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子非常现代化，抽水马桶、自来水、中央供暖统统都有，中央供暖简直是奢华生活的极致，那时候普通人家里只能睡炕。房子也很宽敞，上下两层外加顶层阁楼，七个佣人都睡在阁楼上。爸爸把一楼改造成他的办公室，他的职员们都在那里办公。我们一家和爷爷奶奶住在二楼。
爸爸买了一辆黑色的别克车，给奶奶买了一辆黑色的人力车，方便她去串门和打麻将。
姑爸爸常常从上海乘两天的火车，去天津和家人团聚。爸爸妈妈总是开着别克去火车站接她，他们三个人会谈谈上海的奇闻异事。他们还会一起去高档餐厅吃饭，去看电影和听京剧。姑爸爸后来回忆说，那时光真是美好。
妈妈的产科医生丁懋英就像是我们家的一员似的。她和姑祖母从小就认识，还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她也皈依了基督教，还在十五岁的时候勇敢逃离了一场包办婚姻。她的婆家非常有钱，但是新郎常年卧病，还有很大的鸦片瘾。所以在婚礼当天，她逃跑了，谁都找不着她。她的父母被新朗一家告上了衙门，最后赔了大笔的银子了事。在叔叔的帮助下，丁医生顺利地逃去香港，并且在一所教会学校继续学业，后来还拿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奖学金，专业是妇产科。学业完成，回到中国后，她选择在天津定居，而不是给她带来痛苦回忆的上海。很快，她便开设了一家女子医院，并且迅速成为了全城最好的妇产科医生。我的大姐和三个哥哥都是在丁医生的医院接生的。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已经是1937年，八年抗战/中日之战（Sino-Japanese War）很快就要开打了，局势愈来愈剑拔弩张。
外国租界对势态保持中立，租界外的天津到处都是带着刺刀的嚣张的日本兵。晚上，通常都会断电，还有宵禁。此外，民众如果出行，必须要出示特殊通行证，尤其是一些连接租界和日占区的道路和桥梁。
37年11月30日的早晨，妈妈开始阵痛。因为要途经日本岗哨，而爸爸没有特殊通行证，所以不能开车送她去丁医生的女子医院。所幸丁医生有通行证，所以她的司机常常在晚间开着她的插着美国国旗的黑色福特汽车，自由出入各地区，为病人出诊。她车上的这面美国国旗是美国领事馆给她的。
所以她就是这样来到了我家，给我妈妈接生。
在我顺利出生后，丁医生告诉爸爸，过几天务必把我和妈妈送去她的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爸爸却谢绝了。因为他觉得没必要，毕竟我是顺产。
丁医生又劝爸爸给妈妈雇一个专业护士，他也没听，因为专业护士很贵，而且他觉得在姑爸爸的帮助下，他完全可以照顾好妈妈——姑爸爸那时候碰巧在天津。他在妈妈枕头边放了个小铃铛，这样她一旦有什么需求，他可以随叫随到。
妈妈也很信任她的丈夫，觉得他什么都懂，听他的准没错。她产后非常虚弱，没力气起床上厕所，所以爸爸就在她身下放一个盆，等她解完手，爸爸还用自己的一双没消过毒的手给她清理下身。
三天后，妈妈就开始头疼发热，体温高达103华氏度（39.5摄氏度），嘴唇都烧裂了，意识也开始模糊。丁医生来给她诊断，是产褥热。在那个没有青霉素（盘尼西林）的年代，得了这样的病基本是死路一条。
丁医生很快把她转入自己的女子医院，给她吃流食，进行治疗，可是妈妈的体温还是持续升高到106华氏度（41摄氏度），她开始变得有些神志不清，在医院里大闹。最后丁医生不得不放弃治疗，让她回家走完人生的终点。
她的情势恶化得很快，家里人都愁云惨雾的，却又无能为力。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的意识终于清醒了些。爸爸在她的床边哭泣，她和公婆、还有几个大孩子一一告别。等姑爸爸来和她告别的时候，她虽然越来越虚弱，可是意识还是很清醒。她冲姑爸爸微笑了一下，说自己想吃“热狗”。然后她伤心地告诉姑爸爸：“我不行了，等我走了以后，请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我这个连亲妈都没见上一面的苦命的小女儿。”
妈妈在我出生的两周后去世，年仅30岁。
我一直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因为家里连张她的照片也没有。
（上面的两位女士照片皆为丁懋英医生）
Disclaimer: 这是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整理的，图片大多来自于网络，为了尊重作者的版权，我将只翻译书的前半部分，并且在翻译的地方删改重写了一些。Most importantly，本人不是专业翻译，就爱写故事，强烈建议大家去读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