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记忆（三）
我的启蒙老师是位女老师，姓王，她是唐校长的妻子，都是外乡人，吃住在学校。王老师个头不高，身材不胖不瘦，留着齐肩短发，总是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蓝色衣服。王老师话语不多，声音不高，很少发脾气，也很少打学生。记忆中没有打过我，这对于我来说是很特别的了。因为我头上顶着一个地主成分的帽子，凡是有无产阶级觉悟的老师都看不起我，稍有越轨就遭体罚。要命的是我不懂这些，一如既往的顽劣。父母亲也一再叮咛，每天出门上学都揪着耳朵安顿要听老师的话，无奈少儿不知愁滋味。一直到四年级我才豁然大悟，于是就此老实起来。
我的唱歌老师叫周占元。之所以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周老师在村子里成了家，就住在学校旁边。周老师高度近视，有一次上课，想把衣服挂起来，看到墙上有个钉子，一挂，衣服掉了下来。原来墙上没有钉子，是一只苍蝇。我们喜欢上唱歌课，尤其喜欢那台脚踏风琴，争着抢着去抬，抬回来乘老师不在乱踏乱按。周老师性情比较温和，但发了脾气也打人。老师们教训学生各有特色。周老师是用两个指头戳我们的额头，一边戳一边说：此道人，卡到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欺负周老师脾气好，视力差，他一戳，我们头一偏，或者先后退，或者身子一缩，总是闪周老师一下。老师也不加倍发火，就算了。
到了四年级，赶上闹饥荒，饿的不行。学校老师们在山坡上开了荒地，种山药蔓菁。山药都吃完了，还有一些蔓菁储存在学校院子里的窖里。窖是临时挖的，一人多深。冬天教室里很冷，地下有个泥炉子，半死不活。老师姓张，年纪不小，据说是一位老革命。张老师总是穿着一件挂面子破皮袄，长衣长袖。戴着一个扁榻榻脏兮兮的鸭舌帽，胡子长了乱糟糟的也不刮，挂着一些饭渣渣。他总是抱着肚子，拉一个凳子坐下，驼着背守着炉子烧烟锅。记忆中没有留下上课的印象。张老师时不时到院子里揭开窖盖拿几个蔓菁回来，放到炉子上烤着吃。时间不长走了。
新来的老师姓杨，是离我们村二十五里的十里桥（村名）的。杨老师年轻，高个头，白白的面皮，大花眼，分头，一身蓝制服。我们的教室有个套间，是杨老师的办公室。杨老师也烧烟锅，他的烟锅杆子很长，差不多有一米。上课就用烟锅子当教鞭。地下有一块架着的木头黑板，杨老师不用，另外在墙上挂了一块硬纸板做的小黑板，上边写上字，用烟锅子指着考我们。吸一口烟指一个字。杨老师发了脾气，就用烟锅子使劲敲小黑板，一敲一个洞，把我们吓得大气不敢出。也用烟锅子敲我们的脑袋，特别疼。有时单独教训犯了错误的学生，就使用他的绝技，在我们的头上弹蹦楼子。杨老师手大劲大功夫深，‘嘭’的一声，一个红印子，少许就起来一个包，疼得很。疼也不敢躲，如果谁躲了，就把头抵在墙上弹，而且是连续弹，疼的忍不住就哭起来。哭起来就用脚踢，一直踢的你不哭了为止。
2021年11月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