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段无人提起便永远消失的往事。作为一个尚存的见证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
昆明主要的几个基督教会，循道公会有在金碧路的锡安堂，内地会有在武成路的三一堂，圣公会有在东风西路的约翰堂和在文林街的文林堂。迄今其他教堂尚在，而文林堂已片瓦无存。
这里先对现存的几个教堂作一简单介绍。
锡安圣堂位于昆明市金碧路中段南侧，始建于1922年。1947年作了较大的改建。十年“文革”，该堂被工厂占用。1993年再建，坐南朝北， 北端设计为抱厦式三开正门，仿伦巴底式门廊装饰半圆拱顶和两个对应装饰立柱。正门外两侧设计为城堡式建筑连体侧楼，正立面用蓝玻璃组合成通高的狭长装饰窗。礼拜堂内加大前低后高的坡度，使观众席位每一个座位都有非常好的视觉效果。礼拜堂南端为四层结构，为昆明市基督教 “两会”办公地点。
1993年新建的锡安圣堂（张本美提供）
三一圣堂位于昆明市原武成路西段，始建于1916年。最初建成的三一圣堂，整体为一土木建筑结构。礼拜堂坐北朝南，南端第三层门楼系全木结构，在1966年的一场大火中焚毁。2004年11月底，新的三一圣堂建成。 新建成的三一圣堂为整体钢混建筑，仿哥特式建筑式样。占地面积1700平方米，建筑面积四千余平方米，可容纳两千余人。
焚毁前的三一圣堂，始建成于1919年。（刘鼎寅提供）
圣约翰堂位于昆明市东风西路东端昆明百货大楼西侧巷口(今东风西路96号，此段路旧称万钟街)，始建于 1915年。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美国空军进驻昆明，美军中一些信徒每周都到该堂做礼拜，昆明圣公会亦改为从属美国圣公会系统。该堂过于狭小，1944年扩建之后仍感拥挤。1947年拆除重建，1948年落成典礼时还由主教黄奎元宣布该堂为美军在华助战的纪念堂，并在堂的大门正面墙壁上用大理石金字在左右两边分别用中、英文镌刻成“纪念在华殉职盟军将士碑”。以记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美国飞虎队17位飞行员。1986年重新开堂装修时，这两块记念碑被加玻璃罩覆盖，予以保护。
2004年9月，昆明圣约翰堂作为危房拆除，昆明市基督教 “两会”准备在原址上重建新的圣约翰堂。
始建于1915年的圣约翰堂（刘鼎寅提供）
纪念在华殉职盟军将士碑（陈秀峰、熊思远提供）
牺牲的飞虎队17位飞行员，其中有两名是英国籍，有一名是瑞典籍，14名是美国籍。当时17位飞行员的骨灰包挂在教堂内墙壁两侧，1948年美国驻昆领馆撤走时带回美国。
提到基督教，你可能会联想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但这顶帽子也太过抽象，当你知道以下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基督徒的所为是很难用一种政府的行为或功利的行为来加以解释。
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阳城传道的英国基督徒艾伟德（Gladys Aylward），为了拯救敌战区100多个处于危难之中的孤儿，以自己瘦弱的身躯，带着孩子们翻山越岭，穿过日军封锁线，经过27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安全的彼岸陕西扶风。她被称为“中国孤儿的母亲”。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放弃伦敦邮政银行1000镑的年收入，来到中国西南贵州毕节的苦寒蛮荒之地—石门坎，毫无保留地为石门坎的苗族人献出自己的汗水和生命。柏格理及同工创制了苗族文字，翻译出苗文圣经，创办了乌蒙山区的第一所小学，并率先开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他们建起了游泳队、足球队、举办运动会。他们还建立了当地第一所西医医院、中国第一所麻风病院，培养出贵州第一位医学博士。
抗战时期，曾有美国援华飞行员被日军击落在该地区，当地苗族人把他救下，并能用熟练的英文与他交流；据1945年国民政府的文化普查，汉族人每10万人中只有2.19个大学生，而乌蒙山区的苗族每10万人中竟然达10人之多。
柏格理及同工在二三十年内，把这个全国最蛮荒的山区变成了苗族文化圣地，创造出苗乡的文化奇迹。
2016年3月2日，应美国纽约爱乐乐团、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邀请，来自云南富民县的“小水井合唱团”走上了美国和英国的舞台。他们演唱了《茨岗》《C小调合唱幻想曲》《哈利路亚》等世界名曲，以及《小河淌水》《彩云追月》《长街宴》等云南民歌。“小水井合唱团”用其善良和淳朴的美声唱法，唱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其实，小水井合唱的渊源可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1937年澳大利亚籍传教士郭秀峰将福音传入小水井村，并于当地设立了教会和唱诗班，许多老人都学会了高难度的多声部合唱，并一直传承至今。
远的不说，民国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中美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达到一个新的高潮，除庚子赔款的返回，美国民间企业家和教众康慨解囊，除了在中国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比较著名的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
回到主题，1939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候，国内各大学多迁往西南各省。此事引起香港圣公会港粤教区主教何明华（Ronald Hall 英国纽加素人）的注意。何明华十分关注中国的教育，尤其重视学生的工作。何主教亲临昆明选址开堂，看中西南联大附近昆明文林街上的一栋房子，租为教堂。由赵紫宸主持，白约翰协理。白约翰是英国人，在华南有过学生工作的经验，并长于文学，善于写作。在他给差会工作报告中，曾将云南民俗风情描写得非常生动。
1940年初，由教会出资旧币9200元购得产权并改建，取名文林堂。战时的昆明，文林街虽是一条小街，可西通西南联大，东接云南大学，北临昆师北院，是文化人云集之地。文林堂成了大学师生的基督教活动中心，这期间参加礼拜的师生可达300人以上。光是联大的基督教协会会员已达40人，包括社会学系的教授潘光旦、机诫工程系教授殷祖澜等。
1941年底，赵紫宸将堂务交由张绍桂负责白约翰协理，张亦是西南联大讲师，就便在联大设学生顾问处，资助困难学生，并解答学生的心理问题。
除了周日的佈道，文林堂常举行音乐会和各种讲演，来的自然是大学名家，刘叔雅先生和吴宓先生推出的《红楼梦》就轰动一时！一日，吴宓先生在街头漫步，见一家饭馆挂着“潇湘馆”的招牌，颇为不悦，径自找到老板，“能不能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名子改了？”因为林妹妹会不高兴的…
那个年代，文林街处处是大师的身影，沈从文，老舍，金岳霖曾在文林堂一侧金鸡巷的小客厅聚会，据汪曾祺回忆，金岳霖谈兴正浓，突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从后脖领处捉出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教授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汤用彤先生一身布衣，在文林街小馆吃鳝鱼米线的情景竟让一位哲学系的女生感觉很滑稽。
值得一提的是，联大最年轻的教授，语言学家张清常，在音乐方面亦有较深的造诣。联大校歌，男女声四部合唱的曲谱就出自张清常之手。张先后指挥过联大及其附中的5个歌咏队。除了校歌，还演唱过黄自的《旗正飘飘》，贺绿汀的《游击队歌》， 刘雪庵的《长城谣》，德沃夏克的《念故乡》，约翰·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柴可夫斯基的《花的圆舞曲》以及舒伯特的名曲《鳟鱼》。
据张清常回忆：“当时在联大附近大西门内的文林街有个文林堂，是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每逢周末晚上那里便用留声机播放西洋古典音乐唱片，有时我深夜偶然路过那里，若断若续的贝多芬的交响乐每每将我吸引而不忍离去。实际上，那时的留声机的声音既单薄又微弱，在院内屋里播放而在大街上听，即使是夜深人静时，所能听到的也只是交响乐里的一些最强音，要靠听者用自己的音乐修养来连缀它才成为乐章。由于听者专心致志地捕捉任何一点微弱的音符，精神高度集中，调动自己每一个脑细胞的最高功能，对乐曲的印象极其深刻。在战争年代，这就算是我，一个穷教书匠最高的精神享受乐。 ”
大半个世纪过去，你不能不感叹，这文林堂前，文林街上，这中国一代文化精英灵魂游荡过的地方，大学与教堂共存，是怎样一种包容和自由！
时间推到1949年前后，云贵圣公会已由英国圣公会系统转为美国圣公会系统。时任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主教的黄奎元以美方圣克利司通主日学儿童捐赠款7000美元重建文林堂。
80年代残破的“文林堂”外观（张卫民提供）
新建的文林堂位于文林街115号，为两层楼灰砖西式建筑。两条窄窄的小巷分隔开两边的民宅。大门右手边是两排整齐的长方形窗子，一楼窗外还嵌有绿色的铁护栏。三角形屋顶竖有一灰色的十字架。拱形的大门上部为半园形彩色玻璃天窗，下部是两扇宽敞的雕花木门。
为了便于与美方沟通，英语能力强的汤山英与江汉章颇为黄奎元所倚重。1949年7月，汤山英赴美巡回演讲筹款返回后即任文林堂堂长、主持佈道。同年11月调惠滇医院任院长，11月底江汉章牧师继任文林堂堂长后10天，云南宣告和平解放。
汤山英与江汉章早年都曾就学于上海圣经翰大学文学院及神学院，有着长期在圣公会教会工作的经历并在多所大学里担任过英语教职。
解放初期，虽然与美国圣公会的联系已被切断，但在宗教政策方面相对宽松。江汉章作为宗教界人士曾担任过省人民代表 、市政协委员并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开展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
在自治方面，每年经全体信众酝酿，推出董事会人选。以1957年9月的文林堂简讯为例：“产生下列7名为我堂新任董事：刘继武（董事长）、谭坤山（书记兼会计）、叶俊松、肖国钧、朱邦英、张云卿和刘振海等7位同道。” 每月第一主日举行圣餐大礼拜后，召开董事例会对本堂今后圣工及联系工作提出意见。
在自养方面，筹办养鸡场；开发自制雪花膏、皮鞋油；开办钢琴培训班等等，用以维持教会的运作，亦可补贴家用。据档案记载，1955年8月至1956年8月收入88386元人民币，而1956年9月至1957年8月收入126526元人民币，净增43.15%。收入虽不多，仍在文林堂、云南大学和师范学院组织青年团契，给困难的青年学生提供部分奖学金。当然，后来这也成了在学生中搞迷信活动，用小恩小惠拉笼腐蝕青年的罪状。
在自传方面，每周日进行例行礼拜并设立圣餐日；在救主受难日、复活节与圣诞节都举行纪念礼拜。由江汉章牧师佈道。参加该堂活动者计51人。实际经常参加礼拜约25人
可能是长年从事教会工作，较深的沉浸于基督教的理念之中，汤和江在政治上却十分幼稚。汤山英在美的巡演中，有人提问，如红军佔领了全中国，中国将成为什么样子？汤答道，中国永远是中国！江汉章也一直超然于政治，认为只要诚恳待人，做好教会工作就好。二人最后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了。
1949年8月，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里说“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很快就切断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与美国的多渠道民间联系。 云贵圣公会与美国圣公会关系密切，教会中人与美国传教士多有往来，在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中无疑是清理的重灾区。1955年汤山英被判5年劳改，1959年江汉章被送劳教，文林堂从此永远关上了那扇沉重的大门。
最后应该提及的是，1957年昆明宗教界高层，各教堂主理牧师集中学习交代问题，约翰堂的刘华翰因反革命罪行被批捕。到1958年，各教堂聚会和讲道已不再被允许，处于封禁状态，教堂被划归昆明房管局。1979年三中全会之后宗教政策有所松动，原有教会房产归还昆明市基督教两会管理。教会恢复礼拜后，能够开堂的只有锡安圣堂、三一圣堂堂和圣约翰堂三间教堂了。
文革后期，我从农村回来的时候，曾特意去文林堂看了看，小礼堂已被分隔成许多小间，被革命群众占为居所。90年代末的文林街扩建工程中，文林堂最终被彻底拆除，在文林街的历史中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