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五在1978》七
嘟……嘟……嘟……嘀……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八点整”
熟悉这套播报的人，可以确定经历过1978。
接下来是我恍如梦中的惊呼：“操，还没写作业呢。”
手忙脚乱的我把那些杂书收起来，摊开作业本。随后又想起来还没生炉子，脏水桶也没有倒，简直就是要了我的老命。
你的家里应该有一架收音机，再穷的人家也会有一架收音机。
他们会弄一块漂亮的红色大绒布，或者干净的枕巾把它蒙上。更讲究的人会作个罩子把它罩上。
那是一架收音机，是近乎等同于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样的重要财产。
它是一个长方型木头匣子，有两个旋钮，左边这个是电源开关并音量调节，右面那个通过扭转可以运行到声音清晰的位置，那是一个电台。
稍微高档一点的收音机，多一个旋钮，旋钮下面写着：短波。
想用的时候得非常用力的扭一下，咔哒一声，随后要调试很久才会听到若有若无的如同国府电台的说话声。
它每天早晨四点半播放《东方红》，有个娘们儿说现在开始播音。晚上十点种播放《国际歌》，还是那个娘们儿说全天播音结束。
这是个非常快乐的一天，没有广告，没有骗子卖药，也没有为了二斤鸡蛋冒充患者的无耻之徒。
没有情感类节目骗你眼泪，也没有穷的裤子都穿不上的财经名嘴骗你买股票。
除了你不想听的，剩下的有好多你会喜欢的东西。那些还在传承着洁净的东西。
有时我在想，至少有二十年了，不再有人认真收听广播。现在的广播每一分钟都透着铜臭，透着虚伪，透着阴谋。
收音机是我童年最迷恋的物件，它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它让我学会思考，并成为一种习惯。
当其他小朋友在外面疯跑，或是拉帮结伙出去打架的时候，我宁愿守在收音机旁。
那时的收音机很少讲知识，讲的都是文化。我认为那些是文化。
可选择的余地不多，我甚至连各类戏曲都得听，如果不开着收音机，我会觉得六神无主。我的灵魂在收音机的电波里，它还没到终断的日子。
昆曲我听不懂，京剧我也听不懂，但我会认真的听，只是想偶然了知一句半句。
弹词开篇我也听不懂，但却很好听，有种与北方迥异的儒雅。我一直以为是上海地区的文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开始喜欢上海。也许喜欢上海的根本原因是泡泡糖。
但是北京琴书和京韵大鼓我能听懂，你无法想象一个七岁的男生在认真的品味这类艺术。
那就是我。
而那些评书、相声、快板、山东快书等大众艺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难度，我俨然已是行里人。
对相声的熟悉和较真，会让我认真的比较给侯宝林量活的两位大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两个姓郭的换班上场，郭启儒和郭全宝。
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有什么区别，如同我已经想不起来白全福是给谁捧哏，可又联想到郭全宝和白全福应该都是全字辈的。
那时老先生们还活着，那是最后的相声，是这门艺术的余光。现在还有相声吗？有表演，没有艺术。
要说当今谁的活好，我觉得是王自健，可惜他还抑郁了。至于郭德纲，只能说曾经好过。但确实是他和谦哥挽救了相声。
有段时间，迷恋上了评剧，唱词我能听懂，磨磨唧唧的也挺有意思。
现在网路上流行起来的广播剧，都是老大爷们当年玩儿剩的。
那时候最痛苦的是收听电影录音剪辑，在没有对白的时候，得努力回想场景。如果是没看过的电影，毁了，怎么也对不上情节。
有部电影叫《黑三角》，反特的，主题歌很著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我一直纳闷，这歌跟这电影有什么关系。该片我就没看过，听了无数遍剪辑，也记不住演的什么。
听样板戏更逗，《红灯记》里有句唱词，我琢磨了二十年才参透。有这精神头早成佛了。
李玉和唱到：“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遇景船四狼嚎，我卖布锄奸。”
景船是什么船？船上有四条狼？铁路工人还卖布？李铁梅卖烟卷，他爸卖布，随便还把叛徒除了……
对评书的喜爱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而且很矫情很挑剔。以至于常常把自己定位为专家，对说书人评头论足，说实话，没几个我瞧得上的。
我觉得连丽如先生的《东汉演义》说的最好。“马武飞上了荥阳城！”我永远记得这句。
这是那年夏天的清早，五点半开始播讲评书，姥姥和姥爷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早上买菜回来在院子里摘菜。
而我正在屋里的炕上睡觉，迷迷糊糊也能听见几句。连先生最后收尾这句扣子把我惊醒，什么情况，马武打下来荥阳城了？
喜欢评书的人都不太正常，说话经常评书口，自己觉得挺有范儿，对方觉得这人有病。
每个人都是在质疑声中走完一生，正常人也好，病态人也好，最后的归宿相同。所以我现在对那些认为我处于心理重症的人表示莫名其妙。
学佛说我有病，不聚会说我有病，独居说我有病，就连喜欢评书也说我有病。
你们见过这么快乐的病入膏肓者吗？真有意思。当然，为了证明她们误诊，我把这些人都拉黑了。
于谦他父亲王老爷子家周边三十里不许有穷人。
收音机作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娱乐工具和获取信息渠道，给那一代人带来无数欢乐。
姥姥家每天晚上都要听到那个娘们儿说全天播音结束，随后是雄壮的《国际歌》。我喜欢这首歌。
我家不行，八点左右就得睡觉。
一铺炕上排四个人。我爸、我妈、我妹妹和我。
八点钟，谁能睡得着。
其实我妹妹也睡不着，我睁着眼睛看天棚，她也翻来覆去的。
她那时不到三岁，我爸从来不打她，她胆小听话。
我想听收音机，就像现在的孩子想玩手机。
但我不敢提出这个请求，因为只会收获呵斥。于是我想让妹妹开口，这样我爸会给面子，我就跟着听会儿。
多么愚蠢的计谋，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女孩会在睡觉的时候要求听收音机？
妹妹真给面儿，跟我爸说要听收音机，我心中暗喜。
我爸慈父般的劝慰妹妹不要听了，太晚了，明天再听。
事件并没有结束，我再一次栽在叛徒手里。
她也许觉得这个提议惹得我爸不太高兴，这有损她作为好女儿的形象，又接了一句：“我哥让问的。”
慈父不再，我爸厉声道：“听什么听！明天不上学了！”
就这人缘，一个朋友都没有。
科技的进步，使收音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已经让我灵魂四溢。
平时在家的时候，我要看着电视，听着音响，还要看着手机。我的注意力永远不会集中，一心最少三用，三心最少得六意。没救了。
比如现在，用手机写出这些文字的时候，电视里在播放下载的《圆觉经》，几乎听不到大和尚在讲什么，偶尔抬头听到一句，顿时觉得颇有道理。
那一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爸跟我大舅整天鬼鬼祟祟的交谈，一到晚上就让我去姥姥家写作业，搞不清他们在干什么。
有一天晚上大舅又来我家，恰好我进屋找作业本，看见他俩围在收音机旁，耳朵都快扎进去了。
我隐约听到有个娘们儿说着生硬的普通话，还忽大忽小：“中国军队已攻入谅山……”
嗯？什么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收听短波的美国之音。敌台呀那是，背着我是怕我举报吗？
没朋友。
我是范五，我带你们游历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