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新的大国竞争时代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呢？今天那些发生在与北京多代人冲突的担忧都是基于对过去得到数据的线性推断，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似乎有希望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代。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对它曾经寻求与美国之间的竞争毫无准备。
由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错误的管理，长期处于下滑状态的中国经济现在正处于自由降落的状态。 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是：今年，美国经济预计增长速度将从1976年来首次超过中国，这突出地表明中国已进入长期缓慢增长的时代。更令人惊讶的是，为了稳定中国的财政状况，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雄心勃勃地改革中国增长模式的计划，而是选择加倍投入到让中国陷入目前经济困境的政策。
换句话说，习近平眨眼了。
习近平的逆转很说明问题。这充分表明他对将中国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转变为能将中国共产党“高质量”增长承诺予以兑现的计划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失败可能很快会削弱中共为地缘战略主导地位进行长久持续战斗的能力。
这就引申出一个让人干着急的问题： 假如中国不能成为竞争对手，而根本无法承担竞争的代价会怎么办呢？
在充满激烈资源竞争的环境中，中国的陆军、海军和国内安全机构之间几乎肯定会出现紧张关系。
人们常说，习近平利用中国人民对其殖民时代屈辱的怨恨，启动了现代与美国的竞争。但中国放弃“韬光养晦”（隐藏能力和等待时机）政策的决定早就开始了。事实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几十年里，中共精英们就明确表示，一旦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这一格言就会被抛弃。 当华盛顿看来被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削弱时，中国官员就采取了行动，押注在海外投资和经济胁迫等会是战胜西方国家的关键，他们大部分的估计似乎是正确的。
远远超出其他因素，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仍然是该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基础。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加上北京影响其他国家经济状况和塑造政治观念的能力，让中国能够将自己与世界捆绑在一起。中国经济扩张的成果也为其实力的投射提供了保障，提供了包括一带一路的倡议、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多边承诺的花费成本。中国的GDP增长也为中共带来了国内红利，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来打破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壁垒，从而动员企业为政府服务。
尽管如此，中国在年均GDP增长率超过6%推动下的飞速崛起似乎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在降温，并受到长期过度投资、巨额债务负担、和劳动力萎缩等一些系统性缺陷的困扰，给中国的财政状况带来了巨大压力。 另外，由于中国缺乏有效的国内疫苗，以及中共不愿批准和购买西方疫苗，这使得滚动式封锁成为一种疫情下永久性生活方式。中国这种灾难性的疫情应对措施加剧了那些经济系统性下滑的趋势，并可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迄今为止，中共的封锁控制措施导致工业产量暴跌、失业率飙升、资本外逃和货币贬值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在恶化，世界银行警告说类似于1970年代的滞胀和全球对中国出口（中国增长的引擎）的需求减少，稳定中国经济的努力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经济仍然严重依赖大量进口的燃料、粮食和其他价格已大幅上涨的商品。西方技术转让的限制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另一个挑战是中国最大的市场（美国和欧盟）对习近平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感到越来越失望。 就连像苹果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也已经正在将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和其他被认为更稳定的地区，而外籍人士正在放弃中国的职场，不少新大学毕业生则成群结队地离开本土。事实上，中国的人才流失过程已经开始。
迄今为止，尽管习近平的下属警告需要采取果断行动以避免金融危机，但习近平迄今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解决中国危机的新想法。习近平的大赌注仅仅是包括全力以赴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样的方法事实上助长了中国当前的债务泡沫、大规模的工业产能过剩，以及建造了大量仅完成一半的公寓楼房的鬼城。而且此类投资不太可能实质上刺激中国经济，因为它们专注于支撑中国经济中生产效率最低的部分，那就是国有企业。 更糟糕的问题是，习近平几乎没有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任何帮助，这才是他努力刺激国内消费、减少不平等和减少经济依赖于出口和没有成果投资等问题的关键。消费者是2021那年中国疫情经济反弹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但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担心工作职位的保障和无休止封锁导致的持续民众收入的损失。
与此同时，习近平的标志性经济倡议一个个地从中国国有报纸的头版消失了。这些经济倡议包括习近平推动的共同繁荣主张，其表面上旨在通过让普通中国人在中国财富中占有更大比例来减少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引入房产税以减缓中国臭名昭著的房地产（精英们已经积累在此了巨额财富）泡沫的计划也被搁置。长期以来，科技巨头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被视为对中共权力的日益增长性的威胁，但现在中国监管机构也发出信号结束习近平对中国科技巨头的打压行动。尽管如此，因习近平的政策下中国科技股重创而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投资者仍然保持了警惕。许多西方银行警告说，现在在中国投资的监管风险远大于潜在的收益，这些外国投资者也可能不来营救北京的经济。
就在习近平即将就任第三任党总书记的几个月时刻，像中国总理李克强这样负责经济增长问题的中共官员现在公开反对习近平和那些仅关心中国政权安全和政党控制的人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和胡春华)。尽管习近平表现出冷静的态度并警告人民不要质疑他的零新冠政策，但李克强拒绝支持这些政策，而是谈论中国复杂而严峻的局势。这种意识形态和技术官僚派系争夺影响力所产生的政策分裂的环境，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时代。 就像当年一样，今天的党内冲突会产生赢家和输家。目前看来，输家可能会包括习近平，他可能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第20次全党代表大会期间被迫做出关键的人事让步，以确保他获得保证第三任期所需的支持力量。在2022年剩余时间内，中国日益恶化的国内挑战仍将是党的首要任务，解决这些挑战将在中国经济资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 顺带的一个好处是美中紧张局势可能会保持缓和的状态，至少在中短期内会是如此。
然而，更难以预测的是，中国对资源和权力的争夺将会如何影响中国各种利益的相关者。一段时间内将第一次发生如下事件，中国的国有企业、省级和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和人民将被迫争夺一块不再变大的蛋糕。因此，资金发放的权衡将会是很必要的，甚至包括那些中国年增长率在10%左右时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权衡。这种权衡将包括削减显示中国民用和军用力量的现有和计划中的投资。
中国对外发展贷款是北京扩大与亚洲和非洲外交关系的关键工具，近年来已经下降了96%，从2016年的750亿美元降至疫情期间约40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总体平均价值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平均每年为2550亿美元，到2020年也跌至不足810亿美元。尽管这些数字未来可能会略有回升，但中国决策人在经济步履蹒跚时将很难证明这种支出的合理性。
中国国防开支的某些方面也需要进行类似的权衡。在资源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中国陆军、海军和国内安全机构之间几乎肯定会出现紧张关系。由于中国通常期望地方政府官员向军队提供训练和大规模演习所需的物资和支持，军队和民间的关系也会出现如此的紧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放缓也可能导致内乱，这可能迫使军队更多地牺牲其更广泛的现代化改革而参与维护国内的安全。潜在的经济问题也可能阻碍为新宣布的像太空部队那样的项目计划提供全额资金。 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被迫在某些核心任务中做出选择，例如监视中国海岸、建立南海前哨、维护防空识别区，甚至保护其尚未定论的边界等等。 无论何种方式，中国军队都将被迫试图使用更少量的资源来执行更多的任务。
最终，中国持续的经济降温和习近平的信心危机将导致一种他、中共和中国民族主义者最担心的结果： 广泛认识到中国可能根本无法与美国竞争。
(这是我的原始翻译。
原文英语作者： Craig Singl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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