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德国文坛后起之秀费迪南 · 冯 · 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64年5月12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是印刷业商人。席拉赫从事法律行业，身为刑事法辩护律师，在“柏林墙射击手审判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德国名律师，并以法律专家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其多部小说由德国电台传播，他也成为自己小说的朗诵者。他的作品多被拍成电影。
席拉赫首部小说集 《罪行》 于2009年问世，继而佳作不断，有 《罪责》 （2010）、《考里尼案》 （2011）、《犯戒》 （2013）、《尊严会受侵犯》 （2014）等。短篇小说 《小个子男人》选自小说集 《惩罚》 （2018）。
席拉赫有如莫言笔下 《晚熟的人》 一样，是一位晚熟作家。他四十五岁才开始发表作品，并以短篇小说见长，是德国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作品贴近生活，深受读者欢迎，并于世界四十多个国家付梓印行。
朋 友 金弢译
作者 冯 • 席拉赫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最要好的朋友叫理查德，我们一同进的寄宿学校。那年我俩都是十岁的年纪。我们的床铺紧挨着，而且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他是我们年级里天赋最高的男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到了学校办文艺晚会上演话剧，主角又非他莫属；足球场上他踢中锋，跟那些当地人比赛，滑雪还得了冠军。在他看来，似乎一切皆轻而易举。谁都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的家尽管现在卜居日内瓦，但在 19世纪时，他的祖上还是鲁尔区钢铁工业缔建的参与者，他们家族的姓氏被写进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高中毕业后，他就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历史。两年后去了哈佛深造法律。他搬去了纽约，在那里的一家银行工作，这家银行管理着他们家族的资产。数年后，他在泰国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婚礼，那是一次海滩上的婚礼， 尽管宾客寥寥可数。他的新娘谢丽儿小他五岁，她的出生地在波士顿，有人说她长得像艾莉·麦克格劳，还真是有点儿像。
父亲去世后，理查德将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过户给了弟弟，自己跟妻子搬进了一所 SOHO 户型房，这是一种既可商用又可自住的上下两层式的房子。他俩收藏艺术品，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并经常出门旅游。我曾几次对他俩登门造访，他们彼此和谐相爱。后来，我们的联系戛然中断，我无论如何再也无法联系上他们。
几年前，我在纽约正办理一起引渡案。我的委托人被卷入了某些金融诈骗案。美国和德国对他均具有刑事诉讼权。经过无数次的申请和交涉，美国当局出人意料地同意把他引渡回柏林。我适逢在纽约得空一天，便给理查德在日内瓦的弟弟去了电话。他称，理查德住进旅店已经四年了，我兴许在那里可以找到他。
我开车去了那家饭店，一个看电梯的小青年带我到 42楼。我按门铃等了很久。这是一家昂贵的饭店，大理石地砖和厚厚的长条地毯。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清洁剂的味道，两边的墙上悬挂着镜子和用金色框架镶成的古老建筑的绘画。
来开门的是个年轻女子，她两眼浮肿，只穿了一件 T恤衫。她把门开着，一声不吭地进了卧室。
理查德躺在沙发上，衬衣敞着，衣服的一边有撕裂的口子。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当他看到我时，便坐起身来。也没跟我打声招呼，他直接聊起了刚在看的电视连续剧，就象一个小孩子那样。桌子上放着无数的五颜六色的药片，裹在透明的玻璃纸口袋里。
“昨晚是一个漫长的夜，” 他说，显得目光呆滞。他站起身来跟我拥抱，身上满是汗味和酒味。
他的嘴角干裂，皮肤成鱼鳞状，看上去干巴巴的，鼻子底下粘着结了痂的血迹。他的脑袋臃肿，显得不协调地过大。
“ 我们出去走走，” 他这么说，找太阳镜找了老半天。
上了街让人感到闷热。一个流浪汉对着消防栓在洗脸。这是城市的基本格调：汽车的噪音，急促的喇叭声，警察和救护车的警笛声。我们走去 63号门牌，路上，理查德一次又一次地欠身趔趄。他说麦迪逊街的拐角有一家餐厅，那里有这一带唯一像样的咖啡。我们坐进了一个墙壁的凹处等着。
在这里，他像是谁都认识似的。罗克韦尔面包房的司机送来了刚出炉的面包，并将它们堆叠进柜台上方的货架。餐厅老板对着厨师的屁股就是一脚，因嫌他动作太慢。客人失声大笑，还有拍手鼓掌的。老板一记鞠躬，厨师苦笑不堪。
一个跑堂给我们送来两个纸制咖啡杯，咖啡又浓又烫，我们对那个厨师报以窃笑。之后，我们穿过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
理查德的手一直在颤抖，咖啡洒落在他留了三天的胡须上，他试着想把咖啡揩去，结果把剩余的咖啡泼在了衬衣上。身着黄色东哈莱姆 T恤的姑娘们在为棒球比赛做着热身，他们像世界各地的小学生一样高声尖叫。我们目睹着她们的训练。
“就在那个位置，” 理查德突然开口，指了指那条路径。
“你在说什么？” 我问。
他没作答，在草坪上躺下，瞬间就睡了过去。他的嘴张着，脸色苍白，满脸是汗。
我后来把他叫醒，带他回了饭店。那个年轻女子已不在房间了。我对他说，如果想活下去，就得去戒毒所。这些毒品会要了他的命。他一下瘫倒在沙发上，还扯翻了一盏灯，又试着两回想将它扶起，结果还是让灯倒在那里。没事儿，他这么说，之后又将电视重新打开。凡是瘾君子都会撒谎。
在我离去之前，我找来酒店的经理谈了话。我给了他一些钱，希望他时常去看看理查德，并把他弟弟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两年后，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称他现居法国，问我能否可以去看他。我认得他在诺曼地的房子，小时候我常去那里。那时，理查德的母亲总是拿着一本书坐在花园里，她是一个恬静、消瘦的女人，黑色的眼睛，即使仲夏季节，也总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线外套。直到很后来我才听说，她往下的余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在精神病院度过的。在她高出大海的花园里，我第一次眼见了柠檬树和橙子树。
我将车停放在喷泉一边，绕过房子来到屋后的花园，看到理查德坐在小凉亭的柳条椅子里，膝上盖着一条花格毯子。他身边的小桌上留着茶具和糕点，花瓶里插放着榅桲树枝。
亭子的一旁立着一尊由青铜铸成的天使像，岁月的日晒雨打，痕迹斑斑、被氧化得碧绿。孩提的岁月里，我们曾拿箭来射过他。
理查德的脸依然显得瘦削，突出的颧骨上，脸皮绷得紧紧的。他的头发现在剃成了一个小平头，头上戴着一顶由厚厚的粗花呢制成的鸭舌帽。
“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他说，“几个月来，你是第一个访客。”
他不再词语含混。他那双眼睛虽是明亮，但布满了倦意。他的外套显得过分地宽松，大出了几个号码。
“你见到龙了吗？” 他问。
“什么龙？”
“就是那个护士，她苛刻得要命。是我弟弟选定的她。”
我们聊着我们在这个家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个花匠我依然记忆犹新，他那时只剩下了一颗牙齿，还记得他不让我们出门去村里郊游。还有那个牧师漂亮的闺女，对她，理查德可真是坠入了爱河。我们所有的回忆都带有人世间的色彩，但又不失神圣。
“他们想让我去看诊断门诊，” 他突然说道。
“你会去吗？”
“肯定不会，” 他说，“我没什么可确诊的。我在日内瓦诊所，他们什么都试了。不再提此话题了，说来说去的，没用。”
大海呈灰色状。说是晚上会有雨，是那种柔柔的毛毛细雨，这种雨只有这里才会有。“你还抽烟吗？” 他问，“虽然龙已禁止我抽，但我现在非抽不可。”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点了火抽了起来，咳嗽马上又来了。他大声笑着，把烟在茶碟里掐了。
“不能再抽了，” 他说。
“我也该把烟戒了，” 我说，只是无话找话说说而已。
理查德把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把茶杯放在肚子上。
“我已很久没去下面的村子了。我弟弟让人把教堂给修缮了，我想去看看。但我去不了，连这一点也被龙禁止了。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呆在花园里。”
我们都笑了。接着我们喝茶，茶都凉了。我们久久一言不发。
“发生了什么事？” 最后我问。
“你还记得那个 Tack—Tack老头吗？” 理查德问。
“当然记得。” 在寄宿学校时，我们把那个德语老师叫作 Tack—Tack，是因为他有语言缺陷。他是一名耶稣会牧师，酷爱里尔克。
“你还记得那首诗吗：谈什么胜利？能活下来就是一切。”
“我们当时必须熟记于心。”
“里尔克当时写的是战争。” 理查德说。
“我不敢肯定，他所写的，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今天我算彻底明白了，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能活下来毫无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
玫瑰花、郁金香和铃兰的芬芳此刻变得非常的浓重、郁烈。
“你知道吗？” 他说，“我真的是很喜欢谢丽儿。或许这谈不上是什么所谓的伟大爱情。但我们彼此理解，相处和好，比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夫妇都好。
日后我们试着想要个孩子，然而不行。开始我们还调侃自己，然而谢丽儿却越来越当真了起来。
她规定好我们必须同房的时间，测量着她的基础体温。结果整个事情弄得让人非常难堪。
我们去看了医生，一切竭尽所能，让人检查了我的精子，我把烟也戒了。每次当她的月经照旧来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失败。这种打击月月加重。在外人看来听上去可笑。我们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可指责的。然而她一直是越来越绝望，她哭得没完没了的。我们从此无所事事，不再出门旅行，不听音乐会，不看展览。我们吃饭只在家里，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而失去色彩。谢丽儿决定以后从此推扅杜客了。
她甚至辞掉了管家——这个女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她说。这句话，后来谈及我们所有的朋友时，她都这么说。
当在街头看到别的男女，我羡慕他们活得轻松。我对人嫉妒，只是因为他们在接吻，或者双双牵手进入电影院。到了夜晚，我看电视里的旅游报道。你能想象吗？我看这些荒诞之极的旅游报道，还有动物世界。”
“我不知道你在指什么，” 我说。
“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小间，从后门可以去院子，我们把它叫作办公室，其实那里只有我的电脑和一把椅子，加一盏灯。在那后院，每天都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那里。他有一只猫，他能连续几小时地跪在那发烫的水泥上抚摸它。我都记不得我能注视他多久。我想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法离开谢丽儿。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在太多了，她跟我一样，日子同样过得不舒坦。我没跟她明说：我们就此结束吧。那是因为我一介懦夫。是害怕、是负疚还是因为愚蠢让我带着这种神经错乱日复一日。然而，那个冗长且又炎热的夏天总算过去了，但我们却已心力憔悴、疲惫不堪，突然感到无以为继。”
“你怎么她啦？”
“我对她明说了。我曾向她许诺，不会将她抛弃，但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不是她所需要的男人。
晚饭前，我们伫留在厨房，她一边做着饭。我们没有争吵，说话声也不高，我们从来未曾这样，这跟我们的性格不协调。谢丽儿道： 她能理解我，说完哭了起来，她那种凄惨、无声的哭泣。她走去卧室，穿上出门跑步的运动服。每次当她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心事，她就会蹬上车去中心公园练跑一个钟头。”
理查德又抽上一支烟，再次咳嗽了一通，但这一回他继续往下抽。
“当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头颅已开裂，百分之八十的血已经流失。在她的阴道里，人们发现了树枝、树叶和泥块。那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他们劫走了她的手机、她的项链和婚戒。也许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杀害谢丽儿，可能是一次失手，我猜。后来那两人因谋杀罪被处以刑法。”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我说。
“谢丽儿婚后保留了她的原姓，报纸只匿名作了报道。我弟弟结果从媒体弄了个水落石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对这种事，他是拿手好戏。在我们那个屋子，我还能坚持生活了几个星期。接着的安葬、例行的手续、吊唁、这一整套的善后，你明白。接下去是我必须摆脱这一牢狱，摆脱我这个曾光想到自己的大脑。我搬进了旅店，开始了自毁，我是有意识、有系统地这么干的。接下去的事你都知道了。”
“审判时你出庭了吗？”
“没有。我不想跟那两个人待在同一个屋子里。我从律师那里得到的档案，还有那些照片。我把它们保存在楼上的保险柜里。”
理查德不再往下说，我听着他的喘息声，但我不敢正视他一眼。
“你离得我们那么远，这是她最后说的话。我透过厨房的窗玻璃看着她打开自行车的锁，朝着马路骑走了。”
“这件事情没有谁的错，” 我这么说。
“是的，谁都这么说。大家觉得，这么说能安慰我。然而我当时如果把她搂进怀抱，跟她说，我们换一种活法。或者我哪怕跟她一起出门一趟，她就不会死。事情是我的过错，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各种治疗、哪怕毒品也无济于事。她没了，但她还在，这两者都让我难以忍受。”
他站起身来，走到礁石边， 我跟着他过来。我们一同凝视着海浪，那拍岸的海浪。
“可能你是对的，这件事没有罪过、没有舛错，” 他说道，“但惩罚还是有的。”
在我两个小时后离去时，朋友依然留坐在凉亭里，身上裹着东西，纹丝不动地，寂然无声地。那是我最后见到他的那次。
两个星期之后，他用牙杯化开了几克用作安乐死的巴比妥类药物，喝下肚子。无人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药物的。在纽约，他被安葬在妻子身边。
二十年的过去，身为刑事辩护律师，我只剩下一只空纸箱，那些琐碎的东西、一支绿色的、不再好使的钢笔、一个烟盒，是一个诉讼委托人送的，再有些许照片和一些信笺。我在想，开始新的生活兴许会容易些，然而生活永远不会变得更加容易。
诚然，无论我们是药店老板也好，抑或木匠也罢，或者是作家，其实都一样。
尽管那些规则总会各有所异，但隔阂芥蒂仍会存在，还有孤独寂寞其他等等。
2022年元月20日 修订于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