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我同学中的大人物，我们如今成了挚友！
无系之舟，2022。1。29
她在我的高中班是特号大人物，不仅是在班里，年级中，还是全校，都一棵耀眼上升的星，大概刚刚上高三，她已经是一个预备党员，是内定的留法预备生。这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是凤毛麟角的地位和荣耀。
在上学哪会儿，我们的生活轨迹是不可能搭界的两条平行线，经过了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我们高中班的一半都是各类，各级别的干部子弟。因此，他们天生就在“江山就是他们的老子打下”的“统治者”地位上，老师也基本是受他们指挥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子弟，天性中就是爱自由，在班里学习总是前列，对其他地位压根儿没什么概念，乐得自己扎堆儿玩，游泳，郊游，看电影，读书。。，只要不被抓住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就是最大的幸运。我们班内有资本家的子弟，现在回想起来是她们为我们这些人挡了架，她们一次又一次地挖空心思找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父母给了自己多么坏的影响。。。。当时那心底的一丝丝酸楚和同情是不敢表露的，沉默是最无奈但最有可能的选择。
我的大人物同学当时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没有任何印象，但她是这些活动的总策划是毫无疑问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聊天，只是清楚地记得不知为什么她有和我的一次简短的谈话，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点，指出我的立场站错了，我明明应该站在“干部子弟立场”，而自己却偏偏和班内知识分子子弟在一起玩的如鱼得水。不过，我一直感谢她的这几句话，一下我明白了我不可能入团，也一下就明白了，自己不用再争取什么了。要明白，她的地位是校团总支的副书记（书记是老师），一言也应有九顶的效应。
然而，文革一开始，她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我这时才知道，她的父亲是当时中央四号人物的秘书，也是一只最重要笔杆，而文革刚开始几天，他就跳楼自尽了。。。这之后，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太见到过她的身影。后来她又和班里同学一起玩了，但和她相伴的是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了。我们都并不知道她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迁，也不会有人去问。大家玩的很不错，但我们两之间也没有特殊的单独来往。
1968年下半年，在大家都被分到各处（绝大多数都是插队和兵团，少量是远郊的小学教师，几个工厂）通知下达后。 据说我被分到了东北兵团。此时，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还在外地游荡。。。回到北京，她还是很真诚地给我又一次忠告：要听从组织的安排。这是我们在学校时期的最后告别。而那时，我正在积极准备到西藏去锻炼自己。68。9，我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而她被组织分到了锡林格勒大草原。
这时的她虽然已经不是昔日的她了，但她一心追求的目标是没有改变，她希望被组织再次接受和肯定，也就是她的预备党员党籍能被转正。不用说，她的劳动表现勤奋刻苦的让人心疼，朴实而善良的当地老支书都在安慰她，说我们会重在表现，不会一味看她的档案，不会永远把她关在党的大门外。话是这样说，在那个时代，有那个人敢批准这样一个自绝于人民的大叛徒的后代入党呢？
幸运的是，在插队的岁月，她遇到了知己而非常疼爱她的丈夫，他们都是失落的干部子弟，情投意合，相互搀扶走过了这段艰苦岁月并且一起回到了北京。
当我们的人生轨道再次相交的时候，她人生的急风暴雨已经停息了！而她的确经历了和这个时代同来的几乎所有洪流，而且每一次都那么猛烈地砸到她的头上。。。只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上天都几乎无一例外地眷顾了她。
也许人在痛定思痛或伤口已经结疤后才能看清这块疤痕？
我们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咖啡厅内从开门坐到深夜。。。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文革初期对她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才第一次感到了她血淋林的伤口实际上并没有真得愈合。
1966年六月，当文革的号角被伟大领袖吹响的第三天清晨，他的父亲在上班的人们到达之前，就从办公室的窗口跳下，当场身亡。她的母亲那时还在内蒙古带队搞“四清“（年轻点的朋友也许不知这个运动，这是刘少奇和他的夫人掀起的运动，目的就是要铲除农民的任何一点发展经济的自由，农民只能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过穷日子）。她作为家里的老大，当天傍晚被叫去通知她父亲自杀的事情。当她到达时，她父亲遗体居然已经被组织决定当时就火化了。。。她连父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她简直震惊了。。完全蒙了！就在她还没有从父亲死去的消息中回过神儿来，也根本还不能够相信父亲走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代表组织的人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要不要你父亲的骨灰？他是自绝于人民的大叛徒，是敌人，如果你要他的骨灰，你的预备党员的资格不仅不能转正，而且应该取消。。。她不敢流泪，不敢说话，更不敢要骨灰，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几乎栽在地下，她不记得是如何走出了爸爸工作了那么多年的大院，她更不知道往何处去，如何回家去面对弟弟妹妹们。。。黑黑地街道，不知不觉她从北池子走到故宫的筒子河边，一瞬间觉得应该就此跳下去，了结一切！不行，自己是老大，不能丢下弟妹，母亲。。。于是就不停地走，下半夜，两条腿又麻又疼，只好停下来，靠在河边的矮墙上呆呆看着黑夜中闪光的河水。。。脑子里是一片空白？ 此时她还没有18岁！
她不敢告诉母亲，而她的母亲被组织告知，她丈夫病了，要她母亲在一周内回来。知道了母亲要回来，她害怕极了，她没有敢要求收父亲的骨灰的事，让她的心象被万箭穿透了一样的疼。。当她看见母亲急匆匆地走进家门的一瞬间，不自觉地一步步地往后推，不敢抬头，不敢睁眼。。退到了墙边，又退到墙角，她真希望这时墙能裂开让她消失，退到最后无路可退，她扑通地跪在了地下，用头使劲磕地，极力咬住嘴唇，不敢哭。。。她母亲似乎明白了一切，但这一切是恐怕是远远超出了她母亲任何想像的。。。那是一个父亲，丈夫走了，可妻子，儿女连哭的权利的都没有的时代！
40多年后的那天，在咖啡店那个宽松的角落，她终于能默默地，长时间地尽情流着泪。。。我完全不能自己，止不住的泪水和她一起默默地流，我不知道什么语言能安慰她那实际还在流血的伤口。长时间地流泪，上天给我们身体的这一功能是把一切都要冲洗掉吧？她说了一句至今都扎我心的话，她说在那种无助的情况下，就是你浑身都长满了嘴，你也是辩不清任何事情的！至今这都是令人心寒的一句话！一个不让人说话的世界！
没有敢保留父亲骨灰的事，她象背负十字架一样，背了一辈子。在照顾母亲的晚年上，她不让任何人帮助，自己指挥保姆安排一切，最后母亲不得不进养老院后，她风雨无阻，一年365天，一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母亲，去帮助母亲和她同住的老人的任何她能做的事，她母亲去世后，她大病了整整一年半。。
作为她自己的生涯，在插队回北京后，象其他干部子弟一样，1979年后的她和自己的丈夫，也得到了很好地安排，她虽然没有上大学，但足够的培训让她担任了“中国妇女”的总编，后来又领导创办了中国妇女的英文版。这对于她应该是一个非常如鱼得水能充分发挥她才能的天地。她的提升只是时间问题。1989。6月天安门发生的惨案改变了一切。她象任何正直，善良，能干的人一样，不可能无动于衷，她带领“中国妇女“的人给学生们送水，送食物，当这些年轻人遭到镇压和毒手后，又参与了全程的抢救。。而这一切被某同事告密。。。案子被送到了公安局手里，上天有眼！恰好就是她一个非常要好的发小的丈夫看到了卷宗，她被捕或判刑的灾难免过了，但不仅之前正要被提升的机会是没有了，而且她的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升迁。对这一段往事，她说也许是值得，因为一辈子做了一件自己发自内心想做的事，值得做的事。。
对于个人地位有过“过山车”似下跌经历的她，升迁也许不是过不去的坎儿，而命运中更大的打击还在等她，89风波之后不久，孩子刚刚幼儿园毕业，她挚爱的丈夫突然心肌梗死撒手人寰，她用一捧盛开的鲜花陪伴在丈夫一边，静静地没吃没喝没睡一天一夜。。。失去丈夫的悲痛尚未掩埋，自己被诊断为甲状腺癌，这个期间她的两个弟弟因为文革中干部子弟团伙的荒唐和傲慢把他们带进了牢狱，一连串的灾难，不让她喘息，象一场场暴风骤雨，接连不停地向她袭来。。
冷静的她，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自己成了半个医生。上天又一次赐给她一个非常负责，非常精细和非常有人文情怀的好医生，不仅手术做的漂亮，而且还一步步引导，给她讲了术后的恢复和调理，用药量微妙控制。。不仅她的病控制的非常好，整个人的各方面都比病前得到全面的改善。
她的确是一个思维判断能力很强，非常有悟性的人！灾难的中年没有压倒她。。。她把儿子抚养长大，她为母亲送终，照顾生病的妹妹走到人生的终点。在中国妇女杂志社退休后，一直被留下来做实质的领导编辑“中国妇女的蓝皮书”多年，直到前一年才退下来，现在和儿子和媳妇非常和谐地生活在公公留下的舒适宽敞的小小四合院中。。。
也许是一起长哭过的朋友，我们自然就变的无话不说。每年只要回北京，总要在一起听两次音乐会（她喜欢拉小提琴，而我最喜欢小提琴和钢琴的协奏），在一起海阔天空。。。大到国家世界大事的思考，小到吃饭穿衣的挑选和技巧，文学，摄影，绘画，健康，医学。。。没完没了，喝茶/咖啡，嚼 95%的Lindt的巧克力，是我们共同的口味，我们甚至可以就此一天一夜。。人生那有多少这般如此友谊的享受？ 疫情了，多密切的网上交流，相比人和人面对面的交谈，都是苍白无力，没有味道的。。
作为人生，她也许是输在了前半场？但这完全不是她个人能控制的得与失，她的家庭也许曾有过很高的地位，但在专制的旋涡之中，他们也不过是被巨大时代潮流挟裹中一粒泥沙；
作为人生，她可以说赢得了后半场，这只能是她个人的悟性，人格品德，能力和努力。
她也已经为自己安排了未来的一切，在为她母亲选择墓地的时候，她也把她的丈夫墓地牵到了母亲的旁边，同时变成了双人的墓穴，把自己的位置也留了出来。。。在一个青绿僻静的半山坡，可以看到远处的大地和华北平原。。她安下了未来的家，她知道自己将来去那里。。她需要来生有这种安静。
现在，能送给她的就是最真诚的祝福，好好享受她当下普通人的健康，轻松，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