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励耘推说有病两次拒绝去上海
按照常理，开会事先要定时间、内容，通知与会者。可是，除王维国在上海外，江腾蛟、陈励耘、周建平并不是同一天，也不是因为开会到的上海。
3月26日下午，周建平向司令员刘懋功请假，到上海搬家。当晚妻子戴慧英突发急腹症，急诊住院开刀。因被误诊，手术持续8个小时，周建平一直在手术室外守候。家暂时搬不成了，他不得不滞留上海照顾妻子。3月28日，王维国拉周建平去看林立果，他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要把江政委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材料很多。当然打倒江政委也不容易，但你们思想上要做好准备，……南空“左派”要团结。后来周建平对林立果“负责”的理解就是团结南空机关“左派”。
3月27日，秘书告诉陈励耘，于新野到杭州来了，想见你。陈励耘因九届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表示什么人也不见。3月28日，于新野再一次求见，陈励耘因得罪不起林立果就见了。于新野说：“江政委在上海，请你去玩玩”，“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陈励耘与王维国的矛盾很深，他不想去王维国的“地盘”，推说有病。
3月30日，江腾蛟对林立果说：趁我们都在这里的机会，把周建平、陈励耘找来谈谈，先和陈励耘和王维国谈，再接周建平来，以示区别。3月31日，于新野第三次来杭州接陈励耘，他始终没有说开会，只说“他们都在等你”。并诉苦说：“我不把你接去，林立果要批评我。你现在坐车去上海，晚上谈谈清楚，不休息就回来。”陈励耘不好再推辞，当天17点多他才坐车从杭州出发。王维国夫妇带一批人到上海和浙江的分界线闵行迎接，林立果要他高姿态，热情些，搞得好点，吃得好点。陈励耘说：“到了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王维国陪我吃晚饭。饭后林立果、江腾蛟来了，根本没说开会，完全是闲谈。问身体怎么样，我说身体不太好。林立果说，大家见见面，说说家常话，晚上就回去了。”
江腾蛟早在3月14日就被林立果叫到上海来养病。江腾蛟在特别法庭上说：“3月19日下午，我到他（林立果）那里去，开始他并没有讲开会，他讲陈励耘和王维国关系紧张，他在杭州对陈励耘做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你现在到上海来养病，要趁这个机会也给他们做做工作。”江腾蛟反复强调他确实是治病，林立果让他到上海找王维国、陈励耘谈谈，不是去搞阴谋的。林彪案预审组对此反复调查，始终没有证据证明是林立果事先安排的会议，也没有预谋，只好放弃。
如果特别法庭坚持“秘密开会”，至少应该给出会议的起止时间。1972年中央公布的“材料之二”说“1971年3月底”，“开了一整夜”。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和特别法庭判决书写的都是3月31日。江腾蛟在庭审时供认也就三四个钟头，这就是说“秘密开会”在周建平来之前就结束了。但特别法庭为把周建平拉进来，将“秘密开会”延长到4月1日。1982年王维国的判决书，周建平、陈励耘的免予起诉书写的是“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晨”，与特别法庭判决书上的时间不一致。
周建平在申诉中说：“查清‘秘密会议’的准确时间是判断我是否参加‘秘密会议’的关键，在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事实——‘秘密会议’的起止时间上，免予起诉书作为一项严肃的法律文书，为什么不用已经确认了的‘10点多’和‘3点多’这两个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时间概念，却用‘晚’和‘晨’这样含糊的伸缩性很大的时间概念呢？很显然，确认会议是‘3点多’结束的，只能证明我不在现场，排除了我参加会议的任何可能性；而用‘晨’这个概念，就可以把会议的实际结束时间，从3点多随意延伸，从而把明明是在会议结束之后，才到达会议地点的我说成‘中途到会’，构陷我参加‘秘密会议’的罪名。因此，认定我‘中途到会’参加了‘秘密会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1986年我到总政面诉时，有位负责人说，你所以迟到会议，是因派往南京接你的飞机受天气影响而延误的缘故。当时我很惊讶，我告诉他，我是3月26日下午就到了上海，延误迟到之说，不知从何谈起？《‘571工程’纪要》中‘指挥班子’中没有我，所以没有让我在3月31日22点参加‘秘密会议’理所当然。因此，从会议时间到内容，都没有我参加‘秘密会议’的任何证据。”总政某副主任认为言之有理，指示“予以复查”。但有人说“解决了他，别人怎么办”，就压下来了。周建平反复上诉，但直到他2016年逝世，仍没有丝毫松动。
陈励耘坚决否定政变会议和杀毛
特别法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推测“秘密开会”是林立果落实《“571工程”纪要》的会议。而且江腾蛟在庭审中说，3月31日参加会议的“有林立果、有我、有王维国、陈励耘，加起来四个人”。可是特别法庭拉上了周建平，这就与《“571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不一致了。况且那天夜里并没有讨论过什么政变问题，在场的人除林立果外都不知道《“571工程”纪要》。
王维国在军事法庭上坚决不承认参加的是反革命会议，他说：为了解决和陈励耘的团结问题凑到一起的。我不知道他们要搞反革命政变，不知道他们有个《“571工程”纪要》，更不知道他们要谋害毛主席，连知道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怎么可能执行呢？
中央专案组曾问周建平：“你知道不知道《‘571工程’纪要》？”周建平回答：“我们南空有两个工程，一是某某洞库工程，二是某某和某某之间的工程，至于工程代号，我记不清了。‘571工程’我没有听说。”审查人笑了，脱口而出：“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陈励耘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关了。因为李伟信交代：“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于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林立果告诉我，这次去杭州他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这个（571）计划，就按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鲁珉在1971年9月18日的亲笔证词中说：“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7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毛），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强击机轰炸。因李伟信和鲁珉的口供，1971年底南京军区学习班加班逼供陈励耘。
陈励耘说：“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就启发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我被逼得没办法，1972年初，就按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谁知他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陈励耘出狱后说：“哪有什么讨论政变问题呀？在南京时，他们逼得太凶，我脑子都空了，没东西交代。实在没办法，我只好那么说了。把我弄到北京，我就都否定了。”
陈励耘被押解北京后，中央专案组审问，拉上帘子记录。诈他“571”。陈励耘说：“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听说过没有？”他们提醒说“武装起义”，陈励耘根本没想到是“杀毛”工程，以为是战备工程，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571’工程。我们也有工程，给林彪修的房子代号‘704’。”他们又打又拉，诱供、骗供，上个厕所也要整你，搞得陈励耘筋疲力尽，整夜开灯睡不着，精神受不了。
陈励耘说：“从中央专案组的口气可以听出来，牵扯了好多干部，28师政委、师长、团长、直接管飞机改装的飞行员等。我全揽过来，是我一个人抓的，他们是清白的。过了一些天，中央专案组问我想好没有，我说想好了，有这事。‘既然有，回去写。’我想怎么讲呢？不能害了空5军的两三百名干部，他就把于新野拉出来。于新野要用飞机轰炸，我说没有可靠飞行员，他说你不用担心，我说那就干。我就写给了他们，1971年3月，林立果到现场看了这架飞机和火箭打靶。1971年9月8日，于新野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了用这架飞机谋害毛主席的罪恶计划，于新野说，准备于9月10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可是谁驾驶，何时行动，到何地轰炸都没有。我这么交代以后，空军专案组的高德明又买糖，又买水果，从来没有这么优待过。真不错，我过了几天太平日子。高德明研究一下后，又跑来说：“三国四方会议”林立果委托“头”，要写材料。我说“没有”。高德明说：“写吧，对你有好处。”我弄不过，同意了，心想反正有四个人，到时候四个人的口供肯定对不起来，总能搞清楚的。这两个假材料让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安稳日子。后来把我从丰台弄到亚疗，好多人都在，领章帽徽也还给了我，鲁珉就关在我隔壁。
专案组不来了，但是这个“轰炸”假供弄得我精神崩溃，我曾经想自杀，用什么办法自杀？找不到东西。他们没有打我，但精神上受不了，嘴里往外吐白沫，一度要发疯。半个月后我想通了，我一辈子为党为人民，如果自杀了是畏罪，对不起老婆和子女。留住“嘴”，这也是一场斗争，我也用一点策略，总归有一天会说清楚。
1975年秋凌晨1点多，陈励耘被从床上拉起来，纪登奎和总政、空军保卫部的人都在。中央专案组的人问：“你认识他（纪登奎）吗？”陈励耘说：“认识。”“你怎么认识？”“开九大时在一桌吃饭。”纪登奎说：“我请你来，是与你谈了，你应该向中央交代清楚，鲁珉要到你那里用飞机轰炸。你飞机改装好了。”陈励耘吃了一惊，说：“这个事没有，谁也没有让我轰炸毛主席。我想也没想过。”纪登奎当时就跳了起来：“你说没有，你这事有嘛！你就要干对嘛，你说没有，怎么向中央讲清楚？鲁珉讲了，你还不讲清楚？不交代没出路，交代了争取宽大。”陈励耘不吭气，纪登奎只好说：“回去考虑这事究竟怎么办？”中央专案组的人说：“其他人，会不会是飞行的？”陈励耘说：“这不可能，空军一架飞机起飞，要好多人，空军指挥所、地勤、雷达、消防、机场指挥都要知道。还要有飞行员，空军指挥不那么简单，你们可以查我向哪一个人交代过轰炸。”“两案”预审时我推翻了“三国四方会议”和“谋害毛主席”，我说我的交代是假的，当时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空5军的干部。几个人包括高德明都火了：“你要搞什么鬼？”我坚持说：“那个所谓的‘秘密会议’从头到尾没有人提到《‘571工程’纪要》，也没有提到阴谋反对毛泽东。”1982年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的免予起诉书中，没有提“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没有提谋害毛主席。
陈励耘时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毛泽东南巡在杭州，由他主管全部的警卫工作，要谋害毛泽东是有条件的，但直到毛泽东离开杭州，他也没有向部下说过任何越轨的话或做过威胁毛泽东安全的事。这也是后来“两案”审判时军事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