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回国，跟一个多年的老朋友相见。她显得有点疲惫，说最近大伯的儿子一家从新疆来沪，家里乱哄哄。我说，几十年了，从来也没听说你新疆还有亲戚呀？
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故事。
朋友的大伯是一位老抗联。东北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先后有多支抗联队伍进入苏联，苏联人将他们扣押后，又经外兴安岭长途跋涉，将数万抗联战士和家属送到新疆。朋友的大伯便是从东北被转送到西北的抗联战士之一。新疆王盛世才从1933年到1944年，十年间在亲苏亲共和民国政府之间反反复复，许多中共党员在此期间就在监狱进进出出，朋友的大伯也是如此，直到新疆解放。好景不长，到了文革，他又被打成苏修特务，再次投进监狱。朋友说，大伯一生就在各种各样的罪名下生存。。。
这样的人生听得我也是唏嘘不已。但是抗联队伍如何被斯大林从东北赶到西北的历史并不清楚。直到前段时间，有幸拜读沈志华关于苏联红军88旅的文章，才了解真相。
下面就算是我的学习笔记吧。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长期听命于莫斯科，在东北的党组织也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双重领导，由于地域因素，东北党组织受共产国际关注更多。
30年代初，中共遭受重创开始长征，也断掉了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对东北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单独领导了。1936年1月满洲省委撤销，代之新成立的哈尔滨特委，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分别领导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1937年11月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稼祥先后回到延安，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也随之撤销。从此，在东北的党组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按照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的说法，此后直到1945年，整个东北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了。
我们看的以哈尔滨时期抗战为背景的谍战影视剧应该都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
有一部小说《达斡尔密码》就写当时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一个情报小组，全部是达斡尔族，并且以达斡尔语作为密码传送情报。我曾写过一篇书评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898/201410/27602.html，可供各位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日之间采取了中立政策。一方面积极恢复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动承认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多次提出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目的就是阻止日本的西进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对东北的抗日斗争也采取了左右逢源的做法。对待在日军的重兵围剿和强大压力下、时常被迫越境逃往苏联远东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一方面苏联外交部拒绝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交出中国官兵的要求，另一方面苏联政府也不能公开放他们回国继续战斗，便将这支部队“收留”在西伯利亚一个劳改营中，给予苏军士兵的待遇。
按照中苏政府的安排，驻留苏联的中国平民经海参崴被送到天津港，苏炳文等高级军官由欧洲转道回国，而大部分官兵则通过中亚地区送往新疆。交给当时亲苏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收编。
1933年新疆发生兵变，曾为奉系军阀的东北人盛世才趁机脱离民国政府控制，自立门户。盛世才跟苏联人打得火热的阶段，就是曾经想加入苏联。朋友的大伯当属这个时期去新疆的。
自1933年夏天起，先后有8支东北抗日部队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含家属总计约3万人。苏联采取这种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既不得罪日本人，也对得起中国人。即便是对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不例外。
被从欧洲转送的苏炳文是东北一位抗日将领。1928年，苏炳文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中将参谋长兼国防筹备处处长和黑龙江省政府委员，驻防齐齐哈尔。年底国民政府任命苏炳文为东北边防军为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公署参谋长和省政府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苏炳文支援马占山将军抗日。将其驻满洲里的步兵团调到嫩江桥，协助马占山作战，抗击日军。
1932年3月3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自卫军总司令，10月1日，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在嫩江西岸坚守阵地，誓死抗日。
1932年11月中旬，嫩江全线封冻。日军以装甲车、坦克，加上飞机助战，向我嫩江西岸阵地大举进攻。苏炳文的部队，转战于冰天雪地之中，孤军奋战，弹尽粮绝。迫不得已，于1932年12月4日夜，苏炳文率领军民4千余人，由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当时我姥爷时任满洲里边防守卫。苏炳文派人与姥爷协商以期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姥爷说，守边是我的职责，我不能随便开关放人，当下表示了拒绝。但是随后私下差人告诉苏炳文，他的团将于某日换防，中间有几个小时的空档。苏炳文心领神会，利用这个空档带军民进入苏联。
苏炳文等将领得到苏联帮助，几经转辗回国。但是之后斯大林又有指示：今后“只扣押级别最高的长官”， 其余人员在解除武装后不必送往集中营，也不供养他们，而是向他们提供工作。如果拒绝工作，就把他们驱除出境。如果他们愿意返回中国，不阻止他们自费离开。
1937年底1938年初，抗联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会主席、三军军长赵尚志赴苏请求援助，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部退入苏境，均被苏军扣押，时间长达一年以上。
然而，此后发生的重大事件迫使莫斯科改变了对东北抗联的态度。
起点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边疆区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局局长留希科夫(G.S.Lyushkov)叛逃事件。留希科夫在远东地区负责肃反工作。当时苏联的“大清洗”运动疯狂至极，仅远东地区就有20万人被捕，其中超过7千人被处决。当留希科夫听到从莫斯科传来的消息，提醒他“注意安全”后，他知道自己留下来难逃此劫，便于1938年6月13日越过波谢特—珲春中苏边界线，逃到日本关东军阵地。日军根据留希科夫情报，逮捕了100余名苏联情报人员，使苏联在东北的情报网陷于瘫痪。
苏联与日本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关东军要试探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实力，而苏联则要坚决打消日本西进的念头，于是接连爆发了张鼓峰战役(1938年8月)和诺门坎战役(1939年5月)。对苏联来说，中共在东北的组织和抗联残余部队此刻就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1939年4月1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K.E.Voroshilov)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L.P.Beria)给远东军区下达命令：首先，允许苏联远东红旗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并指导他们的工作，但所援物资应是外国生产的或没有生产厂家标志的；其次，从中国游击队员里派一些经过审查的人回东北进行侦察活动；第三，责成远东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协助军事委员会开展工作，经过审查和挑选的游击队员，允许远东军区各边防军接收。
为此，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应把现滞留苏联境内的350名中国游击队员经审查后交给第一方面军，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则把被扣留的赵尚志和戴鸿宾等交给第二方面军，以便作上述目的之用。
我也有一篇博文写赵尚志的情况。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5898/202009/22364.html
接到命令后，苏军第二方面军指挥官与赵尚志、戴鸿宾和祁致中举行了会谈，建议他们回去联络松花江一带的游击队，组建司令部和秘密基地，进行统一领导，并答应提供全面帮助。同时，苏军还要求他们日后提供敌军的情报。6月下旬，被任命为“游击队总司令”的赵尚志等率领110人的队伍回到东北。数月后，赵尚志的游击队向苏军提供了一些情报，又接受了苏军情报部门的新指示。
1940年初，东北抗战日趋艰难。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日队伍对苏联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周保中、赵尚志及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与苏联远东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会面，双方商定在不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原则下，建立苏共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指导关系和援助关系。为此，苏联在伯力和双城子(伏罗希洛夫斯克)边境一带分别设立了北野营和南野营，作为抗联人员越境后的隐蔽和休整基地。当时苏联还要求抗联部队脱离中共，周保中竭力反对据理力争，一直告到斯大林和国际共产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最终确定抗联仍为中共领导的队伍。
抗联部队退入苏联，本来只是暂时休整，一旦条件适合，他们还要不断返回东北继续作战。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除了少数收集情报和实施破坏的人员，在一般情况下，苏方已不再允许抗联武装力量进入中国国境打击日军。于是，抗联残部便渐渐成为一支不得不受制于苏联的孤立队伍了。
面对现实状况，周保中、张寿篯（即李兆麟）考虑在北野营驻地成立一个教导团，后经斯大林指示，教导团扩大为教导旅，授予部队正式番号，并按照苏军标准保证军需和后勤供应。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番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旅)成立。
国际旅——88旅成立，伟大的“鸡米尔松”（金日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此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