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没有什么病。早起打了几个喷嚏,还有些鼻塞,用纸以后见了些血痕,大约是暖气开得干燥了些。因为现下小猪流感闹得纷纷扬扬,由不得我不下意识地重视了一下,尽管我也觉得没甚来由。
鼻子与我的纠缠已将近四十年,竟成了我飘洋过海诸因素中的一个。如今回想起来,不外就是因为环境污染。“革命委员会好”那阵子,我的父亲遭窜,在安徽的煤矿里挖煤,母亲带我举家追随过去,也是坚贞不屈的表示。煤矿里的人民自然家家烧煤,还烧松脂丰满的坑木废料,免不了终日里烟尘滚滚。烟子纠合在一起,像雪花一样飘摇落下。从那以后,我的鼻子就不再通畅,青黄之物随之而来且终日不绝。“坠机事件”以后稍稍地复辟,我们又回到城里,鼻子的情况虽有了好转,但是一遇感冒即行复发,渐渐地于香风臭气都不甚在意,对世界的认识也开始扭曲。南下读书的那些年里,康乐园中到处生长的小叶桉似乎一体散发出酱油的味道,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本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香。
出道之初,鼻子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负担。鼻腔整日胀满引发头疼,严重干扰了一名文坛战士的凝神思考,而且医生竟也在我的鼻腔里发现了息肉,因为息肉已经发育得快要从鼻孔垂出体外。温良恭俭让的办法终于失败,我下决心住进医院,听凭医生们动粗。
现在看见唐人超市里卖猪脸,便常能唤起我对那次手术的记忆,因为医生说,必须从上嘴唇内侧切开,将脸皮翻起,凿开两侧颧骨成一分硬币大的一个孔,方能实施清理。当然必须全身麻醉。侥幸的是,我对任何一种麻药都有过敏反应。于是,主任说,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撑开鼻孔,直接做表面切除,先恢复呼吸功能再说――不用麻药。一个半小时的手术里,恐惧和痛苦都在最初的五分钟。我忘了想起“刮骨疗毒”的掌故或者渣滓洞的那些故事,因为做助手的我的住院医生长得确实很漂亮。术后,鼻腔里塞满了止血纱布,两眼便被挤向额角处,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我活得便像个螃蟹。我发现,我能经得起刑讯,不过长辈们说我受不得委屈,却是个弱点。
如今人们的卫生条件大大的改善了,生病却也因此没有了谐谑的感觉,动辄就是性命攸关,看看前几年的sars,今年的h1n1。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除了脑膜炎之类不大见到的吓人玩艺,多是些红眼睛猪头风癞痢头之类可怜可笑的事情,一旦在学校里流传,大家便出尽洋相。我就有过癞痢的经验,忽然一夜醒来,头上刺痒难熬,眼见得一小片头皮清白起来,头发也落了。于是就有邻居的老太太,大惊小怪地拿一块生姜,叫蘸着墨汁在癞痢上磨擦,一时的痛痒快活,不久竟会痊愈,而且不留下什么痕迹。那个时候你能看见,班上好几个孩子染过的头皮,和头皮上散发出的一点墨臭――没有谁肯用“胡开文制”之类的好墨的。
跨海以后,生病也变得肤浅和乏味,虽然我的鼻息肉又做过两次手术,最后一次也是十年前了。奇怪的是,我对这里的麻药全不过敏,如此就没有了多少痛苦。因为是全身麻醉,所以,非但不曾觉得无聊,而且连医生究竟是不是还有个助手也不曾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