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是亚心，那“善”是什么？
以像形为特征的中文，常常将两个字形像地重叠形成另一字。比如“愁”，就是秋天的心事。而“恶”也属于这类型。但其含义却相当深刻。这里让我们深入分析，以求解读传统文化为何将“恶”看作是内在的，但又属于第二位的人类稟性；以及什么是属于首位的人类内在。
恶通常被认为是：为获利而不顾它人的想法以及行为。因此，人们通常自然而然地认为：善（恶的对立面）是人首位的内在稟性。我们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感受到相同的隐喻；比如“邪不压正”。作为文化习俗，这种观点并无大碍。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对中华文明的误读。实际上善也是亚心。因为它们基于相同的认识论，仅仅观察角度不同而已。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识”；以及由“识”推动的人类行为。我们也可以说“亚心”就是“识心”。“识”是人的感觉经验的理念标签。比如人手触冰的感觉，与用不用“冷”来描述是没有关系的。但为传递经验于他人，需要用语言概念去标记它；而语言是二元对立的。“上”与“下”互为参考坐标。没有这种对比，人无法建立逻辑理解体系。这样善恶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地渗透并主导了人的意识；进而造成社会意识的二元对立。中华传统文化用“负阴抱阳”来形容；并对此有深入的探讨。而当年唐僧从印度取回的佛教经典，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识”的文献。因此，在中华文明里，对“识”与“心”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莎士比亚曾经写过三个爱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讲爱与恨，奥赛罗讲爱与嫉妒，李尔王讲爱与怀疑。人们总希望爱能战胜恨，善能战胜恶。但是实际上，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希望爱能战胜恨是抱薪救火的一厢情愿。二元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并且在某种条件下相互转化。因为人们很难摆脱“识”的这种二元局限。从这里，人们看到所有“主义”的苍白之处，因为它们都根植于“识”。对立的主义总是幻想着消灭对方。它们企图将原本灰色（负阴抱阳）的世界变成非黑即白的社会；并为此而不惜使用暴力。又或者说，它们试图将原本辩证的世界，变成非辩证的一统江山。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种极端的做法怎么能有可持续性呢。物极必反，历史不断重复这样的变迁；而人类不断重复着如此的幻觉。而唯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极端，这类人从来都是向外看，寻找斗争对象。寄希望于改造环境；却从来不愿意深入自身内在。他们将某个线性价值理念作为绝对标准来描述复杂而非线性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没有“自知之明”。因为文明最终要回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根本上。
既然善恶理念都是亚心，那么是否存在冠心？如果存在，那它又是什么？实际上，中华文明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春秋战国兴起的儒家与法家是善恶对立的两边。发展到宋明融合了佛教与道家才形成儒释道同源的中华文明。这个同源就同在“心”上。从根本上说，佛教讲的“心”才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东西；而儒家宋明心学只是佛教浅层次的内容。通俗地说，佛教讲得“心”是没有“识”污染的心；即返璞归真的直觉自然。佛教认为把“识”当成人自己是人类哲学认知的错误；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此错误的典型标志。在许多先辈求道人的经验总结上，佛教唯识论证了“识”只是人的习性而不是本性。习性是由生活习惯导致；改变习惯就能改变习性。比如改变观察角度就能改变认识观点。所以“识” 不是人真正的自己；它如同人穿在身上的衣服。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己（或者说，见冠心），人只能通过静心过程而达到“不二”。这个“不二”就是摆脱了二元对立的分裂心态。因为“识”没有根，它会随着静心过程慢慢消失；从而显露出纯净心本来的模样；那里充满慈悲与包容的感觉。有人将它称为“大爱”。佛教有句名言“心不是觉知，又不离觉知”。当静心深入，觉知的灵敏度与空灵性大大提高，修行人自然会观察到唯识经典中描述的“境”与“界”。那里是更丰富的存在；这也是“宁静致远”的来历。所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静心修身是一切的前提。否则，不可能有“圆融于理，圆润于事”的知觉；也达不到“做事就是做人”的“知行合一”。康熙皇帝是个有智慧的人。面对朝廷的腐败，他没有讲善恶伦理；而是从心里将“正大光明”掏出来。因为它是纯净心的特征。人没有必要用一些价值理念来装饰自己。在原本纯净的直觉心上加冕，不是智者所为。
鱼家傲 心无冕
驿下孤村芳草远，石桥楼月残星点。留韵若真空寂短，落意减，萧然若失别绪显。
浪竭流年芭蕉卷, 云暮来时颦笑敛。长河远凝平波浅, 沐以俭，方使离人心无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