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最不能忘却和最无法理解的朋友
无系之舟，2021。12。23
她是我初中三年的班长。
我是班里最小的，她是班里最大的。因此她对于我来说，总有一种大姐般地温暖，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约1960-1962）”，她的确是我大姐，她总要节约一些粮票暗地里补助我去买多一些学校食堂的饭票，她比我年长也就一岁，也在长身体时候，我非常不好意思，但她总有各式理由让我无法推辞，我非常不安，是怎样的毅力让她能自己饿了省给我粮票？特别是后来每每想起这一段生活的时候，我都不能自己地总是饱含热泪。
那时学校执行“劳逸结合”，学生和教师都是半饥半饱，只上半天学。下午，很多时候都只有很少的同学留在教室中做功课或看课外书。我们两常常是教室中仅剩的人。特别是冬天下午，弱弱的阳光射进教室，我们两紧靠着残存的火炉，把中午克制自己剩下的最多半个或一小块玉米窝头，就用削铅笔刀切成薄薄的片，又再切成两半，放在教室火炉的铁盖上，残存的煤球依然热量十足，窝头片被烤的略黄，脆脆的，我们就非常珍惜地一小点，一小点地送在嘴里，唯恐一下就吃没了，一边吃，一边聊天，似乎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有几次，不知她从那里得到一些黄豆，我们就将豆细心地铺在炉盖上，小心地看护，烤热的豆会蹦跳起来落到地下，我们一定会一直追回，决不想丢掉一粒，在读书和聊天中，在傍晚最后一抹橘黄的夕阳中，等待黄豆烤香。。。那种温馨的时刻和画面一直刻在我的生命里。
我们大多都读很多俄罗斯的小说，除了那时似乎必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介绍给她“苏奥洛夫军校”。。还有些当时我并不真懂的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故事等等。我还“越轨”地读了英国伏尼契小说“牛邙”，我特意告诉她说我认为牛邙和保尔。苛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角，那个年代的正面形象）都是英雄，她没有看过这本书，但以大姐的身份，有些生气，严肃地告诉我，以后别看美国英国的书了。我以后只好不再对她提起我读的“革命书籍”以外的其他书，怕她不高兴。
我们都是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的人，从初二下学期，我就糊里糊涂做了先是学习委员，后来是宣传委员，非常努力和她配合。我那时很幼稚单纯，在初中也根本没有真想过要申请入团，而她是最早申请入团的人之一，那时我也没有想过和问过为什么她那么优秀却没有能加入。
初中毕业，我们一起考入了本校。只是不在一个班了。高一快过去的时候，我才直觉到自己也应该要努力入团（见我前面的文章“我曾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员 ”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6093/202111/25772.html）。也正是在此时，我才意外知道她的入团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各方面都非常优秀，而且非常积极地想入团，不吸收她入团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她的出身让她自然被划为与CCP对立的阵营，尽管她连父亲的影子都没有见过（因为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北平警察局的局长，在她出生前不久被国民党的大特务戴笠暗杀了），她也没有可能逃脱自己的所属。她的入团被校内的团总支当成一个重大秘密的事情审查了又审查，讨论了又讨论，前后至少一年，校党支部也参与了这一过程，也许她太优秀了，学校这一关最终倒是通过了，但不算数，又报给了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团委，后来又上报给北京市团委，大概是没有人有胆量批准这样一个著名的敌对家庭的子女入团，一直拖到文化革命。。。不了了之！
不想多说，她在内蒙草原插队期间，被当地的革命者和同来的一些知青歧视，批斗，被打，被侮辱。。她后来告诉我，一天傍晚，她已经准备好一切要离开人间，骑马飞驰远离了知青点，当她准备对自己开枪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走过来的路上的所有被自己压平的草都又昂首挺胸地在风中尽情地摇摆，她在冷风中一下清醒了，自己难道连一棵小草也不如？小草都可以再站起来，就算它被践踏倒在了地面。。。
她沉默地熬着被人随意踩压的阶段，也许是连上天也看不过去了，“派了”一个既善良，出身又好（贫苦牧民）蒙族年轻牧民保护了她。他们一家人在这一带草原非常有威望，但好心地接受她依然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她得到了家庭的温暖，也得到了自己的家庭。随后，有了这个家庭的“大红伞”，她和她的丈夫，在工农兵学员期间先后读了书，在当地她成为一个非常受人欢迎和尊重的有文凭的赤脚医生。
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我78年进了大学后的第一年。正值暑假，她带孩子到北京看自己的母亲。在我们的宿舍中聊了整整一夜，仿佛要把分开11年的以往都告知对方，我知道，她已经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了草原。她所在的旗/县，原来有近1000名知青，只剩十几个了，多数都是象她一样和当地牧民结婚的女知青。她每天或在自己简单的诊室中接待络绎不绝的牧民病人，或是骑马到处巡回在各处分散的牧民帐篷。有了一儿一女的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草原的生活，她对北京感到了很陌生，很不习惯。她在找到自己真正价值的同时，似乎也真正找到了那种人人都需要的归属感，我真为她高兴！
然而， 总还有某种缺失和遗憾藏在最内心的某一个角落？ 她执意要把孩子送回北京读书，同时也为陪伴在父亲去世后受尽苦难的母亲， 最终在她过了五十岁生日后回到了北京，象她的母亲被平反之后一样，在XX区的政协做了一个整理史料的文员， 不久又将自己的丈夫也接到了北京。之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非常不习惯大城市的喧嚣和环境，可以理解，奔驰在马背上，在一望无边的大草原上奔跑了半辈子的男子汉，却要象一只蚂蚁一样，在狭窄的街上仰望那一片有限的蓝色，更不用说两种不同的思维观念和生活方式。。。
幸运或不幸，在北京这片大地上，人们自己的感受完全不重要，一切都被一个中心淹没，统一，融化， 这些非常善良的人们都基本适应了，如何适应的，我 不知道，只知道如果不适应将又是一条艰难的小路，又是一棵小草，她肯定也是明白吧？
我再和她相聚时，她正在象许多年前在学校一定要入团一样，又在努力积极入党的过程中。。而她的女儿小小年纪毅然地选择了民主党派。我似乎能理解一点点，到了北京，也许她需要本能地给自己再找到“保护伞”，需要一层保护色。。。但我依然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高举那么鲜明的旗帜，高唱那么疯狂的赞歌。。。一定要和那些自认为属于中心的人群“合唱”，她的灵魂才真正地安定，是吗？
奇怪的是，待我收笔之际，我似乎能理解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完全是M异想天开的狂热大脑领导下的人为的灾难，为此付出代价的是ZG至少是两千多万人的生命都没有了，和平时期，人类历史之最！世界第二次大战人类付出的总代价也不过是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