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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之子
作者：孔捷生
琼崖热带雨林雾岚缭绕，掩埋着我蜕下的青春鳞片。当最好年华遇上阴郁岁月，难免刻蚀出纵横纹路，如同五指山襞皱。
我们那辈人经历的同质性，铸造了惊人相似的集体记忆。只有走出层林迭嶂，进入另一维度，才能挣脱羁绊，看到这个年代与另一年代的关联，感知我这代人之外另一群人的命运。他们与我们的不同故事，其实都是历史延续。
酸涩往事已是嚼烂的槟榔。将目光投向丛林深处，这片热土在我到来之前，曾生长过怎样的故事与人物？
五指山原住民是黎族和苗族。我只是被人工强行嫁接的苗芽，一如知青垦殖的橡胶树，并非原生物种。这代人遗落血汗与满山青春碎片，须臾被疯长藤萝覆过。我们终究不属于那个地方，哪怕色泽最深的记忆年轮，也只是人生片段。只有黎苗山民才是林莽儿女。我书写的《在小河那边》《南方的岸》《大林莽》等五指山故事，不过是他们民族叙事刻木纪年最浅的一道刀痕。
苗族别省也有，仅见于海南岛的惟有黎族。当年我的农场近邻是黎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来往。直至黎寨一复员兵拉队来邀战，我才在篮球场上初识黎族人。
热风豪雨会冲刷掉许多旧事，但总有印象沉积下来，宛如树脂凝成沉香。哪怕我已远离，仍对斯土斯民有特殊感情。只有隐去个人悲欢，真正关注原住民历史、神话、民俗，才晓得这个弱小民族也谱写过地动山摇的故事，诞生过威震琼崖的人杰。
我把读史镇纸压在19世纪晚期，便听到裂变锐响。中心衰败，边缘崛起，那就是晚清脉象图谱。边陲向来盛产英雄，宛如裂缝中的劲草，又似漆黑永夜的闪电。
王维昌，海南仅有的两位黎族秀才之一，他是海南陵水县七弓峒主，世袭清朝保亭营抚黎局团总管。吊罗山是五指山伸向东南的一脉，七弓峒位于山麓。黎胞世代开门见山，重重叠叠的植物群落更把峰峦幻化为喧响海浪。
王维昌不甘被丛山所囿，渴望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光绪三十一年（1895年）王维昌渡海到省府广州，就读基督教会学校，成为第一个谙英语和对西方文化有认知的黎族人。他返回琼崖便在黎区兴教育，办私塾，免费招收黎家幼童读《三字经》《千字文》，更义助黎族青少年到陵水县城同仁学堂读书。
1904年，王维昌喜得麟儿，取名王昭夷，寓意与期望尽在其中。汉文化视少数民族为蛮夷，峒主王维昌不避其讥，以“昭”字寄托本族觉醒与自强。
王昭夷受父亲影响，自幼好学。他先在陵水县同仁学堂读书；十二岁被送到嘉积市美国教会办的觉民学校，王昭夷从美国传教士那里学会英语和许多科学知识。
黎家峒主的汉化教育始于晚清，名将冯子材出身钦州边陲，官至广西提督。1885年中法战争，冯率领义勇黑旗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而后琼崖黎变骤起，两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冯子材平乱抚黎。
冯施霹雳手段之余设立抚黎局，免税粮，修桥建路，办教育，兴集贸。为黎家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学馆被称为冯公馆。王维昌识字之始就在冯公馆。
王家父子先后接受西方文化启蒙，则来自海外传教士。1850年，法国天主教海外使团马逸飞神父已在丛山簇拥的琼中岭门建立了教会。那正是一百二十年后我挥洒血汗与青春的地方。
1880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初登琼岛，传教士们不避瘴疠蛮荒，举家深入五指山腹地，在黎村苗寨建立更多教会。西方宗教提灯觅路，走进土著原始鬼神传说，在鸿蒙未开的山野留下足印，却被其后革命的热风豪雨冲刷殆尽。
中国近代史即将终章，二十世纪充满大激荡大裂变。现代史一开篇，就诞生太多叱诧风云的人物。王维昌本可成为黎家骄子而留名于琼崖英雄谱，惜乎他没这个命。
1917年，辫子大帅张勋复辟事败；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帮助列宁回国，未几发生十月革命……这些重大事件在中国南陲边荒波澜不兴，时代凌乱足音被五指山烟岚吞没。
这年黎区惊变，王维昌遭刺杀，头颅按猎头巫俗被割走。
王昭夷时年十三岁，尚在嘉积教会学校读书。母亲黄氏强忍悲痛，把儿子送到海口基督教府城华美学校继续学业。
经黄氏暗访，锁定主谋是陵城汉人奸商。原来，自冯子材入琼抚黎，大兴集贸，清末民初众多汉族商家到黎区做生意，以锄头、钩刀、食盐、布料换当地山货，诸如鹿茸、鹿胎膏、沉香、白藤、木材等。黎人憨厚，常被奸商所骗。王维昌身为总管，严厉处置无良商人。被断财路的奸商便雇黎族杀手行刺，首级送到陵城换取赏金。
黄氏查明仇家，遍示证据。各村寨黎人都奉王维昌为尊，便一呼百诺，召集几百黎人团勇，杀入陵水县城报仇，并纵兵抢掠汉人商铺，然而杀手在逃。
明代顾山介《海槎余录》书中有载：“黎人好斗善射，积世之仇必报。”这复仇使命注定留给王昭夷完成。
1922年，王昭夷年满十八岁学成归来，世袭峒主并接管父亲统领的黎家武装民团。他谋定而动，突袭什那村，一举拿下凶手王老定、王老南，斩首祭父，并将首级悬于木棉树示众……基督教文化并不曾稀释他脉管里的黎家血液，这隐约预示了他的未来。
青年王昭夷无意在山中称王。大仇得报后，他于1923年渡海到省府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深造。他对文化的向往，确有乃父之风，更难得能学以致用，于1925年返琼追寻民族之根。
黎族历史如树皮般粗糙，他们不谙历法，年代感模糊，只有传说堪以记史，如同结绳记事。王昭夷走村过寨作社会考察，并写出一部《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专著。
试想上世纪二十年代能潜心做学问的汉人都是凤毛麟角，更莫提弱小民族的年轻儿子。两年后，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是革命指南手册。而王昭夷这部著作至今仍是民初黎族社会最权威、最珍贵的史料，亦成了黎家记忆一个绳结。
大时代灼热气息已积聚成台风，它的追随者则如汛期鱼群，舍生忘死涌向革命的光源。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正式组建。这年王昭夷完成《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后投笔从戎，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受训，为第四期学员。
黄埔军校前身是中国第一所军校——广东水陆师学堂，位于黄埔长洲岛，系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至民国时，国民党决议“开办军官学校，建立党军”，黄埔军校就此成为现代史坐标。军队不隶属国家而隶属政党，奠基于此。
我读小学低年级时曾集体去参观黄埔军校，那是革命叙事重要符号，无论对国共都如是。及至文革它暂告关闭，连同与之相关的故事，都被归档到有待重新编撰的卷册。黄埔军校旧址至文革后才开放。延至今日，只有红色记忆才是它的丰碑镌刻。
我还记得，黄埔军校大门外醒目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校容朴素整洁，木麻黄树笔直如士官生队列，夏日蝉鸣取代了军号和口令。
使我记住此行却是少年阴影——集体乘船到长洲岛，渡轮临近靠岸，我玩心勃发，探身撩几把江水。卒被渡轮员工制止，此属危险行为。后来少先队总辅导员责令我写书面检讨，却非关安危，而是行为失检给少先队蒙污。这是个人向组织低头认错的受戒记录，我有生之涯第一份检讨书，令黄埔军校成了一道成长疤痕。
我从未想过，个人膺服于集体和笃信某个主义信仰，这种人格锻造正始于黄埔军校，它确系中国革命的一个节点。
1925年，珠江大潮昼夜拍击长洲岛，各种主义思潮泡沫飞溅。军校营房骚动不宁，红色史述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战云密布，学员们枕戈待旦，每日“三操两讲”，军事典范和革命思想是两大轴心。
王昭夷同期校友，国民党方面计有高魁元、胡琏、李弥、张灵甫、文强、刘玉章、赖传湘、高吉人、谢晋元、毛人凤……等等；共产党这边有刘志丹、林彪、赵尚志、郭化若、段德昌、倪志亮、张宗逊、曾希圣……等等，这串名字俨然连缀史书章节的导读，至少是文末注脚。王昭夷人生路向和他们本无不同，但其后命途一个又一个歧异点，将他的名字扫入官史剪裁剔除的碎屑，连注脚里都了无痕迹。
黄埔军校新学员前半年先受训，按考试成绩编成步兵军官生团。王昭夷编入二团第三连，该连出了两个国防部长，即分属国共两边的高魁元和林彪。
第四期正式开学典礼在1926年春，校长蒋介石训话，要求黄埔学员时刻准备为革命牺牲。他阐述：“三民主义立足点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最后一步是共产主义。不要因三民主义排斥共产主义，也不要因共产主义排斥三民主义。”
身属六蛮之“岛夷”的王昭夷，对中原政治脉象毕竟有疏离。耳聆校长训词，深刻影响了他的判断，乃至左右了他的命运。
王昭夷在黄埔军校研习军官各项专业科目，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基本战斗等等技能。大革命已迫在眉睫，第四期学员必须一年内速成两年学制的课程。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却没有时间与耐心摸索共和之道，唯一听得懂的政治话语还是武力。
帝制崩溃如悬河决堤，张元干《西江月》有句：“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从正统角度，挣脱束缚的湍流是失序之兆。黄水归流，回到既定河床才是天道。
必须给一国同胞划分忠奸善恶，方能凸显吾党事业的意义。1926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誓师北伐。民国初期百川争流，阡陌纵横的短暂年代要翻页了。
国共两家史观迥异，却对大一统的北伐均持肯定立场。只不过后者矢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仅系同路人，后来更叛变了革命。而誓师大会蒋总司令披肝沥胆之言是“我们每个革命军人，每个总理信徒，应当深念自己对人民对国家的职责，必须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要如此，只有大家精神团结起来，才能集中我们的势力。”
事实证明，国共其后漫长交集与纠葛中，绝无可能团结，尤其在精神上。
没有火药味和血腥味就算不上革命，那是历史车轮的驱动力和润滑剂。国民革命军以黄埔军校生为主体，铁流滚滚直扑武汉，旋又转战江西，大败孙传芳部。
第四期在读学员未随师出征，他们主要负责防卫广州、惠州、虎门一线。武昌大捷的十月份，四期学员提前毕业，编入国民革命军。这年王昭夷廿二岁，他身边同学都年轻，中华民国也很年轻。
大革命由矫健春燕长成猛禽，巨翼扶摇，从南到北掠过半个中国的天空，最后长啸俯冲，落在历史界碑——1927年。锐不可当的北伐军忽然从旗号到队形都凌乱起来。
上海“四·一二”清党；五月，暴力土改引致“马日事变”，湖南清党；七月宁汉合流，通过决议“和平分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军队；八月一日，中共南昌暴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须臾变得波谲云诡。
王昭夷非国非共，如何选择站队朝向，成了贯穿一生的煎熬与痛苦。狂澜既倒的历史关口，其实无甚个人选择可言，有如时代巨掌把预示命运的龟甲掷落卦盘既定方位。
我身历的另一个年代亦如此——当年沿着古代流放充军者的道路，我走进蛮荒烟瘴，被告知要终老于斯。于是发育期遇上反叛期，焦躁与愤怒将赐予我们的意义撕成碎片，我赌咒发誓要离开那个地方。然而岁月就象攀援寄生藤爬上知青茅寮，青春骚动被一圈圈年轮缠入生命树干深部，愤怒的对应物不再是湿热之地，而是窒息呼吸的时代。等到我终于离开，发现大山轮廓和丛林气息已永远伴随着我。我曾把这一情怀写进小说，如同青春乡愁。
王昭夷是驾驭个人命运的特例。他起初未卷入政治漩涡，黎家之根不在中原厚土，而在南陲群山之中。当同学们相继成为国民革命军见习军官，他却抛下主义信仰的烦恼，返回黎山七弓峒。他的个人志向却非演武，而是重文。他秉承先父遗愿，建校兴学，在其辖区黎家子弟一律有教无类。王昭夷返琼并非遁世避乱，他没有忘记自己名字“昭夷”的深意蕴藉。
然而，磅礴雷暴并未疏漏孤悬天末的海南岛。蛇形闪电如音叉挥落，测验每个人的辩音力。王昭夷感应显然异于旁人。只不过，当书桌被骤雨鞭打，主义与家训对撞，黎家火铳弓弩既不能保境，亦不能安民。
大革命时期猝然终结，历史一步一个血印，更凄厉的号角飘入万山丛中，居然有了游魂一般的回响。
依照一种逻辑与言说，革命的主轴承是阶级，革命的变速器是斗争。当个人命运与阶级意志逆行，造就了太多悲剧，尤是个体孱弱的中国。
1927年四·一二清党，十日之后海南岛清党，共产党人纷纷转入地下……如果国共曾是朋友，从此刻起，都怒气冲冲地追杀对方。
从这道撕裂创口迸出一位传奇人物——冯白驹，再次佐证边陲盛产英雄，却从来不产生人民领袖和主义传人。冯白驹事迹之壮烈，结局之悲凉，令人扼腕。但本文谱写的是弱小民族的豪杰。冯白驹发祥之地在琼崖汉区，故此不得不将他可歌可泣的故事大部略去，只有他与王昭夷命途发生交集时才会被提到。
王昭夷返琼时才二十三岁，他遇到了当年同仁学堂同窗黄振士。人生总有偶遇，细算实系冥冥定数。黄振士是另一位黎族人杰，他比王昭夷大八岁，其父是一弓峒主。民国政府规定，每年送三个黎族学生到广东高等师范免费读书。黄振士1919年以头名考取，他是王昭夷广东高师早四届的学长。
王昭夷并不晓得，这位身任国民党陵水县党部书记长的同学实为共产党人。黄振士受中共派遣，以国民党身份掩护发展中共组织。王昭夷进入黄埔军校时，黄振士已在陵水发动群众，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协会。那时国民党并不拒绝任何有助于国民革命的助燃剂。1927年两党撕破脸后，这些基层组织被共产党拉杆子成为基干力量，进而化为燎原野火，至少在陵水是如此。其间黄振士功不可没。
按红色经典，洪常青原型并非冯白驹，更非王昭夷，而是黄振士。在正史册页里，中心与边缘完全不成比例，后者如多余枝蔓被无情剔除。琼崖原生族群黎族，从来就没有在正史留下过任何名字和事迹。哪怕红色叙事塑造出来的英雄“洪常青”，也没人去繁琐考证他的民族属性。
黄振士在家乡成立农民自卫军，骨干为农民训练所学员，黎族人居多。黄振士家族拥有九杆钢枪和十来杆火铳，去围猎倒够了，打仗则差得远；况且农军缺乏起码军事知识，犹如无桨之舟，连陵水河都渡不过去。
黄振士深知黎胞气血经络，他们对什么主义信仰都不甚了了，但对翻身总是满怀憧憬。黎族独木鼓是用被雷击烧焦的大树制成，敲起来撼人心魄。黎胞被欺压的太久了，历代传下来的民族记忆都溢满咸苦之泪。他们如同雷殛焦木，要擂响自己，去与无论什么牌号的官府血战一场！祖先们屡起屡伏的抗争，化为深意识里咆哮的血潮，要洗刷世代屈辱。
黄振士明白，一呼百应的黎家头人首推七弓峒主，那种积威是从王维昌传承下来的。七弓峒团丁过百，钢枪远多于其他村寨。王昭夷更文武全才，正牌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与陵水党组织决定，通过说媒把才貌双全的女同志嫁给王昭夷做妾。这位新女性叫吴觉群，是陵水女子学校校长，县妇协委员。人如其名，她是妇女运动先锋，带领女生剪长发、反缠足、砸香炉神牌——这正是那个激越时代的律动辅音。难得她亦是黎族，父亲是坡村峒主，她到广州读过书。
红色叙事不便书写的一笔，吴觉群与黄振士竟是志同道合、相恋七年的爱人同志。黄为革命义无反顾，把挚爱恋人捐输出去。究竟是何种信仰，才锻造出这般无情无私的战士？
人性与人欲，只存在于不够纯粹的革命同路人。吴觉群的美丽与知性令王昭夷心折。觉群与昭夷，名字珠联璧合。他欣然纳妾，慨然加盟赤色农军，毅然擎旗出山，牛角号呜呜吹响，如山风压低林梢，黎区为之震动。不几日，十几家峒主都歃血为盟，加入农军。
1927年五月，鲜红槟榔挂满枝头。七百多黎家子弟在坡村槟榔树下集结，农民自卫军正式竖帜，总指挥王昭夷，副总指挥是吴觉群之父吴中育。
六月，陵水县国民政府围攻坡村，王昭夷指挥得宜，首战告捷。琼崖红色地方史称为打响第一枪的“坡村反击战”，极大鼓舞了遍体鳞伤的共产党。此战之后，农民自卫队扩编并易名为陵水工农讨逆军，王昭夷任司令，黄振士为党代表。时值1927年六月，这支南陲红色武装早于八一南昌暴动，更早于秋收起义；彭湃的海陆丰暴动在南昌暴动失败之后；王昭夷同期黄埔同学刘志丹，次年才发动渭华暴动，创建陕北红军。
史笔应该记录下来，几乎与陵水赤色农军同步，冯白驹在海口附近带领短枪队实行“红色恐怖”，刺杀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基层骨干……此时血与火断然取代了信仰理想的激辩。
冯白驹在其后琼崖纵队传奇中的角色，本应更似洪常青原型，但考虑到冯在1949年建政后的“地方主义”定性，他又不配；至于非党人士王昭夷不须提起；而1931年去世的黄振士，短促生命已无从追加任何党内斗争的罪名，当属纯正英烈。实难想象洪常青原型竟是黎族人。
央视弘扬红色记忆的电视片有一集《陵水星火》，称黄振士“常青指路”是去广州求学寻找真理时，路遇和搭救了黎族少女吴觉群，这就是“吴琼花”原型。红色叙事还说，王昭夷后来叛变革命，设伏剿灭陵水独立团。血案中黄振士生死未卜，吴觉群含悲寻找爱人骸骨，在陵水河边徘徊三天，未果，遂北上广州找党组织，继续革命直至牺牲……
那都是说书演义。自遭恋人割爱转赠，吴觉群已和黄振士乃至党组织恩断义绝。只有一点属实，黄、王二位黎家俊彦的命运有太多契合与歧异，这复杂线条的纠结和延展，恰恰就是中国现代史鲜血淋漓的图谱。
中共琼崖特委策动“九月风暴”，兵分三路（冯白驹为其中一路）围攻万泉河畔椰子寨。在此之前王昭夷指挥的陵水农军已在七月攻克陵城。后农军撤出，却去而复返，二拔陵城；而后敌进我退，避其锋芒再于十一月三打陵城，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
中共党史称，彭湃在1927年十一月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第一个红色政权。史笔落墨处，谁排第二通常不重要。如果海陆丰位于海角，那么陵水更远在天涯，遂被史卷略过不提。
陵水苏维埃政权诞生，对陷于低潮的共产党，毕竟是酷旱炎天一记惊雷。不可否定黄振士的组织领导能力；但赤色农军进退有度，连战皆捷，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王昭夷居功至伟。这一小片江山不是毛泽东的赤卫队，不是朱德的警卫团，不是叶挺的教导团，而是琼崖农军打下来的，这实属奇迹。自然悲剧也由此而起。
无论当时还是其后的浴血岁月，坚持廿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纵队都令人钦佩，他们是最顽强的一群共产党人。其艰苦卓绝的勇毅超过了“红色罗宾汉”陕北刘志丹。毕竟琼崖土共长时间与党中央隔绝联系，一切都自决自择。不幸这些斗士也和他们的组织一样，与生俱来有排斥异己的基因。
王昭夷一手打下陵城，红色政权存在到次年暮春。王岂止当不上陵水苏维埃主席，连副职也轮不上，只是无足轻重的县苏维埃委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论功行赏。问题是陵水县委书记黄振士也靠边站，亦仅系县苏维埃委员。琼崖特委无比珍视全海南第一个红色政权，指派欧赤（汉族、广东省委特派员、曾在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担任苏维埃主席。
黎汉心结无关国共，早就沉埋于王朝台殿廊柱的底座，倘被触碰，有如投林鹧鸪溅落宿露，枝叶互动相传，雨林淅沥水滴能化为霎时急雨……王昭夷与赤潮的疏离正始于那滴溅落的露水。
八一南昌暴动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全国武装暴动总方针。以红色史笔断代划分，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性质如文献所言，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其暴戾决绝见于“两湖暴动”决议的行动指南——“杀尽土豪劣绅”“杀尽反革命军官”“杀尽反动官吏”“杀尽一切反动派”。时代主旋律归结为杀字诀，它贯穿了以后漫长的中国当代史。
用锋芒逼人的阶级尺子量度，陵水有四户大地主，其中三个被杀。因未将地主家小满门抄斩，竟遭琼崖特委批评。况且陵水苏维埃只是分浮财，开群众大会烧账簿地契，并未开展土地革命和颁布土地法令，亦遭特委严厉批评。党呼呼挥舞响鞭，驱策黄振士调校到更左的向度。
心怀疑惧的王昭夷与黄振士嫌隙暗生，他投身大革命并非献祭于阶级斗争。无论在辽广中原还是边陲海南，“阶级”都只是杀器而非社会量具。更何况黎人苗人和土地的关系迥异于汉人。他们的革命诉求不是土地，而是民族压迫。
中国所有地域都存在与阶级无关的复杂鄙视链。在琼崖，会广府话（粤语）的人歧视只会海南话（闽南语系分支）的人；沿海歧视山区；汉人歧视黎苗；黎族歧视苗族。
王昭夷角色如多面体棱镜，他知书识墨，谙粤语、海南话、黎语、英语。他是黎人，却是峒主世家。依马克思主义学说，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外延，孽缘是统治阶级种下的。这用以分析琼崖社会完全不通。
陵水农军主力是骁勇黎人，苗人很少。苗人与黎人不睦，与官府也结有深仇大恨。冯白驹与苗王歃血为盟，其后琼崖纵队在困厄岁月蛰伏母瑞山，苗人是冯部主要盟友。这令冯白驹与王昭夷的死结更难拆解。
遵照“八·七会议”方针，2017年十月海陆丰暴动，十二月广州起义，琼崖特委发动全琼武装暴动。陵水农军改编为“琼崖讨逆军第八军”，南征攻打崖县，夺取榆林、三亚港。王昭夷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他没有话语权。左倾盲动是不可忤逆的意志，全党如是，非独琼崖特委。
各路红军所到之处，血火交织，杀地主豪绅、杀反革命分子、分田分地分浮财、颁布土地革命纲领、拆庙宇、焚烧神佛偶像、禁止黎族人找道公占卦找娘母治病……
1928年春，琼崖红军攻占了中国最南端的崖县。威权与秩序在边缘地区从来都偏弱，当星星之火在中原各处相继化为烟缕飞灰，琼崖却呈燎原之势。红军为胜利所鼓舞，攻城掠地乐此不疲。
当响箭飞出丛林，清脆射中衙门兽环，便有人出来收拾局面了。国民党粤系对追剿邻省红军不太积极，但绥靖本土毫不留情。海陆丰暴动与广州起义均被剪灭，有容共嫌疑的粤军将领张发奎也被驱逐。
1928年五月，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派蔡廷锴部渡海入琼平乱，战局旋即急转直下。红军中谙兵机的副总司令陈永芹（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海南人）、东路军总指挥徐成章（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黄埔军校特别官佐，海南人）先后战死。
琼崖特委越败越勇，将暴动进行到底，遂任命王昭夷为“攻崖指挥部”总指挥。王对这套盲动方略错愕不已，更对东路惨败还让黎家子弟送死极为抵触，便抗命离职，率本营农军返回七弓峒拥兵自重。
一意孤行的琼崖特委挥师南下攻崖，路过吊罗山与王昭夷联系，吃了闭门羹。此战果然大败，仅存百余名红军溃逃到王的地盘。王昭夷接济他们休整藏匿。此时特委负责人也赶来，向王通报全琼各地暴动相继失利，红军总司令冯平、党代表杨善集均战死。特委怒斥王昭夷畏缩避战，再度责令王出兵反攻崖县，还要王拨出枪枝弹药和粮食给养接济各路红军。
革命制造的敌人，永远比它消灭的敌人更多。王昭夷终觉不能与革命牵手了。此刻适时出现一位比黄振士更有感召力的琼崖贤人。王昭夷回归黎山屯兵不出，被崖县县长、南路剿共总指挥王鸣亚注意到了，他通过关系向王昭夷示好。
左一王鸣亚，在日本留学时与孙中山合影
仪表堂堂的王鸣亚是崖县三亚人，汉族，因参加同盟会被清朝琼崖镇守使通缉，便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留学，认识了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他奉命返琼，领导讨伐袁世凯党羽龙济光；驱逐西沙群岛盗采磷矿的日本商团；讨伐军阀邓本殷。他先后被孙中山任命为琼崖抚黎局总局长、广州大本营内政部主事、琼崖警备司令。北伐时他被任命为粤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海南方面总统领。
回望前尘，侨乡海南岛涌现的人物如星汉灿烂，连冯白驹也读过一年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大），黎人王昭夷更是划过长空的一颗流星。令人扼腕，改朝换代后琼崖人才链已告断裂。
言归正传，名声甚大的民国先驱王鸣亚修函示好，令王昭夷颇为感动。他本来就对中共特委鱼死网破的冒险盲动绝不认同，该是割袍断义的时候了。于是卦盘上龟甲翻身，大幅转了一个向度。
每个新世纪的二十年代都有众多事件密集发生。其中一件是秋收起义残部与八一暴动残部朱毛会师。井岗山最早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收留了他们。
根据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中《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其中一节“关于与土匪的关系”明确指示：“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袁文才、王佐遂被取去首级。
不过，王昭夷是另一反转版本的主角。当初国共反目，他的选择并不坚定，只在一念之间。如今他已淡出，偏偏不知进退的红军死缠烂打，败兵还撤到七弓河畔扎营，如芒刺在背，他要另作抉择了。
那年满山竹子开花，汉黎苗人均觉不祥，必生变异。王昭夷择凶年反戈，他骇人听闻的背叛，已不能说成是对琼崖特委荒唐决策的报应。共产党对王昭夷或许不仁，但王之行径岂止不义！我的同情心无疑在红军这边。惜乎同情心在历史中不值一文，尤其对那个主义的价值体系而言。
1928年三月，吊罗山烟岚缭绕，林莽绿得发乌，透着重重阴森。新败红军难得喘息，绷紧的神经终能稍许松弛，战士们在七弓河洗澡洗衣，涮去战尘。
一众军政干部应邀赴王昭夷家宴，他们步入寨子，黎胞个个眼神异样，令客人生出戒心。这果然是鸿门宴，王昭夷与副手吴中育已令家丁四下设伏，以掷酒杯为号——这是从汉人史册上抄来的。然而，党对自己同志尚且不信任，遑论一个非党非我阶级的峒主？于是来客短枪不离身，王昭夷手中酒杯便未能掷出。
B计划启动，黎家团勇和王鸣亚部在七弓河边埋伏。赴宴者踏上归途已松了一口气，及至察觉林间鹩哥停止啼唤，牛角号已惊心吹响，雨点般的弩箭从芒草丛呼啸射出，继而枪声大作。红军猝不及防，营地被连锅端，仅得连长张开泰等几人侥幸逃出生天。计有几十人当场遇害，还有八十多人被俘，后交国民政府押至崖县集体枪杀。这就是震动全岛的“保亭营血案”。
超越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我对这一血案深感骇然。回顾汉人自身文明史，这类血腥故事层出不穷，有时已难用忠奸准则衡量。须知史上众多成则为王的枭雄也是从这样的血泊趟过来的。我只从别种角度观测，纷乱时代撕裂人性，立身处世的道德守则如同猎物屠宰的内脏下水，在沸腾大釜里翻滚浮沉，已无复辨认。
黎人以野兽骨殖记恩仇——在骨片刻榕叶记恩，刻箭头记仇。明代顾玠《海槎余录》载：“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每会聚亲友，各席地而坐，饮酗顾梁上弓矢，逐旨报仇之志，而众论称焉。其弓矢，盖其祖先有几次失败之耻，射之于梁上以记之”。共产党即便无恩于王昭夷，却也无仇冤。此番血海深仇，共产党将铭刻到骨缝，更射矢于梁上，永志不忘。
急切雪恨的红军两次设伏围猎，头一遭险些活捉王昭夷；另一次杀掉王的姻亲吴中育，将其黎峒夷平，灭满门。两次行动都由黄振士策划，只有他最熟悉黎人行止。至于对前恋人吴觉群之父下如此毒手，已不足为怪，冷酷正是那个激荡年代的标志。
《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军官格里高利，一生徘徊在娜塔莉亚与阿克西妮亚、红军与白军、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痛苦的内心煎熬使他成为血肉丰满的文学典型。但把顿河平原焦黄麦浪和干燥尘土换成蓊郁丛林和潮湿山风，镜像焦距不一样了。在另一话语系统中，容不得那种历史言说和文学描写。
记得文革前有部黑白电影《大浪淘沙》，描写大革命时期几个青年的不同抉择。王昭夷、黄振士均可与其中角色对号入座。个人如果没有在时代号角中站对队，便无存在价值。历史叙事中心话语是“大浪”，文学叙事中心话语则是那些有生命的沙砾。无可否认，沙砾常被大浪搓磨淘洗，惟凭它微不足道的自重方不被卷挟而去。
王昭夷易帜后，国民政府于名分上比共产党慷慨得多，委以陵水县长之职，并任命为陵水剿总指挥。他率黎家团勇联手王亚鸣手下人马，杀向尚插着苏维埃红旗的陵水县城。
极具讽刺，这是王昭夷第四次攻打陵城，前三次都有党代表黄振士掠阵。此番王昭夷兵锋所指，正是这位学长和好友。想必二人各有感慨在心头。他们未能在战场见面。黄振士弃城夜遁，根本不接战。从军事角度无疑是对的，但琼崖特委不作此想。陵水苏维埃是海南第一个且为仅存最后一个红色政权，岂能拱手让人！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在压倒一切的党意志面前是不成立的，弃城的黄振士遂被降职为县委委员。
由此可见，王昭夷若不变节，在党驱策下执行军事冒险，失败后等待他的将是更严厉处置，毕竟是列入另册的党外人士，脑袋能否保住颇成疑问。不过王昭夷很快淡出剿共行动，姻亲遭灭门报应为原因之一，或有其他考虑。无论如何，他如果有志于政治，早在黄埔军校毕业时就追逐潮头而去了。
接下来轮到崖县县长王鸣亚遭报复。三十年代初陈济棠治粤，渐趋清明。陈汉光警卫旅入琼剿共，同时惩治豪强和贪官。在琼中县就地枪决恶霸王鸿照。在崖县拘捕王鸣亚，公布其贪污罪状。不过此案实为诬陷，陈汉光是军阀邓本殷旧部。琼崖特委利用他与王鸣亚之宿怨，发动群众投书检举，指控王鸣亚挪用救济款，而实情是挪用到全琼最早的公路（崖城至临高）建设，并未中饱私囊。王鸣亚是追随孙中山的资深国民党人，后得省党部出面缓颊获释，却被革职，不得返琼。
此时共产赤潮已跌至最低谷，琼崖红军先前攻城掠地的盲动迭遭失败。1930年，冯白驹接任特委书记。广东省委斥责琼崖特委“严重右倾”，电令发动全琼暴动，马上夺取海口！红军就像拼死掷向顽石的鸡蛋，溅起的是淋漓鲜血！
噩梦未完，远在江西万山之中的中央苏区正肃反，大规模清洗社民党、托派、AB团。中央文件辗转下达，琼崖特委不知所云，那些名称听都未听过，却还得坚决执行。红色娘子军首任连长庞琼花被肃反打入死牢；1931年，黄振士被指为社民党和背离阶级立场，率队狙杀他的是中共陵水团委书记（后叛变）。谁想到并非“南霸天”而是自家同志取去“洪常青”性命！
红色娘子军首任连长庞琼花
经此一遭，琼崖红军干部过半被整肃和肉体消灭，残部则遁入五指山支脉——母瑞山。1932年，母瑞山根据地遭围剿失去电台，琼崖特委从此与中央断绝联系。
三十多年后，我在丛山另一侧所历知青之苦，只是不知肉味，以咸酱和姜煮盐水拌糙米饭，定量配给的是过期战备粮。适逢青春发育期，便总是饥肠辘辘，更有漫长雨季要采薇而食，晾不干的衣服散着霉味，感觉连骨头缝都往外冒潮气……这些足以成为青春记忆的阴影斑块。
然而，蛰伏山中的琼崖红军返祖到穴居时代，衣衫寸缕不存，男女均草裙蔽体，以野菜野果充饥。令人生畏的兽类蛇虫已转而畏惧和躲避人类，它们几乎都被吃光了。鬼魂一般的幸存者气若游丝，夜盲之外是更可怕的痢疾疟疾，活下来的仅剩二十六位最坚贞的共产党人。然而终于打熬不住，冯白驹指示这拨零星火种分散下山觅食。面对蔡廷锴部的铁桶围剿，红军被抓被杀，冯白驹之妻王惠周亦被捕遇害，最后仅十人逃出生天。
如此境况，红军早就无暇他顾，更谈不上向王昭夷寻仇。在没有冬天的海南岛，暴烈革命进入了漫长冬眠期。
当咆哮大浪化为平缓波纹，沙砾免于颠簸淘洗，终凭自重而落地，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向度。史上首位黎族县长王昭夷挂冠退出政治，回归林莽，如同自由奔放的山涧，哪怕撞上峭岩也不听从涵洞召引。
王昭夷被录入西方书籍，缘自儒将黄强深入黎区考察。黄强是广东吴川人，在法国天主教广州圣心中学读书，后于保定陆军学堂炮科毕业，参加过广州新军起义和辛亥革命。他曾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又到英国学航空，谙法语英语。1928年，黄强将军任琼崖实业专员，同年他带领百余官兵进入五指山腹地，还拍摄了电影。考察完成，却有多名官兵死于瘴疠。
儒将黄强此行完成专著《五指山问黎记》。同行还有一位研究民族学的法国传教士萨维纳，这位神父1925年就已入琼传教，通汉语黎话。此番考察，他也完成了一部《海南岛志》，次年在河内出版。
萨维纳神父记录了黎族“狗祖”神话，亦即民族学之盘瓠神话。盘瓠是远古传说的神犬，天皇女儿“婺女”得恶疮，天皇悬榜求医，谁治好此病，婺女就以身相许。天狗舔恶疮，不治而愈，遂与婺女成婚。
《海南岛志》还记载了黎族船形茅屋的由来。这同样来自黎族远古记忆——南海有个俚国，公主丹雅前三任丈夫都亡故，巫师认定灾星下凡，有她便家破国亡。俚人群起要求赐死丹雅公主。国王不忍，备了一只小船，让公主带上干粮、谷种和一把砍刀，下海漂流。过了不知多久，小船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荒岛搁浅。公主见到美丽海滩和远处郁郁葱葱的崇山，卸下了所有恐惧凄惶，在此定居。这个岛就是海南岛，俚人是古越族一支，黎族由俚字谐音而来。黎家妇女为纪念丹雅公主而纹面，而船形屋亦是纪念公主登岸后倒扣小船遮挡风雨。
黄强将军五指山问黎几十年后，我深入重重烟瘴，穿越鸿蒙未开的大林莽，用长柄钩刀斩断藤萝，艰难觅路前行，踏勘垦殖橡胶的处女地。知青逢山开路的工具与黎族人的长柄钩刀一般无异，黎家叫砍芭刀，这形状奇特的砍刀，原来是黎族始祖带上岛的。
追溯远古传说，我的青春履痕曾与星宿神话那么接近。黎人膜拜的婺女星是二十八宿之一，又名女宿。占星学称此星常在海南岛一座山降现，山名黎婺，后称黎母山。它也是五指山之一脉，为黎族人心目中的圣山。
无论黄强将军还是萨维纳神父的著作，都晚于王昭夷1925年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这是必读参考。王昭夷于山中会晤黄强将军，叙谈甚欢。萨维纳于《海南岛志》载录与王昭夷见面，写道：“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美国新教牧师以前在府城时的学生，会说英语。他有两个妻子，也是基督教徒，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弃绝脖子和手腕上的护身符”；“冯将军对我说，这个封建主不老实，他以前跟着共产党走。”
黄强将军（居中）与法国神父深入黎区
萨维纳神父笔下的两个妻子，正是王昭夷发妻郑天香和姨太太吴觉群。其实吴觉群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也会英语。冯将军是谁已无考，但国民党并不信任王昭夷，当属实。王是否笃诚于国民党，当然更可疑。
其实那年王昭夷才二十四岁，却显得比实际年龄大。他的变幻人生如斧凿刀砍，刻写到脸上。那个年代许多人都是突然变老，国家亦如是。如果大革命是青春骚动期，其后就突然跃入中年期，旋即衰老。
萨维纳神父还记载，他看到路边木桩插着一个砍下来的人头。王昭夷告诉他，“那是偷牛贼的头，我们这儿偷东西要杀头的！”炎阳给娉婷槟榔树投下影子，犹如日晷，度量着传统与现代的时差。然而王昭夷能做到的，已经超越他的父辈和所有同辈峒主头人。
民国进入“十年国建”时期，海南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七弓峒从陵水县划归保亭县。王昭夷从祖家什聘村迁居四面环山的南圣，其父王维昌在此有产业。信基督的王昭夷也信风水，他在坡顶建造了黎区第一幢两层砖木大宅，暗合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之势，气派非凡。
在这个南圣河奔流而过的丰饶盆地，他要实践被革命所耽搁的昭夷理想。他指导族人创办实业，他向南洋华侨购买橡胶苗，开创在五指山黎区腹地种植橡胶的先例。他在家乡广挖鱼塘，开创黎人淡水养殖的历史新篇。他引进珠江三角洲的农桑经验，在塘堤种植果树。他首创黎人养蚕业；他开办养殖场，将种种热带野味畜禽家养化。海南火鸡（也称番鸡）也是他从海外引进的；他首创种植香茅、胡椒、剑麻等经济作物；他更加致力兴学，在其统辖的黎区实施本族儿童强制性初小教育......
轮到我这一代在五指山垦殖橡胶，已隔了两辈人。王昭夷之留痕，就我所见，山中老龄橡胶树已被重重叠叠的藤萝封闭，只有火鸡悠然自得在黎寨繁衍。黎族人不养猪，火鸡是沿袭狩猎传统的民族仅有的家禽。汉人却不吃火鸡，那是我小时候在动物园才得以一见的观赏禽鸟。
黎家俊杰王昭夷先后走过“教育自强”“军事自强”“实业自强”几段历程，黎族文明进化图谱印下他执著的足迹。然而竣酷时代不容他走向理想终点，连他的遗泽也被战乱与了犹未了的革命夷平。
从文学角度透视一个人物，与历史角度不同，如何勾勒出他之蜿蜒心路，须从人性与感情世界去辨识。当一个边陲小民族被中原文化碾压式笼罩，又适逢风驰云走的大时代，个人理想与挣扎，宛如山中翎羽鲜艳的热带禽鸟，优美啼声被浩大林涛所吞噬，它的灵性无法超越群山叠成的天际线。
1934年，王昭夷再渡琼州海峡，到广东省军政学校深造。他总算逸出漩涡，重新校正人生标尺。他要为自己活着，牢记昭夷之志。
在省府广州他邂逅广西少女江燕琪，相悦而后纳为三房姨太太，并送她到广州江村师范读书。江燕琪之活泼性格和青春肉体，捂热了王昭夷过早苍老的心。
我挥别五指山，叩响文学殿堂的门环，曾以为天下变局让我有了个人选择的可能。其实我依然被时代驱策，宛如被长鞭抽动的陀螺，以滑翔姿态在既定维度转悠。直到八十年代末，我在断崖式跌落中学飞，总算攥住个人命运的伞翼。
上苍没有赐予王昭夷如此机遇。国民政府成效卓著的“十年国建”迎头撞上1937这个大劫数，整个国族坠入至暗时刻。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广州遭到日寇狂轰滥炸，火光烛天，满目断壁残垣。市民纷纷疏散逃难。
王昭夷匆匆返琼，才到海口即被族中仇家（他的堂叔）诬告通日，旋即陷狱。王连日本人影子都未见过，当然矢口否认，遂遭刑讯。然而那还是小菜一碟，更大的仇家竟就在卧榻之侧！
1937年冯白驹被捕，与王昭夷关押于同一监狱。琼崖头号共匪居然未被枪决，只缘云谲波诡的历史此际又逢拐点。西安事变后，国共重启接触，琼崖当局一时不知该拿冯白驹怎么办，只好先关入牢房，却不敢怠慢，待遇比王昭夷好得多。
狱中还有一犯人正是“保亭营血案”幸存的红军连长张开泰，他没料到能与仇人狭路相逢，这笔血债要善了已属不能。张开泰是监狱秘密党支部书记。特委书记在此坐牢，他必须先请示而后行。收拾王昭夷会不会影响谈判中的抗日统一战线？
冯白驹指示：“犯人打架算个什么，别出人命就行。”于是王昭夷被朝夕饱以老拳，被推落粪坑滚上满身屎尿……想想王昭夷冤孽之深，实为报应。
红军连长张开泰
1937年10月，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交涉，叶剑英亦写信给广东省国民政府，冯白驹终于获释。但张开泰等中共党员仍系狱，王昭夷继续领受着狱霸的阶级报复。只不过，冯白驹出狱始知天下脉象，过去琼崖土共与中央长期失联，而今延安灯塔的朝向迥然不同。国共之间的血海深仇，远比王昭夷与冯白驹、张开泰的怨恨更深，连这团解不开的死结，都被锋利东洋武士刀猛然斩断了。
得到特委指令，狱中党支部对王昭夷的霸凌行为大为收敛。冯白驹算路更深，知道国民党当局不会对王昭夷怎么样，问题是共产党要拿他怎么办。冯白驹神机妙算投子落盘，将预示后面的棋局。
1939年2月日军进攻琼岛，狱中所有政治犯匆匆开释。王昭夷得脱大难返回吊罗山，如倦鸟投林，却无暇疗伤。此时局势已非，国家之宏大意象以及民族沉重的命运辙印，再次无情碾过个人心灵园圃，蓦然回望已寸草不生。
强虏纵横之际，海南岛防备空虚。国民政府原驻琼崖的正规军已征调投入华南战事，本岛仅剩两个杂牌地方保安团，由琼崖守备司令王毅指挥。
日军在北端琼山与南端三亚两处登陆，兵锋凌厉。此时国共两党如同被鹰隼扑击下惊惶四散的麻雀，旋又结队成群，各自组织抗日民团、游击队与日寇周旋。
王毅是海南澄迈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参加过东征与北伐。国难当头，他点名学弟王昭夷出山，任保亭抗日游击大队长，率领黎家子弟组成的三个中队。琼崖红军则改编为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
国共联手反攻文昌县城，损兵折将大败而回；两党再联手作战，袭击文昌县文岭墟日军据点，逐走敌人；共产党武装奇袭永兴得手，获蒋委员长传令嘉奖；国民党游击大队在琼西东成乡的浴血保卫战，亦堪为琼岛碑铭。
如同防波堤畔椰林弯而不屈的挣扎，终究不能抵御台风登陆，这些局部战事无法逆转大势。地方保安团加游击队，难敌北路日本台湾混成旅团和南路日本海军联合陆战队。王毅部且战且退，栖身之地只有五指山腹地黎苗地区，保亭县城遂成台风眼，国民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都撤到这座小山城。
1940年3月，日寇挥师猛攻这个最后根据地。王昭夷率领保亭抗日游击大队接战，黎家子弟兵除了热血只有步枪火铳，加上前火器时代的弓弩。黎家神勇猎手或许在山林中尚能续写传奇，如同《第一滴血》史泰龙的夺命弓箭。而保亭藤桥之战，黎家兵勇一触即溃。王昭夷遁入山中南圣盆地，日军出动战机炸塌他那幢坡顶楼宇，风水不能佑家，遑论保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日方欲以速胜逼中国投降，孰料大陆战事陷入胶着。况且国府败而不馁，断不言降。东京大本营对华方略一时难以定夺，但对海南岛另有盘算，立心建设成如台湾一般的永久殖民地。
1940年4月，日军精锐强攻保亭抗日游击大队防区，王昭夷部虚晃一枪，全身而退。日寇面对烟云缭绕的层林叠嶂，不知敌踪去向，不见天日的大林莽吁出腐烂植物的气息，混合香茅馥郁香气，令人晕眩；无人收割的剑麻如杀气森森的剑阵，教人却步。悻悻敌寇惟有将王宅残存的断壁颓垣付之一炬。
南海风云险恶，覆舟之锚还拽着船体向绝望深渊下沉。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要将海南打造成“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在崖县修筑容纳四百架飞机的大型机场；在三亚、八所修建军港和码头；在岛内修筑铁路；加速掠夺海南铁矿、木材等战略物质。日寇在琼崖的高投入，令抗日殊为艰难。
保亭失陷后，国军困守深山大岭，冯白驹部多在琼山、文昌平原地区化整为零打游击。国共都苦苦挣扎，各自为战，首要任务是要生存下去。
狮虎扑食之前，会仔细观察猎物行迹。日本既将海南岛视为皇土，必须知彼。琼崖守备司令王毅曾奉派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工兵科目，谙日语。日方修书劝降，遭王毅峻拒。又查崖县抗日游击总指挥王鸣亚曾留学早稻田大学，日方再劝降，亦碰壁。
日据当局随后发现王昭夷在黎区影响力非同小可，深入烟瘴山林剿灭他那股土著武装抑或怀柔对方？重新谋划之后，日方多番强迫黎族山民带信函给王昭夷，邀请他出任保亭县维持会会长，以促进“大东亚共荣圈”。
然而，洞悉先机者更早就埋下伏笔，这步棋堪称琼崖特委兵行诡道的妙算。1938年王昭夷还在琼山监狱领受拳脚和屎尿报应，先期获释的冯白驹就委派陵（水）保（亭）区中共工委组织部长林泉到陵水中学教书，结纳黎苗上层人士，特别是接触王昭夷堂妹王昭英，利用师生关系发展她入党。这对师生很快就升华成情侣。黄振士昔时割爱，将爱人同志赠予王昭夷，而今故智重施，居然再奏奇效。
当战尘如烧荒草木灰一般纷纷扬扬，万泉河变得浑浊不堪，世道也一样。就在日本人一再敦请王昭夷出山之时，中共释出的合作善意也传递到林莽深处的隐秘黎寨。
要探究王昭夷何去何从，须了解琼崖严酷现状。内地国民政府再艰危，尚有大后方支撑和盟国援助。海南岛除却深山老林几无腾挪空间，内外交困的国军饱尝此前琼崖红军母瑞山之苦，为了粮秣给养，崖县抗日游击总指挥王鸣亚建议并经琼崖守备司令部同意，让王昭夷忍辱附敌，伺机再竖旗抗日。
王鸣亚再度摇响了王昭夷的命运签筒。莫以为资深同盟会员王鸣亚是汉奸，他自被革职后在大陆赋闲，抗战爆发才返回海南组织抗日。原崖县县长于日军登陆时擅离职守逃跑，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接任县长，鞠躬尽瘁，他来不及看到抗战胜利便已殉职。
国共争夺抗战史话语权，逾大半个世纪互不相让。然而在琼崖，不论“摘桃”说抑或“游而不击”说都不成立。中国内陆太大而海南岛太小，无战略纵深可言，国共处境再困厄，也不能不提着脑袋抗敌，就算你不打，日本人也要灭掉你。
就在王昭夷辗转反侧天人交战之际，冯白驹投下那着闲棋被激活。1941年初，琼崖特委批准林泉与王昭英正式结婚。很快王昭英就捎话给堂哥转达中共合作意愿，继而引领丈夫与堂哥见面。林泉力陈统一战线为重，既往冤仇全部抹去。
王昭夷孰战孰降，琼崖特委所持立场没有任何记录，也不可能有。后人甚至不知道，火红时代一位戴白羊肚头巾的政要，曾是大寨维持会长，还参加过日伪组织“兴亚会”。他之附敌既有乡绅村长推举，亦由中共地下党助力促成，只缘各方都需要有这么一个角色。
在日后红色叙事里，王昭夷委身附敌是不赦之罪。然而当时中共琼崖特委及国民政府都不如此想。日军与国共都乐见他任维持会长，为我所用。王昭夷就像黎山坡鹿，还在林中采薇而食，它的鹿皮、鹿茸、鹿胎膏都已被三方竞价。
历史沉重石碾之下，断无个人选择可言，这一定律如同宿命。王昭夷就是三方博弈的棋子，被推出来任伪职。他仅带三姨太江燕琪及五名亲随赴任。他的黎家武装没有出山，也不易帜，番号依然是琼崖守备司令部直属游击大队，改由他堂弟王昭信（王昭英胞兄）及巾帼英豪吴觉群统领。
日寇不再扫荡南圣地区，饥馁不堪的国军得到米粮接济；王昭夷又密令王昭信，不干涉共产党在陵保地区的抗日活动。于是琼崖敌氛四合，非但红旗不倒，青天白日旗也不曾坠地。
中国历朝均不乏诈降而伺机东山再起的例证。但如何安抚良心救赎灵魂，并非史家要记载的。国共苦况略有缓解，王昭夷却沉入孽海。这段晦暗心路，应是文学描写人性最深刻的部分。
王昭夷命途比《静静的顿河》主人公格利高里更为曲折，已不止在红军与白军、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而是堕入人格毁灭与人性撕裂。莫可名状的痛楚扼住他的魂魄，至死那刻也不会松开。
维持会负有民工征派、辎重运输等职责。王昭夷故意拖延，屡误军机，他还将日军运入保城的三十担食盐和一批布匹偷偷转运到南圣，以备日后莫测之变。自二十年代末红色暴动失败后，中共在陵保地区根基已失。如今得到默许，琼崖特委重返早期龙兴之地，建立了基层组织。
1942年，暗与光交替勾画着天际线。上半年日军横扫南洋，美军在菲律宾巴丹岛投降；新加坡英军投降；爪哇荷兰驻军投降；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败退印度；仅得莫斯科保卫战惨胜……
下半年风云陡变，美国中途岛海战大胜；德国纳粹的大西洋“狼群”潜艇战受挫；英军赢下第二次阿拉曼战役，轴心国无力再争夺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石油；盟军“火炬行动”登陆北非；美军在南太平洋投入瓜岛战役；苏军开始斯大林格勒战役……
国共二度合作之初，周恩来通过南洋华侨给琼崖特委捐赠一部大功率电台，却在1940年日军围剿中被迫丢弃。冯白驹与中央再度失联六年。谢天谢地，受困五指山的国军疲兵还有电台，遥远消息犹如密林罅隙飘过的微光，如幻似真。然而哪怕是青燐鬼火，却足以驱除黑暗，寻回被蔓藤覆盖的希望。
命运捉弄，此时国共互换了位置。国军盘踞深山，琼崖纵队在日军统治力最强的平原地区。冯白驹有句话“山不藏人人藏人”，他们首要任务是躲藏。正如国军首先要自保，次为不言降，最后才是打击日寇。
如果比喻国军为落草凤凰，共产党游击队则是虎落平阳，无疑处境更差。他们尝试向琼西山区转移，因缺乏群众基础而失败。琼崖特委极欲开辟琼东南陵保区根据地。已晋身中共干部的王昭英与堂哥接触频仍，曾有一次彻夜密谈，王昭英敦促堂哥返回南圣公开抗日。王昭夷设誓毋忘家仇国恨，但当下情势，树帜抗日时机未到，至于共产党游击队进入本辖区，将不受黎家民团阻挠。
几乎同时，王昭夷山中茅寮又迎来另一访客。国民政府委命李汉仪任保亭县新县长，这位广东顺德人是党国忠臣。1942年保亭为游击区，他理政不辞颠沛流离一夕数惊，却牢记解民于倒悬，精忠抗日。他履职仅一年余便染瘴疠疟疾而亡，身后竟无分文。李汉仪颇有人格感染力，他才到任就联络王昭夷，恳请他举兵反日。王昭夷嚎啕大哭，命运签筒中鸡骨跃出，跌落眼泪溅湿的方位……他慨然应允竖旗反正，晃动鸡骨瞬间静止，磨尖一端指向他生命的终点。
王昭夷时年三十八，已几经变脸，从一个维度跌跌撞撞闯入另一维度，如同被猎角驱赶的林中奔兽。至为难解的是最后这回命运跳跃，探究其心理幽微，应是文学之笔而非史笔所能。
王昭夷秘密抗日，不止屡屡延误粮款摊派和征用民伕，更向国军透露日军行动，致使敌寇三次中伏，损兵折将；他还配合共产党游击队拔除日军据点。然而王昭夷与王昭英之亲情，并不足以拉近他与堂妹背后那个组织的距离，哪怕仇怨已放下，他只可与之推心却难置腹。
从军事角度，内无精兵外无强援，此时举事无异灯蛾扑火。王昭夷何以向另一方作出赌命承诺？国民党亦非他皈依的归属，中原厚土更非他那个弱小民族的应许之地。然而，别忘记王昭夷黄埔军校士官身份，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林彪已打过平型关战役，另一同班同学高魁元打过淞沪会战、崑崙关战役、湘西会战及第三次长沙会战。而他只打过一次不堪话起的藤桥保卫战。
或许芝麻官李汉仪县长的召唤代表了国家，犹如重槌锤敲响黎家独木鼓，登时山和谷应，鼓荡起黎族人血脉里的潮汐。然而那好比卜巫道公解签语一般粗浅。谁能知晓这个黎家骄子之内心经纬？
长城蜿蜒万里，历史悲歌吟唱的是朝代荣枯，国族兴亡，而不会去叩问每块城砖，更无暇聆听砌进砖缝的哭声。
王昭夷首先是有血肉有情感的个人，其次是黎族人，最后才是中国人——这身份认同的次序在今天会招来汹汹唾骂。其实民族国家概念直至晚清才形成，毋庸讳言，黎族人的国家认同甚为淡薄，他们是为保家而战，为生存而战。
将王昭夷推出来献祭的并非冯白驹或李汉仪，而是看似相异实质雷同的信仰和道统，崇高祭坛在上，不会在乎某个人的生死。而偏偏这个人与国共都有难言芥蒂，他既是边缘人又是读书人，内心比《静静的顿河》之格里高利更复杂更细腻。
没人怀疑冯白驹与李汉仪之抗敌决心，那些凛然大义并非虚言，但这边厢要摆脱平原之困，藉机挺进琼东南山区；另一边要搞出点动静显示存在感，好让重庆记得这支边荒孤军。
王昭夷既知兵，在日军眼皮下更知己知彼。然而他一改初衷，决然召集黎家精悍兵丁突袭保城日军总部，其间发生了什么变故？想必答案就在王昭夷撕心裂肺的痛哭之中。
他与国共乃至汉人的心结疙瘩，根本不能与外寇并论。他骑着日本人赠送的高头大马行走于保城，同胞瞥来之目光如剁在砧板上剔骨刀。没人能体会身为黎奸的滋味，他人活着却似被黎家猎户剥皮曝晒的兽肉干，他的灵肉煎熬却到了临界点。与其猥琐苟活，宁愿轰轰烈烈以死“昭夷”。
1942年10月尾，台风掠过海南岛转向越南，豪雨化为山涧湍流。是夜星月黯然，宿鸟忽而惊起，扑簌簌成群飞向林莽更深处。随着细叶芒草奇异的移动，林间坡鹿野猿也受惊遁去。芒草锋利的叶缘忽而生长出长柄钩刀，接着探出寒光闪烁的火铳、钢枪，接到密令的黎家民团漏液潜行，向保城靠拢……一切都在拂晓前静止了。
王昭夷种种异象被真正黎奸符学汉（维持会副会长）察觉，他急报日军总部。王昭夷旋即被捕，专车解送崖县榆林陆军司令部，用尽所有刑法逼供，王宁死不招。他本已有赴死之心，酷刑只能加速成全他的决绝之志。
日军顾忌他在黎人当中的威望，全过程秘密进行，直至王昭夷死于电刑椅上。日方予以厚殓，将棺椁送回保城，报称暴疾身亡，通知王家前来领尸。
王家接保城族人线报，深度怀疑日军藉机诱捕，于是王昭信与女当家吴觉群坚避不出，只由远亲前去料理。棺木运回家乡，开棺验尸时发现遗骸紫黑，遍体鳞伤，面目已不可辨认……一代黎家骄子肉体遭恶死，精神却得到了善终。
王昭夷按黎俗安葬于什聘村王维昌墓旁。两个日本军官带翻译还有一队伪军前来七弓峒参加葬礼，并在族人乡亲朝天鸣放火铳时也立正鸣枪致哀。
周围黎人目露凶光，如离弦弩箭盯向寇仇，哪怕王昭夷死于战场，哪怕国家亡掉，也不及此刻黎族人燃起的恨意。这将铭刻在兽骨箭头，射矢于梁上，成为巫婆道公无法祓禳的咒语。
王昭夷死去比活着更令日寇头痛，他仿佛化为昼夜显灵的魂魄，召唤着山林儿女。王昭夷生前最后一道密令得到坚决执行。年仅二十四岁的王昭信率领保亭游击大队与日军作战二十七次，勇悍的黎胞被海南人称为“昭信兵”。
其中震动全琼的公路与桥头伏击战，击毙日寇二十多人，炸毁军车两辆；另一次较大战斗是和共产党合作，琼崖独立总队袭击日军据点，“昭信兵”阻击保亭日军援兵，毙敌十余名。这在日寇控制力超强的海南岛，当属彪炳战功。
抗战胜利后，王昭信历任广东省参议员、中华民国国大代表、保亭县国民政府最后一任县长。1949年江山易帜，王昭信在胞妹劝说下率保安团投诚起义。1951年被镇反逮捕枪决。1989年始改判无罪。
尤须提到“二嫂”的命运。被央视《陵水星火》张冠李戴为“吴琼花”原型的吴觉群，并非逃出南霸天魔掌的女奴，而是黎家峒主之女、出身教会学校的新女性、黎族第一位女校长。她敢爱敢恨的性格倒与“吴琼花”相似，自她被红色恋人“洪常青”为革命而奉献出去，吴觉群跟定王昭夷再不回头。
王昭夷死后她成了整个家族主心骨。王昭信率部与日寇连番作战，背后都不离“二嫂”的推手。她虽不谙兵机，但王昭夷抗战初期在南圣秘密建造的两个火药坊都由她打理，“昭信兵”军火粮秣后援也全由她督导筹措。
1950年，“二嫂”隐姓埋名搬到海口避祸，被革命群众揭发，押回保亭坐牢。1958年保外就医后病逝。
冯白驹堪称最失败的胜利者。海南岛变天后处处悬挂冯主席画像，民众多不知有上头一个更高的主席。这是琼崖特委与中央长期失联的结果，却埋下祸根。
后来南下干部与本土干部就土改政策发生尖锐冲突，冯白驹被打成“地方主义”，继而是“反党集团”，被褫夺党政职务；六十年代挂名浙江省副省长；文革中被残酷斗争，陷狱数年。他与王昭夷殊途而同归，1973年在医院高烧无人救治而病逝。
虎毒不食儿，而革命不但弑父而且噬子，冯白驹终被他献身的事业无情吞噬。
冯白驹
至为悲凉的当属王昭夷，他是小民族的大人物，不同信仰的烙印如同神符，始终镇不住他执拗的民族性格。他的生命张力如万木林中沉香树，任凭攀援藤萝百般绞杀而挺立依然，必得雷殛后才成为黎家独木鼓，咚咚震响由汉文化建构的体系。
他为黎族同胞踏勘盘陀山路，却被激荡时代不同的主义合力推落绝壁。他粉身碎骨的绝望呼喊，如同飞镖掷出，迄今仍在热带丛林穿行。几十年后我被另一场时代风暴裹挟，跌跌撞撞走进大林莽，我看到了那枝黎家飞镖化为拖曳着斑斓尾翎的飞鸟，那时并不晓得它就是山林之子的魂魄。
黎寨船型屋
新朝建政，断然将他的名字于黎族集体记忆中抹掉。国民政府也好不到哪里去，民国史卷中亦无甚痕迹。俯瞰八荒的中原心态，向来不屑放下身段平视边陲人物，除非中心被边缘摧毁，正史叙事里才会有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的传记。
区区岛夷何足挂齿，中华宗祠存不下王昭夷的牌位，其故事只是香炉里的一撮冷灰，他的名字只能录于史页无字之行。于是他成了虚无缥缈的传说，嵌入黎族刻木记事那道至深刀痕。
我的写作自与生命记忆密不可分，值得回味的作品都与西江流域及五指山两段知青生涯有关。八十年代我曾写过两组新诗《三角洲意象》《热带印象》。其中后一组有两首小诗——
我把这两首诗给北岛看过。他说：“你这也叫诗？”从此灭掉我写新诗的念头。几十年过去，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我确无新诗才能。
诗歌由生命火焰凝成不败之花，我庆幸自己沒有在漫天飞扬的花粉中迷途，直似五指山猿猴般迳直跃向果实。王昭夷传奇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果实。好比我当年在湿热丛林中见过的热带野果，颜色鲜艳果香浓郁。它们的归宿却只能在树上熟透而后腐烂坠落，归于泥土。只有这颗果核攥在手中，不时硌痛我掌心的命运线，提醒自己曾与一个山中民族为邻，曾到过黎家船形茅寮饮山兰酒。这颗果核如同嘱托——不是我拯救了一个失传故事，而是我因它而得到拯救和超度。
我曾诅咒过那片山林，因为我生来不属于那个地方。如今我依然诅咒那个年代，但大林莽已经是我生命之一部分。本篇搁笔之际，我奇异地发现，五指山不再是青春乡愁，而是让我完成了超越——本文甚至不是对那片热土的回馈，而觉得此刻自己真正成为斯土斯民，我也是、而且就是山林之子。
我深知那个名字永远不能进入国家词库。如果连宏大的集体记忆都被重新裁剪拼贴，一个边陲民族在历史镜框之外的传奇，有如刻木刀痕在苍苔覆过之前的无声言说。
我曾想过诗歌能诉说这位黎族人的故事吗？恐怕很难。音乐或许可以，黎家独有的鼻箫，以鼻子吹奏的音韵正与王昭夷九曲回肠的命运贴切。鼻箫不长于叙事，昔年我经过黎寨曾闻鼻箫呜咽，喁喁低语如内心独白，却对倾听者的灵魂独具穿透力。
然而，斗转星移，事往景迁。黎家先人趟出的盘折鸟道，已隐没于藤萝之中，除了越来越稀少的海南坡鹿，还有谁会停下来倾听？
我在五指山中当知青时，从黎族人那里初次听到王昭夷的名字，我想写他的故事，命运却驱使我离开了故国。21世纪初，我写过一篇《琼崖·峒主·悲情故事》，这是关于这位黎族英杰较早的文字。一晃近廿年，我直到退休后才潜心把王昭夷传记完整地写出来。本文参考资料：《冯白驹传》（作者吴之、贺朗）《黎族头人王昭夷传奇》（作者贾瑞青），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