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十年（5）被钢二司通缉，避乱鄂西北郧阳
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元旦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全国进入了“全面夺权”“全面内战”时期。
元月26日，武汉造反派夺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大权。但也就在前三天，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以填补省委省政府垮台后留下的权力空白，“公、检、法”全部实行军管。
此时毛主席发布解放军“支左”的命令。他本来指望军队“支持左派”，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
在大年除夕的二月八日，“武汉二司”、“工人总部”、武汉钢铁公司“九.一三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二四八部队“红色造反野战军”等单位联合署名，在《长江日报》上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声明，时称《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声称，全武汉、全湖北要在“大乱、特乱、乱深、乱透”的基础上，由签署联合声明的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短短几天，有五、六十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二八声明》。一时间，造反派赞《二八声明》是“大香花”，保守派斥之为“大毒草”。
《二八声明》发表之后，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的钢二司发布《通缉令》，通缉学校革委会主任、红卫兵负责人夏国林，革委会宣传委员李培永。
我们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考虑到造反派已经从省政府到各单位夺取了权力，我们只能避其锋芒，三十六计，“走为上”。高中部一位红卫兵骨干说，他的父亲是某部队的负责人，父亲的战友是郧阳军分区司令员。他回家问问他父亲，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去那里避一避风头。我们立即找来地图，找到郧阳的方位，同意他的意见。
他的父亲与郧阳军分区司令员电话联系后，同意接待我们。我们乘坐郧阳军分区的两辆北京吉普车离开武汉，日夜兼程赶赴郧阳。
当时的郧阳县城依山傍水，民风朴实。我们住的军分区招待所在县城边的山腰上，地势较高，郧阳地区专署和县政府在县城中心,整个县城不大，只有一条正街，半天时间就逛完了全城。
我们住下不久，军分区司令员来招待所接见我们，嘱咐我们不要乱跑，不要乱说，在这里好好休息。其实，哪能休息，当时全中国哪里没有两派在斗？
后来，我们发现郧阳中学就在军分区招待所旁边，郧阳中学的学生也象武汉的学校一样，两派斗得不亦乐乎。我们去学校找到军分区支持的那一派学生的头儿，他叫阮长华。我们和阮长华见面交谈后，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三观”一致，一拍即合。后来就与他们一起参加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记得当时另一派学生要批斗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王文波，我们立即请王文波书记与我们一起，住在军分区招待所，就凭我们是大武汉来的“造反派”，他们就不来找王文波书记了。当时通讯、交通都非常落后，武汉的消息传到郧阳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而且，一看我们就是从大武汉来的学生，也搞不清楚我们是哪一派，那一派的学生也不来自找麻烦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后来，“造反派”开始冲击解放军领导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郧阳军分区也不例外，有一天晚上，军分区的枪械库的枪，眼看就要被另一派学生抢走了的时候，阮长华带领一批学生先下手，把军分区的枪搬到学校来了。我们几个武汉去的同学都没有参加他们的这次“行动”。当时，地委机关有一位小车司机，平时与我们关系比较好，经常开车送我们到下面一些县城去“考察”。他把抢来的一支手枪送给我，我也没有多想，就把它带回武汉存放在家里，从来不敢拿出来。不曾想，后来……
那时，参加抢枪的学生都不懂如何使用枪支。当时，有一位从郧阳中学毕业考到武汉华中农学院，文革期间回到家乡造反的同学，名叫吴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起乘吉普车从郧阳到房山县去，当车开到一座大山的山腰时，吴文学要司机停车，他要下车打枪玩。他拿出手枪，我们几个人围着看他摆弄，当时，我正好站在他对面看，他的枪口正对着我，看着看着，我突然想起母校华师一附中郎君诗校长，他以前是老八路军干部，在一次学生干部民兵实弹射击训练时的讲话，他说：“长枪朝天，短枪朝地，枪口对人，三天禁闭”。我赶忙转到吴文学的背后，刚站定，“砰”的一声，子弹射到他对面的山石上，我在惊吓之余，庆幸自己躲过一次灭顶之灾，从心里感谢我的老校长！感谢郎君诗校长教给我的那段顺口溜，救了我一命！
后来，武汉军区“支左办”坚决支持保守派，抓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我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就回武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