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经92岁了。这里想说的是把我一生掐头去尾，只取在中共统治下的19--61岁这一段来叙述。我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从山峰到深谷，令人惊心动魄。
第一阶段（1949--1957）出尽风头
1949年19岁我上了中共办的东北农林学院这所大学。被分派到俄文班学习俄文。感谢上天给了我一个比一般人聪明一点的脑袋，我学习一直是班里尖子。当时中共提出成立学习互助组，我被分配同班上学习最差的同学互助。我必须花出大量时间去帮助他。为了让同学们记住文法规则，我编了文法歌，用熟习的曲子教大家唱。我学习的很轻松。每到考试，全班都埋头备考，我却跟日常一样，该玩就玩。对拿满分有绝对信心。我阅读了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小说（当时学校新建，没有太多藏书），还读了很多俄文读物。虽然在生活检讨会上要常做自我批评，骂自己是个人英雄主义，只专不红，但生活还是愉快的。我在全校8个俄文班里的学霸地位是无人能撼动的。
1951年10月，中国政府为了试验在南方大陆种植橡胶树，由林业部邀请苏联派专家来华考察。当时林业部有2名翻译。由于预计来的苏方专家有10人，部的翻译力量不足，就下令我校派两名翻译支援。我这个学霸自然被选中。当时我21岁。立即赶往北京报到。
随代表团南下的第一站是武汉。第一个访问点是湖北农学院。该院立即邀请代表团给全校师生讲话。代表团团长是苏联林业部副部长。他欣然答应立即就要登台演说。跟随的几个翻译都不敢跟着登台。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跟团长登上讲台。好在他讲的大多是政治套话，都是我比较熟悉的。我顺利地过了这第一关。一炮打响，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林业部的首席翻译。
考察持续了两个半月。我几乎承担了所有重要翻译，包括最后跟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会谈。代表团离京返苏后，林业部提出要我立即留在部里当翻译。我当时正在读大学二年级，很想读完大学。加之我们学院的院长兼任林业部副部长，他也同意我回校继续学业，等毕业后再来林业部。我就离京返校继续读书。
1953年我大学毕业。虽然林业部有言在先，要我毕业后去部里工作。但我校已聘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学校自然不会放我走。我留在学院当翻译。
苏联专家来校后，除讲课外，校方还经常请他给全校师生做报告，介绍苏联教学情况。我是当然的翻译。在学院的礼堂讲台上，面对台下的师生，侃侃而谈，我成了全校的热点人物。真正出尽了凤头。
当时我虽然身在林学院（1953年农林两院分开独立建校），但名声早已传遍全国林业界。我已成了林业界的顶尖翻译。1956年苏联森林工业代表团来华表演，我被林业部调去为该团团长当翻译。林业部组团去苏联考察森林工业，我被借调去做随团翻译。黑龙江省省委书记与苏联总领事会谈，尽管省外事办有翻译，但还是要我担任翻译。黑龙江省组团去苏联考察，也点名要我当翻译（后因与森林工业考察团时间冲突做罢）。
我的到处出风头的辉熀岁月，持续了6年。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我的好运嘎然而止。
第二阶段（1957--1978）受尽屈辱与折磨
这十一年是我这辈子从巅峰跌落谷底深渊的一段经历。也是我不愿回忆的苦难历程。
我是1957年1月跟随林业部森林工业考察团从苏联 回国的。5月就开始了大鸣大放（给共党提意见），然后就翻脸反击右派。我给党员提了些意见。一看风头变向，立刻改口检讨，同时猛批右派，以求自保。哪知道我早已被内定为右派。多亏林业部副部长（我任翻译的森林工业考察团团长）替我说了好话，林学院中共总算对我开恩，没给戴右派帽子，给定为中右分子，发配到小兴安岭林区劳动改造。我在原始森林里改造了4年。那里的生活条件的艰苦一般人很难想像。冬天零下40多度的严寒，夏天蚊虫轮番袭击轰炸，让你无处躲藏。生活条件极差，等同于俄国的流放西伯利亚。我在那 里改造了4年，那真是难熬的四年。
劳动改造后回到学校任课。没两年毛贼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大学由学生批判斗争教师。戴高帽，挂黑牌，剃鬼头，躜狗洞，扫厕所，游街，等等，不一而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林学院有14名师生因受不了斗争折磨而自杀。后期我全家被发配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当了3年。我很幸运没有加入我校14人的自杀行列，咬紧牙关，熬了过来，保住了自己和一家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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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79--1991）废物利用
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改革开放。各界纷纷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1978年，林业部决定邀请外国专家来华举办森林遥感培训班。地点就在东北林学院。我院当时缺少英文翻译。院头头觉得诺大个东北林学院，只能出个教室出个地方，却连个翻译都拿不出来，脸面上太不好看。他们就想起了我这个废物。大概他们还记得我当年当俄文翻译时的辉煌，就决定让我现学现卖，硬拿鸭子上架。我当时已近50岁，何况英文跟俄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语种。尽管我反复解释，极力拒绝，但还是说服不了外行领导。我只好硬着头皮进了英文补习班，突击学起了英文。学了两个月，到年末该班结业。我的英文就只能靠自学了。
遥感班于1979年4=5月开始.。我校有一个在朝鲜美军战俘营工作过的教师，由他任翻译。我只能听懂5-6成。该班持续了2-3周，然后是去林区实习。我被分配給一位印度专家当翻译。由于去的林区正好是我原来劳动改造的地方，我很熟习。翻译起来困难不是太大。经过10几天，我逐渐熟习了他的语言。能够互相沟通了。后来他做学术报告，我担任翻译。看来，我这个废物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这次遥感技术培训班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负责的。我借机同FAO的林业部门建立了联系。他们不断给我寄来一些资料。并且邀请我参加1980年在印度举办的学术会议，提供往返旅费。我费尽周折，跑断了腿，最后总算得到各级部门批准，可以去印度参加会议。要知道，80年代初，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出国几乎是梦想。何况我这个文革多次被批判斗争的漏网右派?好在我刚刚给院头头卖过力，没让他们太丢脸，学院这头一关算过了。第二关也是最后一道关，就是林业部。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拿到护照和签证（当时个人是不能持有护照的）。尽管我出国不要拿林业部一分钱，你也必须经它批准。我很走运，这一关也通过。我顺利地去了印度。我是我们学院文革后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人。
我的第二次出国非常具有戏剧性，很值得描述一番。在印度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对我很感兴趣。他主动告诉我1982年在挪威将召开一个有关森林采伐的国际研讨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这正是我的专业，当然很想参加。他当时就给会议主持人写了推荐信。从印度回国后不久，就收到挪威来信，邀请我参加，并提供旅费。我大喜过望。立即动手准备提交的论文，同时向学院领导申请。当时的院长发话：他刚从印度回来，怎么还要出国？轮班也改换别人了。有人替我争辩说，老外点名邀请的是李光大，没邀请别人啊。最后院长无话可说，勉强同意上报林业部。我这算过了第一关。这一关也是很重要的一关。通不过你就别想出国。
接着的第二关更重要。它掌握我能否出国的大权。林学院的请示文到部后，得由主管外事的副部长批。我的命运就由他的批示决定。倒霉的是我遇到一个土八路出身的副部长，他有句名言：外国人出钱的我偏不批，肯定是里通外国。就这样我的出国申请被枪毙了。林业部外事处要我给对方回信，推说工作忙不能参加会。我极度失望。只好按部的要求写了封信。当我把信投入邮筒后，第二天北京传来消息，林业部主管外事的副部长换人，新来的是位早期林学院毕业的副部长。我心里重新燃起一丝希望。我立即跑到邮局，追回了我发往挪威的那封信。又央求学院再向林业部申报一次。这一次那位副部长果然批准。他说，出外参加会，又不要我们拿钱，学习点新东西，有什么不好。我的第二次出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究办成了。
有了这次出国开学术会议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些林业同行。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邀请我去考察，並提供旅费。林业部也逐渐对我开绿灯。从此开始了我的出国之旅。几乎每年都出国。有时一年跑两个国家。1982年去挪威，德国，奥地利，1983年去加拿大，1984年去美国，1985年去美国和墨西哥，1986年去美国，加拿大，1987年去瑞典，1989年去芬兰，1990年去荷兰。除国内组团出访外，其余出访全由外方出资。
我之所以能经常出国，一是因为在国外小有名气（当时出去的人很少），老外愿意给我拿旅费，二是当时国内懂英文的人很少，我突击几个月学来的这么一点可怜的英文，也成了稀缺资源。国内一些单位组团出访(如林业部，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东北林学院等），也找我当翻译。
通过对这些国家的考察和参加学术会议，我了解和学到了许多林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并通过我的介绍，开扩了国内同行的视野。
出国访问，也让我有机会阅读一些国内看不到的书籍。我读过索尔兹伯里的“LongMarch（长征）”和TianAn Men Diary（天安门日记）”，也读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几乎目睹了8964天安门广场对人民的屠杀。逐渐认识了中共的本质。从青年时的盲目崇拜到老年时的彻底反共。
80年代出国还有很多福利和好处。首先是发给你制装费。为了出去不給中国丢脸，你要做一套西装穿出去。回国还可以买免税商品，如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日本进口电视机电冰箱等。由于我经常出国，就成了大家羡慕的对象。有人戏称我为“出国油子”。有的教师跟我开玩笑说：你出国比我们进城都容易。我们林学院党委那些人再也不用鄙视的斜眼来看我。党委副书记都找上门来，求我让给他一个购买免税商品的指标，帮他买一台进口电视机。
我从来没想过，我这么个废物，还能在80年代又受到利用，而且是重用。又让我在退休前风光了一把。前后出访过13个国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我的一个美国朋友，把我的女儿弄到美国来读研究生。凭我当时1-2百元的月薪，根本供不起她来美读书。我那位美国朋友主动提出免费提供食宿一年。这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她毕业后留在美国，把家也搬来美国。现在安居乐业，一家人很幸福。我也跟来美国，脱离了中共的高压统治，在这个自由国度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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