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4：粉碎"保密局"特遣行动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第08期
文/东方明
一、小巷飞贼
1948年12月10日，徐州市解放第十天。
晚十时许，寒风呼啸，行人寥寥，大街上残缺不全的路灯时亮时暗。市军管会警卫连班长刘镜明和两个战士金见我、司志远匆匆行走于第三区的五仙路上。这天晚上，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约见一位隐居徐州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老人，交谈甚酣，客人直至九点过后方才告辞。军管会警卫连根据博秋涛的命令，指派小刘三人负责把客人安全护送至寓所。
小刘三人完成任务行至离马路交叉口不到三十米的时候，忽见前面那条名唤“麻绳巷”的小巷口探出一个脑袋左右张望。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子，戴着一顶无檐黑色绒线帽，不知是由于黑帽子的映衬呢，还是原本就生得如此，一张脸看上去煞是苍白。冷不防看见三个战士，男子蓦地一惊，迅速隐入小巷。刘镜明警惕性极高，随即端枪在手，大喝一声：“什么人？不许动！”与此同时，金见我、司志远也做出了反应，三人迅即散开，以树木、电线杆为掩护朝巷子进逼。还没到巷口，那男子就从黑咕隆咚的小巷里出来了，举着双手，嘴里一迭声叫着：“别开抢，我是老百姓！”
刘镜明三人上前对该男子搜身，只有若干零钱。对方自称是附近的居民，家中养着的一条狗不见了，是出来寻找的。那么，看见解放军为何要缩回巷子呢？对方答称从漆黑一片的巷子深处出来，冷不防波路灯光晃花了眼，看见您三位过来，就下意识地往回一缩。男子强调他没有拔腿逃跑，只是待在巷口的暗处，待到听见喝令声，料想必是解放军巡逻人员，于是赶紧露面。这种情况在当时时有发生，还曾发生过误伤事件，因此刘镜明三人也没有怀疑。本来，这事儿就过去了，战士们正急着回去，下半夜还有一班岗要站呢。刘镜明告诫对方晚上不要到处乱跑，就离开了。三人走了十来米，刘镜明不经意回头一看，那男子已经没了踪影，不禁感到奇怪——他说是找狗的，刚才遇到时正从巷子里出来，那么现在他应该往马路上走啊，怎么又回去了？
刘镜明暗道一声“不对”，返身到巷口一看，那男子还待在暗处。刘镜明问你为什么还不走，不找你的狗啦？男子顿显慌乱之色，忽然拔腿就往巷子深处逃窜。三个战士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喝令“站住”。麻绳巷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中间有三道弯。那人似乎熟门熟路，而且奔跑速度惊人，很快就与追赶者拉开了一段距离。刘镜明鸣枪警告，对方却越跑越快。拐过第三道弯时，司志远、金见我想开枪射击，被刘镜明阻止，因为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巷子里的黑暗，看清前面是一道两米左右的砖墙——这是一条断头巷，这小子逃不了！
谁知，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三个战士眼前发生了。这个男子竟然像是患了夜盲症一样，对十来米开外的那堵墙视而不见，不但没有放慢脚步，反倒突然加速朝前方冲刺。刘镜明暗忖，这家伙难道要撞墙自杀？再次大喝：“站住！举起手来！”刘镜明是保定人氏，少年时被父母送到草台班子学过两年河北梆子，虽然不成器，但那嗓门儿之高亢响亮却是寻常人没法儿比的，此刻在静夜中更是惊人。可是，那男子充耳不闻，只管往前疾奔，到得墙壁前，竟然“噌噌噌”踩着墙面几步蹿了上去！
刘镜明三人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开枪射击。“砰砰砰”三发子弹打出去，墙头上已经没了人影。三个战士虽然年轻，但都是久经战阵，这么近距离射击一个大活人，料想弹无虚发。攀上墙头一看，外面是另一条与麻绳巷成直角的巷子——珠宝巷，也没有路灯。三人翻墙下到巷子里，留下金见我就地守候，刘镜明、司志远分头朝左右搜索过去，一直搜到巷子出口的马路上，问了几个过路的行人，都说没看见有人从这条巷子里出来过。
三人觉得奇怪，他们开枪之后随即翻墙而过，就是眨眼的工夫，也没听见有奔逃的脚步声，这主儿怎么就不见了影儿？想了想，他们认为只有一种可能——躲到这条巷子的哪户居民家去了。于是就敲开了十来户居民的家门，查看下来，并无那厮的影踪。
司志远说看这小子的身手，显然练过轻功，而且颇为了得，竟然能够蹿上墙壁，估计这主儿应该是个飞贼。飞贼夜晚在外转悠，那就只有一个目的——行窃。这厮显然已经得手，不然他为何要鬼鬼祟祟地在巷子口张望？又为何一见我们就往巷内缩？他缩进巷子一定是为了把已经窃得的赃物暂时隐藏起来。刘镜明、金见我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就攀过墙壁返回麻绳巷查看。
徐州解放伊始，治安混乱，这么晚了老百姓一般都不出门，不但不出门，就是待在家里听见外面有动静也不敢出来看热闹。所以，尽管刚才又是吆喝又是开枪的，麻绳巷的居民却没有一个开门。刘镜明三人很快就在距巷口不过七八米处的一个凹进去的墙角里发现了一只长约尺半，宽约尺余的皮箱，拎了拎，沉甸甸的颇有些分量。皮箱是锁着的，没法打开查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干脆就拎回市军管会了。
回去后，三人向警卫连连部报告了情况。连长用刺刀撬开箱锁，打开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箱内装有美制左轮手枪两支、子弹一百二十发，乒乓球大小的炸弹（后查明系美制高爆毒气弹）一盒共十二颗，两套解放军军官制服，华野、中野标识各一，黄金二十两、银洋一百枚，箱盖的内袋里还有一个信封，内有黑白照片若干张，照片上的人竟然是徐州市军管会的几位主要领导：傅秋涛、方毅，冯平、周林、袁也烈，华诚一，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兼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唐劲实也在其中。
当天深夜，根据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的指令，这个皮箱被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唐劲实的办公室。
唐劲实是江苏无锡人氏，初中尚未读完就被家里送往上海“学生意”——成了当时上海滩公共租界有名的“摩登照相馆”的学徒。因此，他于照相非常内行，一看那些照片，就断定是由高级照相师级别的行家用旧照片翻拍，精修底片后冲印出来的，其清晰度与原底片几无差别。南京解放后查明的事实证明唐局长的判断完全正确，这些照片是由“军统”（这时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摄影专家、后出任“军统”的“三产”三有公司属下的“亭亭照相馆”经理李如澍翻拍的。
唐劲实查看过皮箱里的东西，听刘镜明，司志远，金见我讲述了遭遇飞贼的经过，意识到这是一起重大而又棘手的敌特案件。
1938年2月，唐劲实从上海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十余年间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副处长。淮北行署保卫处副处长、淮北公安局副局长、华中边区公安总局局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安保卫工作专家。
1948年12月4日，唐劲实率领四十八名干部抵达徐州，当天就接管了国民党徐州市警察局及下属的二十个警察所；12月10日，也就是案发当日，徐州特别市公安局刚刚挂牌。一天前，市军管会在中山堂召开金市干部大会，动员也和公安局一样刚刚完成接管、挂牌的十八个部局的各级领导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整顿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唐劲实带来的四十八名干部中，有一部分从未接触过公安工作，而下面的二十个警察所需要各派一名干部担任所长，人手就去掉了近一半，此刻面临着这样一起大案，如何解决人员问题？原国民党徐州市警察系统内有中共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可是根据当时中央组织部“新解放的城市原地下党员不宜公开身份”的规定，这些同志不能直接出面参与这种案件的侦查。这该怎么办呢？
唐劲实稍一考虑，心里就有了主意。他决定把刘镜明、司志远、金见我三个小伙子留下，再抽调两名旧警察局中具有进步表现属于地下党外围力量的可靠刑警组建一个专案组，从他带来的干部中抽调一名熟悉公安工作的同志担任副组长，组长则由自己担任。唐局长亲任专案组长，除了对该案侦查工作的重视，还有一层原因。按照规定，原徐州警察系统的那些地下党员、团员的名单只有他知道，这些同志中有的是具有丰富刑侦经验的老手，他想从中物色三位另行组织一个专为专案组收集信息的情报小组。鉴于这三位同志的地下身份只有他知晓，所以，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也只能问他汇报。这样，他担任专案组长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案情紧急，特事特办。刘镜明，司志远、金见我三人当场就让唐劲实给“扣”下了，唐劲实的老部下，原华中边区公安总局侦讯科副科长任求诚被从睡梦中唤醒，急急来到局长办公室，唐劲实当即任命他为专案组副组长。刚向四人道明了情况，另两位留用警察汤铭、林勇天也被小吉普从家里接来了。任求诚说啥都甭说了，咱这就奔麻绳巷去看看现场吧。
内行和外行就是不一样，专案组六人冒着严寒赶到现场，麻绳巷、珠宝巷。一一看下来，任求诚、汤铭、林勇天三位几乎是同时有了发现。手电光下，珠宝巷正对着麻绳巷巷尾那户居民家的墙壁上，有三处明显被蹬踏过的痕迹。如此，飞贼凭空消失的疑团就有了合理的解释：这厮从麻绳巷巷尾墙头上一跃而下后，借着那股冲力，随即上了对面那户人家的房顶。刘镜明三人搜索时，他就在房顶上伏着。任求诚敲开那户人家借了梯子爬上房顶查看，果然有一长溜瓦片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应该是被人踩踏过。
刘镜明暗自庆幸，尽管他们让飞贼钻了空子，可是，当时如果没有在原地留下一人把守着，只怕这小子在他们分头搜索珠宝巷的时候会乘机返回麻绳巷，把那个至关重要的皮箱带走。
专案组回到市局开了个短会，决定天完后立刻着手调查飞贼其人。
二、三个嫌疑人
只有唐劲实局长一个人知道，查摸飞贼是通过两条途径进行的：一条是公开调查的专案组，另一条是他亲自向不公开的情报小组成员秦世清、张敬祖、柴国柱布置的。这三个同志属于同一个地下党小组，都有着多年的刑事侦查经验，其中组长秦世清早在1919年北洋政府时期就已经是刑警了。
国民党警察局还沿袭着前清衙门捕快的那一套，刑警搞侦查“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自掌握着耳目、眼线，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宝，互相之间从不透露。唐劲实知道这个规矩，所以尽管是把他们叫到一起交代任务的，但没有指定谁负责，让他们直接把情报传递给自己即可。
这三位确实都有两下子，专案组还在靠汤铭、林勇天两人通过他们各自的渠道收集信息时，唐劲实把任求诚叫去，口头告诉他三条线索——
秦世清的耳目之一刘大疤说，徐州西郊七里庄有一位前清时做过镖师的老拳师汪耀先，年轻时习练过轻功，据说带过几个徒弟，通过他可以获得徐州地面上身怀轻功者的情况。
张敬祖的耳目之一小杜称，金甲街上的“胡胜记旅社”前些日子住进了一个卖膏药的江湖郎中，来时囊空如洗，连住店钱都是向旅社胡老板再三求告后才获准延期支付的，最近几天手头忽然阔绰起来，不但付清了房钱，还每天让旅社伙房给他单独开小灶，有时还请老板、账房、伙计喝酒，而这些开销凭他卖膏药的收入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柴国柱的耳目李小扣密报，南门外的莲花寺前几天来了一个挂单和尚，是何方僧人不明，但武功不错，与出身河南嵩山少林寺的大觉和尚切磋过散手，技高一筹。
12月11日午后，专案组侦查员分三踣分别调查这三条线索。
任求诚，金见我去城西七里庄拜访老拳师汪耀先。汪耀先这年七十六岁，犹自身板挺拔，精神矍铄，说话声音洪亮，离得近些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侦查员未向老拳师透露案情，只是说前来请教关于武术方面的问题。三人聊了片刻，话题被侦查员引到轻功上。老拳师告诉他们，轻功确实是有的，其中的高手飞檐走壁是小菜一碟。他曾经在南京“圣雄镖局”当过镖师，镖局的总镖头姜圣雄自己是不走镖的，不过每趟镖差出发时，他都要给众人送行，在镖局大门口向镖师，趟子手一一敬酒后，必定飞身跃上丈把高的镖车顶亲手插上镖旗，插好后并不下到地面，而是直接蹿至相隔一、两丈开外的另一辆镖车顶部，直到给最后一辆镖车插上镖旗。任求诚问他三两步蹿上类似断头巷尽头那种两米来高的墙壁算不算轻功高强。老拳师嗤之以鼻，说那点儿高度我年轻时能够一跃而上，根本不必在墙面上踩一下，那点儿功夫，连我最差的徒弟都及不上，还敢在江湖上混？
接着就聊到了老拳师的徒弟。汪耀先一共收了七个徒弟，都是徐州人，其中四个已经死于抗日战争，两个去了香港，最小的一个在徐州，叫黄奋强。黄奋强原先在“大力煤球厂”做账房先生，最近局势紧张，煤球厂老板在海外有资产，就把煤球厂关了去了上海，随时准备出国。这样，小黄就失去了工作，听说正在做小生意呢。侦查员问这小黄多大年龄了。老搴师说小黄是属鼠的，壬子年五月初五生，今年应该四十挂零。金见我听着，心里一凉。他们昨晚遇到的那个飞贼最多不过三十，跟老拳师这徒弟还差十岁哩。任求诚也有同感，不过转念一想，那主儿绒线帽子压得低，现场光线又差，估不准也是有可能的。正想进一步打听黄奋强家住哪里，老拳师却叹息着说：“小黄跟我学了七年武术，其中三年习练的是轻功。这小伙子品质好，肯吃苦，本来是应该传承我的本领的，没想到遭遇了车祸，一条腿瘸了，连走路都是一高一低的。尽管还能打打拳活动活动筋骨，不过轻功却是废了……”
任求诚告辞时还是向老奉师要了黄奋强的住址，回城后直接去其住址所在地的第二区第七派出所。第七派出所即是原国民党徐州市警察局第七警察所，市局昨天刚挂牌，下面派出所的牌子还没准备好，只在旧警局的木牌上贴了张白纸，写上“徐州特别市公安局第七派出所”，算是挂牌。全所当时只有一个刚上任的所长小宋是接管干部，其余全是原警察所的班底。大家见宋所长向任求诚敬礼，马上都上前鞠躬。任求诚问了黄奋强的情况，有两个旧警察熟悉其人，介绍下来跟老拳师所述相符。接着，任求诚、金见我直接登门，果然是瘸子，而且那脸容，嗓音跟金见我昨晚见到的飞贼完全不同。
这样，这条线索就排除了。不过，侦查员还是跟黄聊了会儿武术、轻功方面的话题。黄奋强告诉侦查员，整个儿徐州，眼下也就汪耀先师徒会轻功。那么，徒弟们是否把轻功传授给别人了呢？黄奋强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师父汪耀先没有开口说起过再传的话头，按照江湖规矩，七个弟子谁也不能收徒。
另一路侦查员汤铭、司志远负责调查入住“胡胜记旅社”后“暴富”的江湖郎中。老板胡胜介绍，此人姓张名道铭，山东济南人，七天前来到徐州，凭济南市公安局第四分局出具的证明办理了住宿登记。胡老板这家旅社已经开了二十八年，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江湖客，本来他对张道铭并不曾留意，你住店，我收钱，你住下后在外面干什么都与我无关。不过，也真是凑巧，张道铭是傍晚入住的，胡老板上楼去作例行查看，下楼梯时不知怎的脚下打飘，一不留神滑了下来伤了腰，疼得站不起来。张道铭和一些旅客听见动静都出来查看究竟。见状他马上伸手相助，整骨、推拿、按摩，不一会儿的工夫，胡老板不但能站立了，而且还可走两步。张道铭又拿出三颗药丸，嘱咐他每日服一颗，睡觉必须仰躺，三天即可完全恢复。胡老板只服了一颗，当晚仰躺了一夜，次日起来竟然就已痊愈，另外两颗药丸也就舍不得吃了，珍藏着备用。
胡老板知道这个张先生医术精湛，马上关照账房先生抹去他的住宿费，一日三餐免费供应。另外，还向亲朋好友大力推荐，又派了个学徒在张道铭设摊表演武术推销膏药、药丸时敲边鼓，鼓吹张先生医术梢湛，手到病除。如此打广告，张道铭想不火都难。只隔了一天，大清早就有人直接奔旅社来请张先生疗伤。张道铭接待过那人后出门摆摊，到昨天那个老地方，一看，不禁傻了眼，竟然已有十来个人在那里排队等候他”上班”了。之后几天，张道铭也就不必当衡设摊了，每天都有二三十人直接来旅社请其治病，更有家境富裕者干脆登门请张先生出诊。昨天，张道铭决定停诊三日，因为他带出来的膏药、药丸已经用光，必须购买中药、辅料配制了。不难想象，张道铭的收入肯定颇丰。江湖人讲究的是“行得春风有夏雨”，切忌一锤子买卖，他就掏钱请伙房厨师另买酒菜，每天晚餐必请胡老板、账房先生、当值茶役一起喝酒。
侦查员听胡老板如此这般介绍下来，寻思这个江湖郎中并无可疑之处。当然，还是得当面打打交道的，就让胡老板把他们领到了张道铭的房间。这是一个四十岁开外的彪形大汉，跟飞贼的年龄、体形大相径庭。侦查员查看了他的证明，又检查了行李，均无问题。这条线索也到此为止了。
林勇天、金见我两人前往南门外莲花寺调查那个据说武功不错的挂单僧人。他们是以香客的名义进庙的，不过，才到钟楼前，林勇天就遇见了一个熟人——澄衷和尚。澄衷是莲花寺的监院，执掌接待外来宾客的事务，系寺庙与外界联系的纽带，故古人喻之曰“丛林纲纽”。林勇天原是国民党徐州市警察局第三刑警组副组长，几年前为调查一起杀人案件曾到莲花寺了解情况，寺院方面出来接待他的就是监院澄衷和尚。僧人心静，就打了这么一次交道，澄衷和尚竟然就把林勇天的模样牢记在脑子里了，此刻跟林勇天擦肩而过，似乎连看都没看，却马上回身跟他打招呼。林勇天也就实话实说，听说贵寺来了个挂单和尚，武功好生了得，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位师傅的情况。
澄衷和尚把林勇天、金见我请至寺院专门接待贵客的静室，照客奉上茶水。澄衷告诉侦查员，这个云游和尚法名大佐，度牒是山西五台山宝塔寺发的，说话既有山西口音，又有河南口音，估计是河南、山西交界处人氏。度牒上是不写年龄的，知客平白无故也不会打听，看上去，此人应在三十岁上下。大佐是12月2日来莲花寺的，之前在哪里澄衷也未询问。出家人无家，天下寺庙都是家，所以，凡有僧人前来挂单，哪怕半夜三更敲山门，知客也必须接待并安排食宿。
澄衷和尚问明大佐是来挂单的，就将其引见给维那澄晖和尚。维那与知客同列寺庙八大执事，其职权大致相当于寺院的监察官、保卫科长兼工会主席。澄晖查验了大佐的度牒后，问对方有什么特长，以便量材安置。大佐说他的特长是武术，可能对莲花寺来说没什么用处。澄晖和尚说这也好，你可以承担夜巡职事。
莲花寺地处城郊，在这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年头，寺院安全自是十分重要。寺里有一支夜巡队伍，由本寺的健壮僧人轮流值夜，领头的是大觉和尚。大觉和尚曾在少林寺待过几年，拳术，兵刃都来得，实战经验也丰富，听说新来的僧人大佐擅长武术，就有了切磋的念头。两人当着全寺百十僧人的面比试，大觉竟然败北，而且败得有点儿惨——大佐的轻身术颇为了得，闪转腾挪令人眼花缭乱，大觉向其进攻时，一拳打出去，大佐竟然已经闪至对方背后将其撂倒。
两个侦查员觉得大佐和尚似有作案条件，当下就要求知客安排悄然辨认。澄衷说你们还是佯装香客，我去叫大佐等人晾晒经卷，你们看看就是了。
金见我见到大佐，心中微微一惊。这大佐和尚无论是年龄、身材还是脸部轮廓，都跟昨晚的飞贼酷似。侦查员就向澄衷了解大佐昨晚是否离开过寺院。澄衷问负责夜巡的大觉，大觉却说不上来。原来莲花寺的夜巡是分片负责的，七个僧人每人包一块地盘。大佐昨晚轮值时分工负责后殿，后殿倒是一夜平安，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但他是否离开过，那就难说了。莲花寺到城内不过三里地，徐州解放后城门不关不守，像他这种身怀轻功的，来回走一趟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林勇天、金见我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大佐带走。
专案组对大佐进行了讯问，大佐说他昨晚被分派在后殿夜巡，没有离开过莲花寺。问他是否有证人，他摇头，然后声明“出家人不打诳语”。而昨晚的另两位目击者刘镜明、司志远对大佐的辨认结论是：年龄、身形确实与飞贼相似，但口音、嗓音不像。
任求诚说先把大佐晾在一旁，去三个人到莲花寺检查一下这个和尚的行李，同时向其他僧人了解昨晚大佐的情况。林勇天、金见我和刘镜明奉命前往，检查了大佐的简单行李和所住的僧房，并无可疑物品，又向其他僧人了解相关情况，也无任何对大佐不利的说法。
三个侦查员返回市局时，已是下午五点。任求诚决定把大佐送看守所暂押，待调查清楚再说，刚刚处理停当，正准备吃晚饭时，唐劲实通知任求诚，他这里刚获得一条新情报——前几天有一个从青岛过来的大盗，身怀飞檐走壁绝技，可能涉案。这人今晚会去市内的“远东戏院”看戏，专案组可前往抓捕。
三、飞贼落网
这条情报是由唐劲实亲自掌握的有着中共党员身份的老刑警张敬祖提供的。张敬祖接受唐局长秘密下达的命令后，立刻蹬着辆破自行车去了天桥。当时徐州的天桥是说书。唱戏艺人集中的地带，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一天到晚热闹异常。张敬祖在那里转了半圈，一个四十来岁看上去游手好闲的男人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此人名叫秦老二，是徐州地面上小有名气的扒手。他的出名不是因为扒窃技艺，而是“屡败屡战”的勇气，秦老二技艺平平，运气更差，时不时被抓。不过，由于他所作的案子不大，又多是未遂，所以不管是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都没法儿判他刑，只好关几天释放了事。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都有一个经济恢复时期，扒手也纷纷出动。张敬祖当时是旧警察局的反扒刑警，为了掌握徐州地面上扒手的情况，就把秦老二发展为耳目。
看到秦老二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张敬祖就知道他必是准备趁人多混乱之际顺手牵羊。张敬祖不站声色地远远瞅着，反正不管秦老二是否得手，最后都得跟他走。秦老二的手艺太潮，被人发现后眼看要挨一顿老拳，张敬祖上前亮出证件，替秦老二解了围，并在附近找了个背风角落三言两语交代了任务。
秦老二扒窃不行，打听消息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人头熟，朋友多，人家又不提防他。这家伙不知去哪里转了几圈，三点钟时竟然已经打听到一个消息：前几天青岛那边来了一个姓马的飞贼，二十七岁，据说是济南赫赫有名的飞盗“李燕子”李圣五的徒弟，道上绰号“树上飘”。这个“树上飘”到徐州后据说还没下过手，徐州这边的几个道上朋友对他很是崇拜，争相请他吃饭、听书、看戏、逛窑子。今晚七点，“树上飘”将应邀前往“远东戏院”看京剧《定军山》，一共去四个人，座位在第九排中间。
专案组一干侦查员饭也来不及吃了，去伙房抓些馒头简单对付一下，由任求诚率领前往戏院。这时戏院尚未检票放客，他们是从后门进去的。任求诚出示的是市军管会的证件，声称今天有大首长来看戏，他们是来执行保卫任务的。然后，仔细查看了现场。
“树上飘”等四人是在六点五十分过后进场的，刘镱明，司志远、金见我一看见他，马上朝现场总指挥任求诚频使眼色，一致确认这家伙就是麻绳巷逃脱的那主儿。原以为抓捕行动会有点儿小麻烦，不过具体实施时却是波澜不惊，当场顺利拿下。
专案组对“树上飘”的落网寄予着很大的希望，因为当时青岛尚未解放，这家伙从国民党统治区潜入已经解放的徐州，是否具有敌特嫌疑就值得怀疑。将四人押解市局后，唐劲实局长亲自讯问“树上飘”。
“树上飘”真名马盼群，回族，山东烟台人氏，出身小贩家庭。十六岁赴济南谋生，两年后拜”李燕子”李圣五为师习练轻功。马盼群的父亲是烟台的拳术好手，精通查拳，谭腿，因此，马盼群是有武术底子的。他跟李圣五学了三年，把师父的轻功学得了七八分。抗战胜利后，马盼群回到烟台。他想开一家土特产贸易公司，可是缺乏资金，就把脑筋动到了自己学得的轻功上。对于做飞贼，马盼群并不陌生，他师父李圣五就是此中高手。李圣五不但偷百姓，还敢偷官家，连日本驻济南宪兵队他都敢进去行窃。马盼群有时也参与，分得赃款后就去吃喝嫖赌，寻欢作乐。
马盼群在学得李圣五的轻功的同时，也学得了师父的果断。想好就干，三个晚上盗窃了烟台的十三家富户，窃得的钱财足够开一家公司了，不料却让一个当刑警的邻居给怀疑上了。幸亏那刑警的母亲胆小，生怕因此跟老马家结下冤仇，悄悄给马盼群透了底。马盼群自是大惊，立马脚底抹油。临走时给家里留下一封信，说他有事去济南了。他前脚刚走，烟台这边的刑警后脚就到，看了那封信，还以为这小子真的去了济南，就组织追缉组奔济南访查，白白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时，马盼群又潜回烟台，把埋在地下的赃款赃物转移到青岛，变卖后却不在青岛落脚，而是去河北秦皇岛开了一家海产干货公司。
马盼群虽然出身小贩家庭，但根本不会经商，也就一年时间，就把本钱赔光了。他决定回济南投奔师父李圣五。离开秦皇岛前，他一夜连作三案，窃得若干钱财，一部分作为路费，一部分留作到济南后的花销，还有一个碧玉酒壶则作为送给李圣五的礼物。
李圣五这时正和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合伙经商，开了一家粮行，人手不够，就请马盼群当了襄理。马盼群做生意独当一面不行，当副手倒是绰绰有余，好像也没动啥脑筋，就把事情干得妥帖到位，李圣五和“保密局”特务都颇满意。他打定主意在粮行襄理的位置上干下去，然后娶妻生子，为老马家添丁增口。可局势的变化使他的美梦成了泡影。1948年8月下句，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大军兵临城下，著名的济南战役即将拉开帷幕。那个“保密局”特务突然不知去向，连日本宪兵队部敢偷的李圣五对共产党却似老鼠见了描，没打声招呼就销声匿迹了。马盼群见势不妙，寻思着还是滑脚吧，把店里的事务交代给账房先生，佯称去南京，实际上悄悄去了青岛。
马盼群原准备到青岛投奔他的一位盟兄，可是到了青岛一打听，那人早在一年前就举家南迁了。这时，传来了济南解放的消息，济南肯定是回不去了。想来想去，还是往南走吧。徐州有他一个叫许鼎的武林朋友，以前拜过把子，跟李圣五也是熟人，何不去投奔他？主意打定，却没有马上离开。为什么呢？他想在青岛捞一票再走。于是，他早出晚归四处踩点，物色了三处富商宅第。11月20日，风高月黑之夜，马盼群果断下手，连作三案，然后直接去了轮船码头，上了开往上海的“隆丰”轮。
马盼群的计划是从上海坐火车去徐州，计划是实现了，可他辛苦一晚上的“劳动成果”却没保住——船抵上海，他准备上岸时才发现，装着赃款赃物的那个旅行包不知何时被人玩了招“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幸亏随身还有些银洋和几两黄金，所以他尚能够按照原计划坐火车去徐州。
不过，马盼群的运气正在大幅度滑坡。他是11月29日到达徐州的，许鼎来接站。可是，次日晚上驻守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就弃城而逃。12月1日解放军就进城了。马盼群寻思还得跑。去哪里？只有再作计议，因为先得筹措些钱财。
接着，马盼群就说到了专案组特别关注的话题——那个皮箱的来路。
马盼群的所谓“筹措”，就是盗窃。因为他除了利用飞檐走壁的特殊技能行窃之外，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特长。话说回来，即使有其他特长，也绝无短短几天内暴富的可能性。之前他是住在许鼎家里的，现在要“筹措钱财”了，就找个借口住进了许家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然后就是踩点，他选中了大康街上一户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
其实他也不是刻意物色的。12月10日那天上午他路过这座小楼时，看见一辆黄包车载着一个打扮时尚的少妇在门口停下，少妇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彩色藤编提兜。马盼群站在马路对面，看不清兜里装着什么。少妇付了车费把黄包车打发走后，掏钥匙开门，这时，一个女邻居正好从隔壁门里出来，与少妇打招呼寒暄，马盼群听见少妇说了句“我一个人过日子，买这点儿足够了”。于是，这个少妇就成了马盼群在徐州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案对象。他退掉了小旅馆的房间，住进作案地点附近的“逸群旅馆”。午后，他佯装散步，把附近的大街小巷都走了个遍，将地形熟记于心。
当晚，马盼群先去戏院看了场京剧《四郎探母》，散场后进了戏院附近的一家小面馆，要了二两酒、一碟牛肉，慢慢吃喝着消磨时间。十点前后，他来到少妇寓所前。这段马路上的路灯正好坏了，听听四下没有动静，他便攀墙而入。小楼前是个二十来平方米的小院，用作案工具试了试屋门上的司必灵锁，里面是扣上了保险销的。马盼群取出医用胶带，在底楼客厅的玻璃窗上贴了数条，手掌稍稍按压，玻璃无声地碎裂了。打开窗子进去后，他径直上楼。卧室房门也是司必灵锁，试了试，却没扣保险销，这例省事，他捅开锁舌进入室内，听床上的鼻息声就知道少妇处于熟睡状态。于是迅速行动，先把衣帽架上那件狐皮大衣及坤包里的现钞、钥匙掏了，又把床头柜上的手表、首饰放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打开一人多高的柜子门，就发现了里面那个精致的小皮箱，拎了拎，沉甸甸的，他当即决定拿走。本来马盼群还打算把那件狐皮大衣以及柜子里挂着的另外两件裘皮衣服一并窃走，考虑到可能会遇到夜间巡逻队，就只有“忍痛割爱”。
返回下榻旅馆的路线是预先看好了的。离开现场朝右拐，二十米外就是珠宝巷，从珠宝巷攀墙而过就是麻绳巷，出了麻绳巷就是五仙路，穿过五仙路钻进斜对面的那条小巷子，巷子尽头就是马盼群下榻的“逸群旅馆”。马盼群始料不及的是，他如此小心翼翼，还是被刘镜明等三个战士发觉了，只好扔下皮箱狼狈逃窜。诚如专案组勘查现场时的判断，马盼群从麻绳巷翻墙来到珠宝巷后，料定那三个军人会紧迫不舍，随即借着从墙上跳下来的惯性几步助跑又上了对面人家的房顶，侥幸逃脱。
这次行窃，马盼群虽然不得已丢弃了那个他以为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小皮籍，还是有些收获的，除了现金，窃得的一块劳力士女表，一条白金项链和一枚钻戒都价值不菲。不过，这离他的“创收”目标尚有差距，因此他还不打算离开徐州，想过几天另行物色目标。没想到，还没等他再次作案，就落入了专案组之手。
讯问结束，任求诚当即叫上三名侦查员，四人按照马盼群交代的行窃路线走了一圈，又去“逸群旅馆”了解，得知12月11日晚上马盼群返回旅馆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回到市局，任求诚往大康街的管段派出所打电话询问这两天是否有人报过失窃案，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个少妇失主当即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
唐劲实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后，指示立刻对那个少妇进行调查。专案组连夜行动，侦查员汤铭，金见我，司志远前往管段派出所查摸少妇的情况。原国民党徐州市警察局以及下辖的警察所一般对外来人口不闻不问，所以，新政权接管的这个警察所，即现在的派出所，根本没有关于该少妇的任何记载，甚至连少妇所住的那幢小楼的主人是谁也不清楚。侦查员只好向少妇的邻居了解情况，他们不便直接出面，只好请派出所协助。而派出所只有刚上任的所长金耿是南下干部，其余都是留用人员。这种涉及敌特分子的案件容不得半点儿疏忽，侦查员就跟金所长商量，请金所长亲自带人跑一趟。金所长自无二话，当下叫上留用警察老汪一同前往，不一会儿就带来了两个中年妇女，是大康街上的住户。
可是，问题并未解决。两人对于少妇的情况了解甚少，只知道她是一年多前入住这幢小楼的，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平时见面倒是客客气气，点头招呼，但也不过是“吃啦”、“买菜啊”之类的客套话。那么这房子是谁的呢？这个，两位倒是知道的。这幢小楼的原主人名叫钟正道，是个南洋华侨，抗战爆发前一年买下了一处破旧平房，并将其改建成了现在这幢小楼。钟先生在新房子里住了不过半年多，抗战爆发，他就回南洋了，房子托其一个亲戚照看。抗战胜利后，钟先生回到徐州，把该房产转让给了“裕盛米厂”的周老板。前年，周老板把房子卖给了南京一位姓曹的粮食商人。去年9月，曹老板把这个少妇带了过来，少妇一直住在这里，曹老板则隔三差五来徐州这边住上几天。
情况汇报给唐劲实后，唐局长说这个案子不能拖延，现在是九点，你们马上去找“裕盛米厂”周老板，向他了解那个南京粮商曹老板是怎么个角色。他们是房产买卖的上下家，即使之前不认识，之后也互不来往，但肯定是留有地址的，只要有地址就好办。
“裕盛米厂”老板周大茂向侦查员介绍了曹老板的情况。曹老板名叫曹彭顺，五十六岁，徐州人氏，少年时去南京米行学生意，后来发迹，在南京粮食行业中小有名气。曹彭顺跟周大茂抗战前就有生意方面的合作。曹彭顺在徐州已经没有亲族了，他做粮食生意，南来北往东跑西颠，每次途经徐州都是周大茂接待。前年冬天，曹彭顺路过徐州，在周大茂家住了两天，喝酒时聊到周大茂从钟先生手里买房之事。周大茂言语间颇有悔意，因为他当初买房是想炒一把。他原来估计，抗战胜利后肯定要搞建设，经济势必繁荣，房价肯定会上涨。谁知国共和谈破裂，和平建设无望，房价不跌已经是烧高香了。曹彭顺听后说，老弟如若不想把那房子搁在手里，倒不如原价转让给我。周大茂窃喜，次日就请来中人签署了转让文书。
至于曹彭顺是何许人，周大茂认为曹老板跟他一样，是个老实本分的守法商人。侦查员问那个少妇又是怎么个情况呢？周大茂一脸茫然，哪个少妇啊？
原来，他把房子转让给曹彭顺后，就再也没去看过。曹老板来徐州，还是经常跟他喝酒谈生意，可是从未请他去过那幢小楼。周大茂根本不知道那幢楼里竟然还金屋藏娇。
午夜，徐州市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签发了一份密电，报送中共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请求南京地下党配合调查粮商曹彭顺。
四、女主人遇害
12月12日中午，专案组就收到了由市军管会转来的南京地下党调查到的情况。
曹彭顺是南京“盛利粮行”、“大得粮行”的老板，同时也是“丰顺粮行”、“运顺粮行”的股东，家住文昌街，娶有两房太太，生育子女七人。此人历史上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帮会组织，也未闻其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特方面有什么瓜葛，如果要说历史污点，那就是抗战时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有着汉奸背景的大粮商龚峰合伙做过几次军粮买卖，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关押过一个月，后无罪释放。曹彭顺在私生活方面不太检点，贪酒好色，虽有两房太太，仍经常在外寻花问柳，是秦淮河烟花巷的常客，据说去年三月曾掏二十两黄金为一风尘女子赎身。最近曹彭顺不在南京，据可靠消息，他已于半月前前往北方，至今未归。
专案组怀疑居住在大康街53号的那个少妇很有可能就是曹彭顺从南京赎出来的女子。他在半月前离开南京前往北方，这个时间点似乎也值得怀疑。当时国民党军队即将撤离徐州，他会不会是受命前来徐州执行特殊任务？飞贼马盼群从大康街53号窃得的那个皮箱，估计就是曹彭顺从南京带来藏匿于此的。专案组决定立刻与那个少妇正面接触。
任求诚带蓿全组五名侦查员来到大康街。53号门户紧闭，侦查员叫了半天门，里面没动静。任求诚心里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难道发生了意外？他让汤铭去附近找个锁匠来开锁。在等候的当儿，侦查员分别询问了几户邻居。邻居们都说今天没看见过该少妇，不过昨天下午两三点钟之间，曾有人看见该少妇出门。
这时，锁匠来了。开门入内，小楼里空无一人。因为那一丝不祥之感，任求诚要求侦查员仔细查看这座宅子里是否有什么异样迹象或可疑物品。侦查员把锁匠请到楼上女主人的卧室，将橱柜、抽斗的锁具全部打开一一检查，并未发现异常。
一行人正准备离开，院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侦查员司志远手疾眼快，一个箭步上前把开门的那位扯了进来。那是一个前额微秃、身材臃肿的男子，五十多岁，穿着藏青色的中式对襟棉袄，外面不伦不类地罩着一件黑色驼绒连帽风衣，手里提着一个小号旅行包。冷不防波扯进来，男子一张脸惊得煞白，张大嘴刚要叫喊什么，眼前出现了印着市军管会字样的漆布封面证件。
来人在楼下客堂接受调查，询问之下，得知他就是刚被南京地下党紧急调查过的粮商曹彭顺。任求诚心里一喜，那就不是就地问得清楚的事儿了，去公安局吧，咱们坐下来好好聊。任求诚留下两人在小楼守株待兔，其余人带着曹彭顺返回市局。
侦查员先对曹彭顺进行了搜查。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个钱包，内装若干由中共方面发行、可在解放区流通的“东北币”，一张从开封到徐州的长途汽车票，腰间一条布带的夹层里有一些大洋，另外就是香烟、打火机和钥匙了。那个小号旅行包里放的是一套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和一瓶治疗高血压的药片，内侧贴袋里有一个本子，里面夹着11月27日以来从南京到徐州、徐州往商丘、商丘到开封，开封到许昌的火车票、汽车票和几张食宿开支票据，本子上记着自11月27日离开南京以后每天的活动内容，如跟某地某某字号老板洽谈了什么生意，结果如何，等等，写得很简单，相当于备忘录。
搜查后随即对曹彭顺进行讯问。曹彭顺说他是11月27日离开南京的，此行目的是跟河南一些粮商洽谈订购明年的小麦。这是粮食行业的老规矩，每年的最后两个月订购麦子，立秋后一个月订购稻谷。他每年都是这样做的，那些粮商也都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离开南京后，他先到徐州，在徐州过了一个晚上，次日即去了商丘。之后一直在河南转悠，直到今天返回。
然后就要说到那个少妇了。诚如专案组的估计，这个少妇果然是曹彭顺从南京秦淮河“俏春院”花二十两黄金赎出来的一个小有名气的妓女，名叫陆白丽，二十八岁，江宁人氏。陆白丽自幼父母双亡，由伯父养大。1937年12月，伯父一家死于“南京大屠杀”。陆白丽当了两年尼姑，后因无法忍受出家人的清苦生活而还俗，给日伪南京市政府的一个处长当了姨太太。抗战胜利后，其夫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判刑十二年，家产全部抄没。其夫的原配夫人对陆白丽夺宠原本恨声不绝，只是慑于丈夫的淫威不敢发作，现在丈夫进了老虎桥监狱，陆白丽就成了砧板上的肉，随她怎么处置了。她跟娘家人一商量，竟把陆白丽卖给了妓院。
曹彭顺好色，是秦淮河烟花巷的常客。陆白丽成为妓女不久，就被他看上了。相处时间长了，曹彭顺竟然发觉自己有点儿离不开这个论年龄可以做他女儿的风尘女子了，就有了为陆白丽赎身的念头。跟陆白丽一说，陆白丽自是愿意。可这毕竟不是做粮食生意，曹彭顺可以一口说了算，他得考虑家里两房老婆对此的反应。正好这时周大茂要把大康街的那幢小楼出让，曹彭顺就买了下来。为陆白丽赎身后，曹就把她送往徐州金屋藏娇，自己每月去徐州一两次跟陆白丽幽会。
这次，曹彭顺于11月27日傍晚抵达徐州，跟陆白丽过了一夜，次日离开时说好，待他从河南返回后，还要在徐州待三五天。没想到今天他兴冲冲而来，却被带进了公安局！
专案组结合之前南京地下党提供的调查材料分析了曹彭顺的口供，认为基本可信。问他知不知道陆白丽去了哪里，曹也说不清楚。
把曹彭顺暂行拘押后，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认为陆白丽涉及敌特案件的可能性比较大，理由有二：一是那个装着敌特活动器材、经费的皮箱是藏匿于其住所的。二是她在次日发现失窃后不敢向公安局报案，那说明即使皮箱是他人寄存的，她也应该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物品，故而不敢张扬。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陆白丽其人。
可是，一直到天黑，守候在大康街53号的侦查员也没有等到女主人归来。专案组长唐劲实闻报，说时间紧迫，不等她了，立刻寻找陆白丽的下落。专案组就地征用陆白丽的住所作为临时办公点，全组六人加上派出所的三名民警连夜对周边邻居进行调查。
调查进行到午夜，侦查员一共走访了一百三十九名群众。邻居们对陆白丽最后的印象是昨天即12月11日午后二时许，当时她肩上挎着一个橘黄色坤包从外面回来。之后，没有人看见她离开住所，倒是有人征暮色初降时分看见一个瘦高男子叩其住所大门，男予不慌不忙，叩几下稍一停顿，然后再叩几下。陆白丽是否开门就不知道了，那个反映该情况的邻居正好路过，没理由停下来等着看往下是怎么个结果。
这一步没有走通，众侦查员议了一阵，认为应该扩大调查范围。这次调查虽然接触了一百多人，但是范围局限于邻居，而陆白丽平时恰恰是不怎么跟邻居闲聊的，所以邻居并不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应该把调查范围扩大到陆白丽的整个儿社交圈。可问题是，据陆白丽的相好曹彭顺说，由于他经常叮嘱陆白丽少跟外界来往，她应该是没有自己的社交圈的。专案组认为曹所说的情况与邻居对陆白丽日常活动状况的反映基本相符，但也不能排除例外，比如邻居反映的那个于11日傍晚敲门的瘦高男子。因此，还是有必要清查陆白丽跟外界究竟有无交往以及跟什么人交往。
那么，下一步调查应该从何处切入呢？一番讨论后，大家认为以陆白丽的生活习惯和经济条件，她对时装、化妆品、发式以及电影、戏剧肯定不会无动于衷，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切入进行查摸可能会有收获。最后，专案组决定选择比较容易调查的理发店去撞运气。
12月13日，侦查员分头前往徐州七家上档次且擅长女子发式的理发店暗访。林勇天在天桥“顶上福美发厅”查到了陆白丽的社交情况。
这家理发店是一个理发师出身的上海人开的，其推出的女子发式仅比上海、南京流行的最新款式晚一两个节拍，所以虽然收费较高，还是受到了像陆白丽那样的时尚女性的追捧。店里的每个理发师都有自己固定的服务对象，为陆白丽做头发的师傅姓项。林勇天跟项师傅聊下来，得知陆白丽一般是半月去一次，每次都是和三四个跟她年龄差不多的时尚女子结伴光顾。她们一起来，一起走，一个在吹烫时，其余几位就在旁边喝着店里免费提供的咖啡聊天。有时她们兴之所至要搞个家庭聚会什么的，就会打电话给“顶上福”，要求项师傅上门服务。所以，项师傅不但知晓她们的姓名，还知道其中两位太太的住址。
林勇天返回市局向任求诚汇报后，任求诚指派林勇天和金见我一起去向其中一位名叫韦玉玲的女子调查。韦太太三十二岁，其情况跟陆白丽差不多，不过她是资本家郭世文明媒正娶的如夫人。老郭的正室跟其水火不容，两个女人针尖对麦芒吵得不可开交，老郭为求太平，就在外面租了房子让韦玉玲单独居住。韦玉玲告诉侦查员，她跟陆白丽是在“顶上福”认识的，之前，她已有另外两个也是在这种场合结识的女友谭太太，张太太。她们三人跟陆白丽聊下来觉得很投缘，就邀请陆白丽加入了她们的圈子。谭太太、张太太也是贵妇人，不过不像她和陆白丽那样属于偏房，谭太太的先生在北平做生意，张太太则是寡妇。四人每月至少聚会两次，韦玉玲和张太太做东时喜欢在自己住所烹饪，谭太太、陆白丽则喜欢在饭馆请客。
然后就问到陆白丽跟她们交往时聊些什么内容。韦太太笑言，女人嘛，聚在一起还不是谈吃说穿，谈完吃穿就聊化妆品，最后当然还要说说各自的男人。张太太不甘守寡寂寞，结交了一个相好，是个比她大几岁的西医，所以也有发言权。至于陆白丽，她说到曹老板时，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过，大家从未说过各自婚前的情况，互相之间也不打听。所以，韦、谭、张部不清楚陆白丽以前是怎么回事。
侦查员问韦太太，陆白丽是否跟其他人——不管男性女性——有来往。韦玉玲说没有听说过。问她最近有没有见过陆白丽，韦太太还是摇头。林勇天、金见我随即又去向谭太太，张太太了解情况，所述与韦玉玲相同。
午后，唐劲实招呼专案组聚在一起讨论案情。老刑警汤铭说了他的看法：“陆白丽不知去向已经超过四十八小时。她去哪里了？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前天傍晚有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进入陆白丽的住所，他是不是受敌特分子指派前来杀害陆白丽的凶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灭口。陆白丽应该清楚被飞贼盗走的那个皮箱的主人究竟是谁，把她杀了，就阻断了我们追查的渠道——尽管敌特方面不一定吃得准皮箱是否落到了我们手里。”
汤铭的观点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唐劲实当即下令：“全体出发，再到现场去看看！”
五、查找凶手
陆白丽的尸体是在院子里发现的。
之前，专案组曾经来此查看过。不过由于当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该处是否有敌特活动上，压根儿没朝陆白丽已经被害上去想，所以根本没有注意院子。院子不大，不过二十多平方米。在院子一角靠近厨房处有一口水井，井口上有一个铁盖，是和井栏锁在一起的。上次来查看时，侦查员请锁匠把那个铜挂锁打开了，用竹竿捅过井底，无甚发现。这回又探查了一遍，井底并没有陆白丽的尸体。
侦查员认为，假设陆白丽是在自己家里被害的，那么尸体多半埋在院子的地下——因为屋里所有地方都已检查过。院子里没有放什么东西，一片泥地一目了然。这样，大家的目光自然集中到井台上了。井台是用青砖铺就的，六尺见方，外围砌了一圈立砖，以防在井台上洗涤时井水流到院子里的泥地上，边框内侧留有一条巴掌宽的明沟，污水顺着明沟流进阴沟。侦查员仔细查看井台，发现有一侧的青砖似乎彼人动过。掀开砖头就地开挖，挖下去不到一尺，就发现了陆白丽的尸体。
挂牌不过四天的徐州市公安局没有法医，在场指挥的唐劲实局长当场写了一纸条子，派一名侦查员前往解放军野战医院请求指派有经验的军医前来检验尸体，
野战医院随即派来两位军医，检验后认定陆白丽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死亡时间应是在前天，即12月11日上半夜。任求诚估计绳子应该是就地处理了，十有八九扔在井里。侦查员们找来几枚铁钉，钉在长竿的顶部伸到井底打捞，果然捞起一段棕绳。经与尸体脖颈上的勒痕比对，认定凶手就是用这段绳子勒死陆白丽的。这样看来，11日傍晚那个叩门的瘦高男子有重大嫌疑。
曾目睹这个男子叩门的陈大嫂被请到专案组的临时办公点即死者所住的小楼。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家庭妇女，她丈夫杜师傅是徐州火车站的木工，上的是长夜班，每天下午六点到次日清晨六点。前天上班时，杜师傅要把一个替同事旧翻新的书橱运到车站去。同事事先已跟一个赶大车的朋友联系好，朋友那天下午五时许正好要运东西去火车站，经过陈大嫂家附近的五仙路，同事请杜师傅把书橱搬到路口捎上。那书橱不算重，体积却不小，杜师傅一个人不好搬，陈大嫂就帮丈夫把书橱抬到了五仙路口。因为担心人家临时有变，比如有事晚到或者干脆不过来了，陈大嫂就在路口一直等到大车来了方才返回。途经陆白丽家门口时，看见走在她前面的一个瘦高男子驻步叩门，但陈大嫂并未留意。
侦查员问：“那人穿什么衣服？”
陈大嫂说：“那人一直走在我前面，只看见他穿一件米色风衣，戴一顶同样颜色的鸭舌帽，围一条深颜色的围巾。风衣比较长，遮住了大半条腿，记得他穿的裤子也是深颜色的，因为天已经有点儿暗了，究竟是黑色还是藏青色说不准。”
“那身高呢？”
六十多年前，老百姓对于身高的具体尺寸很少有人能说得上，不过陈大嫂例外。她说：“跟我丈夫差不多，我丈夫的身高是五尺八寸半——我家孩子用他爹干活用的尺子给他量过。”
五尺八寸半转换成公制就是一米七五左右，在旧时那就算是高个子了。侦查员再问：“之前我们向你调查时你说那人年龄不超过三十岁，你没跟他打照面，怎么知道的？”
陈大嫂说她是根据对方的走路姿势估计的。从身后看，这人显得很精悍，虽然有点儿瘦，但走路时脚步一下一下挺有力，踩在石板路面上“噔噔”有声；另外，他驻步门前举手叩门时，和她正好形成一个夹角，陈大嫂看到了他的半边脸孔，也就是不到三十的样子。
侦查员又问了几个问题，比如他叩门时是否说了什么，是几时发现他出现在前面的，走过53号后是否听见身后有开门的声音，等等，陈大嫂一概摇头。
众侦查员分析，陈大嫂看见瘦高男子的时候正是暮色初降时分，大康街上肯定还有其他人经过，有些商铺也未关门打烊，那么，是否还有其他人看见这个男子呢？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有的。所以，接着要干的活儿就是寻找目击者。
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走访。两小时后，一干侦查员返回53号集中，汇总访查结果。副组长任求诚接触了十二名群众，毫无收获。侦查员林勇天的运气还不错，竟然遇到丁一个跟陈大嫂一样的目击者-——陆白丽家斜对面“来福香烛店”的老板娘王翠瑛。王翠瑛说当时香烛店刚打烊，因为家里一会儿有客人来吃晚饭，其夫左老板让她去五仙路的“德兴馆”买卤菜。王翠瑛出门时，正好看见陈大嫂从香烛店门前走过，然后就听见对面的叩门声，继而就看到了那个瘦高男子。跟陈大嫂一样，她也想不到这一幕会引起公安局的如此重视，当然没有留意，只管朝五仙路方向去了。不过，王翠瑛走出十来步时，听见后面传来开门声以及女主人陆白丽的南京口音：“呀！你来啦！”王翠瑛平时不大看得惯整天打扮得妖里妖气的陆白丽，听见她的声音，只是下意识地回头瞟了一眼，看见那瘦高男子进了门，然后门就关上了。
作为一名老刑警，林勇天当然要问长问短希望能理出一个线头来，不过王翠瑛对瘦高男子的描述跟陈大嫂一样，并无再多的内容。
林勇天的访查结果引起了大伙儿的兴趣，正议论纷纷时，任求诚突然朝待在一旁没有开腔但嘴角却忍不住露出笑意的刘镜明一指，说大家都静一下，听小刘说说好消息。刘镜明收起笑容，说老任你怎么知道我有好消息啊？任求诚说我一看你那神情就知道了，时间紧迫，别卖关子了，说吧！
刘镜明分工调查的是路人那一块儿。小伙子是警卫班班长，性格有点儿内向，心思却比较缜密，遇事喜欢琢磨。接受使命后，他寻思不能在路上拦住人家一个个无的放矢地傻问，得有目标。大康街是一条比胡同宽不了多少的马路，并非主干道，傍晚时分从这里经过的路人多半是住在这一带的居民或者放学的学生。于是他就去了派出所，跟金所长一说，所长找来了对居民情况比较熟悉的留用警察老高，一番交谈下来，就摸到了十几个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居民。让老高把姓名、住址一一写下后，刘镜明就返回大康街守在路口。出于保密需要，刘镜明没向老高点明他要找那个时段路过陆白丽家门口的人了解什么，老高也知趣地没有打听。不过，老高是完全按照刘镜明的要求提供的那份名单，名单里三分之二是中学生，所以，刘镜明决定先向放学回家经过路口的那些中学生调查，果然让他打听到了线索。
这条线索不是学生提供的，而是学生的家长。女学生刚上初一，由于扭伤了脚，上学放学就由其父亲骑自行车接送。被刘镜明拦下后，女孩儿感到很突然，面对着小刘的询问一时反应不过来，只是呆呆地看着小刘。倒是她父亲听明白了这个便衣想了解什么情况，朝刘镜明使了个眼色，后者会意，随其到路边树下说话。女孩儿的父亲四十来岁，是个自由职此者。他所干的这个行当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在六十多年前全国各地都有，那就是专门为死者画大幅的遗像。那时虽有照相馆，但并不是每家照相馆都有把照片放大至十二寸的设备，即使有，价格也高得令人咋舌。于是，专门画遗像的行当应运而生，收费要比照相馆放大照片低一半以上。这位女生的父亲已经干了二十年，有时是主顾拿了小照片请他临摹，有时则是当场写生，长时间下来，他练就了看一眼就能记住对方的相貌本领。
11日傍晚，这位画匠接女儿回家途经53号时，正好看见陆白丽把那个瘦高男子送出门，客气地道别。他很肯定地告诉刘镜明，从陆白丽家出来的那个瘦高男子他认识，姓段，是鼓楼“段同兴菜馆”的小开。刘镜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有这等好运，忙问对方是如何认识这个小开的。画匠解释说，10月中甸，“段同兴菜馆”老板的母亲去世。段老板早在十年前就已为母亲备好了寿材，还特地叫人去南京著名的“亚尔蓓照相馆”制作了一幅十二寸遗像。老太太去世前回光返照，留下遗言要求把遗像着色——就是把黑白照片描画成彩照。这事儿当然要赶在老太太断气前完成，把彩照给她过目，让老人了却心愿。段老板就指派儿子火速行动。可这当儿是下半夜两三点钟，段小开跑了两家画室，一家没开门，另一家听说是段同兴的活儿，马上推说自己患了眼疾无法工作——因为段同兴是帮会人物，估计是担心把照片搞坏了误了发丧大事，回头吃不了兜着走。段小开跑的第三家就是刘镜明面前的这位画匠，这回小段接受了教训，没有提段同兴的名字。画匠马上着手上色，赶在老太太断气前让她看到了彩照，老太太是面含微笑离开的。段老板很感激，丧事办毕，差儿子送来了一份礼物，画匠这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11日傍晚。他看得很清楚，从陆白丽家出来的那个男子就是段小开。
刘镜明汇报完毕，任求诚说事不宜迟，立刻传讯”段同兴菜馆”那位少爷！
“段同兴菜馆”的小开名叫段子善，二十七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初中文化在当时已经可以算作知识分子了，要找一份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可这家伙根本没想过要自食其力，只是一味地啃老。不过他爹也啃得起，段老板开着上下两层三个门面的饭馆，生意兴隧，还是徐州地面上有名的帮会人物，在一些帮会垄断行业占有股份，收入颇丰。因此，段子善不必工作，日子过得也很滋润。段老板没强迫儿子自食其力，不过，他告诫段子善得学会在江湖上混的本领。段子善于是拜徐州地面上的著名拳师、人称“铁臂膊”的蒋友圣习练武术，几年下来，一手形意拳还看得入眼。武术界有言：太极十年不出门，形意一年打死人。段子善还有过一段实战经历，从侧面也显出一份勇武，虽然没有打死人，但对手吃了大亏。当然，段予善不可能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拳练功，还要跟其父的一些帮会门徒厮混。段老板的门徒很杂，三教九流，甚至包括“军统”，“中统”、宪兵、警察，土匪，段子善喜欢跟这贱人打交道，所以他的枪法也不错，据说能双手左右开弓。总之，段子善在徐州地面上也算有点儿小名气。
如果国民党的统治继续下去，段子善肯定会子承父业，除了继续把“段同兴菜馆”经营下去，帮会里肯定也有一把交椅给他坐坐。徐州的解放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12月1日解放军一进城，段老板就把馆子关闭了。两天后，由儿子陪着前往军管会登记。当时军管会还未贴出收缴民间武器弹药的公告，段老板还是让儿子把两支手枪主动上缴，领了一纸收条。段子善似乎比较老实，老爸登记后，他主动问军管会人员：“我要不要登记？”人家问明他并未加入过任何反动组织，一挥手叫他离开了。
派出所有个留用警察小朱跟段予善是哥们儿。小朱告诉侦查员，段老板爷儿俩这些日子乖乖地在家待着，不敢外出，段子善保持了七八年每天清晨去公园打拳的习惯也取消了。侦查员寻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家伙怎么会去了陆白丽家呢？难道那女学生的家长看走了眼？
六名个个怀间鼓鼓囊囊的便衣突然上门，段老板大吃一惊，寻思准是来逮捕他的，当下便朝为首的任求诚抱拳作揖，说诸位请稍等，容在下向内眷作个交代。任求诚说段老板别紧张，我们不是来找你的，有点儿事情想问问你儿子段子善。段老板闻言松了一口气，但马上又绷紧了神经，说诸位找犬予啊？不巧，他不在家。
侦查员当然不相信，查看了一番，果然不见段子善的影子。这家伙去哪儿了呢？段老板说家里人也不清楚。前天晚上段子善还去附近的“神仙汤”泡澡，回家后说澡堂的水烧得不烫，受了点儿寒，让女佣王妈做了两个菜，一碗胡辣汤，开了一瓶老酒，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京剧边吃喝。可是，第二天就不见人了，留下一纸条儿说去外面散散心，过几天就回来，让家里人不必牵挂。
段老板说着，让老婆周氏把纸条儿拿来给任求诚过目。任求诚把纸条儿塞进口袋，说你儿子回家后让他立刻到市公安局来，我们有事要问他。
专案组对段子善留下的这纸条儿作了分析，从笔迹看，段子善留言时似乎很从容，况且他先是去洗澡，回来后又让女佣炒菜烧汤喝酒听戏，似乎并无值得担忧的事儿。另外，从陈大嫂，王翠瑛看见瘦高男子叩门到那个女学生的家长看到陆白丽送客出门，前后不过相差五七分钟，这点儿时间，会武术的段子善勒死陆白丽那是足够了。可是，陆白丽的尸体被埋在井台的砖头地面下，要先揭开砖头，再挖坑，埋了尸体填上土还得踩实，重新铺上砖头照样复原，最后还得把刨出来的泥土扔进井里，这些活儿做下来，就不是五七分钟能解决的了。所以，如果段子善是凶手，那他只是杀害了陆白丽，埋尸体的活儿应该是别人干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在离开后又去了一次陆白丽家，如果他不是凶手，那么他好好地待在家里，为什么突然出走呢？
专案组决定向段子善的朋友了解其平时的社交情况，以便寻找其下落。
当天午夜，侦查员根据段子善的一位好友提供的信息，在徐州城东门外刘庄的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了段子善，把他带回公安局连夜进行讯问。
段子善跟陆白丽相识于半年前。六月上旬的一个下雨天，下午两点多，段子善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回家途中经过“私立康健医院”门口时，看见—个年轻女子一脸焦急地站在医院门口的大树下，一看便知是出门时没带雨伞，只好躲在树下等候黄包车。段子善原本没想过要关心一下这个女子，他虽是纨绔子弟，却并非寻花问柳之徒。就在这时，一阵大风挟着豆粒大的雨点袭来，那女子惊叫一声急往树后躲，不料脚下一滑，跌倒在地，沾了一身泥水。段子善急忙上前搀扶，正好这时有辆三轮车经过，他便叫住车夫，让女子上车。可是，那女子这一下摔得有点儿重，扶着树才勉强站了起来，根本挪不动步。段子善就把对方扶上三轮车。那女子再三道谢，又问段子善是否可以送她回家，因为三轮车抵达后她也没法进门。段子善寻思帮人帮到底，就一口答应了。
这个女子就是陆白丽。途中，陆白丽告诉段子善，她的脚昨晚就扭伤了，原以为贴贴膏药就行，哪知今天疼痛加剧，熬到午后实在受不了，只好叫了辆黄包车来医院治疗。医生说骨头没事，不过软组织伤得比较严重，得休养一段时间。
段子善把陆白丽送到家后，方知她是一个人单过，又热心地去附近的荐头店替她叫了一个干家务活儿的老蚂子，自掏腰包预付了半个月工钱。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陆白丽是风尘女子出身，人来客往热闹惯了，现在被曹老板金屋藏娇，自然常常觉得寂寞，就有了勾引段子善之心。而段子善呢，虽然没有寻花问柳的前科，可是也经不住美貌妖娆的陆白丽的诱惑，没多久两人就越过了那条界线。
然后就说到12月11日傍晚的事了。自从跟陆白丽有了那层关系，段子善每周都会跟陆白丽幽会一两次——当然要避开从南京来徐州的曹彭顺。陆白丽跟段子善约定，如果曹彭顺来徐州这边的话，她会在其抵达前的第一时间用粉笔在大门的门框上画一个三角记号，曹离开后则会把记号擦去。12月11日这天，段子善外出访友。因为朋友家就在陆白丽住处附近，从朋友家出来，他就顺便邀请陆白丽去外面下馆子。段子善自认为并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是，这天他一进门就感到陆百丽似乎不对头，跟以往他每次来的时候截然不同，不但没热情地给他沏茶倒水、嘘寒问暖，甚至连让座的意思都没有，还是他自己落座的。段子善虽然意识到了，却没在意，说要请她下馆子。陆白丽一脸难色，说曾老板今天要回来，出去吃饭恐怕不妥。
听罢，段子善心里顿时有点儿忐忑不安。别说现在已经解放了，就是没有解放，他那两支手枪还在怀里揣着时，也不敢公然对人家姓曹的怎么样。尽管陆白丽并非曹彭顺明媒正娶，可是按照民间观念，曹出钱替陆白丽赎身，那陆白丽就是他的人。况且现在解放了，老爸吓得连菜馆都关了，他这个做儿子的怎么敢公然霸占人家曹老板的女人？既然如此，那就赶快开溜吧。
在段子善想来，这件事到此为止尚属正常。可是过了一天，一个意外遭遇使他意识到跟陆白丽的交往简直是“危机重重”了！昨晚，段子善和两个朋友约好去“神仙汤”泡澡，不知是天冷呢还是澡堂的水没烧热，还没离开澡堂，就已觉得身上有点儿寒。他便提议哥儿仨找个地方去喝酒，那两个朋友对此却无兴趣。段子善就独自去了附近一家专门经营夜宵的小酒馆。不知昨天是个什么日子，小酒馆竟然顾客盈门，不但座无虚席，还有人站着喝靠柜酒。段子善不愿意等候，只好回家。
段子善回家后，依旧觉得体内寒气乱窜，马上叫女佣给他烧了两菜一汤，又开了瓶老酒，还打开收音机听京剧。吃喝完毕，段子善回到自己的房间准备睡觉，脱衣服时忽然发现口袋里有一个信封，不禁一惊，寻思这是谁放进来的？信没封口，打开一看，里面竟是用信纸包着的一颗手枪子弹！皱巴巴的信纸上写着一行宇：“敢碰陆白丽，要你命！”
段子善吓了一跳，寻思陆白丽这姐们儿居然颇有背景，对方跟老子以前一样也是玩枪的。回想起头天去陆白丽那里的遭遇，段子善有些恼怒，寻思这女人到底是窑子出来的，不讲情义，有奶就是娘。继而又想，这个信封是几时放到自己口袋里的？泡完澡是段子善付的钱，出门时还掏出香烟每人抽了一支，当时口袋里根本没这个信封呀！再往下想，也许是在小洒馆找座位时被人趁乱放进去的。
段子善把那信和子弹翻来覆去看了又看，越想越忐忑，担心人家要其性命。徐州地面的治安一直不咋样，别说正值“徐蚌会战”这当儿了，就是平时搞掉个人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儿。眼下这个时候，谁都知道老爸段同兴已经关门歇业了，段老爷子的牌子也随之倒了，他这个小开更是没啥好嚣张的。跟陆自丽有瓜葛的人如果打他黑枪，打了也就打了，共产党的公安上哪里去找人？
这样想着，段子善就决定找个地方躲起来，等过了这一阵再说。干是就给家人留下一纸条子，带了些钱钞悄然离家，去了东门外的刘庄。那里有个叫周宝贵的农民，是段子善的师叔，跟段子善关系不错，段子善就在他家住了下来。
专案组对段子善提到的几个人逐个核查，证明段予善所言不谬。又向段家人，黄包车夫和邻居作了调查，最后认定段子善既无作案时间，也没有杀害陆白丽的动机。
排除了段子善的涉案嫌疑，大家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封夹带子弹的匿名信上。可是，段子善在去东门刘庄的途中，已经把那封信连同子弹一起扔了。
六、商行老板的偶然发现
段子善这条线索断了，专案组只好回到老路上，继续到大康街访查线索。
12月l4日上午，任求诚去了管段派出所。金所长比前两天轻松些了，因为市军管会公安部已经把徐州地下党推荐过去的一批进步青年分配给了市局和全市各派出所，金所长这边也来了两个，都是地下团员。他有了助手，结束了光杆司令的日子，跟任求诚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了：“老任，专案组要俺这边干啥，只管吭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钱——哦，那可没有！”
任求诚苦笑：“你能提供的东西我都有，你不能提供的东西比如钱吧，我一个报告上去也就有了，问题是我现在要线索你有吗？”
两人正说着，外面院子里忽然传来一阵喧闹声，那嗓门儿一个高过一个。金所长一跃而起：“这帮人怎么弄的，明明已经谈妥了不再吵的，怎么还没出门就又吵起来了？老任你喝茶，我看看去。”
任求诚向留用警察小苗打听是怎么回事，得知那是大康衔55号的一户鲁姓居民。该户成员结构比较简单，一家三代四口，老太太，男女主人和一个九岁的儿子。男主人鲁义呜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南北土特产商行，生意做得还不错。前几天，鲁义鸣突然离家外出。以往他每次外出都会跟家人说一声去哪里，大约待几天，家人已经习惯了，可是，这次他却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没影儿了。妻子薛氏担心鲁义鸣有外遇，对丈夫管得很紧，当天晚上等到午夜还没见鲁义鸣回家，不禁又气又急，冒着严寒直奔丈夫经营的商行找人。商行的伙计告诉她，鲁先生出差去了，去了哪里不清楚。
薛氏不信，但是也无法验证，就把一股火气撒向婆婆。次日，她在家里拍桌子踢凳子摔盆砸碗地闹开了。老太太对儿子的不辞而别也是窝着一股火，披儿媳妇这么一闹，也忍不住发作起来。薛氏正要寻衅滋事，便和婆婆吵了起来。小吵闹逐步升级，从对骂变成了对打。老太太跟薛氏相差二十多岁，年老力弱，哪是对手？挨了一顿拳脚之后，老太太出门直奔小儿子家逃去。小儿子是铁路司机，正好在外跑车，小儿媳跟婆婆关系很好，当下便要替老太太出头。老太太想还是等小儿子回来后再说吧，就在小儿子家住了下来。
今天清晨，小儿子鲁义云跑车回来，听说母亲挨了嫂子的打，立马和母亲，老婆以及正好来他家的两个工友真奔大康街。再说薛氏，那天她把婆婆打跑后，担心脾气火暴的小叔子登门问罪，有心回娘家暂避风头，可又放心不下正在上学的儿子，想来想去终于有了法子——把住在郊区的娘家兄弟一家叫来住几天再说，反正这当儿正是农闲时节，待在家里也没事儿做。托人捎信过去，兄弟一家几口一并赶来为薛氏护驾。现在双方遭遇，自然要有一番肢体碰撞，相互切磋，结果是薛氏一方吃了些亏。由于动静闹得太大，邻居报告了派出所。
这是金所长上任以来处理的第一起民事纠纷。任求诚登门前，他已经给双方做了些工作，谈得差不多了，还让双方订立了一纷调解协议。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解决了，哪知又吵了起来。
任求诚听着心里一动，问小苗：“55号？那不是陆白丽的邻居吗？”
小苗半年前刚当上国民党的警察，因为是初中毕业生，算是有点儿文化。干的是内勤活儿，从未下过胡同，对门牌不熟，回答不上来。另一个留用警察老赵正好提着水壶进屋冲开水，闻言点头，说确实是那个被害女子的邻居。任求诚猛然闪过一个念头：陆白丽被害，鲁义鸣突然离家出走，这二者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呢？
接着就打听鲁义鸣的情况。老赵说这个鲁义鸣好像曾在“军统”干过。任求诚不由得一惊，请老赵说详细些，可是老赵也知之甚少。因为鲁家是前年秋天买下的55号，鲁义鸣搬过来时已经是“大泰祥南北士特产商行”的老板了，关于“军统”的传说，老赵是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金所长把争执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训了一顿，回到屋里，任求诚就问他鲁义呜是否有历史问题，小苗、老赵立刻知趣地回避了。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有个规定：凡是根据战略方案即将解放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解放军尚未暴露战略意图前，就已由相应的中共中央下属大区局向该城市的地下党组织发出指令，要求对该城市的敌情，社情、各行各业、帮会组织等情况进行尽可能详尽的调查，并将调查所获情况编制成册，以便在该城市解放后接管时参考。拿上海来说，早在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刚刚胜利、解放军尚未开始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秘密通知，要求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待到南京、镇江等城市相继解放，华东局、华野的领导们集中在离镇江二十七公里的丹阳小城研究解放苏南诸市以及大上海时，上海地下党已经奉命指派地下交通员把编制好的上述各类材料送来了。这些材料对于接管城市以及接管伊始肃清敌特与反动会道门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徐州解放前，中共地下党成功地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市军管会公安部给每个参加接管的同志发了一本介绍徐州敌情和社情的小册子，又由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唐劲实局长跟每个派出所长（徐州解放的第一个月，市局下面没有设分局，就二十个派出所，由市局直接领导。一个月后方才以四个区为单位组建了四个治安指挥部――相当于公安分局）谈话，口头介绍材料中关下管段区域内的具体敌情，规定不准记录，只能记在脑子里。任求诚是知晓这个情况的，所以此刻他要向佥所长了解。
金所长介绍，鲁义鸣于抗战爆发前一年从师范毕业，在徐州市公立第三小学当了一名老师。抗战爆发后，鲁义呜前往南京投军，被“军统”招收为特务学员，送往设在当时隶属于江苏省管辖的青浦县“军统”特训班受训。不久，青浦特训班迁往湖南，鲁义鸣未随同前往，被留在江南，成为由“军统”指挥的“别动队”的一名骨干分子。后来，“别动队”转移到江西，鲁义鸣作为情报特工披指定留下潜伏于上海。抗战胜利后，“军统”的经费来源发生问题，而且也不需要那么些待务了。鲁义鸣原本已经干厌了这一行，于是就主动要求离开，获得批准后领了一笔转业费回到徐州。当时徐州教育界的观念跟社会上许多人一样，是看不起特务的，像鲁义鸣这样的八年老特务自然不可能再回到讲台上给莘莘学子授课，再则他自己对教书也不感兴趣了，于是自谋职业，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土特产商行，做起了生意。
徐州地下党提供的材料中还说，鲁义鸣离开“军统”后，没有再跟国民党方面有什么联系，也很少有人知晓他的特工经历，他赚的钱也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的。
那么，鲁义呜为什么在徐州解放后突然不辞而别呢？他究竟去了哪里？或者其实哪里也没去，而是像小开段子善那样待在徐州当地某个朋友那里？
任求诚跟金所长商量这事该如何调查为妥。金所长寻思片刘说，刚才我给双方调解时，批评鲁义鸣的媳妇薛艳兰不要凭空怀疑丈夫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她朝我翻了个白眼，一副不买账的样子。当时我为了让双方和解，就没有迫问。现在你要了解鲁义呜离家出走去了哪里，我想可以去问问薛艳兰，说不定她知道。
回到专案组作为临时办公点的陆白丽的住处，任求诚让侦查员汤铭把隔壁的薛艳兰叫来。任求诚对薛艳兰说：“你们刚才在派出所吵架的一幕我都看在眼里了，这件事派出所已经调解过，我就不说了。我现在找你，是要了解你丈夫究竟去了哪里。”
薛艳兰摇头不语。
任求诚又说：“你知道原来住在这小楼里的陆白丽被害身亡了吗？”
薛艳兰点头：“那天你们把她的尸体抬出去的时候我看见了。”
“你丈夫跟陆白丽的被害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薛艳兰大吃一惊，急赤白脸连说“不可能”。
“那鲁义鸣为什么跟家里人都不打一声招呼就无影无踪了呢？他到底去哪里了？是在徐州还是跑到外地去了？”
薛艳兰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说：“我估摸，如果他还在徐州。一定在那个狐狸精那里！”
薛艳兰所谓的“狐狸精”，是东关一个叫戚慧的女子。戚慧是鲁义鸣当年师范学校的同学，据说两人原本处得不错。属于没点穿的恋人关系。师范毕业后，鲁义呜做了老师，戚慧则去其伯父开的公司当了出纳。两人继续来往，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就在这时，抗战爆发了。鲁义鸣执意要入伍，而戚慧坚决反对，结果两人翻脸分手。鲁义鸣的父母原本反对儿子跟戚慧相恋，两人一分手，便在徐州这边给儿子张罗对象，一来二去鲁义鸣看中了薛艳兰。当时鲁义鸣正以“军统别动队”队员的身份在上海周边活动，不久在与日军作战时负伤。
“军统”派人送他回徐州养伤，家里正好就让他把婚礼办了。抗战胜利后，鲁义鸣离开“军统”回到徐州做生意，而戚慧之前嫁了个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毙了，她就成了寡妇。不知是偶然还是故意，反正戚，鲁两人就搭上了。
薛艳兰听到风声后火冒三丈，找个机会叫了娘家兄弟七八人上门教训戚慧。哪知戚家的祖上竟是明朝登州总兵戚景通，戚景通的儿子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戚家的家传武术甚为了得，戚家长拳至今还在全国武术比赛中登台。虽说戚慧本人是一介女流，不懂拳术，但其兄弟都是深藏不露的练家子。当天，她的弟弟只是出来亮了亮相、热了下身，就把薛家的七八个男丁放倒了一半。从此，薛艳兰再也不敢动去戚家登门问罪的念头。这次鲁义鸣不辞而别，原因她固然不知道，但待在戚家那是肯定的。
任求诚问明戚家住址，立即指派汤铭、刘镜明两人前往调查。
还真让薛艳兰给估摸着了，鲁义鸣果然在戚家。侦查员把他带往市局，任求诚就跟这个前“军统”特工聊开了。鲁义鸣毕竟是干过特务的，一听任求诚提及陆白丽被害，马上表示他明白公安局为什么传唤他了，为了摆脱杀人甚至敌特分子的嫌疑，他主动交代了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
12月6日下午，鲁义鸣家里厨房烟道漏烟，就从商行对面巷子里叫了一个泥瓦匠来修理。活儿干完后，鲁义鸣不放心，亲自爬上屋顶验收。鲁家与陆白丽家也就一墙之隔，他在屋顶居高临下不经意间朝隔壁院子一瞥，立马打一个激灵：诸鸣道正在井台上打水！
诸鸣道是抗战初期与鲁义鸣同在“军统”青浦特训班受训的学员。他是江苏盐城人，原本家境不错，其父是当地又有店铺又有田地的富翁——就是土改时披定为“工商地主”的那类对象。但在诸鸣道上初中的时候，家乡遭遇大水，继而暴发瘟疫，全家除他之外悉数死亡，灾后，族中长辈欺负他年少，趁机将他家的土地、店铺据为己有。诸鸣道只好离开老家，前往上海投奔父亲的一个朋友，在其商行中当了一名学徒。还没满师，抗战爆发了，他看到马路上张贴的“军统”招收学员的广告，就去报了名，顺利被“军统”录取。青浦特训班转移湖南时，诸鸣道随同前往，后被培训为一名行动特工。鲁义鸣在上海郊区从事“别动队”活动时，曾见过诸鸣道，当时听说他是奉命前来执行暗杀行动的。抗战胜利后，鲁义鸣在“军统”的内部刊物上看到受表彰的“抗战有功同志”中有诸鸣道的名字，其“工作业绩”中至少有二十次以上的暗杀、爆炸，绑架等特工行动。但诸鸣道后来情况如何，因为鲁义鸣已经离开“军统”，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有一点鲁义鸣是清楚的，那就是诸鸣道不会像自己那样离开“军统”，眼下他出现在徐州，一定是在执行某项使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诸鸣道这样受过表彰且抗战胜利时已是少校军衔的行动特工，肯定不属于转业对象，“特种技术人员”想离开“军统”还是不太容易的。“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之后，肯定需要大批老特务从事对中共方面的破坏活动。去年夏天，鲁义鸣曾接到老上司托人捎来的口信，希望他归队重新为党国效劳，但鲁义鸣没有答应。因此，鲁义鸣一见诸鸣道就意识到这家伙来者不善。几乎在看见背对自己在井台打水的诸鸣道的同时，鲁义鸣立刻不假思索地蹲下身子悄悄地从屋顶爬下来，烟道也不检查了。付了工饯把泥瓦匠打发走，他就开始考虑该如何应对这个局面。
作为一名前情报特工，鲁义鸣考虑事情颇有条理。他认定诸呜道此番前来徐州必是肩负特别使命，而其要执行的使命内容也只有搞“行动”，不是暗杀就是爆炸，其对象肯定是刚刚占领徐州的中共方面。而诸呜道之所以出现在陆白丽家，显然是以此作为藏身之地。鲁义鸣搬到大康街这边不过几个月，并不知道这位女邻居的情况，只是听母亲、妻子说她是南京人。对于他来说，这点儿情况已经足够了，这个女人要么是保密局”事先安排的“关系”，要么跟诸鸣道有不一般的私交。鲁义鸣不知道诸鸣道具体如何执行其行动使命，但按特务活动常规来说，这类行动必须得到当地地下人员的配合，比如收集情报、提供掩护等，如果地下人员数量不够，就会把主意打到类似鲁义鸣这样已经脱离“军统”的“老同志”身上。
鲁义鸣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干什么事情，但也没必要帮共产党的忙“出卖”诸鸣道。眼下徐州虽已解放，但“徐蚌会战”鏖正战正酣，国共双方谁胜谁负一时还难说，这中间还有一个美国是否会插手的悬念。如果诸鸣道来找他帮忙遭到拒绝，万一日后徐州又落到国民党手里，“保密局”肯定要找他算账的。另外，以徐州解放一周来中共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力度来看，鲁义鸣断定诸鸣道在徐州搞行动的难度极大，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很有可能还没动手就让共产党的警察一网打尽。由于鲁义鸣鬼使神差地跟窝藏诸鸣道的陆白丽做了邻居，回头“保密局”很有可能会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
想来想去，鲁义鸣决定离开家暂避风头。当天傍晚他就去了戚慧的娘家，一步不出，以便日后不管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疑到他头上时，戚家人可以为他作证。
专案组随即对鲁义鸣所说的情况予以核查，确认其所言属实。
七、一网打尽
当晚，唐劲实亲自主持案情分析会。众人一致认为，被鲁义鸣无意间发现的那个诸鸣道，应该就是受命从事谋杀、爆炸等破坏活动的主谋。他抵达徐州后去了陆白丽处，从其打水之举来看，很有可能曾在此住宿，他携带的那个装着特务活动经费、器材的皮箱也寄存于陆白丽那里。12月10日夜飞贼马盼群潜入陆白丽家行窃，次日，陆白丽发现失窃。她显然知晓诸鸣道的特务身份，因此不敢报案，也不敢张扬。11日傍晚段子善登门拜访时，诸鸣道不在陆白丽家。但陆白丽已经没心思考虑其他事儿，只想着应该如何告知诸鸣道皮箱被窃的消息——按照特务活动的惯例，诸鸣道肯定不会向她透露其在徐州另外的落脚点，但诸鸣道可能事先说过11日晚上会过去，也有可能是她自己估计的，所以她必须把段子善撵走。当晚，诸呜道去了陆白丽家，得知皮箱失窃，不得不杀人灭口，掘开井台掩埋尸体后逃离。
对于专案组来说，下一步就是如何缉拿“抗战有功同志”诸鸣道了。那么诸鸣道还在不在徐州呢？大家认为应该还在，因为他既然杀死陆白丽灭口，就说明他暂时并不打算离开徐州，他得继续执行使命。至于经费，器材丢失了如何补充，那应该是有其他补救措施的。可是，如何查找诸鸣道的下落呢？就专案组目前所知，只有两个人认识诸鸣道，一个是鲁义鸣，可他所能提供的只是诸鸣道在抗战胜利前的情况。诸鸣道不是徐州人，他在徐州的社会关系鲁义鸣并不知道。另一个是陆白丽，她有可能知道诸鸣道在徐州要找的人，可她已经死了。因此，专案组要想在徐州找到诸鸣道，难如大海捞针。
不过，此路不通，还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虽然走起来比较麻烦，甚至有风险，可眼下别无他法。专案组估计，诸呜道可能是在秦淮河一带的妓院里认识陆白丽的。以诸鸣道的特务身份，除了钱钞之外，还能给陆白丽提供其他好处，比如利用权势相帮解决什么纠纷之类。于是，两人建立了一种超乎寻常嫖客和妓女关系的友情，所以肩负特别使命的诸鸣道才敢携带特务活动器材闯到陆白丽处，甚至还放心地把那个皮箱存放干其住所。两人的关系既然这样密切，那么陆白丽在“俏春院”的那班“同事”中，应该是有人知道诸鸣道这个人的。去南京找“俏春院”的人调查，有可能查摸到诸鸣道在徐州的社会关系。
其时距南京解放还有四个月零一周，淮海战役正打得难分难解，南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专案组这当儿派人前往南京，实为潜入敌后侦察敌情，风险极大。这件事连唐劲实也无权拍板，得由市局出面向市军管会汇报，获准后方可施行。当天午夜，一份以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兼市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唐劲实的名义批示的报告送到了市军管会主任傅秋涛的案头。
12月l5日，专案组另一条线上的两名情报员老刑警张敬祖，柴国柱离开徐州，辗转前往南京。当晚，两人分别下榻于秦淮河附近的两家旅馆，他们的身份分别是治疗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和收购洋货的货郎。
专案组诸同志对他们颇为牵挂，担心他们在南京遭遇麻烦。事实上，他们的运气不错，只由张敬祖一人出面就完成了调查使命。
徐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民风尚武，张敬祖即出身于世代习武之家。旧时习武世家一般都有治疗跌打损伤的秘方，张敬祖家也不例外。张敬祖继承了父辈的武术和医术，这次以江湖郎中身伤来南京调查，随身带了一些自制的药丸和膏药。12月16日清晨，张敬祖就进了“俏春院”附近的一家茶馆，支付双份茶钱占了门口一副座头，摆出了他的行医摊头。茶客中不乏腰酸背痛、手足不便、肢体麻木、老伤缠身者，见这个游方郎中把摊头摆到了茶馆里，料想有点儿手段，纷纷驻步问长问短。张敬祖对答如流，当场给患者按摩推拿，还真有效果，有人便掏钱买药。也是碰巧，对面茶食店的伙计挑水时不慎扭了腰，当场痛得站立不住。茶食店老板听说茶馆里有位郎中在摆摊行医，便过来请张敬祖给伙计看看。张敬祖问明情由，施展祖传手法，竟然疼痛立止。
这样一来，茶馆老板就来跟张敬祖套近乎了。他想请张敬祖多待几日，茶馆可以免费提供一副座头供张敬祖设摊，以吸引茶客。张敬祖未置可否，他想跟柴国柱商量后再视情答复。不料，柴国柱还没出现，倒来了一个大汉——“三先生，”茶馆老板指着张敬祖对他说：“这位郎中先生准保能治得了你的老伤。”
“三先生”就是陆白丽昔日的老板、“俏春院”老鸨之夫史永三。史永三是安徽巢县人，少年时来南京打工，后来成为长江码头上的一个把头。那时候码头是靠抢地盘揽活儿的，史永三不会武术，可是他敢玩命，不怕死，手下有十八个弟兄，一律长短装备——大小两把斧头，人称“十八斧头帮”。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史永三退出码头经营。因为他的弟兄在大屠杀中死伤过半，。十八斧头帮”还剩七人，能抄家伙上阵的连他只有四个，再吃码头饭，只怕还没踏进码头自己的头就得落地了。之后，史永三在秦淮河开了“俏春院”。
茶馆老板所说的老伤，是他在年轻时数次打斗中留下的内伤，当时吃点儿药挺了过来，中年过后复发，特别是“二分二至”时（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最易发作，每每痛得满地打滚。他看遍南京的伤科郎中，还去上海请沪上八大伤科中最负盛名的王（王子平）、魏（魏指薪）、石（石啸山）看过，均无效果。前些天到茶馆闲坐，听说书先生说“偏方一味，气死名医”，忽然想到自己这老伤是否可让江湖郎中冶治看，没准儿管用，于是就托茶馆老板留意。茶馆老板便把张敬祖介绍给了“三先生”。
史永三是老江湖，不可能立马急吼吼求医，当下跟张敬祖打过招呼，让跑堂沏了一壶花茶，坐在一旁不慌不忙边喝边看张敬祖给人治病。看了一会儿，觉得这郎中不同凡响，这才请张敬祖诊治。张敬祖这时还不知对方就是“俏春院”的老板，照一般病人那样对待，也不用史永三详尽述说便判断其年轻时受过几次严重的内伤。史永三大为折服，立刻邀请张敬祖去附近的饭馆吃饭，茶馆老板作陪。
席间，张敬祖说他受一位朋友的委托，想打听多年前在秦淮河这边从业的一位姑娘。茶馆老板指着史永三说你问着了，“三先生”就是这行的老板。张敬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撞运了，当下一说陆白丽的名字，史永三拍案大笑，说这不是缘分吗，陆姑娘就是从我这里出去的嘛！
往下就好说了，张敬祖便打听陆白丽的下落。史永三说她去了徐州，具体地址不清楚，不过他可以问问“俏春院”里跟陆白丽要好的姐妹。当下就让饭馆伙计去把胖子唤来。胖子是“俏春院”的伙计兼保镖，北方称为“大茶壶”，江南唤作“抱台脚”的便是。据胖子说，大约十天前“军统”诸先生也曾来打听过陆白丽，院里的几个姐妹正好闲着，还围着诸先生打趣说他想念老相好了。陆白丽从良后未回过南京，因此胖子并不知道她在徐州的住址，料想那几个姐妹也未必清楚。当时正好史永三唤他有事，他就离开了，也不知后来诸先生是否打听到了陆白丽的地址。
史永三让胖子去问问她们，陆白丽的地址后来打听清楚了没有。不一会儿，胖子带来了一个妖艳女子——“俏春院”的六位“当家姑娘”之一常紫荷。
常紫荷是陆白丽在“俏春院”时关系最好的姐妹，两人拜过把子，陆白丽是姐，常紫荷为妹。即便如此，陆白丽离开“俏春院”后两人也没见过面、通过信。因为这行业有个规矩，姑娘从良后是不能再跟以前的姐妹联系的，实在有事也得通过老鸨转告。不过，常紫荷却是知晓陆白丽在徐州的住址的。
常紫荷是徐州睢宁人氏，自幼父母双亡，跟着叔父长大。十六岁那年，史永三张罗“俏春院”时，前往江苏、安徽交界地物色姑娘，在睢宁物色到了常紫荷。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买断，像陆白丽那样，一是雇佣，按营业额比例分成，常紫荷选择了后者。所以，常紫荷算是自由身，她去南京还是其婶婶陪同前往的。雇佣性质的妓女是允许家人前去看望的，其叔叔婶婶此后每年都去南京看她一次。常紫荷也可以请假回老家探亲，不过她觉得自己干了这一行，无颜面在家乡露脸，所以一次也没回去过。陆白丽赎身离开时，常紫荷曾托她给叔婶一家带些钱物。陆白丽去了睢宁，把自己在徐州的地址留给了常家。那天诸鸣道去打听陆白丽的地址，常紫荷等几个跟他相熟的妓女讹了他一顿饭钱之后，把其时已在徐州市内打工的叔婶的地址抄给了他，让他前往询问即可。
史永三听常紫荷如此这般一讲，就让她把她叔父的地址也抄了一份给张敬祖。
吃过饭，张敬祖给史永三留下一些药丸，又开了几个方子，嘱其在不同节气服用。然后跟柴国柱会合，两人商最下来，为稳妥起见，把常紫荷叔父的地址按照组织上交代的联系方式寄给了南京地下党交通站。
两人回到徐州时，专案组已经接到了南京地下党通过华东局社会部转来的密电，遂开始对常紫荷叔父常一兴展开调查。
常一兴原是睢宁县城的一个木匠，去年被一个睢宁籍的棺材店老板邀至徐州打工，就在该老板开的棺材店的工场里领着七八个木工、学徒制作棺材，挣的工钱比在睢宁做零工多，于是就把老婆、孩子也都接到徐州，在马市街租了两间草房安顿下来。侦查员对常一兴以及他的东家初步了解下来，发现他并无历史劣迹，乃是本分百姓。
专案组派侦查员汤铭、司志远前往拜访常一兴，向其了解南京是否有人来找过他。常一兴说有一位自称李林的先生12月3日来过他家，说是常紫荷的朋友，带来了南京板鸭、香肚和给孩子的文具、零食等，说是常紫荷托他捎的。常一兴夫妇要留他吃饭，对方谢绝了，说想打听陆白丽的住址，常一兴就把地址抄给他了。侦查员问了那人的年龄、相貌，跟鲁义鸣所说的诸鸣道相符。
任求诚把调查结果电告唐劲实时，唐局长正在听取张敬祖、柴国柱两人南京之行的汇报，于是就问张敬祖，是否听常紫荷说过她买了东西托诸鸣道带给叔父。张敬祖说没有听说过，不过，似乎有这种可能，或者东西是诸鸣道买的，但借用了常紫荷的名义。送走张、柴两人后，唐劲实对诸鸣道送礼物之事作了一番思索。如果那是常紫荷托诸鸣道捎的，或者是诸鸣道借常的名义送的，那么他本人跟常一兴就变得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似乎不合特务活动的常情。像诸鸣道这种远赴“敌后”的特务，都希望在当地建立关系，以便于之后的活动和掩护，所以，他给常一兴的礼物不应当仅仅是以常紫荷的名义送的，还要有他自己的一份。诸鸣道那天去拜访时，自己送了礼物没有呢？唐劲实当即指令任求诚再派侦查员去向常一兴调查。
次日，即12月18日上午，任求诚叫上汤铭、司志远，二访常一兴。了解下来，诚如唐劲实所估料的，常一兴说“李先生”那天还送了两大盒花糕，说是给孩予吃的，客气地说是“粗货，不成敬意”云云——那显然是他送的礼物。
花糕在徐州通常叫作“百果糕”，是一种特色糕点，用小麦粉、糯米粉、核桃、花生、瓜子、杏仁，果脯加上芝麻油、白糖制成。当地有不少制作百果糕的作坊，其中“尚和记”制作的百果糕最为出名——不论春夏秋冬。都可以在常温下保存半年以上，不走油，不干燥，不霉不坏，保持原味。这在没有防腐剂的当时，确实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绝活儿。可是，“尚和记”却做到了。“尚和记”制作的百果糕都压上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的月花作为生产日期，故又称花糕。尽管当时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说法，可全市其他店铺、作坊都没有人冒用“花糕”的称谓，因为除了“尚和记”之外，其他作坊制作出来的百果糕部只能保存一两个月，如果冒用的话只怕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砸了自己的牌子。
“尚和记”花糕质量好，价格肯定比别家的贵。那么，大盒是什么慨念呢？该店花糕的包装盒一共有十种规格，大盒是最大的一种，每盒售价大洋四元八角。诸鸣道一送就是两大盒，这在当时算是一份重礼了，“尚和记”方面肯定会留下深刻印象，毕竟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人买大盒花糕。
任求诚等三人离开棺材店后，直奔“尚和记”。果然，“尚和记”的老板还记得这笔买卖。那位主顾他也认识，就是与“尚和记”一街之隔的“同德兴漆器店”老板钱震行。
当晚，专案组拘捕了钱震行。连夜讯问，钱供出了诸鸣道及其属下四名“保密局”特遣行动组成员的藏身地点——千里巷“同德兴漆器店的一个仓库。唐劲实随即联系解放军部队派员随同专案组一起前往，把这五名特务一网打尽。
诸鸣道、刘江、秋水明、胡水富、贾羽典五名特务供认，他们奉“保密局”之命潜入徐州，准备暗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五人中，诸鸣道最先抵达，即与“保密局”潜伏特务钱震行取得联系，先落脚于钱的漆器店，后又转移到老相好陆白丽那里。12月10日，其余四名特务抵达徐州，钱震行设宴接风，诸鸣道当然必须出席，当晚就没回陆白丽处。谁知次日晚上过去时，陆白丽告诉他皮箱失窃了，诸鸣道只得将陆白丽灭口。之前他已经从陆白丽那里得知段子善白天曾来过，就决定让段子善当替罪羊。
专案组发现陆白丽的尸体后，诸鸣道便指派特务秋水明跟踪段子善，伺机把那个装着子弹的信封塞进了段子善的口袋里。
因为皮箱失窃，特遣小组只好暂缓行动，由钱震行指派漆器店伙计前往南京，向“保密局”设置的保密信箱投寄联络函。这几天，他们一直在等候南京的消息。
1948年12月23日，徐州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诸鸣道、刘江、秋水明、胡水富、贾羽典、钱震行六犯死刑，执行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