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记事起，就跟着外婆和两个舅舅住在一个农家大院子里。“反右倾”之后父亲被派往外地工作，母亲从大学病退回来，常常生病住院 （我那时侯觉得她住院的时间远超过在家的时间）。白天家里大人都要下地劳作，邻居家的孩子们又都上学去了，我在家里很孤单。外婆所在大队小学的代课老师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非常热心。她有一次来我家串门，看到母亲的为难之处，毛遂自荐要帮着母亲带孩子，私底下让不到六周岁的我自带板凳，坐进了她那个一、二年级的混合教室。那个教室不知道是由城隍庙还是土地庙改建的，墙上尚有遗留的神龛，神像已经不知去向。教室窗外有棵大树，常有乌鸦或者喜鹊在树上鸹噪。大树下面就是我们课间踢毽子、“挤暖暖”、跳房子的场地。
我的二舅舅只比我年长十来岁，倒像是个大哥一般待我。他担心我年纪小在学校受欺负，每过几天便去学校院子里晃一圈，放学时接我回家，顺便警告几个名声在外的混小子。我还记得那时他在操场上抡着自己的柳条鞭子，上下左右甩的噼啪作响、那些七八岁猫嫌狗厌的小子们满脸崇拜围着他的场面。很多年后，还有老同学跟我说“你老哥当年多威风呀！” 我没有告诉她那是我舅舅，不是我哥，让她眼馋。这样子一直到初小四年级，我都算是背后有人“罩着”，从没有受过气。
我两个舅舅都念过初中，在队里是能干人。二舅是个好泥瓦匠，也会做点木工。但是在六十年代， 这些手艺和每日的辛苦并不能保证家人温饱。也许因为周围的人光景过的都差不多， 自己家的贫困便不是很刺目。二舅的性格始终很爽朗，下了工爱看个《七侠五义》、《水浒》、《西游记》，最喜欢听我老爸偶然回来时神侃天下大势。平常给东家砌个炕，西家修个灶，人缘儿好得很。文革开始后，在我们心里最受欢迎的二舅眼看就到二十三岁，媳妇儿还没有着落。外婆和大舅妈四处托人张罗，终于有一家人不挑剔家境，愿意带女儿来上门相亲。我们一众孩子们听说之后立刻炸了营：看人相亲一定比看游街有意思得多，何况还是二舅舅！我们盼望新媳妇的心情似乎比二舅还要强烈。
到了那一天，外婆特地用刨花水抿了头发，梳了个齐整水滑的包包头，裤腿裹得紧紧的，又把屋子和院子扫了好几遍。堂屋里的领袖像也“请“ 了一张新的来挂起。
我们几个孩子生怕错过这个家族里的重大事件，一会儿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会儿盯着二舅琢磨他的表情。二舅穿了一件不算太旧的草绿色褂子，刮了脸，被我们盯的有些无奈，喊我去看他准备的“四样礼”：一本红皮语录、一支钢笔（舅舅得的奖品）、一条毛巾 （印了红字的）、好像还有个日记本，用一根红绳捆成一扎，看起来是一份像模像样的 （至少我当时觉得如此）礼品。我朝二舅做了个鬼脸，安慰他说 “挺好，新妗子不敢不喜欢 ！”
太阳快到中天，东家婶婶带着西村的媒婆，引着羞答答的姑娘和她的母亲进了院子。未来的二妗子不能算美人，但是细眉细眼笑眯眯的样子很有亲和力。脸蛋红红的，身板结实，外婆很满意。等到媒人把二舅和姑娘一起单独叫进了屋里，让他们“面谈“ 时，我们觉得重头戏来了，爬在窗台上坚决不走开，要听墙角。里边的人沉默了好久，急得我都想要敲墙了，才听见二舅问：“你去过北京吗？” 细细的声音回答：“没有。”又问：”你见过 毛主席吗？” 答曰：“没有。” 二舅叹口气说：“我也没有见过。” 之后屋里又没有声音了。窗子外面的人抓耳挠腮之际，又听见二舅小声咕哝一句 “我家穷，人口多 ”，当然还有如蚊子哼哼似的一句回答“我不嫌。” (以上要用晋南土话念出才有味道) 我跳了起来，忙去告诉外婆好消息。
相亲皆大欢喜，准妗子带走礼品，约好日子拍订婚照，又提出唯一要求：聘礼得有一身红条绒衣服当嫁衣。外婆东挪西借凑够布票，满足了这个当时相当奢侈的愿望。我还记得二妗子嫁过来时从头到脚红彤彤推着自行车的模样，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刻吧。
二妗子嫁过来之后，果然是老实人，虽说她大字不识几个，手脚也不算伶俐，可是外婆就是喜欢她的老实敦厚。二舅夫妻两个连生三个孩子，终于有儿有女。我觉得用“幸福”这个词形容他们有些矫情，那个年头的农村贫穷困顿，柴米油盐尚且难得，大家所求不多。一家人平安，吃饱穿暖，养大孩子们就有个盼头而已。我猜测二舅年轻时大约没有机会忍受“少年维特之烦恼”，想起来终究是一件憾事。当然，这只是我辈“读书人”的想法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