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俄乌之战的一些讨论，让我开始思考一些关于目前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以及这些体制的优劣。比如普金，西方世界都管他叫独裁者。但俄罗斯也有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而不是像中国或者前苏联那样，完全没有选举投票的机制。既然是民主选举，怎么还能产生独裁者？今天的俄罗斯到底应该算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我们以前通常认为世界上就只有两种体制：民主或独裁。我认为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这里没有比较两种制度之优劣，只是比较两种制度下的权力转换。民主体制下有正常的选举制度，大家都可以参与政府改换的游戏，权力相对分散，如果不满意可以以和平的方式更换政府。而极权体制下，政权的更迭没有全民的公开参与，只是少数内部人的游戏。一旦政权确立，除非流血，基本上不可能更换。独裁是指个人权力达到巅峰，独揽所有大权，当然独裁者通常是由极权制度产生的。但极权统治并不一定有一个独裁者，也可能是一群人的统治。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下如果出现一个魅力超群的候选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一个独裁者，当然通常而言，民主制度下比较困难一些。但如果该人魅力超群，也同样可以以民主的方式成为一个独裁者。只是一旦独裁形成，通常也就意味着民主制度的死亡。在极权制度下，只要一个人夺取了最高权力，那怕一个及其平庸的人，也能成为一个独裁者。
我们看到在民主和极权体制之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制度的转换其实在今天的地球上随时都在发生。极权制度自动转型成民主制度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通常需要外部压力导致，就比如二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民主制度，或者内部政变改变体制，就如前苏联的崩溃。但相反的变化则通常是以相对平和的方式转型，通常就是民主选举产生了一位英明领袖，这位领袖深得人心。虽然民主制度下需要大家投票，但大众愿意将权力集中在领袖手上。并且因为领袖的英明伟大，甚至可以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人身自由都交给伟大领袖来处理，尤其在某些特殊时期，比如战争威胁，饥荒，经济大衰退的时候，愿意交出一切权力，让英明领袖率领大家度过难关。只不过当危机度过之后，才发现丢掉的权力再也拿不回来了。至于例子就不举了，其实殷鉴不远。
不过我们还可以看见在正常的民主制度和极权体制中间有一种威权体制，就是看起来似乎是民主体制，有基本正常的选举。不过总是一党或一家当权，看不到民主体制下的正常权力轮换，所以虽然是一种强权，但其实是一种有相当强的民意基础的强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当年是中国政府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当年赵紫阳的智囊团提倡的新权威主义，就是希望中国转型成为新加坡那样的政府。其实一般而言，威权体制是一种不太稳定的体制，需要一个有个人魅力有能力的领袖。通常是由极权转向民主化，或者民主制度转向极权专制中间的一个过度。所以像新加坡那样，从独立开始就一直是这种威权体制延续至今也算一个奇迹了。
新加坡从独立第一天起，就是李光耀及他创立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新加坡有基本公正的选举制度，也有反对党的存在，不过反对党一直不能做大。原因有以下几点：基本来说，人民行动党还是吸纳了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人物，这个政府基本上还是考虑民生的需求，而没有高高在上，所以基本施政还算符合人心。另外政府在资源上也是尽量打压反对党及支持者，比如有一个选区是长期支持反对党的，政府就在组屋翻新上面打压这个选区。组屋是新加坡政府的居者有其屋计划推出的政府建房，要求只有新加坡公民才可以购买新房，价格自然低于市场价格。二手房市场也只有永久居民才可以购买，外国人只能以市场价格买私人住宅。所以新加坡公民可以通过购买并出售组屋获得一些利润，好像一个新加坡公民一生可以申请两次购买政府组屋。组屋每过几年，政府会负责清洗，翻新。比如政府的组屋翻新计划正常情况下五年一次，但对长期投反对党的地区，可能就十年才翻新一次。这样下来，这些地区的房价自然就不如别的地区涨得快，居民的钱包就受到影响。不过即使如此，好像这些区的居民还是坚持投反对党。
新加坡有多个反对党，不过生存都很艰难，主要原因自然是因为政府的打压。为了维持表面上的民主制度，不能没有反对党，但又不能让反对党真正做大到了威胁执政党的程度。最大的反对党是工人党，曾经工人党一度有做大的趋势，这个时候李光耀就出手以诽谤罪起诉多名工人党的主要领导。结果工人党的两名主要领袖一个华人邓量洪，一个印度人若耶惹南，邓出走澳洲避祸，若被迫破产判入穷籍，一旦被判穷籍就失去了选举权。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反对党举步维艰。还有一个反对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徐顺全是新加坡国大的讲师，于是就通过国大在某些小事情上整徐，我印象中似乎是某些办公用品的报销，让徐丢掉了职位。所以在新加坡作一个反对党，尤其是要作一个认真的反对党，而不仅仅是出来装装样子，其实是很需要勇气的。有的人确实是出来哗众取宠的，因为即使拿不下任何选区，国会里面还是需要几个反对党议员点缀，在国会当一个议员的收入还是远远高于一般普通平民百姓的。
其实俄罗斯的普金政权也是一种威权政府，不过是俄罗斯民主转型后，民众看见国内面临的诸多问题，寄望于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国家走出困境，走向富强。就正如普金对俄罗斯人说的，给我20年时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有些民族天性就趋向于依赖伟大领袖，即使有正常的民主选举，依然可以通过选举产生极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正在实行或者曾经实行过民主制度，但成功的不多。原因在于民主制度是一种责任制度，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投票负责，所以需要广泛的负责任的选民，才能将这个制度的优点放大，避免缺点。美国成为民主世界的灯塔，主要在于美国的选民组成，有大量的中产中间选民。但今天的美国民主制度也面临危机，主要原因也在于选民结构的变化。就是固化选民增加，独立选民减少。当然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民主党想尽办法让选举舞弊更容易，让没有投票权的人更容易投票。如果一党的无脑支持者达到一定数量，再加上作弊利器，基本上就无往而不胜了，那么民主制度也就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今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困境，无疑危及了普金的威权政治。当然如果普金轻易地获得乌克兰的胜利的话，其权力会更加稳固。但如果普金在乌克兰失败，就意味着俄罗斯有可能转型，因为伟大领袖是不允许失败的。失败的结果要么普金下台，就有可能转向民主制度，要么普金也可以孤注一掷转向独裁。这也是我说威权统治往往是一种过度状态，不那么稳定的缘故。当一个有魅力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位置上呆久了，很有可能就不会那么在乎民意了，往往就会向极权转变。或者当威权领袖死后，或者下台后，民主选举就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从而转型为真正的民主体制。
其实威权政府的典范新加坡就面临转型。自从李光耀死后，李显龙明显在统治力上不如其父。前些年的新加坡大选中，工人党不仅拿下了自己传统的单选区，也接连拿下了两个集选区。集选区是新加坡一种特殊的选举制，就是4到5个议员作为一个团体参选一个大选区，是人民行动党培养新人的一种办法。用一到两名政治老人带领几名新秀参选，用老人的影响力带新人上位。在李光耀时代，反对党从来没有赢过集选区，只赢过几个单选区。而李光耀下手整工人党就是因为一次选举中工人党差一点就赢了一个集选区。打掉两名主要领袖之后的工人党沉寂了一阵子，不过现在已重新兴起，新一代年轻人也崭露头角了。当然现在依然是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但如果有剧烈变动或人民行动党有大失误时，现在工人党已经显出了作为真正的反对党的潜质，就要可能取而代之了。所以看起来新加坡目前的威权也面临不稳定的现象。
当然威权政治的转型需要有一个基本公正的选举系统，能够真正反应民意。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那样，他当年肯定是凭超高的民意上台的，但如果承诺不能兑现，很显然民意就会下降，这样就面临下台的危机。不过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承诺很显然是无法兑现的，那么如何延续他的统治呢？一种办法就是彻底变成极权，完全废除选举。但这样做其实风险很大，尤其是在独裁者威望已经下降的时候，并且那样让反对党绝望了就只有内战一条路。不过查韦斯居然靠发明了用选举机器作弊的方法维持了几十年的统治，明面上还保存了选举制度，但又让反对党根本无法获胜。当然我们也看见了美国2020大选同样的戏码上演，当然如果这一套在2022及2024还能继续的话，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彻底沦为一个笑话。第一次对手大规模作弊完全没有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以理解。但明知对手作弊，却完全没有办法防止，就只能说制度出了大问题，无药可救了。
其实一个国家的制度确实与民族性有关系，但民族性还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老蒋当年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民主选举的国家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过度方法。只是通常手握大权的人不愿意自动交出政权，所以这种转变不是那么平稳。这时我不禁想到刘晓波君的三百年殖民论，其实仔细想想不无道理，殖民时期就类似于训政阶段，进行民主培训。当一个民族学会了如何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就可以独立开始宪政了。当然殖民时间长短取决于民族学习民主的进度。不过这种说法很显然在今天是政治不正确的。
最后回到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一般而言，民主制度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最充分，威权统治下其次，极权最差。但由于民主制度下的各个利益团体相互制约，使得民主国家看起来效率不高。尤其如果选民的素质又不太高的情况下，经常会选出错误的人，所以很多民主国家外表上看起来不如极权国家或者威权国家靓丽。当然，一般人也知道极权国家的可怕。至少中国当前的病毒清零政策就让世界上大多数人恐惧，虽然中国人似乎很满意。所以今天的世界上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威权政治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政治上的选举权，可以选出最好的领袖，然后让英明领袖比较有效率的推动某些进程，这样国家就能较好的发展，人民也得到实利。不过，不知这些人是否想过选出一个能力与魅力并重的领袖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并且当这样一个领袖上台后，当你将一切权力都交托给他之后，他为什么不会独揽大权，让选举制度彻底作废，好让一家或者一党长久专政？就如柏拉图认为国家应该由哲学家来管理，就是一批无论智慧还是道德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其实美国的幸运就在于开国国父们大多是这样的人，才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民主制度。只是他无法给出一个可行的办法选出哲学家，因为无论是民主还是极权，都无法保证选出道德，智慧，才能都出类拔萃的人。当然柏拉图不用负责，因为他只说了国家需要由哲学家来管理，但谁是哲学家以及如何让哲学家上台就不是他所考虑的了。所以在还有选举制度的情况下，取决于选民是否珍视自由。如果自由是第一选择，能否选出英明领袖就没有那么重要，民主制度就可以维持。如果认为发展比自由重要，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民主制度无法长久维持。最终结果大概就是既无自由，也没有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