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罪”辩

历史是经过后人改造的，所以它也只是属于后人。
历史真实的意义存在于过去，经过改造的历史影响着后世。
我们在历史真相和伪史的作用这两个事实之间徘徊，并不知道真理在于何方。

一

圣大王老尧晚年觉得有些累了，就想退居二线。他把舜叫过来，说，“小伙子，我考察了你三年，你不错不错，这样吧，你来代理皇帝。”舜当时实在已经不算年轻，但他还是一下子感到血都涌到头顶，忙说“不行不行，我德才都不够……”，不过最后他假装地勉强答应了。

一当上代理皇帝，他就干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事。《尚书 • 舜典》写道：“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便是说，舜一举粉碎了一个反动集团，把这四伙人定了罪，从而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和炎黄大战一类部族间的“野狗争食”性的外部斗争不同，这是华夏民族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权力内部的政治斗争。但是这场斗争，从动机到结果，其正义性却都十分的可疑。

舜的这一生干了些什么？作为官方文献的《舜典》描写道：“五典克从”、“百揆时叙”，舜的贡献主要在于光大人伦五常，善于使用干部。所以，严肃处理共工、驩兜、三苗和鲧（四凶）这些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职工就成了舜的正确路线的光辉典范。可是，有趣的是，“四凶”究竟犯了什么罪？罪恶又有多么深重?

历史是胜利者的赞美诗。舜干的这件事，受到了后人赞颂，而赞颂胜利者和丑化失败者总是分不开的。有一本写成于汉以后隋以前的书，叫《神异经》，说共工“蛇身人首”，“顽愚”，而鲧则是个“人形而身多毛”的怪物，“为人自用，欲为欲息”，都是非人的东西。这样神话了的描写，虽然也折射着历史的影子，但是从不同的立场可以作不同的解析，譬如我们现在就有一个词，叫做“妖魔化”。“妖魔化”实在是中华史学千年不变的伎俩。那么，这本书对共工和鲧的指控看来难以作数。

在成书于汉初的《史记》中，太史公则是另一种说法。“驩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驩兜的过失是推荐共工继承帝位，而共工“淫僻”，鲧则治水失败，三苗几次暴动，这些都是舜决定给“四凶”以处分的理由。司马迁的看法主要来自于《尚书》，继承了正统的解释，不过浸透了孔圣人的“春秋大义”的《左传》里头就有了比他更进一步的发挥。

《左传 • 文公十八年》里头有一段议论：“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嗥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搜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为这段话做的注，称浑敦即驩兜，穷奇是共工，梼杌无非是鲧，饕餮自然是三苗。驩兜掩义隐贼，与恶比周，和共工这个坏人穿一条裤子；共工不忠不信，狂妄不尊，恶言诽谤圣德；鲧自大傲慢，愚蠢顽劣，不服领导；三苗贪得无厌，挥霍无度，罪大恶极。且不论杜预说法的然否，后儒对舜制造的这个天下第一大案的定性多宗此说。这里只有结论，没有支持这个结论的基本事实叙述。

左丘明的这本书成于战国时期，因为是孔儒一门的真传，所以也被后世列为官方正史，影响之广泛，以致掩盖了其它的声音。这里说其它声音，就包括对于舜所锻炼而成的这个天下第一大案，历史上曾经就有过不同的意见。在另一部与《左传》成书时间相去不远的历史文献《竹书纪年》中，有一个非常简洁而且明确的陈述：“尧欲禅舜，共工、鲧谏以为不可。舜即位，殛鲧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

二

秦皇焚书将关于华夏上古历史的记录消灭殆尽，汉武尊儒又将焚余的一点残渣以儒家史观做了改造。后世关于“四罪”案的描述和批判都在孔儒“礼”的政治伦理基础上建立起来，但并不意味着战国以前对于此案就没有别的声音。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著的《竹书纪年》，在记录史实方面与《史记》之类正统史传多有差别，而且不少都从后来发掘的甲骨文金文残片中获得印证。《竹书纪年》对“四罪”案的解说，也更符合自然人性在权利社会的演绎逻辑，并且可以与《尚书》所提供的环境一起参详和推断。虽然《尚书》本身还有古文今文之争，虽然钱宾四干脆认为其中《周书》以前各篇章原本就是伪书，但是伪作之书记叙的事情未必就是空穴来风，除断语以外的事件描述就会有参考的价值。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事情的源头。

《尚书》首篇的《尧典》，竟是一部饶有趣味的独幕剧的剧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华夏民族的政治活剧，就是从《尧典》开始的。尧的时代，“光被四表”、“协和万邦”，是一个升平盛世。但是接班人问题一直是深谋远虑的帝尧晚年无法释怀的重大问题：

场景一：
尧对身边的大臣说，“愁死我了！谁能做我的接班人呢？”
放齐说，“你儿子丹朱就是个明白人，让他干吧。”
尧说，“唉，他已经搞得怨声载道了，怎么行？来来来，大家都出出主意，谁来干这个苦差事好啊。”
驩兜过来插上一嘴，道，“共工不错啊，他很能干，一定照顾得过来。”
尧摇摇头，“共工这家伙总是言行不一自以为是，靠不住啊。”
尧又回头问四岳，“如今这水灾这么大，老百姓都快成鱼鳖了，谁能去指挥抗洪救灾啊？”
群臣纷纷嚷嚷道：“鲧，鲧一定能行。”
尧：“哼！这王八蛋向来不听话，就知道祸害善类。”
四岳不以为然：“你不让他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尧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既然人才不足，死马就当成活马，让他试试吧。”
一试就是九年，鲧果然不行。

场景二：
尧：“四岳啊，老夫这把椅子坐了七十年了，太累，太累，实在撑不住了，你就坐这儿，来替我吧？”
四岳：“吼吼，老人家，您吓死我了。我这副德行怎么敢当？”
尧说：“大家都畅所欲言，推荐推荐吧。”
群臣就七嘴八舌地对尧说：“老百姓里头有个大龄未婚青年，叫虞舜，名声好像不错。”
尧：“哦？我好像也刮过一耳朵，仔细说说？”
四岳道：“我也听说了，这户人家挺有意思。舜的爹是个瞎子，好赖不分的东西，他娘愚蠢而又奸诈，还有个弟弟，叫象，自私狂妄得出奇。不过舜倒能恪守孝道，和他们周旋，弄得他们也做不出大的坏事，很有点胸怀哟。”
尧：“哦！那我倒要好好考察他一下。这样，先把我俩闺女都嫁给他，可以近距离观察。就这么定了。”

《尧典》涉及了“四罪”案中的三个主犯，驩兜、共工和鲧。驩兜是近臣，有资格和尧讨论接班人的人选，共工和鲧不受尧的待见，既有人品问题，也有能力问题。但是，尧在位这么多年没有处分他们，说明他们并没有太多实际的罪过。司马迁说，舜代理皇帝以后“归而言于帝”，尧才对他们做出处分，事情就和舜有了微妙的关系。

舜的发迹是很有一点故事性的。《尚书 • 舜典》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虞舜侧微”，舜出身贫贱。出身贫贱的人总需有些过人之处才能出人头地，据四岳说，舜的过人之处就是孝。司马迁《史记》道，他的父亲愚蠢母亲奸诈，一个弟弟又狂悖自私，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一家人都千方百计地想杀了这个大儿子。舜的青年时期就在和父母兄弟的周旋之中度过，以德报怨，“克谐以孝”，谨奉子道，因此而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俨然是一个历代官家都喜欢树立的道德典型。

舜的孝是家事，也是私德，不同于后来的大禹治水之功，凭此立身庙堂，困难一定会有的，首先就是有人不服。其实帝尧禅位，也并没有首先考虑到舜。尧起先叫大家推荐，后又自己选定四岳，即便舜被选拔进干部队伍以后，尧对他依然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这些均可以看出，舜在当时也并非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因此，舜上台以后，巩固权力是不可回避的当务之急。共工和鲧反对他的继位以及驩兜推荐共工，理所当然便可以被视为反舜政治同盟，是首先需要给予镇压的。这里还有一些细节值得玩味：同样是推荐别人，放齐推荐了尧的儿子丹朱，而丹朱也是个坏人，放齐却不算与恶“比周”，是可以原谅的；四岳坚持让鲧去治水，给抗洪救灾大业造成巨大损失，但他为舜说过好话，所以也就不需要为所荐非人负什么责任。至于三苗作乱，在当时本是寻常之事，不过是“比之三凶”（《左传 • 文十八》），强行并案处理罢了。

当然，无论如何争辩，舜的“四罪而天下咸服”是最后的结果了。那么天下为什么“咸服”了呢？或者是因为他明辨善恶，或者是因为他赏罚分明，或者因为他公正严明，不过我觉得，主要还是让他的专政手段给吓的。老舜，在中国权力转移的历史上，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九年四月四日
双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