和高玉宝写的“半夜鸡叫”，五年级放假时到峰峰矿区文化馆，书库就在母亲卧室的旁边，很多名著都是那时看的，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铁道游击队，等等。上初中后，我仍然保持着爱看书的习惯。我写的作文：“五一日记”曾作为范文，被王德科老师拿到同年级的不同班上去朗读过。初中毕业，我考取了呼市二中。但是一个意外，使得我无法出现在五中首届毕业生的照片上。原因是照像那天，我站在后排的桌子上，而那个桌子的一条腿突然断了，桌上的人全都倒在地上，别人都没事儿，唯独我的小腿受了伤，虽然没有伤筋动骨，可是疼得我实在站不起来，眼看太阳就要落山，光线越来越暗，校长寇克敏说不能因为一个人把大家都给耽误了，结果在呼市五中首届毕业生的合照上，就缺我一个人。
这大概是我未来命运必然多舛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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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华夏文摘】内蒙老赵：路越岖崎越坦平（三、青年）
青年篇 （1961-1968）
在我的记忆里，高中三年有两年半的时间都是在一个“饿”字当中熬过来的。那时我特别羡慕能在家里用餐的同学，因为他们可以在家吃过早饭后再到学校来上课，而我从来就没这个福气，从小学到高中，始终都是在父母亲工作单位的食堂起伙。因为早晨有早自习，在我必须到校的时候，食堂的开饭时间还没到，不开门，所以我只好在前一天晚饭时买一个干粮带上，作为第二天的早餐，没水没菜的干噎。有时晚上复习功课睡得晚，肚子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就提前把早点当夜宵了，第二天一上午就只好饿肚子。就因此，当看到有的同学在课间10分钟拿出馒头来吃时，馋得真是偷偷地咽唾沬。
长年的吃不饱，什么脸面不脸面的也就顾不得了，只要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通通的往嘴里塞。那时副食品公司的人会推着车子到家属院里卖酱油、醋什么的，有时也会卖黄酱，不要粮票，刚巧让我碰上了，赶紧卖了一大碗，又弄了些胡罗贝缨子剁碎了跟黄酱煮在一起，装满一罐头瓶子，放在课桌里。二中的课桌是带盖的，课间10 分钟的时候，我把头顶在课桌盖子上，从兜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超短筷子，开始享受咸死人不偿命的绿色食品，不怨那黄酱不要粮票，原来是粮库的土粮食做的，吃到嘴里就是一股土腥气，而且牙碜的要命，根本就合不上牙。
有个叫孟繁斌的同学外号叫“埃达”，是俄文“这是”的谐音。我真是服了他居然有老牛倒嚼的特异功能：即时不时地从胃里冒出点东西来，然后细嚼一番，又咕咚一声咽回去。因为那时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能放到嘴里俎嚼就是天大的幸福。直到有一天他吐在了教室里，才明白那根本不是什么特异功能，而是胃病。
六一年我和林川渝去昭君坟帮食堂拉草喂马，路上居然发了个意外之财：拣到不知是谁掉在路边两只带毛的猪耳朵。我们俩一人一只，拿到家里把毛拔净，切成细丝，加上一颗圆白菜炖了一锅，一家四口美美的吃了一餐。这件事直到52年后的2013年，林川渝和我在呼和浩特的同学聚会上，谈及此事，仍然是津津乐道的趣事。
六二年我在二中的食堂起伙，被分在10人一组，但都不是同班同学的组里。为了能多喝上一口粥，我把田忌赛马的运筹学用到了早饭上。滚烫的粥是装在一只洋铁桶里刚从食堂打回来，为了实现多喝一点粥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是要抢先到先手，先往碗里盛大半碗，第二步就是发扬一不怕烫，二不要面子的真功夫，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喝下去，这里还有个技术问题：要一边转动碗，一边用筷子搅合，使粥能够凉得快一些，等这碗喝完了，桶里还会剩下少许，立马再盛第二碗，这回就不着急了，慢慢地喝，好好地享受，同时尽量低头不看只喝了一碗，而没喝上第二碗的仇恨目光。当然谁也不傻，为了杜绝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再次发生，以后分饭时由值日生专门掌勺，使每人得到的都差不多，我这个运筹学的小伎俩也就无疾而终。可是我吃饭狼吞虎咽的毛病却一辈子都改不了，我爱人总说我吃饭都没个正型，吃那么快干啥，也没人跟你抢，我说这都是党教导的好结果，这叫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班里有几个同学来自郊区的农村，他们会从家里带几个白白胖胖的土豆作为夜宵，来打发饥肠辘辘的晚上，那宝贵的珍馐可舍不得煮着吃，那样的话就无法好好享受了，得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贴在宿舍的铁炉子上，等这片烤熟了，用小刀把它戗下来，放在嘴里慢慢地嚼，同时再把另一片贴上，一个土豆得吃半个小时，而烧烤土豆时发出令人陶醉的香味，则弥漫在整个寝室里，把我这个没有土豆的人馋得要死。
有个插班生叫范新晨的来自包头，听说是市委书记范毅的儿子。这位范爷可非等闲之辈，他没有土豆可是有辙：装病不上课，躺在床上不起来。等同学们都上课去了，他会把不属于他的土豆毫不客气地吃掉，等同学发现土豆少了，大声喊叫有人偷了他的山药蛋，膘肥体壮的新臣少爷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我吃了”，来自农村的孩子大多胆小怕事，想打架也不是对手，只好吃哑巴亏。
没多久范少爷就再也不见了，听说他父亲把他弄回包头去了。原因是他这个宝贝儿子到电影宫旁的百货商店偷东西被人们发现，这个范儿到底是将门之后，非但不束手就擒，反而急中生智，迅速脱下两只翻毛皮鞋作武器，抡的风车儿一般，不让想抓他的人靠近，可惜那皮鞋毕竟不是黑旋风李逵的两把板斧，范爷终究还是没能跑脱。我直到现在也想不通，一个堂堂市委书记的儿子，怎么会走上这条不归路。
还是在五中念初中的时候，我就跳过集体舞“采茶春歌”，到了二中后，时常有为了庆祝节日而举办的文艺表演会。我们班表演了“快乐的勒索”舞。说实在的，我对音乐和舞蹈都十分喜爱，可惜当年的舞伴当中，已有三人作古，他（她）们分别是刘泽民，李春梅和王淑华，每当想到与当年生龙活虎，如花似玉的舞伴们已然是阴阳永隔，除了感叹人生苦短之外，也只好唏嘘了。
居中的姑娘焦丽华是文艺班长，四位女生从左至右分别是李春梅，赵秀芬，王淑华和王利民，男的则是刘泽民，我，乌和生和朴钟富。
就是因为喜欢唱歌，我在六三年的高考中还占了便宜，因为那年的高考作文题之一就是“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对此歌中的三段歌词我记得滚瓜烂熟，不像我的入团介绍人秦瑞芳那样，她把国际歌错记成国歌了，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作为该文的开头，下了考场之后，我们俩谈到了作文，一听到她这样说，我的心不由得猛然一沉，我知道语文老师曾经再三地嘱咐：作文最怕文不对题，也就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题目对了，文章即使作得再烂，多少也能得点分，否则一分没有，作文可是占40分呀。我不得不告诉她：“你的作文跑题了”，当时她的脸就白了，果不其然，她没有考上大学。尽管我这辈子也没能混入团内，但是至今我对她还是心存感激，她的好心我领了。
直到50年后，2013年见到了大学时的团支部书记赵钟友，问他为甚么我就是入不了团，他告诉我：“实话实说，就是因为你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跟我多年来所想的原因一样。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居然也会被大学录取，实在是祖上有德，生逢其时。比我低一届的采运64级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是富农成份的，65级的则连一个也没有。“不能为阶级敌人培养接班人”的潜规则，尽管未曾公开过，却已经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招生中付诸施实。六零年后的三年调整时期，学校基本不强调出身，政治活动也不太多，即使有，无非也就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及其一切反动派什么的，所以高中时期，在知识方面打了个好底子，这让我终身受用。
我和王淑华有过一段朦胧的恋情，所谓朦胧，是因为我从未牵过她的手，甚至连一次电影也没有一起看过，更甭提接吻和别的了。六三年那年我十九岁，记得有一次我和王淑华一起复习政治体题准备高考时，她忽然说起她来例假的事，那是她的初潮。她那吞吞吐吐的语言，羞红的脸庞，不由得我不怦然心动。高中毕业后，她决定去白狼林场当工人，高三四班有不少同学到火车站为她送行，列车缓缓地移动了，大家挥手送别，她站在车厢门口，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我，好像在说：申哥,我先走一步,在白狼林场等你……
66年初她从白狼林场给我寄来一封信，那时我们依然以兄妹相称。信中说要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并说组织上要了解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因为白狼林场位处边境地区,是反修前哨,对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都要搞清楚，我以实相告，没料到那竟然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她那时正是入党的培养对象，而当时则是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时候，她是工人出身，很显然要是跟我组成一个家庭的话，那她的前程也就完了，因此，我完全理解她的选择。王淑华退休时已经是白狼林场的书记，她爱人是场长，由此看来也是一个蛮成功的人生结局，我由衷地祝愿她在天国幸福。
内蒙古林学院于1958年在扎兰屯建校，后来迁址到呼和浩特。63年我入学时，教学主楼尚未完工，脚手架杆把整个大楼都围了起来，我们在一楼上课，楼上各种施工的噪音不绝于耳，坐在大教室后排的人想听清老师讲什么都很难。不过我至今都在庆幸自己选对了理工科这个专业，特别是有些基础课诸如机械原理、机械设计、机械制图等，让我受用终生。64年到农牧业机械厂实习，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操作车床，这车工的技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是我的饭碗。
又是可惜好景不长：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我们没有办法再集中精力于读书。首先是动员报告，接着就是向党交心，说是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即不管有什么错误思想，只要主动交待了，肯定是既往不咎。实际上全是骗人的鬼话，对此我有切身体会，言而无信是那个时代当权者的一贯做法。从延安整风开始，到57年反右，到社教，到文革，不知有多少人轻信上当，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甚至命丧黄泉。毫无疑问，社教时期每天下午的政治运动挤占了学习的时间，但更多的是给我造成了许多精神上的压力，因为不管我是多么虔诚地写检查，终究还是过不了关，也就是被“挂”了起来，正如诗人聂绀弩所说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以我当年才20岁，解放时才5岁的年轻人来说，怎么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无非是看我的社会关系操蛋，柿子专拣软的捏而已。
物极必反是千古哲理。当年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张举，刘洪安，张耀天，格日勒，王树林，以及森工系的政治辅导员焦兴亚，林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刘国相，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尝到了被整的滋味，甚至是皮肉之苦，原因就在于他们过去的职业就是专门整学生，一旦有机会，被整的人自然而然的就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治其人之身”了。88年林学院三十年校庆，焦兴亚拉着我的手说：“赵哲申对不起，文革的时候我整过你，我向你赔礼道歉”，当时使我深受感动。2015年同学会重回林学院，焦兴亚又一次公开向我赔礼道歉，感动之余，我以鲁迅的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致谢。听王树林老师说，这是焦老师的传统节目：凡是有毕业班的聚会，他一定会向他在文革时整过的同学道歉，历经将近三十年而不辍。其实焦老师的“幡然悔悟，弃旧图新”早已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每年到各地接收新生，他都会给报考林学院学生的家长们打招呼：只要上了分数线，他一定会帮忙。李荣章的儿子就是在焦老师的关照下，从林学院毕业后分回了赤峰。
谢天谢地，自打毛主席他老人家驾崩之后，特别是自胡耀邦执政以来，中国的老百姓才开始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那些专门以整人为生的人，高层的如中宣部长周扬，低层的如森工系的焦兴亚，都对过去整人的作为惭愧，焦老师后来作到治沙系的系主任，一反过去整人的做法，有不少人去找他帮忙，他都尽力而为。自相残杀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劣根性之一，而毛泽东则把这个窝里斗的传统又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到了我今天这个年纪，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来自境外最恶毒，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就是马列主义。尽管它曾经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鬼主意（义）给中国带来过无穷的祸害，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我已身为人父，告诉我在读初中和高中的孩子们：“政治课可以不及格”的原因。
64年的社教，最终以揪出郑思明反革命小集团收场。郑是采运62-2班的，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官，49年在绥远跟随傅作义的部下董其武归顺了共产党。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毕业于金陵大学农林系，是甘肃省农林厅的工程师，57年被打成右派，成了甘肃省夹边沟劳改农场的犯人，后来活活地饿死在那里。傅作义虽然得了个水利部长的职位，可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保不了，更遑论保护他的旧部了。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杭后旗陕坝中学拍的，时为2013年10月。
古铜色的雕像乃傅作义将军。 他在绥远（今内蒙）创建了两所奋斗中学，一所在归绥（今呼和浩特），是我的母校；另一所在杭锦后旗陕坝， 是刘子才，赵钟友，徐风仙，李福庆的母校。
郑思明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首犯，主要是因为口无遮拦所致。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后代，本来应该夹起尾巴做人才是，可他这个人太老实,太轻信了，说了一些对社会主义不理解的话，本以为交待了就没事了，谁知上了一个大当。随之而来的残酷斗争自然而然地跟他的反动军官父亲挂上了钩，因为老子反动，儿子则必然是浑蛋无疑，与他的父亲是不是起义人员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那时血统论是致被批判者于死地的杀手锏，也是被大多数人所顶礼膜拜的革命理论。
祸从口出的结果居然也落到了张维善的的头上，就有点令人匪夷所思了，张是林业63级的，与我同届。他之所以也成了该集团的要员，就完全是因为他太狂妄了，仗着老爸是内蒙军区的官儿，口出狂言，目空一切，特别是说出了有关军队内部的一些小道消息，犯了大忌，结果吃了大亏。要说仅仅是因为言论反动，毕竟属于思想认识的范畴，还不至于进监狱，顶多也就是劳动改造而已。郑思明之所进了监狱，就是因为在批判他的过程中，有人居然揭发他曾经拿枪指向了墙上的毛主席像，这还得了！那时毛主席的威望如日中天，谁敢对他老人家有半点儿不敬，十有八九这小命就保不住了。
直到三年后的1967年，公安部门也分成了两派，其中呼三司观点的人到林学院来，谈及郑思明的事。说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证据，郑尚不构成判刑的资格，可监狱是有错抓没错放的衙门，他们就想让林学院派人到公安厅去接手这个案子，我毛遂自荐。
郑思明关在公安厅四处的看守所内，听管理人员说，郑曾经有过越狱逃跑的行为，没跑成，所以给他戴上了脚镣子。他凭着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勇敢和满腔的悲愤，硬是戴着脚镣在牢房内走“8”字，坚持数年而从不间断。管理人员在提审郑思明时，让我也坐在审讯者旁边的椅子上，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当时的做法真是不规范，因为我还没听说过让无关人员参与提审犯人的先例，大概只有在文革时期才会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看到郑思明那苍白的面孔，瘦弱的身躯，我的心里充满着怜悯与同情。我告诉他我是内林红旗派来重新审查他的案子的，让他耐心等待，不要再做出任何意外的事情来。从他脸上毫无变化的表情看来，好像我说的事跟他没有关系似的，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他的神经在受到极大的刺激之后，已经有别于常人的思维了。
过了几天，郑思明同班的女同学孙怡也来了，我们仔细地查看了郑的全部案卷，其中最关键的疑点就是拿枪瞄主席像这一条，其他都是上纲上线的罪名罗织。记得我对孙怡说过：咱们要抓主要矛盾，只要能把这个问题搞清，其他的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我们决定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并邀请公安四处的人参加。揭发郑拿枪瞄主席像的李海林复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场景：那是在排练抗美援越活报剧的时候，郑思明拿着木制的道具枪，往教室前方的墙上比划，并非材料所揭发的那样直接瞄准主席像。当时公安厅四处的人对这一点询问的非常仔细，最后认定揭发者本人李海林不能确定：郑思明是有意识的拿枪朝主席像瞄准；他只不过是往教室前方挂主席像的方向摆弄道具枪而已。
郑思明从监狱出来了，他说想见见齐振荣，问他几个问题。齐是当年的党委办公室主任，郑思明反革命集团的案子是他一手操办的。我当时还真担心郑思明会做出什么暴力行为来，因为我看到他用拳头攥紧一枝圆珠笔，两眼死死的盯着齐振荣，齐的表情也很紧张。所以我故意坐在他和齐振荣之间。还好，什么事也没发生，郑所提的问题也不着边际，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郑的思维已经不正常。齐振荣走后，乔风兰来了，她和郑思明原是同班同学，据说他们原来是很要好的朋友。在批判郑的大会上，乔有过发言。我看出乔风兰有意恢复与郑思明的关系，但郑的表情始终冷淡。听孙怡说，毕业分配后，她曾经专门去看望过郑思明，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能力。又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就这样毁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
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年代，特别时兴让受批判者的亲人或好友去揭发批判，亲情在统治者的眼里，连狗屁都不如。比如反右斗争时，章罗联盟的罗隆基，就遭到了他女朋友浦熙修的揭发批判，仿佛只有在大义灭亲之后，才能表现出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但不幸的是，揭发大右派的人，自己也逃脱不了成为右派的悲惨命运，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受到批判”一文中，曾经嘲笑过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在数不清的“大义灭亲”血淋淋的故事里，最典型的莫过于号称“卖母求荣”的张红兵，当年17岁的他，与父亲一起向军宣队揭发母亲方忠谋，说她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因为母亲在家里说毛批判刘少奇和彭德怀是错误的。结果方忠谋被枪毙于安徽桐城固镇县，时间是1970年4月11日。
通过共同努力为郑思明案子平反这件事，我对孙怡有非常好的印象，她不仅模样端庄秀丽，字写得也漂亮，而且非常富有正义感，我常常幻想着何时才能抱得美人归。有一天晚饭后，她忽然约我谈话，我不由得心跳加速，以为会有幸福从天而降，谁知她告诉我的是：她已经和王恩桓交了朋友，我只好激流勇退。
66年年的早春，我们去带岭实习，那时小兴安岭还是冰天雪地，所以后来一唱起样板戏“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漫天舞，巍巍丛山披银装”来，就想起了带岭。通过实习使我初步了解了木材从采伐到储木场的生产流程，令人难忘的是临别带岭时，我们班和63-1 班共同给林场职工举办的文娱晚会，我们班八男四女演出了“游击队舞”，白月珍，刘子才他们几个人在幕后引亢高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舞蹈的结束是以一群游击队员的塑像为造型，在一束红光的照耀下，游击队长（由我扮演）高举驳壳枪，其他有跪姿射击的，有卧倒抛手榴弹的，一个女游击队员（乔风兰扮演）站在贺宝珠和张铁宝的大腿上，手臂英姿飒爽地挥向前方。暴风雨般的掌声和“再来一个”的叫好声经久不息。 五一劳动节，我们采运63-2班的学生从带岭实习归来，路过北京，在天门广场合影留念。
回到呼和浩特没多久，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就升级了，《五.一六》通知一下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万万没有料到，我家祖孙三代四口人全都在66至76年的文革10年中死于非命，我自己也亲口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正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过的那样：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去尝一尝。我们全家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详见“痛说反革命家史”一文，在此不赘述。
有人这样评价文革，当然是见仁见智：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文化革命，革了文化的命，把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统统革了命，对灵魂和天理也是一场“革命”，真善美颠覆，道德沉沦，良知泯灭。恻隐之心、丑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被鄙视，被唾弃，不知耻、不知愧、不知恩的人大行其道。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红旗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着。
但是67年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那一年实兴全国步行大串联，有好长一段时间校园里几乎空无一人,班里虽然也分成两派，但没有到势同水火的地步，林学院内从未发生过大型武斗，我们采运63-2班仍然都在内林红旗八连的名义下，坐在一个教室里学习中央文件，除了有几个人不参加之外。由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以对自己的前途也不再担心，加上父亲也在他的工作单位平了反，所以那时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革命歌曲来，是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我对毛主席由崇拜到唾弃，有个过程。
那时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我和段光伟，张杰到了呼市铁路局车辆检修段去串连，那儿的造反派组织叫“火车头”。一整个夏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摆弄车床，因为那个车工是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经常在上班的时候照个面，然后就不见了，正好给了我单独操作车床的机会，我喜欢车零件，它给我一种成就感。记得有一次我和李映斗到朱必文老师那儿聊天，当我问道朱老师的爱人是做什么工作时，朱回答说她是个车工。我脱口而出：“我喜欢车工”，李映斗还笑我。
在“火车头”串连期间，我与一位内蒙师范学校的女生相识，并有过一段恋情，到毕业分配时我们在感情上已是难舍难分。可是由于我的父亲又被打成反革命并进了“群专”，在她父母亲的极力反对下，她提出与我分手，我除了面对现实外，没有别的选择。67年底“群众专政总指挥部’在呼市成立，那时抓捕一个人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进“群专”比进餐馆还容易，而且一旦进去了就与家人永无再见的机会，我父亲就是68年1月被群专的。
我们采运63-2班的同学都有情有义，男的忠厚，女的贤淑。在我父亲被群专之后，班里没有任何一位同学对我另眼相看，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不像 1班那样，造反派不但行凶打人，而且仗着自己有权，不给对立派的头头毕业分配。我能有缘份与这些贤达之士为伍，实在是三生有幸。文革时两派严重对立，在刺刀见红拼死博杀的事件于全国屡见不鲜的大环境下，我们采运63-2班的两派竟然可以相安无事，身为八连连长的张杰，对此功不可没，有左面这张照片为证。这也就是为什么毕业50 多年之后，我们还是乐意年年相聚的由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是内林红旗外围组织的成员，因为家庭成分高，无资格加入红卫兵。可是我对红旗的成员，特别是65级的那些打人的暴力行为，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身体力行者。有一件事我觉得红旗做的也忒缺德：周美琳未婚先孕，已经快要临盆了，想要把孩子生在结婚之后，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可是内林红旗的头头就是不给开介绍信，所以也就无法领到结婚证。按说包生格和周美琳也都是内林红旗的老成员了，不知为什么该组织要这样对待自己人，大概是对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三条：“不许调戏妇女们”的一种惩罚吧。其实带头破坏这一条的领军人物，莫过于毛泽东他老人家自己。也难怪，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个个都有这口瘾：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后宫粉黛三千不止，却偏要他的子弟兵们男女分营，即使是夫妻，亦无例外，违令者斩。
本来我们都是六七届的学生，可是文革期间全国没有一个大学生在那一年毕业，全都留校闹革命了。不过也好，67年末到68年初，上边又号召“复课闹革命”，在这期间，我们補上了专业课诸如牵引机械，内燃机原理，这门课对我的一生都有重大影响，还有林区道路设计等，所以我在林学院整整呆了五年。
采运63-2班最精彩感人的一幕，莫过于在毕业分配时的谦让精神。分配名额下达后，谁要去那个盟，谁要去军垦，都是自愿报名，竟然没有脸红脖子粗的争执；有三对准新娘、准新郎豪无疑问地都分配在一起。当剩下一个“农民”的名额时，赵本仁自报奋勇了，其实他也没去种地，他成了一名农场的汽车司机，69年我回呼市探亲时，还帮他修过解放车。李荣章，李志端，王杰和我去了昭乌达盟。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九七期(cm1121b)
【华夏文摘】内蒙老赵：路越岖崎越坦平（四、成年）
成年篇 （1968-1979）
王杰，李志端和我被指定到克什克腾旗报到，旗毕业生分配办公室的扬俊岭告诉我们：旗革委会已经决定，所有分到克旗的大中专毕业生一律到基层劳动锻炼。学林的有两个林场可供选择，一个是大局子林场，另一个是桦木构林场。还是在赤峰的时候，我就听说克旗林业局有个汽车检修厂，厂子虽然不大，可是窗户眼里吹喇叭——名（鸣）声在外，不少赤峰市的汽车都开到那儿去大修，所以我和王杰铁了心要去那里，而且亲自到厂子里去看过。我们找到扬俊岭说明来意，他起初不同意，并拿革委会的决定压我们：他无权私自改变旗领导的决定，并说你们学林的就应该去林场。我一听这里有机可乘，就说我们是林学院的毕业生不假，可我们是学理工的，采伐运输是我们的专业，汽车是木材运输的主要工具，我们在大学里就学过汽车发动机这门课，所以去汽车检修厂正是专业对口，如果我们要是林学系的毕业生，想不让我们去大局子我们还不愿意呢，杨俊岭被我们说服了。我和王杰从检修厂借了辆手推车，把行李从招待所推到厂里报了到。李志端去了宁城县老家的农机修造厂，李荣章留在昭盟汽车运输公司。
克旗政府所在地经棚镇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当然现在高速公路早已通车，有三，四个小时开车就能到赤峰，可是68年我们从赤峰出发坐长途汽车要走两天才能到，头一天要住宿林西县，第二天翻越大坝梁，出热水镇，过红光公社才能到达经棚。听旗林业局李德宣的儿子小刚子说，他赶过趟子，即徒步把羊群从克旗赶到赤峰市肉联厂，途中要走40 天，那时一只羊才8块钱，可是一张羊皮也卖8块，所以落个嘴巴子抹石灰——白吃。
从68年秋天开始，全内蒙都在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克旗虽然与锡林郭勒盟搭边，地形却是山区占了绝大部分面积，只有三个公社因地势较平坦属于牧区。我所在的经棚镇绝大多数居民都是汉族，所以基本上没有内人党可抓，于是只好大抓国民党。那时全国都得学习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的经验，叫一竿子插到底，即取消全部二级单位，诸如什么畜牧局、农业局、教育局等统统都没有了，克旗林业局当然也不例外，只剩了一个会计和贾春祥留守，其余的人都下放了。有个叫孙承才的下放到大局子林场，在全林业系统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因为他在那儿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几十个国民党员，其中就有一个人名叫胡景祥的，是我的大师兄。我进厂时小胡已经跟修汽车发动机的老师傅关廷贵学了三年徒，他原先在大局子林场，是给伐倒木打枝的工人。68 年那年他24岁，我给他算了算，他 5 岁就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看来这事十分荒唐可笑，可那时人们都深信不疑。
检修厂的业务负责人胡尚信，说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因为他老家就是北京的。他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是老运动员，哪次运动来了也跑不了他，这回当然更不例外。大概为了羞辱这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同时显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严也未可知，反正这帮阶级敌人的后背上都绷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胡尚信的那块布上写着“国民党副官”，还真让人猜不透他究竟是师级的还是团级的，其实他连个排级都够不上，是个中士，副班级；胡景祥的那块上写着“国民党员”，还有从树和也是国民党员，他跟小胡年龄相仿，同样来自大局子，当时的大局子林场号称国民党的黑窝子。
胡景祥老家是林西县的，记得小时候看小人书，林西县还出过一个当代花木兰式的女英雄郭俊卿，她女扮男装参了军，还立了功，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林西和克旗都是老解放区，解放军在当地扩兵很厉害，见年轻人就抓，这是铁匠师傅赵发亲口给我讲的故事，他老家是青山公社的，离经棚40里地。小胡早年丧母，与他瘸腿的父亲相依为命，别看他老爸腿不好使，可是个有手艺的修鞋匠。小胡曾对我说过他只所以去了大局子，是因为几年前克旗林场招工，他铁了心要去林场当工人，可他老父亲死活不让他走，说：“你走了我咋办？我连水也吃不上呀，你真要走，我就去死！再说你现在连毡疙瘩上底子的活也会做了，你在咱林西呆着还能把你饿死咋的？”毡疙瘩上底是修鞋手艺中最难的活，而且毡疙瘩要想穿得时间长，就非得缝上一块皮底子不可，因为它是羊毛赶成的，不耐磨。小胡最终还是去了大局子，几天后有人稍来口信：你老爹上吊死了！他回林西把老人发送了之后，又回到林场。几年后场领导看他干活肯下力气，又老实巴交，就把他推荐到汽车检修厂，那时厂子刚刚成立，在系统内招徒工。胡景祥这人确实厚道，甚至一根筋到了憨的程度，不怨人们都说他是气死爹的手。
有一天胡景祥问我：“小赵，你说这引擎拆开了就是一堆铁，把它们撺在一起，为啥就能转起来呢？”这问题真是令我感叹不已，都三年了，连发动机的原理都没搞明白，这徒是咋学的呀。于是我就开始给他详细讲解四冲程发动机的活塞，活塞环，曲轴，连杆，汽门，凸轮轴等元件的功能，还特别强调了点火正时的重要性：若是凸轮轴与曲轴上的一对齿轮不对号入座，你说啥也着不了车。我看他依然是似懂非懂的样子，就问他：“关师傅没给你讲过吗？”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唉，摊上个保守的师傅，有啥法子呢。”
自打小胡被打成国民党之后就不让他修车了，每天在厂子里干些零活，诸如筛煤面子什么的，再就是检查交待，这样就使我有机会单独跟关师傅一起干活了。关师傅是解放前在北京他叔叔开的修车行里学徒，他干修车这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经验丰富，活儿干得漂亮。汽车司机们都乐意让他来修车，因为经他手修的发动机从来没有返过工，而且正常运转的时间也长。可他就有一样：不爱说话。但是你要仔细观察他修车的全过程，他也绝不会把你支开。这一下我明白了：小胡之所以三年都没有掌握独立操作的技能，就在于它的文化水平太低了，他连小学都没毕业就当了掌鞋匠，对于汽车这样的复杂机械，他的接受能力确实有限。我跟关师傅学修车的体会告诉我：他一点儿也不保守，只是教徒弟的方法让不入门的人难以学到真本事；但是对于在理论上已完全明白发动机原理的我来说，所缺少的正是实际操作经验，而关师傅恰恰能够把修车的各个细节和经验，明白无误地展示在我的眼前。才一年的工夫，我就能单独修车了，这让关师傅“保守”的传言不攻自破。我想这大概也是后来为什么在我挨整最困难的时候，关师傅能够仗义执言的原因。回想起文革曾给我造成了那么多的精神折磨，唯独能跟关师傅学徒这个造化，是值得我终生庆幸的事。
林业局有个叫大陈的汽车司机在车入厂要大修的时候，放出话来： 我的车就得让小赵给我修，他就是把甩子（活塞）给装到缸体外边，我也没埋怨。那时厂子里修引擎的有两个组，一个是以关师傅为首的，他过年回老家了，还没回来；另一个是以苗清雨为首的，以修柴油机为主。其实大陈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信不过苗清雨的修车技术。没想到这句话就把苗得罪了，他不能把大陈怎么样，就拿我来开刀出气，同时瞄着胡尚信，可谓一箭双雕， 因为胡到底把大陈的车给我修了。在后来开我的批判会的时候，苗清雨阴阳怪气的说：把甩子装到缸体外边也没埋怨，这是啥意思啊，这不是阶级斗争是啥？言外之意，这发动机就该让贫下中农来修，让反革命的儿子修了就是反革命夺权。我无语，那话又不是出自我的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不行，苗那一方人多势众，非得让我承认这没须有的罪名。
就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关师傅探亲回来了，他虽然没有在会上公开为我辩护，可是他在底下到处跟人说：大陈知道我很快就要回来了，他让小赵给他修车，无非就是想先占个窝。大陈也在厂子里散布同样的话，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只要你有技术，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只有你平时就尊重别人，在你遇到困难时，别人才会伸出援手。关师傅是我唯一见到在文革期间无论什么场合从来都没发过一次言的人，他有句名言：我一个臭临时工，说话还不顶放个屁呢，我有啥可说的！那时候经常晚饭后学中央文件，然后是讨论发言，当会议冷场的时候，主持人就会说，咱也别凉水沏茶–生泡，豆干饭–生焖了，咱从我这儿开始发言，轮着往下来，都发过言了，咱就散会，明天还要上班呢。可就是这样，当轮到关师傅那儿时，他也是没事儿似的愣着，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谁拿他也没办法，他是中农成份。
当关师傅学徒的时候，在中国跑的车只有美国造，诸如福特（Ford），雪弗兰（Cheverolet）和通用（General Motor）。他嘴里常说的很多汽车零件诸如引擎（Enjing），恰节（Charger，发电机调节器），瓦洛（Valve，汽门）等都是英语的音译。他管游标卡尺叫千分尺，来美国后我才明白这游标卡尺上最小的单位“1”，正是一英寸的千分之一；还知道了为什么解放车活塞直径的尺寸是101.6毫米，因为这正好是4英寸的缘故。当年苏联从福特汽车厂买走了一条弃之不用的生产线，造出了吉尔-150型汽车，再后来苏联又帮助我们在长春建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才有了“国产的”解放牌，而解放牌用的正是吉尔-150的全套图纸和技术，而这活塞的尺寸却始终没变，还是4 英寸。小日本偷了美国人用流水线来生产汽车的革命性技术，当今日产汽车在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他们曾经偷师过的美国，可中国呢？直到今天还是批量生产不出自己的汽车来，真是令人汗颜。
这话一说到汽车就没完，现在接茬说我这位大师兄的事儿。随着深挖内人党的阴风越刮越紧，国民党和走资派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了，他们都被集中到一起睡大炕，晚上要接受批斗写检查材料，不许回家，吃饭由家里人送来，挖肃小组的人天天就是琢磨着怎么整人，让他们交待子虚乌有的事。胡景祥白天在厂子里干活，晚上要交待国民党给他布置过什么活动，以及还发展过谁。可怜我这位师兄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成为国民党员的，连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说不出来，自然就被说成是顽抗到底，不老实交待，紧接着就给他上了刑罚：先是低头弯腰双手向后高举，做喷气式，同时逼他紧靠烧得通红的大炉子，不大一会儿从他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就把砖地湿了一片，胡师兄上来了犟脾气，问他啥都回答不知道，那宁死不屈的劲头与渣滓洞里的许云峰还真有一比。这一下可把挖肃小组的人惹恼了，于是用汽车门上的胶皮压条朝他两侧的软肋稍子猛抽不止。
克旗这地方乃是老解放区，土改时就有给阶级敌人上刑罚的优良传统。林业局郭文峰的地主老丈人就是土改时被捆在马背后活活拖死的，郭的媳妇挖肃时只好以装疯卖傻来躲避灾祸；汽车司机萨斯愣的老婆是地主成分，忆苦思甜时又说过错话：最苦的时候莫过于60年吃不饱的年头。听说老婆要挨斗，萨师傅在月黑人静的时候把家搬到了牧区，他把家安到了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批斗会在那儿开不起来。
受了刑的胡师兄，再也不堪受此欺凌，趁着天色未明，逃出了囚禁他的地方，但很快被人发现，他在前面跑，眼看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他一纵身就跳了井。好在他命不该绝，被人们七手八脚地捞了上来。胡景祥平反后，呼市工业学校毕业的庞庆东还拿他跳井这件事取笑他：“小胡，听说你跳井的时候是坐着小筐下去的，是真的吗？”胡师兄看了看他，一言不发，冷笑一声走开了，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一幕。
为了能让老鹰抓到猎物，猎人会用“熬鹰”的办法：即长时间的逗弄它，不让它闭眼睡觉，从而使老鹰的性格变得凶残无比，见到野物就抓。“熬鹰”这一招在挖肃的时候就用到了林业局头号走资派陈局长的身上，挖肃小组的人分成三班倒，连续一个星期不让老人睡觉。最后老局长躺在炕上张大了嘴直倒气，鼻涕眼泪一起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小女儿扑到他的腿上哭喊着叫“爸爸，爸爸，”他的老伴从背后把他扶起来，用手在他的前胸从上往下捋，希望能让老头子喘气能容易一点儿，她边流眼泪边叫着：“老陈，老陈……”这是我亲眼见的又一幕。
到69年的夏季，挖内人党的运动终于烟消云散了。就象内蒙林学院运动初期挨整的学生，后来成了造反派，反过手来再整当初整过他们的人一样，克旗林业局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又一幕：刚烈的胡师兄，在开平反会的时候突然间抡起板凳就往赵发的头上砸去，若不是及时被人拦住，说不定就要出人命，因为用胶条抽他的那个人就是赵发。被孙承才打成国民党的刘占春刚好跟他住邻居，孙承才仗着自己是贫农出身，没有向老刘道歉过，终于有一天，老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跟孙承才动了手。因为老刘心里明白：孙承才在林业系统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由于两个当家的扭打到了一起，老婆孩子们也都跟着一起上，老娘们儿互扯头发，孩子们在地上滚成了一堆，邻居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两家分开，但双方仍然是骂声不绝于耳。老刘十七岁的女儿指着孙承才的鼻子痛骂“孙承才我操你八辈祖宗，你老姑奶奶我跟你没完！”孙假装没听见，一边擦着流血的鼻子，一边指着老刘威胁道：“刘占春你等着，你这是阶级报复，你有历史问题！”老刘穿着戴樑背心，一根樑扯断了，他用一只手往上拉住那根断了的樑子，一手指着孙承才：“我有问题我早向组织交待了，没象你这个杂碎孙子似的干了那么多缺德事，你诬赖你这个爹，你他娘的不得好死！”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另一幕。我想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在现场，一定会受感动：“多么好的人民啊，我不是早就说过：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检修厂的会计张彦明有一天对我说：“小赵，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这个人是小学老师，要说长相嘛，咱们这嘎哒（东北话：地方）还找不出那样的人来。”我还以为她有落雁沉鱼之貌呢，见面一看也就是一般人。不过后来细想，张会计也没说错，人跟人本来就不一样嘛。
她姓王，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啥成份？”我说我没定过成份，可我爸的成份是官僚资本家兼地主。她没听懂，又说：“啥？你再说一遍。”后来我才得知，她家庭出身富农，想找个家庭成份好的，将来有了后代，不至于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可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太差了。后来又听李德宣儿子小三子说：他的同学巴图住校，偶然地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也在学校的集体户口上，她已经29岁了。这跟她说的年龄有不小的差距，后来就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跟她吹了。
小三子后来成了一名货车司机，这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就对汽车着迷有关。文革时期在人们心目中最好的职业就是成为一个汽车司机。有句流传很广的话就是：汽车轱辘那么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确实如此，因为一旦成了司机，首先行动上就有了自由，早出晚归听其所便，避免了早晨天天读，晚上天天开会学习的紧箍咒，那时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不参加政治学习的。其次出车有补助，在工人平均工资34块5毛的基础上至少能翻一番。还有就是干点儿私活也方便，有时领导或他们的亲戚为了坐个便宜车，或是捎点儿紧俏商品，也有不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有个笑话司机们都听说过：有人要给一个大姑娘介绍对象，姑娘问：他是干啥的呀，回答：是个县长。她把头一摇回答：那俺可不干，前两天有人给俺提的亲是个开汽车的，俺都没答应呢。不过那时的县长们事实上确实也都很清廉。
就象许多年轻人都喜欢开车一样，我也不例外，只要有机会，那怕是在厂子院里，也要开车转上一圈，特别是刚入厂要大修的车，司机把钥匙一交就回家了，于是机会就来了。6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对王杰说：王安国的车今天刚入厂，我有钥匙，想不想去趟红光公社？王杰说：好哇，走！同寝室北京林学院的张凤林和来玩的小三子也要跟着去，水房正好有一锅热水，本是准备第二天早上给职工洗脸用的，我们给车加上热水，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厂门，直往北面开去，尽管天上飘着雪花，管它呢，机会难得，一路上我们三个人轮着开，算是都过了把开车的瘾。这时雪越下越大，小三子一门儿央及（请求）：“给我开一会儿，给我开一会儿。”虽然他还是个才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也不好冷落了他，再说也快到经棚了，离厂大概不到三里地。我们让小三子坐在了司机的位置上，谁知还不到5分钟，他就闯了大祸，王杰打那以后一辈子都不再摸方向盘。
驾驶室内坐着四个人，而且都穿着皮袄，小三子想打方向盘都费劲，再加上风挡玻璃上都挂了霜根本就看不清路面，而且雪下得越来越大，就在拐弯的时候，只听得“嘎嘣”一声巨响，车再也开不动了。我们赶紧跳下车来，趴到地下一看，完了，车的右前轮掉进了排水沟里，卡住了。而当时车所处的位置就在旗革委会的大门口，如果不想办法在天亮之前把车开回去，那麻烦可就大了：林业汽车检修厂的大学生们偷着把待修的车开出厂外，而且掉到沟里出不来的丑闻，立马就得传遍全旗，别忘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可全都是臭老九哇！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我马上意识到：这车一时半会儿是动不了了，先得把水给放了，否则时间一长，缸体内的水上冻后就会把铁铸的缸体涨裂，因为那时还没听说过防冻液。所以冬天一来，司机们最不可忘记的就是停车放水，甚至在首都北京的公交车总站，你也会看到“停车放水”的大字霓虹灯在闪烁。紧接着就是想办法把车轮垫高：用千斤顶把车的前横梁支起来，然后用木板垫在车轮底下。出事的地方离厂子还有不到二里地，这么远的距离，要是用人去肩扛木板来，太费劲了。我马上又想到厂里还有一台待修的美式吉普车，为啥不用它来拉木板呢，于是赶紧跑回厂内，给吉普车加上水，到车间装上地沟板子开回现场。谁知祸不单行，就这在紧关夹要的时候，液压千斤顶却不好用了：不管你怎么使劲压，它就是不能把车顶起来。我琢磨大概是因为天气冷的缘故，液压油凝固了，怎么办？我马上又想到那一锅热水。开着吉普车，拉上千斤顶，风凤火火地赶回厂子，把它放到大锅里泡上大约10分钟，然后用皮袄包上，再返回出事地点，还真灵，千斤顶终于把车支起来了！我们趁着车轮逐渐抬起的时候，把木板垫下去。可是因为沟太深，垫一次尚不够高，车轮的大半还是在沟里面，因为千斤顶的行程有限。我们只有把千斤顶按下去，准备重新再往高顶，谁知道那该死的千斤顶又不工作了，都是因为天气太冷，也就是5分钟的功夫，液压油又冻硬了。没办法，我只好再把它拉回厂子，放到大水锅里泡上一会儿，回到现场接着往上顶。就这样往返了4、5趟，眼看着车轮终于从沟里升起来，跟地面一平，可以开了。
但是我当时心里确实没把握，因为我们开车的技术都是二把刀，如果车轮再次掉回沟里，那么无论如何天亮之前车是开不回厂子了。为了万无一失起见，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胡尚信。我开着吉普车到了胡的家，那时天还没亮，我站在窗户底下喊：胡师傅，我们把王安国的车开到沟里去了，请你帮忙把它给开出来。胡一听说车在雪地里窝了一宿，马上就问我：车放水了吗？我说放了，又问我这吉普车停好多日子了，开之前加水了吗？我说加了，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当时还是汽车修理部的主管，对进厂待修的车都要负责任。
在车发动之前胡对我说，离厂子这么近，不用加水了。到底是老师傅，有经验，要不然冰天雪地的，叫我上哪儿去找热水去？车终于在天微明时回到厂里，折腾了一宿，踏着地上的碎琼乱玉，忽然有两句诗涌上心头：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麟残甲满天飞。豪情满怀谈不上，但是遇到紧急情况能想办法对付，力求结局圆满，则是我毕生的信念。不过话说回来，偷着开车并闯了祸，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没啥值得吹嘘的，咱不能拿着不是当理说，我要是皇上，一定会下罪己诏：天下无罪，罪在朕躬。
偷着开车这事并没有完。终于有一天刘成阁书记说：这件事损害了厂子的声誉，而且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吉普车的缸体冻裂漏水了！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了起来，因为我知道那车是旗公安局的，而我父亲当时还被群众专政着，说我是有意识的向无产阶级专政报复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当时就懵了，心想我放了水了呀，怎么回事呢？就在这关键时刻，胡尚信的一句话把我救出了火坑。他说：“吉普车的缸体原来就漏水，这是司机刘子厚亲口对我说的，不信可以去调查。”刘成阁一听这话，立马就闭了气，说：散会！
我当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可同时也看到苗清雨冲我冷笑。这位苗师傅可不是凡人，他是集工农兵于一身。那年头一说工农兵就意味着谁也惹不起：贫农出身，当过兵，转业后又成了工人，当年这个群体可是未婚姑娘们的首选人物呀。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那年我从热河省参了兵，一直打到了海南岛，虽然没啥战功，可是把老蒋撵到了台湾的功劳也有我一份！就是这个苗清雨，在整胡尚信和我的时候，是出谋划策的军师。此话并非空穴来风，几年后我已在赤峰市水泥厂车队工作，在那儿又见到了王安国，他说当年苗清雨就鼓捣：“到旗革委会去告呀，就说检修厂的业务主管让大学生们拿你入厂大修的车练车，耽误抓革命，促生产。”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苗清雨早就恺涎业务主管的位置，他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取胡尚信而代之。王安国是富农成份，跟胡是多年的铁哥们儿，我常听到他管胡尚信叫“胡伤心”，还调侃他：“胡师傅，这些日子又伤心了没有？”胡尚信的爱人叫许雅琴，是六个孩子的母亲，王安国有时也当着胡的面跟他妻子逗西拉（开玩笑）：“压亲（雅琴），压亲，越压越亲！”许雅琴红着脸说：“你们都听听王师傅说啥呢。”所以当苗清雨给王安国出坏主意的时候，王不为所动，他说：车既然已经入厂了，该咋着就咋着，我管那闲事呢。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在我偷开车的事情上，苗没有得逞，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拿我的家庭成份大作文章的由来，他有这个权力，因为他是厂党支部的委员。
直到大学毕业，我嘴里从未说过一个脏字，脏话骂人不是我们家的传统。男孩子总免不了惹大人生气，我妈生我气的时候顶多说一句：“小申你该死呀！”我都觉得受不了。可是到了克旗之后，和农村来的工人们一起摸爬滚打了了六年，终于练就了一身听脏话脸不红，说脏话心不跳的硬功夫，而性关系则是永恒的话题。那年头讲究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跟关师傅学到了真本事之外，别的能想起来的大都是黄段子，连打更的老李头，也忘不了拿这些大学生们开涮。有一天我到锅炉房打开水，听到他念了一段顺口溜：小媳妇盘腿多自在，胸前（我）多着肉两块，左边奶举人，右边奶秀才。其潜台词是：有学问的人都是她的儿子。钣金车间的崔文斌则常拿大学生们都是光棍来插科打诨：他先假装病人咳嗽两声，接着学着老娘们嗓音说：先生你快给俺们孩子看看是啥病啊，先生说：不用看，不用瞧，你们孩子是色痨，（又学女人）哎吆，俺们孩子可还没娶媳妇哪！抖包袱就在先生最后这一句：掳管儿、砍椽子(即手淫)也不轻巧！他有流口水的毛病，一边讪笑，一边赶紧用嘴唇把就要滴下来的口水吸回去。张喜林就笑话他哈拉子流星。
俗话说，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我有几次亲眼见到了发生在这个交通闭赛偏远山区里的事，让我亲身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纯朴”。事情的参与者百分之百都是贫下中农。在此郑重声明：本人绝无侮辱贫下中农之意。那时修造厂和家属院之间也没有院墙，所以家属们有时会到厂子里来找小鸡。有一天孙承才的媳妇问几个聚在职工宿舍走廊门口的年轻工人，看到她家的小鸡没有，这几个人一听说找小鸡，立马眉开眼笑地说：嗨嗨，你咋不早说呢，你要找的小鸡儿都在我们这儿哪，一边说着一边联推带搡地把她弄进了单身宿舍。三四个大小伙子七手八脚地把她仰面朝天地抬到了炕上，临时工张树林把她压倒身子下边，嘴里一边说：“脚蹬炕沿，手把窗台，屁股蛋子煽起来”，一边用身体上下煽动，把她砸得嘭嘭响，（当然，双方都穿着衣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孙承才的女人一点儿也不恼怒，他大概是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除了嘴里不停地骂我操你们祖宗之外，面部表情始终嬉笑的，看来她对这种玩笑方式很受用。张树林对我说：孙承才的媳妇最正经，从来没给她老当家的戴过绿帽子，而且这种女人识闹（懂得那是玩笑），要不然他也不敢，还说：大街上走的风流女，炕头上坐的养汉精，越识闹的女人越正经。
别看克旗农机厂是个旗县级的小厂，可是它的口碑很好，很多外地的汽车， 甚至赤峰的也到这儿来修。由于人手不够，经常把一些简单活儿包给家属们去干，比如说车架钢梁的手工除锈就是其中之一。底盘组的朱常贵听说出纳员李俊岭吃奶的孩子感冒了，当他走过李的媳妇身边的时候，假装关怀地问：咱孩子的病好点了不？别看这个“咱”字，那意思可就不一样了，她当然不傻，一边用砂纸蹭铁锈，头也不抬的说：你玩儿蛋去！朱师傅边走边说：玩儿蛋？那咱俩一块儿玩该有多好呢。我看到那些家属老娘们都抿着嘴笑，但不知道她们在悄悄地商量些什么。不大一会儿，趁朱常贵躺在车底下干活的时候，李俊岭媳妇，再加上崔陆章和宋长武媳妇突然把朱从车底下拖出来，身材高大的宋媳妇高举着一个解放车的避震器（足有20多斤重），喝令朱老实点儿，要不然就给他开瓢，而就在同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李俊岭媳妇解开怀，手掐着硕大的白乳房，开始往朱常贵的脸上喷挤乳汁，周围的家属们则开怀大笑，这场喜剧直到朱师傅给李的媳妇单膝下跪告饶才结束，引擎组的蔡师傅还在一旁敲锣边：说是刚刚看了一出现代版的三娘教子。事儿还不算完，第二天李俊岭见了朱常贵还调侃：怎么着？听说你昨天还跟孩子争嘴吃？朱常贵讪讪地回答：狗奶白流。在文革期间弥漫着狗血白流的恐怖气氛中，老百姓还是有他们传统的娱乐方式，它能够使人开怀大笑，即便是暂时的。所以，至今我对赵本山的演出都很欣赏，因为那儿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说它趣味低俗的人都是阳春白雪，压根儿就没跟底层老百姓接触过。
当今70岁往上的人，对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最高指示肯定都不生疏，73 年的夏天，我跟焦永江、从树和、胡景祥、北京林学院的杨平宇和内蒙农机校的鄂尔敦仓，一起到离厂子50里地的崔家营子挖战备山洞，还有农机局看大门的老崔头，他的任务是给我们做饭。六十多岁的老崔头长得跟京剧里的窦尔敦很像，声若洪钟，可能是因为一辈子打光棍的缘故，他经常把“老腚赛老枣，外边皱皱（音：抽）里头好”和“老腚赛干姜，越捣越香”这两句话挂在嘴上。崔家营子有个老太太，年纪和老崔头相仿，是他的远房亲戚，刚开始见面时也互相问候，唠点儿家常，可是见面的次数多了，也就没啥正经话了，老太太管老崔头叫老王八蛋操的，因为他常说：“等那天有空我给你按（音：俺）上，这两天忙，没功夫”，一边说着腰还往前忽悠着。我们住的房子和老太太的隔河相望，那是条干河套，只有下雨的时候才有水流。这俩老人只要一见面，要是不隔着河互相调侃谩骂一阵子，仿佛这一天的日子就过得没意思，就像电影小说里的一对情人隔着河对唱情歌一样。
修造厂的战备山洞设在一山坡上，同时开了两个洞口，先是往山里挖，然后两头对接打通。前一拨的只开了两个洞口，然后换了我们这拨接着干，挖到一定深度后，准备对接时难题出来了：由于在洞里很难识别方向，你说往左挖，他说往右，结果两头越挖离得越远。按距离量下来，早就该接上了，可是双方谁也听不见对方挥镐刨土的声音。这时我有个解决方案在心里逐渐成熟：用在林学院上测量课和在南水泉实习时所学到的知识，自制了指南针，再加一把三棱比例尺和皮卷尺，用三根木棍支起一个简易平板仪，结果就能把所挖山洞的轨迹画出来。接下来，每天早上这拨人的头头焦永江都让我指明挖掘方向，没多久双方就隐约地听到了对方刨土的咚咚声，随着响声越来越强，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对我的敬意也越来越高，这使我从受批判的屈辱沉重心理压力中逐渐走了出来，从而使我明确了今后人生的目标：能别人之所不能，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别人的尊重，我的经历确实证明: 中外莫不如此，直到今天。
在阶级斗争甚嚣尘上的日子里，由谁来修理发动机都被视为是贫下中农的特权。以张喜林为首的几个原汽车检修厂的青年工人说，：看看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们，成份最好的也就是个中农，剩下的不是富农、牧主就是他娘的资本家，可就是这些人却在修引擎，让俺们这些贫下中农的去打杂！结果原来修理发动机特棒的农牧学院农机系毕业生，牧主宝音满都夫去了柴油机组，富农崔旺留在底盘组，我这个官僚资本家兼地主则去了钣金组。还是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借此机会我又学会了汽割，汽焊，电焊，手工制烟筒，弯头，炉子，火铲，水桶，快壶等等和钣金工下料，回家探亲路过北京还专门买了钣金下料的书，借着它的帮助，我设计并制造了修造厂的铸造车间化铁炉，还自制了一台蜗轮式减速器安装在升降机上，并且成了该车间的技术员。
平心而论，鈑金工修理工分属两不同的工种，无所谓那一行的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看起来干钣金无非就是敲敲打打，其实不然，钣金工玩的是手艺，它的每一个产品几乎都不一样，这里就给人以机会来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而修理工作则是配件的更换占大多数，要求的是准确和熟练，当然在故障判断上要求有丰富的经验为基础。钣金车间的宋长武是从赤峰市小五金厂调来的，他确实有手艺，单靠一把锤子就能把坑坑洼洼的解放车前轮挡泥板平整地和新的一样，因此他的工资也全厂最高，他有个外号叫九十六，那是他每月领到的工资数，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三倍。他和引擎组的关师傅见了面就互相调侃，他管关师傅叫臭抹油的，而关则以臭打茶壶的来回敬。
干钣金这行看似低人一等，其实也有它易于为人的机会。冬天一到，几乎求你做烟筒、火铲、炉勾子的人就不断，我经常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给个人干诸如焊自行车架等等的私活，所以尽管厂领导拿我父亲的事整我，可我跟工人们的人缘都不错，他们没有因为我是现行反革命的儿子而歧视我。
那时还有个最高指示叫工业学大庆，大搞技术革新和革命。修造厂有浩浩荡荡十几个人去外地参观学习，其中不少是刚就业的知识青年，（我自然是除外）回来之后就要上马搞鼠笼式电动机。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制造一台冲床，以便在矽钢片上冲孔。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条件下，我用切割钢板然后焊接的办法制成冲床底座，利用回转变直线运动的原理制作主轴，燕尾槽垂直导向，再加齿轮定位机构终于把冲床搞出来了。通过在修造厂六年时间的磨炼，掌握了电焊、气割和车床、铣床以及牛头刨床的使用方法，我带着设计兼制造于一身的技术和大修汽车的能力走向未来，这些后来在美国都用上了。
有一天我在钣金车间给昭盟建筑公司的司机郎师傅焊汽车水箱，他问我：“小赵有对象了没，要是没有我给你介绍一个吧，她爸也是我们公司的，就住在我们房后，他托我给他女儿找个对象，你要有这意思呢，等那天回赤峰带你去他家看看，她是个知识青年，街道和学校天天动员她下乡，她家成份不好（富农），怕下去就抽不上来了，结了婚就可以不用下乡了”。我父亲那时还在群专被关着，前途未卜，呼市的女朋友跟我吹了，我跟克旗的女老师也没谈成，心想就我这个条件的，有人愿意嫁给我就不错了，所以尽管她没有工作，我也认可。就这样，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有媳妇了，在此之前我俩谁也不认识谁，比起今天上“非诚勿扰”去相亲来省事多了。一年之后，我的女儿在克旗出生。
媳妇回娘家之后就再没回来，她不喜欢克旗哪个地方。正好我也早想离开那个给我造成太多伤心记忆的克什克腾旗，所以经常去旗劳动局找主管孙占先，说想调往赤峰，他是从林业局调过去的，原来就认识，能说上话。无奈那时干部调动冻结，但是工人例外。正巧赤峰汽车大修厂转业兵西日莫想调回克旗老家，我一分钱的礼也没给他送，档案就转到了赤峰市劳动局，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是干部了，因为只有工人才能对调。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老孙对我的帮助，一是为他的清廉，更是为他的敢作敢为，拿一个大学生跟工人对调是违反政策的，看来好人哪儿都有。
档案到了赤峰，并不意味着我就在赤峰工作了，首先赤峰汽车大修厂就不要我，把档案退给了劳动局。我岳父出手相助，想把我调到盟建筑公司，也遭拒绝，市劳动局的主管刘牛，又把档案送往动力机厂和其他好几个单位，都没成，我就像个麻风病人一样，人见人躲。实在没办法了，刘牛对我说：看来得把你的档案退回去了，找不到接收单位啊。我一听心急如火，连忙说，您先别退，给我几天时间，让我自己想想办法看。于是我开始了真正的毛遂自荐，逢单位就说我会大修汽车，一连好几天，急得我觉都睡不着。要说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真有现代版的真实。就在我象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得时候，在大街上居然碰见了鲍喜田，他是治沙62级的毕业生，一听说我的尴尬处境，他说太巧了，我们赤峰水泥厂车队正缺修理工呢，你等我的信儿吧。
鲍喜田在水泥厂车队储运科做统计，储运科长王金环一听就同意，去市劳动局把档案拿来送到人事科，科长老任也没意见，签字之后就送给管人事的副书记石文秀，等待最后批准，可是到他那儿就卡住了，一连好几天都没信儿。就在等信儿的期间，鲍喜田积极活动，首先得让车队的司机们认识我，我俩约好时间，让我在鲍请司机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假装去串门，然后再跟司机们约好一起去矿山拉石灰石。有个叫何万龙的司机在半道上说他左边的轮胎撒气了，问我：赵师傅能不能帮他把轮胎换上。我心里明白：这是在考验我呢，因为解放车左边的轮胎螺栓是反扣，若是当正扣螺栓去松它，只会越拧越紧。当这些司机们看到我干净利索地把轮胎换上之后，嘴上不说，可是脸上原来轻蔑的表情变得有点儿将信将疑了。也难怪水泥厂的工人们都瞧不起大学生们，他们刚从学校毕业就分到那儿，什么技术也没有，说好听一点儿是“水手”，说难听一点儿就是“雀（音：巧）子屎”，看来为水泥厂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们争点儿气没有技术还真不行。
终于有一天，鲍喜田告诉我，行了，来报到吧。原来迟迟不能上班的原因是石书记也想把档案退回去，鲍喜田急了，就直接去找书记王峰，王书记是抗日干部，战争年代右腿膝盖受了伤，不能回弯，工人背地里都管他叫瘸书记。这位操着一口山东话的抗日老英雄，听了鲍喜田的陈情之后，二话不说，当场拍板：”老石不签字，我签字，一个学生，能有啥大问题呀，家庭是家庭，个人是个人嘛。”至今回想起来，我仍然在感激鲍喜田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侠仗义；感谢市劳动局刘牛不畏风险，对一个现行反革命犯子女的鼎力相助；感叹我又碰上了好人，一个刚正不阿，凛凛正气浑然于胸的老革命干部。
有这么多好人帮忙，我当然要给他们长脸，好在水泥厂车队的第一炮就打响了。司机夏合义开的一辆跃进牌两吨半货车到了大修期，在我去之前他已联系好了送赤峰汽车修理厂。但我已向储运科的王科长打了保票：从今往后，咱们汽车大修不出厂。我看出夏师傅的面部表情有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又不能违背领导的意图，同时也不好驳鲍喜田的面子，只好把车钥匙给了我。我知道他有个叫“夏大喇叭”的外号，如果我在修车上“打了脸”，全厂立马会都知道。因为这辆车之前已经在厂内由一位老钳工张师傅大修过，结果发动机和底盘毛病都不少，所以这次才要送修， 鲍喜田背地里告诉我，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包括电工王庆云后来也据实相告：厂子里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好我，一是因为水泥厂有七、八个大学生，各顶个都是“水手”（能干的叫硬手），更何况我是从旗县来的。
对修这台车，我成竹在胸。在克旗林业局汽车检修厂时我就不止一次地修过同一类型的车，积累了不少经验，没有失败记录。何况这次事关紧要，万万马虎不得。那年我三十岁，年轻体壮，精力旺盛，在修车过程中，我发现老张师傅虽然经验丰富，然而他从未修过汽车，所以有些活儿干得不地道，比如：手工刮研粗燥，所以造成轴瓦使用寿命短；不知道油槽有特殊的方法来密封而造成持续漏油，所以夏合义每天都要给发动机添加机油；尤其不应该的是：曲轴后端有一盘轴承忘记安装，造成变速箱动力输入轴一端失去支撑，故而在离合变速的时候发生诸多问题。在我修车的时候，王庆云始终相伴在旁，一来大概是想看看我究竟会不会修车，二来是想借机学点儿技术，他原来在制成车间的工作就是每天搬大石头往粉碎机里扔，三班倒，又苦又累，水泥厂的工人都盼着能学点儿技术，好早日脱离苦海。有他向水泥厂的其他人做义务宣传，我有修车的真本事不胫而走。
车修好之后，有人问“夏大喇叭，车修的咋样啊？”他的回答就俩字：“还行”。鲍喜田的爱人肖景淑在技术科当描图员，是北京财经学院毕业的，也到车队修理车间来传信儿，她问我：听说有个从克旗来的人技术不错，是真的吗？说完我俩都开心地笑了。从那以后，不单是车队的人，连水泥厂其他车间的工人都管我叫“赵师傅”。文革期间 ，“师傅”这个称号，只有受尊敬的劳动人民才配享有，身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们连想都别想。后来又从别的车间调来几个工人跟我学徒，其中有个叫貟新瑞的小伙子，心灵手巧，有一天我们俩出去试车，他开着车，因为没有驾照，所以直奔水泥厂的后山而去，那儿是土路，一般没人管。可是他运气不好，偏偏就碰上了车辆监理所的车，不用说，无证驾驶，车被扣了。我俩只好步行返回，路上我看到小貟忧心忡忡，大概是担心又要被遣送回烧成车间去抡大板铁锨了，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该怎么办的主意。回到厂里，我领着他直接走进了王书记的办公室，对着这位全厂最高领导人说：王书记，我犯了错误，我开车出去试车，碰上了车管所的监理，车让他们给扣了。（我那时也没有驾照），他的回答就这么简单：“告诉你们王科长去要回来”，除此之外甚至连一句批评教育的话都没有。
还有一次，小貟在地沟里用焊枪烘烤变形的排气管时，因为没有注意到地上有洒下的汽油，结果起了火，我在里屋休息室听到他惊呼：“着火啦！”，当机立断，扯起床上的一块毛毡就扑到了火上，（那时水泥厂还没有灭火器），结果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因为火苗的正上方就是汽车的油箱。多年之后，我已不在水泥厂工作，但是有一次坐火车去北京，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我找不到空位，只好站在那儿。没想到离我不远的小貟看到了我，非要把他的座位让给我不可，而他硬是在地下坐了一宿，尽管他那时已经是烧成车间的主任了，手下管着几十号人。后来我离开车队，他成了修理组的大拿，他还带出来一个叫王树增的徒弟，接了他的班，这都是后话了。
在我去水泥厂车队之前，车只要出了毛病，统统送外面修理，自从我去了之后，真正做到了大修不出厂，包括钣金和喷漆都不求人，全活计。而且外单位的车也来找我修，例如地震局的武师傅和建委王师傅的京吉普就是二例；甚至连部队的车坏了也来找我，原来在克旗农机修造厂当过军宣队长的罗指导员，听说我调到了赤峰水泥厂，也找上门来了。那时正是跟苏修关系紧张的时候，克旗又是反修前哨，只要是部队的车，啥话也别罗嗦，赶紧修。再加上储运科的王金环也是从部队转业的，跟罗指导员原来就认识，修完就走，连钱都不要。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个现行反革命的儿子还是挺有人缘的，连整过我的人也来求我，别忘了我父亲那时还在伊克昭盟牛栏沟劳改煤矿下煤窑呢。
76年的9月26日，是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是否要对有杀、关、管的子女要严加控制也未可知，反正车队的修理工作不再由我负责了，改由集工农兵于一身的朱谦担任。再加上那年涨工资，没有我的份，那时我已调到烧成车间，不在车队，书记高井龙说：赵师傅虽然符合涨工资的三项基本条件：技术高，贡献大，劳动态度端正，可是你的工资已经很高了（54元），所以这次涨工资就不再考虑了。我呆坐在那儿，无话可说，可是心里有一个念头：赵爷我不伺候了！
章詒和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往事并不如烟”。自打毛太祖一登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没得过烟抽，要虚心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说教，相信与我同龄的老同学们都会没齿不忘。根据我的切身经历，我问心无愧地说：在水泥厂的五年当中，是工人从我这个知识分子这儿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不是相反！要说我真的啥也没学到吗？也不尽然，车队有个司机名叫赵福山，常模仿他小时候听到拉洋片的唱词：卖豆腐脑的他就怕咣盪，唱小戏的他就怕倒了嗓，开窑子她就怕长大疮！二姑娘拉了一泡屎，种了二十亩的好高粱；二姑娘撒了一泡尿，淹了三府十八县，山西的老西子都喝汤！十八个裁缝做鞋底，十八个裁缝纳鞋帮，哎吆我的娘，怎么还是有点儿挤得慌？二丫头哎你就将就点儿吧，好年天收，娘再给你做一双！还有就是司机夏大胡子讲的陈年旧事：赤峰街最有钱的老地主志栋，在二道街盖了全赤峰唯一的一座二层楼，他的壮阳秘方除了嘬人奶之外，就是舔大姑娘的盘。如果有人看到此处叹曰：真没料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在经受了十几年的工农教育之后，竟然变得如此下流！谢谢您的夸奖，这就是我的本意：常年跟低俗的人群混在一起，难得高雅。如果有一天在中国又出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再教育”的政策，建议年青人拿我的经历来说事：“看看这个大学生在工人堆里呆了十几年，整个儿变成了个臭流氓，谁想接受再教育谁自个儿去，别来忽悠我！”
79年秋，邓小平二次复出，要求知识分子归队，我在林业局朱文华的帮助下，开始往林研所调动。他是林业63-2班的，和我同届，巧的是他也在水泥厂工作过，我猜想他在那儿的经历一定不愉快，因为他说水泥厂不是好人呆的地方。总的来说我调到林研所的过程还算顺利，尽管那时我的父亲还是个被镇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可是这次我又碰上了好人：林研所的所长傅晶，富农成分，南京林学院的早期毕业生，文革时被赤峰农校的学生扇耳光打聋了一只耳朵。尽管书记吴忆东不同意要我，可傅所长据理力争说：全国要在84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周总理亲口说的，咱们林业机械也不应该拖后腿，所里只有一个东北林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贾君兰是搞林机的，又是个女同志，多年来也没有开展业务，所以我主张调进来。
从79年进入林研所，到93年来美国，在那儿前后13年，（其中有一年在加大戴维斯分校）我只用八个字来表述傅所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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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九八期(cm1121c)
华夏文摘】内蒙老赵：路越岖崎越坦平（五、壮年 全文完）
壮年篇（1980-1993）
既然到了科研单位，就要搞出科研成果来， 这是我到林研所的初衷。78年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之后，搞科研的头上光环似乎褶褶生辉，再加上徐迟报道的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科研效应在全国发酵，应该说那是我毕业后最舒心的日子，因为我有了免除恐惧的自由，特别是在父亲于80年6月19日被平反之后，我终于可以从夹着尾巴到抬起头来做人了。
从做官的角度来比较专政和民主两种绝然不同的社会制度，深感民选官员的为官之道不易，他们一天到晚地为选民的吃喝拉撒睡操心，没有终身制的劳动保护不说，弄不好随时可能下台一鞠躬；哪如封建专制的那些官们，只需很随心地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话语权，到一定的时候再给评个反就都齐了，也不用操心国家赔偿什么的，就等着党恩浩荡了。倒不是我财迷，台湾的二.二八白色恐怖至今也快七十年了，前些日子居然有个日本人到台湾要求经济赔偿，因为她的父亲失踪于台湾的二二八期间。她被拒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早已过了追诉期，而是因为她是外国人。二二八期间受害人的家属都得到了国家经济赔偿，中国的受害人家属们呢？也不能说一毛钱也没有，从父亲判刑那天算起，到他被枪毙那天为止的工资补发了四千块钱，是他原工作单位内蒙石油公司给的，国家的啥也没有。
跟赤峰市喀喇沁旗旺业店林场的李永懿合作，用了两年的时间研制成功了《YZ-36型全液压自行式绞盘机》，属国内首创，获82年林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李是木工62级的林学院首届毕业生，时任林场机修厂厂长, 他的父亲曾任国民党贵州省铜仁县县长，解放时被枪毙了；母亲在文革期间投河自杀；大哥于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都超强，后来由旗科委主任做到副旗长直到退休。他二姐李永芳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做教授，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她妹妹李永静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做研究工作，我第二次到美国阿拉巴马州南方林业实验站做访问学者，就是在她的帮助下才得以成行的。
接着又研制成功了《3WS-750型杨树深栽机》，它可以分别与铁牛-55轮式拖拉机和东方红-54链轨拖拉机配套使用。须要提一句的是：该机的科研经费不是来自市科委而是来自内蒙林业厅，经营处的陈远淼处长曾经是57年的右派，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他把研究经费不经过市林业局而直接划给了林研所，就因为这却把林业局书记刘培书给得罪了。陈处长84年死于癌症，在他去世后林研所把深栽机的鉴定结论作为当年的科研成果报市林业局，刘书记硬是给压着不往上报。88年我回国后，找到经营处的新处长陈贵说明情况，这个陈处长是蒙族，一听就火了，说: 这个刘培书怎么还自个整自个呢，他不给报我给报！就这样，该机获自治区林业局88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第一次出国时，同样面临着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的尴尬境地：林研所把我的出国申请报市林业局，很自然的又被刘书记给卡住了。这个北林毕业的老西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赵，好好地搞你的科研吧，都象你这样闹着出国，咱们的科研工作不就没法儿搞了吗，你说是吧？我当然不甘心，通过国家科委主任吴明瑜（他是韩素音基金会的理事）给赤峰市科委发函，市科委把同意国家科委的意见书发给林研所，林研所又把两级科委的信函再次转给市林业局，刘培书才在文件上签了字：既然市科委同意，我们也不反对。我心里明白他是怕我去美国后不回来，果真如此，在80年代中期，领导是要丢乌纱帽的呀。
85年我去安徽大学外语系脱产进修英语一年，照片里是进修班的部分同学。
86年11月26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工程系作访问学者，88年1月4日回国，照片中从左往右：我，于怡然（沈阳农学院），阿依古丽（新疆八一农学院），David 和 Ran 都是农业工程系的研究生。
回国后用了一年的时间，跟林研所的候庆江共同翻译了一本关于森林灭火的书，此书是我在美国考察林区防火时带回来的。小侯是林学院84届的毕业生，老家是赤峰市宁城县农村的，宁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土地贫瘠，烧柴是困扰老百姓生活的大问题，小侯之所以报考林学院，就是奔着将来烧柴不愁去的，高考时坐着拖拉机到县城天义镇参加考试，毕业后分到林研所，跟我在一个研究室。后来通过托福考试，得到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奖学金，读了两个硕士学位，现在一家IT 公司工作，他的两个孩子也都大学毕业，儿子在金融界从业，女儿在犹他州政府工作，老伴和他是同乡，一位非常纯朴的农村妇女。
书出版之后就开始了拔根机的研制，但第一轮样机并不成功，树根拔不出来。多亏陈处长的大力支持，他说：搞科研嘛，允许失败。并继续给拨款，第二轮样机又失败了，因为震动力不足，第三轮样机终于成功了，前后共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科研成果鉴定会于92年在巴林右旗召开， 结论是国内首创，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因此获得93年自治区林业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当年8月24日，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在阿拉巴马州的南方林业实验站做访问学者，至此，我在国内的生活就结束了。
照片摄于92年8月赤峰市巴林右旗白音塔拉林场
我的回忆录写到72岁为止，加上以前发给同学们的《我和韩素音》，《痛说反革命家史》和《人在美国》，可以对我这一辈子有个大概的了解，殷切希望也能看老同学们的类似文章，子才夫人葛凤兰写的回忆录就十分感人。
本文题目《路越崎岖越坦平》选自聂绀弩作的一首诗《惊悉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孎翁相慰乐，非孤未寡且恊行。至于聂绀弩其人之传奇故事，说起来话可就长了。
完稿于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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