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光复后全家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二舅突然回来了。到家那天，把大家吓了一天，以为来了个乞丐。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二舅进门的第一句话是：要饿死了，给我弄点吃的。姥姥一眼就认出了儿子，哇的一哭了起来。好长时间都没有二舅的信，家里人一直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原来二舅是逃跑回来。
母亲是后来听二舅给大家讲他是如何逃跑的，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二舅所在江防军，本来是一支边防部队，平时就在江上巡逻，都没打过仗。可八一五光复前几个月，听说日本人要把他们派到海外作战，这下子军营里炸了锅。大家都知道日本要不行了，谁也不愿意去为日本人送死，于是几个胆大的就是开始商量跑路的事，几乎所有人都想跑，但忌惮日本教官可能会报告宪兵队，把他们再抓回来，没准会被枪毙。所以，首先要解决日本教官。这些教官平时对他们不是打就是骂，没有人没挨过他们的耳刮子，所以也没人不恨他们的。最后集体决定，杀死日本教官后再集体逃亡，这样至少一天之内没人知道，可以有一天的逃跑时间。于是私下里中国人串通一气，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当官带着几个人冲进日本教官的宿舍，乱枪打死了那些日本教官，然后换上便衣，集体逃亡了。
一开始怕日本人知道了来抓他们，所以大家都走小路，也不敢坐车。二舅兜里就没几个钱，走了不几天就成了乞丐。好在那时东北人都很厚道好客，到谁家要口饭，喝口水都没问题，也没人问你是干啥的，甚至很多人家还可以免费留宿，半路还可乘个马车什么的。日本人和伪满警察那时也知道快败了，也都无心管事，不像以前那么严格盘查行人了，所以，二舅这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等到八一五光复后，就更没人管了。从黑龙江走到沈阳，据母亲记忆，二舅走了三个月。到家时，鞋都走没了，光着的俩脚也都走肿了。
二舅回来最高兴的是二舅妈，苦苦等了三年多，终于可以和二舅完婚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结婚也不讲究，两家人在一起吃个饭就算结了婚。姥爷家就两间房，房间还小，二舅结婚后，姥爷就决定搬到大北边门的一个四合院里的东厢房里。东厢房两室一厅，房子比较大，就把一间房间壁了一下，改为两间，大舅两口子一间，二舅两口一间，姥爷姥姥和三舅、我母亲、老舅与姥爷姥姥住一间。
当时这个院子的门房住着关系复杂的一家人，姓郭。这家两口子都是配偶死了后再婚的，男的带三个与前妻生的孩子，女的带三个与前妻生的孩子，俩人重组后又生了三个孩子，所以总计有九个孩子。母亲说，这家人都很好，尤其是女的，特别正派，对所有孩子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那时女的带来的大女儿已经参加解放军走了，不在家住，男的带带来的三个孩子也有两个不在家住的，所以实际人口是八口。家里的二女儿叫郭玉芹，是女的带过来的孩子，比我母亲大两岁。房东外号鬼子张，是个很会投机专营的人。可他的女儿有点傻，还胆小，自己一个人不敢住一间屋。于是，房东就请我母亲和郭玉芹陪她女儿住。母亲和郭玉芹都乐不得的去陪住，因为家里住的太憋屈了。因为一起去陪住，母亲和郭玉芹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八一五之后的混乱时期过去后，二舅妈就催我母亲继续上学，并让我母亲直接上小学四年。虽然母亲年龄够上四年级的，可她实际就念了不到一年半的小学，心里有点没底。二舅妈就鼓励母亲说: 你有不会的，我教你。于是母亲就去初小读书了。那时的小学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小学是四年毕业，高级小学是六年毕业。在二舅妈的帮助下，母亲虽然在四年级只读了两个多月，最后全班五十几个人中以第十八名的成绩考上高小。
母亲读的高小叫北兴完小，离当时母亲住的地方不远。高小有个姓郭的女老师，特别喜欢我母亲，因为母亲不仅功课好，手工尤其好。手工课上做衣服、画图样、织毛衣这些我母亲学都学的很快，估计是受姥爷的影响。母亲说，民国的小学也有政教，上课前都要背诵总理遗训。母亲到现在还能记住好几句。
上高小期间，母亲还去市政府广场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迎接蒋介石到沈阳的活动。母亲记得是1947年春天的事，蒋介石穿个黑斗篷，挺精神的，宋美龄穿的是黑纱连衣裙。为了迎接蒋介石，学校特意每个学生发了一身美国援助的米色幼童军制服。那时，沈阳大概有一半人都见过蒋介石，没人当回事，更没想到文革时竟然变成了罪。母亲的一个同事，平时好吹牛，就因为文革时说自己见过蒋介石，被“革命群众”给一顿揍，质问他: 什么人才能见到蒋介石？你一定有历史问题。弄得他急忙解释说，不是我一个人见过，沈阳很多人都见过啊。可他越解释，“革命群众”打的越厉害，认为他不老实。
四八年沈阳解放前，母亲高小毕业，考上了沈阳第一女子中学。母亲本以为自己考不上的，毕竟自己满打满算也没读四年小学，可发榜那天，母亲竟然中榜了，虽然名字很靠后。不过全家只有我二舅妈很高兴，别人都觉得女孩子读完高下就够了，不需要再读中学了。那时初小毕业就很好找工作了，高小对女性来说也算是中等教育水平了。
母亲上中学后也没上什么课，沈阳即将解放前，沈阳已经被共产党渗透的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了。那时学校里也是成天罢课游行，国民党已经军心涣散、毫无斗志。母亲说，那时沈阳到处都是地下党，卖烤地瓜的，修鞋的，理发的，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的，包括学校教书的先生都有共产党。沈阳解放后，母亲发现很多他在街上见过的人都是共产党。沙溢演过一个电视剧《渗透》，就是以沈阳解放前为背景的，剧中显示的共产党活动和母亲描述的差不多。
沈阳市和平解放的，母亲说，只有207师稍微抵抗了一下，放了几枪就跑了。
那时虽然穷，一大家人只有两间房，住的很憋屈，可因为家庭和睦，也总是有很多穷欢乐。最高兴的就是过年包饺子，姥爷和二舅妈负责擀皮，还比赛谁擀的快。母亲说，每次都是二舅妈比姥爷擀的快。三十晚上的饺子姥姥自己包，不让其他人上手，尤其不让我大舅上手。我大舅包的饺子馅太大，总会弄得馅不够。
大舅妈脾气倔，没什么心眼，也不自私，但因为每天要伺候一大家子人，累的总发脾气。我大舅也脾气暴，所以俩人就难免会拌嘴。好在姥爷姥姥很明事理，儿子和儿媳妇拌嘴，老两口都是站在儿媳妇一边。大舅妈也对母亲很好，喜欢我母亲很小就懂事，还帮她带我大表姐，有点什么好吃的就总忘不了我母亲。
沈阳解放后，母亲的中学里来了不少抗战烈士的子女，其中就有李兆麟的女儿。那时他女儿已经很大了，对读书也没什么兴趣，但大家对抗联烈士子女依然十分尊敬。
1948年11月沈阳和平解放，12月下雪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两个带着狗皮帽子，挎着枪的人来敲母亲的大院门，说是找郭玉琴的。郭玉芹都睡下了，就急忙披着衣服来开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