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某人做事快，产量高是“多产”；若说一件事到做不下去了，就是“难产”。那么，真的难产呢……
我当年下乡去的农场，地处北回归线之南。在1950年代末，第一代农垦工人垦荒修路，建立了热带橡胶农场。到十多年后知青下乡时，农场已经具备了基本生存的条件，各连队也有卫生室，备有一些简单的药物。但是真生大病，还是得去县医院。
养女人的热带河谷
河口那地方气候炎热，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都说，这地方的水土特别养女人。周围的女知青，看起来好像都水灵灵的。原来满脸青春痘的，变得面皮光滑。原来皮肤又干又粗的，也变得皮肤细腻。所以那些年我回北方坐火车长途旅行，不太会被人当做“知青”。同车还有好心人爱护地对我说，“快坐到我们这里来，等一下很多知青上来，会给你找麻烦的”。而同样在河口农场的男知青，个个青皮寡脸，瘦的像柴火棍子一样，说是逃犯，谁也不会怀疑。
热带的女孩子发育早，十七、八岁生孩子是很常见的事。很多身材苗条的年轻女子，身上背着、手上牵着两三个孩子，其实母亲还不到二十岁。原来住在我隔壁的一对年轻夫妻，有天清晨突然一起放声大哭，原来他们晚上睡得太死，把两个月大的孩子给压死了。不过，还没过一、两个月，妻子就又怀孕了。
农场的女人“皮实”得很，每天爬山越岭，劳动量够大，从来没有听过“保胎”之说，也没听见说谁累得流产了，常常是前一天还在山上割胶，第二天已经抱着娃娃出门了。孩子们的口头语是“昨天妈妈下 弟弟/妹妹了”，和母鸡下蛋一样普通。
当时许多男女知青，关系很密切又不敢结婚（怕失去回城的机会），最怕怀孕也最容易怀孕。也有一些些从温带地区迁移来的人们、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到热带之后没多久就怀孕生子了。我生活过的两个营，当时的育龄女子应该超过千人，只听说过一位有生育障碍的，她生子之事很有点传奇色彩，下一期再说。
难产与解救
农场女人虽然把生孩子当家常便饭，不过也史无前例地、有过一位难产的。这位湖南“老婆娘（当地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已经生过四、五个孩子，所以根本就没把这次怀孕当回事，照常出工干活。没想到她这次怀的这个婴儿，实在太能折腾，还没到预产期，先把手伸出来了。厂部卫生员是北京女知青，当时没有男朋友。按说妇女生孩子时，她的本职工作，是在旁边助产。不过她胆小，就算是孕妇顺产，她都会看不下去，捂着脸跑出来，说做女人太痛苦了。等听见娃娃落地之后哇哇地大哭，她才又进去，旅行职责。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难产的场面，完全被吓呆了。还是营部干事听见之后，马上做出判断，说产妇有生命危险，必须送到县医院抢救。可是营部到县城有一百多里，没有公路只有铁路，而且每天只有一班火车，要到第二天下午的五点多才能过来，产妇肯定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于是营领导给山腰铁路局打电话，没多久铁路局专门派了一个车头，把产妇拉走了。到河口医院之后，马上做剖腹产，生下和保住了孩子。
献血与公差
可能是因为多少还是有延误，虽然孩子生下来了，但是医院又打电话到营部，说产妇大出血，医院血库的血，必须要先保障留下来给在抗美援越前线受伤的战士。一旦产妇止不住出血，仍然有生命危险。因此医院要求营部立刻派献血者，去医院等候，随时准备献血救命。营部立刻通知所有四十岁以下的人，特别是年轻力壮的，要准备献血。那时候大家的营养都很差，一年到头吃不上两次肉。人们都觉得再被抽血，那简直就等于要了半条命。还有人说，“抽血”之后，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一时间，连身强力壮的男人都找借口，不肯去验血型。
我和高人仗着年轻，每年一次去内地探亲时，可以多吃点补一补，就报名献血。验了血型，我们都合格，就派我们搭火车去河口医院等候，随叫随抽。
因为是去献血救人，当然算是出公差，公费住宿，每天还有两毛钱补助。我们高高兴兴地坐当天下午的火车去了河口县城。
到了县城，第一件事先去街上吃米线，解解馋，也先补充一点营养。然后就去医院等候抽血。一直等到晚上很晚，医生告诉我们当天不用输血，让我们回旅馆先休息。第二天一早再去，说病人已经过了危险期，要请另外一位医生来会诊，也听一下产妇本人的意见。我们继续等待；等来等去的，后来就说，产妇已经脱离危险期，不用输血了。
在附近的连队正好有些同学、朋友，我们就“趁机”去拜访了一下。对我们自愿献血，朋友中也有“微词”，说我们不够谨慎，万一要是被抽了血，对本来就营养不良的自身的健康，损坏也不小。后来到美国看到献血都是一次抽400毫升，当年不过是200毫升，差距不小。当然，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营养和健康水平也有相当的差距。
回到连队时，有些人在看我们的时候，眼神像在放毒箭，满是“羡慕嫉妒恨”。有人说我们事先就知道不需要输血，所以就花公家的钱，去县城玩了一圈。当然营领导是有水平的，表扬我们有“高风亮节”，批评那些先自私自利不肯验血、后来又散布流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