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闸门一打开，美食的香气就不管不顾的先跑了出来。但是如果把记忆里母亲的美食都写下来，篇幅就太长了，打住打住。
到了舅舅们该上学的年纪，家里就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送到村子里的小学校去念书。母亲实在羡慕她的弟弟们，也想跟着去上学，却也知道念书没有她的份儿，家里的重男轻女她是相当清楚的。
母亲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太姥姥，也就是她的奶奶，过年的时候会打开她的糕饼匣子给小孩子们分槽子糕，那些男孩子们挤到前面每人分到一块，然后高高兴兴地拿到一边吃，等母亲到了跟前，太姥姥就把糕饼匣子盖上了，把头转到一边去就像没有母亲这个孩子似的。母亲说她就知道了像这样稀罕的东西没有她的份儿，因为她是女孩子。以后她一看到太姥姥打开糕饼匣子的时候，她的弟弟，还有堂兄堂弟们都蜂拥着挤过去而母亲会掉头离开。她还是个孩子，看着她的玩伴儿们欢欢喜喜的吃糕饼而她却没有，她无法控制住她的口水和泪水不流下来。这件事太残酷了，我一直不能忘记。
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忽然间世上就乱了，工厂停工，学生也不用上学了。我们姐弟三个还小，本来都在上小学，然后就看见有些人被绑起来挂上大牌子，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还敲锣打鼓的吸引人们去看。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以为被绑起来的当然都是坏人了，听见外面敲锣打鼓的声音就会跑出去看热闹，反正不上学也闲着没事。每天都有几伙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都兴高采烈的跑出去追着看热闹。
直到有一天晚上，记得是个星期六，母亲跟我们说，他们厂里明天游街的人里面可能会有爸爸，你们明天都呆在家里吧，母亲说。我们三个听了都吓坏了，第二天门也不敢出，一听到外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心就嘣嘣乱跳。再以后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都很紧张，最怕看见这样的事了。有一次我和姐姐在市场附近玩耍，忽然听见有锣鼓响了起来，并且听声音是朝着市场方向来了，大家都朝着锣鼓响的方向跑，我和姐姐吓得发抖，姐姐拉着我赶紧朝相反的方向跑。后来知道了爸爸当时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他看见厂里的人们那样的被政治宣传愚弄，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了一些跟政府不一样的话。
唉，不同的世代有不同世代的残酷，没有受过伤害的人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可是母亲实在太想上学念书了。她知道她的爷爷和她的父亲是不会让她去的，她问都不敢问他们。她就老是缠着她的妈妈，我的姥姥。母亲究竟是怎样缠得姥姥受不了了，只好去向姥爷和太姥爷为她求情的呢，她从来都没跟我们说起过，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只能揣摹着，想象着。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姐弟们都确切地知道，那就是在母亲的眼里，能上学读书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了不起，... 你就多么着往说下吧，反正把一切能想起来的好的字眼儿全放上去都不足为过。
我们小的时候政府的规定是满7周岁才可以上学。母亲早早的就为我们买好了书包和各样文具准备着，那心情比我们还迫切。姐姐的生日比开学的日子晚了几天，好像母亲还专门求人开了后门才得以入学，因为不然的话姐姐还要等整整一年。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姐姐倒没有什么，等一年就等一年呗，是母亲等不了那么久啊。那时候好多人家并不太重视读书，我们有些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十一二岁了还没上学呢，一来是不重视，二来呢也是缺钱。六七十年代的人家孩子多，平均每个家庭有五个左右吧，并且大部分家庭都是父亲一个人工作。记得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每个学生两元人民币，而课本，作业本，练习簿和文具用品等是不包括在这两元之内的。我不太记得是否有贫困补助啥的。那个时候两元人民币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个七口之家常常只有父亲一个人上班，如果那个父亲是个二级工人的话，每个月的工资是38.20元。所以四五个孩子都上学，光学杂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我们的一个邻居家里有六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在上学，老二是个女儿上学就比较晚，是母亲买了书包和一些文具到那个家里去说服她的父母送孩子去上学的。大概是母亲以为不上学的人都像她当年那样的痛苦呢。
总之母亲是被容许去上学了。母亲说姥姥跟姥爷和太姥爷说她这么想念书，就让她去学校认几个字吧，反正是村里的小学校，花费并不多，这个钱呢就算是给她的嫁妆了。姥姥常说母亲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都很漂亮，母亲不算漂亮，但是读过几年书的女生在当时并不多，也有利于找个好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