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杭州，人们把喝茶称为“吃茶”，这应该是有讲究的，顾名思义，就是说他们喝茶是带有咀嚼品尝的动作。所以坐在近于干凅的虎跑泉边喝西湖龙井茶时，我就捎带把小茶杯中的茶叶嚼了咽下去。因此我得了个结论：我这种俗人是学不到吴越之地文人雅士的风韵的，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喝茶，还得是用大杯子大口喝，要凉的。这种喝茶方式又称“牛饮”和苏杭那种小口“吃茶”雅致相去甚远，惭愧，没学好。后来在宜兴看到那些精巧的茶具，觉得那就是給人亵玩之物，一点都不动心。
楼外楼和西湖醋鱼是杭州的双生子。一进那楼面，门口一眉目清秀的小伙子就很殷勤地连声招呼：楼上请。我们看楼下的座也挺满的，弥漫着香烟雾的大厅里一片喧闹，也没多想就往楼上走，挺清静凉快的二楼。一个陪着我们玩的在当地念书的广东同乡低声说，这是外宾厅。那时刚开放，不兴把国内和国外的人同等相待的。我们大概是被那机灵的小伙子误判为“港澳同胞”了。这误判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没好意思拂人美意。结果，很快就上菜了，那鱼挺大的，做法有点像粤菜的五柳鱼。没吃完，我们的嘴在美食之都练刁了，一下箸就知道不是新鲜鱼，肉都面了。因为看起来像是“外宾”，结账没问我们要粮票，价钱当然能把我们的预算弄一赤字窟窿。中国的老习惯，那面子死活得扛着。
栖霞岭山腰的黄龙洞是杭州一景，那时去不用门票。到那洞口就感到一股阴凉之气，洞里布满了或坐或睡在凉席上避暑的市民。稀稀拉拉的几个昏黄的灯泡可能连扑克牌上的点都看不清。站那洞里往深处看，想起威虎山座山雕过日子的地方。那里的人看到脸生，装束也不一样的人就特留意，说不好那是什么眼神。不想呆了，我们小心翼翼地看着洞里小道边的人往外走，还得使劲地回想以前听过的土匪切口，江湖暗语，在暗地里万一蹭着谁了，也许能蹦两句镇镇场面。不过平心而论，杭州人的彪悍程度在中国恐怕不上榜的。一个上海同学曾描述：如果两个苏州人之间的冲突升级到准备动拳脚时，通常会放出某种预警，当然不是“虽远必诛”那种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嘴皮子功夫，但那类吴侬软语翻译成普通话却是一句与虎视眈眈的对手商量：“我打你一个耳光好不好？”这种对峙状态如果发生在东北三省，恐怕早已经进入满地找牙的阶段了。
八
到了上海，住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那里的蚊子可能平时老吸复旦人的血，连基因都变了，贼精。夜里把四边的蚊帐都掖好在凉席底下，累，睡到天亮。看到蚊帐一角聚集了有二，三十只因吸血太多以至到了肚满肠肥而无法飞动的蚊子，把它们剿灭了之后，那两手巴掌上的血像从哪个凶杀现场回来的一样。和复旦的同学聊起来，探讨这些蚊子是使用什么技术潜入防备森严的蚊帐里。他们指点，那蚊子不是飞进去的，它们是从蚊帐开口那两幅重叠的布纱之间慢慢横着蹭进蚊帐里面的。他们说忘了告诉我们，睡前得在蚊帐口卷上几圈再夹好才管用。我们都笑了，有这种智力的蚊子学点中国传统的游击战术还不是信手拈来，我也适时地表达了敬佩之意：复旦的蚊子天下无双。
不像今天的上海家庭只要有一，两套房，净资产撑起来的豪气就能睥睨美国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80年代初的上海人还在人平均几平方米的三代同堂的屋里猫着，年轻人等闲没法找到演绎浪漫的空间。在外滩，那里的情侣旧汇聚密度堪称一景，靠在齐胸高的堤岸，两对情人之间的距离不到半个拳头的间隔；一米长的石凳能容两对情侣居然还能呢喃细语各不相扰，可见上海人的情商之高。
我还以为这种景色是不可复制的，谁知过了几十年后又见到类似的罗曼蒂克。我有一位同事，长相颇像理查·基尔（Richard Gere），上班和他的情人打电话，我和他的办公椅背对背，居然听不到任何内容。并非我想听，一般情况对于在一个在一，两公尺外进行的对话，纵使你再不经意，都难免有若干语句会飘进你的耳廓。而那位同事的声音实在太低，就一串嘟囔声。男声的音调以低频声为主，如再降低音量，更为发浊而难以分辨，何况英语不是中文单音节发音那种一字一意的语言，双方要在开放空间中耳语般地在电话里交谈且保持隐秘性，何其难也。在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尽知此事，也同声称奇。扯远了。
在街上看到店家在一平底锅上现煎一种小个头的包子，很香，上面洒着芝麻和葱花，焦黄诱人。打听一下，那叫“生煎馒头”。在中国把肉馅包子命名为馒头的，除了【水浒】里孙二娘在十字坡开的店以外，上海是独一份。当然，上海生煎馒头和孙二娘的馒头用的馅不一样，猪肉馅不贵，好像是一，两块钱五个，一下口就欲罢不能，一面把刚起锅的包子放嘴里，一面使劲吸气让烫嘴的包子降温，还得防着往下咽时别把喉咙给烫着。我想，这种吃像恐怕可以与【西游记】里的长嘴和尚争一日之长短。
42摄氏度，路上热的发昏，进一冷饮店里要了一刨冰。店里的伙计看我们不像当地人，也不像上海人通常认定那种外地人，于是就期期艾艾地搭上话了: “来上海买东西啦?”他这么问是有道理的，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产品是很抢手的热门货，可到八十年代的风水变了。我们一同伴里有一点类似“厉害了，我的广州”那种原始版自豪感，掏出那时颇为稀罕的万宝路香烟（Marlboro）给那伙计递了一支，开导他：“现在人都去广州买东西了。”那伙计有点受宠若惊地接过烟，没舍得抽，夹耳上，凑上来打听起广州牛仔裤和墨镜的行情了，那都是那时年轻人必备的行头。
九
从上海去青岛船坐卧票皆售罄，只有统舱的票。拿一张草席，下到最低的船舱，找个地方一铺，那要准备过十多个小时。舱里空气浑浊，又热又吵，还有种幽闭感。于是又回到主甲板上，发现几乎所有稍好的不露天的空间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最终发现在一条在厕所旁的通道上还没人占，找份报纸铺开，用行李包当枕头缩在半边过道，听着人们来来回回的脚步声，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
在中国海洋学院，住同学的同学的宿舍，没钥匙进门，遂在门口摆一小课桌，爬门上的小窗进出。还好没人把我们认作小偷。可后来一事就让我们体会到在什么情况下能爬窗爬到脸发绿了。
那时还没那么多的店家卖天价海鲜，街上的饭铺子卖海产，是装一碗蛤蜊肉摆在桌上作广告，老板边吆喝边驱赶漫天飞舞的绿头苍蝇。毕竟海鲜不是常能吃到的，我们决定“上一当”，要了碗据说是现煮的蛤蜊汤，味道不像是新鲜的，也没喝完。当晚回宿舍后，三分之二的人肚子不对劲了，要在门上那小窗里不断地爬进爬出上厕所，直到把肚子里的东西都清理干净了，再吃了好几把黄连素才消停。幸亏没脱水，也许也因为岁数不大，竟然扛住了这场食物中毒。现在名震一方的“连花清瘟胶囊”在那时还没有问市，要不也许也可以帮点忙。
在这个濒海城市里缺水显得有点荒唐，想洗澡得等到深夜，少人用水时，到一公共水笼头边用桶接那小指头粗细的水。15分钟下来得一桶水，先浇了打肥皂，再等15分钟后接满的第二桶水给冲干净。
一天逛完青岛风情别具的八大关，想到附近的海滩走走。看到一处宽阔的海滩，也没什么人，就顺着道往下走。半路上的树丛里突然有个“人民子弟兵”闪了出来，说这里是军事管制区，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刚经历了一场长达十年民族浩劫，又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想着这人民的财产怎么就要人民军队看管起来只给“人民的公仆”享用了。于是，我们掏出了学生证表明我们是“人民”的一员，以人民的名义去人民的沙滩看看，再说那在游览区沙滩上看不出能藏什么军事机密。那哨兵检查完我们的证件，看起来对这几个拿学生证闯关的主感到有点困惑，他告诉我们：“不行。”当地的朋友拉着我们走，说：“没用的。”想想也对的，每当人民想和权力对话的时候，这就是最典型结果。何况老祖宗早就有训诫：“穷酸”撞着兵，有理讲不清。
想去崂山看看【聊斋】里提到的那些道士修炼之处，可朋友给我们泼冷水，那是没什么好看的石头山，既不峻，又不险，亦不秀，遂作罢。前些年，看到一报道，居然有人考证出崂山是孙悟空的出生地。唉，东胜神州的确人杰地灵，真让人信服。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们能把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的敕书给找出来。
十
街上，与玲珑小巧的南方佳丽迥然不同的珠圆玉润大连姑娘擦肩而过，我们的个头像是有点寒碜。难怪历数古来在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的英雄豪杰，几乎找不到南方人的出身。一个还能勉强能拼一下的孟获，还楞让诸葛亮擒了七次。不过从民国以来，政治领袖则以南方人为多。风土人情使然。
中国的地理概念是长江以南即为南方，广东人的地理概念是除了两广以外都是北方。想体验不同地方的民风和人生百态，饭店就是一个上佳场合。
在大连的饭店我们里点了一香煎鱼。不久那鱼上桌了，个头不小的鱼看起来黑黑的很结实。因为没有刀叉，我们先后动用了几对筷子和条匙一起协同，才从鱼身上扒拉下若干碎片。下口一嚼，满嘴焦苦，硬脆的细末。虽说广东人的口味和北方相比是比较另类的，但这鱼明显是炸过了火的感觉。退菜？在东北？看着那位五大三粗在不断大声吆喝的店小二，想想这种高风险的游戏还是留给别人去玩吧。
我们邻桌有一对像是父子的食客，爸爸坐桌边，用一至少有1500毫升容量的杯子喝啤酒，下酒的是一盘青菜。也许没找到椅子，那看起来有十三，四岁的儿子站在离桌有一肘距离处捧一饭碗，很拘谨地偶尔伸手从他父亲面前那盘子中区区可数的几条青菜中挟一条下饭。这让人看了有点不舒服，我们试探着问那当父亲的是否介意尝尝我们这条煎鱼，还是东北人痛快，略做推辞后就欣然大口地用这条已经碳化的鱼下酒，把青菜让给了儿子，我们也把椅子让给了那孩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对有孔夫子之风的父与子给我们解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顺带说说，离开广东以后，在其他的地方的饭店里如果要汤勺或条匙都要先付几分或几毛不等的押金，据说是怕被人顺走了。奇怪，广东怎么就没人顺这些东西。
十一
从大连去秦皇岛，我们的一个同伴病了，在医院里待了一宿。我们取消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北戴河行程，匆匆跑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城楼前点个卯，然后就赶往北京。
在天津站停车时，看到站台上有一大妈在卖德州扒鸡，小纸袋里装一只不上一斤的卤好的鸡，应该是两，三块钱左右。打开纸包香气扑鼻，那肉轻轻一扒就离骨，皮下没什么脂肪，入口咸淡相宜，没花十分钟那小鸡就消失在嘴里了。记得“铁道游击队”里的好手就用这玩意掩护劫火车的，比现在的抗日剧扔包子雷炸飞机的更可信。听说现在德州扒鸡已经有包装好的在超市里卖，如果那些化学添加剂不多的话，我还想找找能否有当年的味道。
几十年了，北京小蓝瓷罐酸奶还是让人一往情深的依念。特别是夏天，插上管子一吸，凉，鲜，软，滑的感觉顺喉而下，惬意得非得用管子把空罐子吸得呼噜乱响才罢休。
那时对外营业的商旅机构都让国内人有被歧视的感觉，“友谊商店”是不让本国人进的，里面的东西都以第二种货币“外汇券”标价，当然以稀缺和进口商品为主。北京一同学要到友谊商店买洋货，我们陪着走一趟。这商店的门卫眼忒精，一群人里就把我们的同学给拦了下来。我们一同伴赶紧用粤式国语说明他是和我们一起来的才放行。首都是人文汇粹的地方，连这门卫的都是像是捷尔任斯基调教出来的“契卡”，更别说现在名满天下的“朝阳区群众”。
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认知还没从陈旧的窠臼里爬出来。我们一老师去西北某地公干，说当地有一大横幅号召“坚决打退广东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我们一北京同学挺时髦的，衣着皆非本土潮流，是让人另眼相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假期，他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上街，不知道让警察叔叔看出了什么破绽，居然把他拦下来查验证件。我们那时在广州的学校议论时政，张嘴就来，没什么禁忌。在北京，当地同学知道我们这种“妄议”的陋习，出门前特地提醒，别给自己找麻烦，这里的“雷子”（便衣警察）多。当然，我们是充分理解的。
八月正赶上北京大白桃上趟，那时城管这种有中国特色职业还没诞生，警察叔叔也嫌弃管杂事，卖桃的大爷找个离居委会大妈远点的地方搁下挑子就开卖，好像也就三，五毛钱一斤，那桃个头大，两个就能有一斤（500克）出头。我们是意志薄弱，受不住满街红白桃色的致命诱惑，没洗，在衣服上擦擦就下口，香，甜，爽，脆，全齐了。临走了，想带一些回广州，在去火车站的地铁上让人挤得面条似的，可就把那几个桃举得像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党代表举着驳壳枪那样。洪常清还是单脚撑着，我们比他厉害，两脚悬空都能立着。不幸的是在那要坐三天两夜的京广15次特快上，我们还得把那桃给提前吃了，没法带。那桃比荔枝更不堪：一日色变，二日一缕香魂尽去，化成只有一桃皮可怜巴巴地附在桃核上，再加上一泡甜得黏手的桃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