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溫与酣睡
我刚到十六岁的時候，被送到了万里之外的中越边境农场。因为在北方长大，我们的个子普遍比南方人高些，但是心理年龄还是孩子，在北京从来都是叫别人叔叔、阿姨。一到了最南的边疆，当地标准的男人也就是我们这种身高，我们一开始还按着北京的习惯，叫二十多数以上的人阿姨叔叔，后来听见当地的孩子们（有的孩子其实比我们年纪还大）都叫我们阿姨。这样乱叫，让辈分十分混乱，而且比我们矮半头的阿姨觉得被我们“叫老了”，也不高兴，加倍地督促他们的孩子叫我们阿姨，我们当然没多久就不敢再以长辈称呼他们了。
那时候正处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常常缺觉的年纪，而且在没油水的状态之下，睡觉是帮助我们恢复精力的一个重要方式。那么，对打扰了我们清梦的人自然就会非常愤怒，发起孩子脾气来毫无顾忌。
那时候正在流行一种政治例行活动，就是每天要对Mao主席的画像早请示、黄昏时要晚汇报。
其实就和过去迷信的人差不多，以前是在家里供一个神像，每天上香上供；革命时期各处的墙上都挂着Mao的“宝像”。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至少两次对着他的宝像三鞠躬，要忏悔自己做了那些得罪他的事，再下个自我保证，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不惹他老人家生气。到晚上再到他的画像前，检讨今天做的哪些事不够好，请求他原谅，而且自己保证要改造得更好。
那段时间有一位外号叫做“大脚板”的领导，似乎特别钟情于这个活动。每早晨天色还黑的时分，他就蹲在我们的茅草棚外面唱红色歌曲，唱一阵，就喊两嗓子：“姑娘们，起来早请示了”。凌晨是我们正在酣睡的时候，他的喊叫实在令人厌烦。我们常常气得大声怼他，可是他也不生气，坚持说重复的话，唱重复的红歌，直到把我们唱得不厌其烦，爬起来为止。看到我们懵懵懂懂地早请示完毕，他还会提醒一句，“食堂有那份稠稠的稀饭，快点去打来吃，吃饱了好出工喽！”
后来好不容易中央下了批示：不可以把对Mao主席的崇拜“庸俗化”，取消了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方才可以放心睡到天亮，“大脚板”显得相当失落。
被省报当“典型”
1969年炎夏的某一天，正是农场工人午休的时间。因为热带的阳光太强烈，我们通常会在太阳出来之前早一点出工，早上只是简单地喝一点稀饭。到11点之前回来吃米饭为主食的午饭。中午最热这段时间（通常会到45°C以上）睡午觉到2点多，再出下午的工。
当然在油毛毡屋顶下睡觉，也相当的熬炼人，全身从头发根到脚面都在出汗，通常起来时，草席上都会印出一个人形的汗迹。但是因为每天在高温的室外（通常都到五、六十度）劳作，消耗非常大，只要能躺一会儿，再热也能睡得很香甜。
这一天，我们如常地、大汗淋漓地睡着午觉，突然听见“大脚板”在草棚外面叫我们起床，一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条件反射般地产生反感。再听下去，他在外面说，是有省报的记者来到队里，要采访知青在边疆接受再教育的新闻。
被喊醒过来的我们，心里尽管十分不爽，但是“大脚板”又强调说：这是很光荣的政治任务，是省里领导对基层农场的关心，我们应该要好好表现，不能给农场丢脸。我们虽然在年轻气盛的年纪、而且常冒傻气，也知道最好别去挑战政治底线。于是按照指令穿上比较体面的衣服，带上干净的草帽，把锄头扛上肩头，就在骄阳下跟着记者往铁路上走了。
走到南溪河的转弯处，河岸上有比较大的一块菜地，岸边有一棵高大的攀枝花树，也就是木棉树，大概要好几个人拉着手才能围起来。
后来老工人告诉我们，在那棵巨大的木棉树下、在两人多高的草丛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洞穴，洞中居住了一条巨蟒，不知道有多少岁了。一旦它出来透气，常常横亘在铁路上，从来看不见首尾，只能看见它在阳光下黝黑发亮的蛇身，比铁轨要更粗壮、也油亮的多了。
关于这条蛇的迷信传说很多，我后来在自己的宿舍门口也看见过一条巨蟒，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条。也是不见首尾，有水桶那么粗，在幽暗的路灯下发出黑色的鳞光。我的直觉反应是扔下洗脸盆，掉头就跑。
不过在那位省报记者采访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听说过这些恐怖传闻，所以就毫无顾忌地选了这个地标性的“风水宝地”来拍照。想必那天正午时分的太阳实在太毒辣，巨蟒也懒得理会我们这一票人马了。
我们几个人跟着记者走到了地头，都拿着锄头做除草状，我记得当时脸上甚至还带着枕席的印痕，记者提醒我，要小心，露出另外一半没有印痕的脸来。除草的照片拍好之后，记者说必须还要拍一张在地头学毛选的照片，可是我们睡得昏头涨脑，都忘记拿毛主席语录。记者说：“不怕，我有准备”，就从他那宽大的记者服中东掏西掏的，掏出来七、八本小红书，扔给我们，我们每人即刻捧了一本，装模作样地打开，盘腿坐在地头，做出在学毛选的样子。
记者做事干净利索，没有费多少时间，拍完照片，就让我们照旧回去睡午觉，我们也很快忘记了这件事。
可是这位记者走后没有多久，就有人在云南日报上看见我们锄草和学毛选的几张大照片，赫然地登在挺重要的版面上。当然还有很符合时代特征的革命化说明。
被同学讥讽
我倒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文革中因为父母被整的九死一生，我早就把这些好词坏词当做耳旁风了。说得大一点，有点儿“荣辱不惊”了。不过，有一次在北京碰到在其它云南农场下乡的同学时，他们居然用讽刺的口吻对我说：“想不到您还是学毛选积极分子，还上了省报呢。”那时被称之为“积极分子”，对我这类自以为有些清高、不随从政治风潮的人，是很大的讽刺，以至于我十分尴尬地解释当时的实际状况，可是他们根本不听，依然把我当成一个爱出风头的积极分子。
倒是我们队的几位昆明知青比较讲究实惠，她们留下这位记者的联络方式，回到昆明就去找他，这位记者很大方地为她们照了不少个人的照片。当时高级照相机还是奢侈品，普通百姓家根本没有。而且买胶片洗照片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比较之下，还是他们比较有经济头脑。
第二年春天，这位记者又到我们连来了，这次没有刻意地去完成政治任务，也可能有人告诉了那棵攀枝花与巨蟒的传说，他这次很热情地“为边疆人民服务”，给我们照了一些生活照，比如我和高人坐在河滩的鹅卵石上，又涉水走到河中间的礁石上，照了几张照片，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
其实我们都很感谢他，他本来在昆明活得很舒适，却愿意来到边远、气候恶劣生活艰苦的边疆地区，为我们这些被“流放”的人拍照，留下宝贵的时代和青春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