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一章
外公、外婆及其他
十三、大病之后
徐家祯
弟弟家树与母亲和外公、外婆在杭州宝华弄住所走廊上合影 (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抗战之中，外公、外婆随着安定学堂在浙江山区逃难。胜利之后又回杭 州布店弄高宅。但不知是因为逃难期间外公情绪不好，还是因为生活不安定， 反正一回杭州就开始觉得身体不适，常常腹泻，有时，便后又有不畅之感。一 开始，以为是一般拉肚子，慢性肠炎之类，没有去特别注意。我大舅舅是学医 的，那时似乎已在医学研究机关工作，起初他大概也没有重视，随便开点药让 外公吃吃。后来，不但大便次数，排泄物的颜色、数量、气味都有不正常的现 象，而且食欲衰退、体重锐减、精力不济起来。于是外公就在浙江医学院的附 属医院作了仔细检查，诊断结果说是直肠癌，需要马上动手术切除。这时已是 五十年代初，外公六十三岁。
大舅既是医务界人士，联系医院、找好医生都不是难事，很快安排好之 后就要动手术了。那时，我们全家都早已跟大家庭搬到了上海。四九年之后， 大家庭分了家，我父亲又刚买了那幢三层楼的新房子搬进去。外公动的是大手 术，吉凶祸福还未知晓，我妈妈作为外公的女儿当然要去杭州照料外公。那时我只有九岁，我最小的弟弟只有三岁。我父亲当时已去北京，作为“可以改造” 的旧司法人员，在那儿学习共产党的新法律(注 1)。虽然家里有二、三个女仆 照顾我们，但不能没有主妇，于是，外婆就来上海照看我们。
我父母和大舅 (约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
外公由我大舅及母亲送进医院手术室。那天大舅有事，等外公进去之后， 他就离开了，只留我母亲在医院守候消息。谁知，不一会儿，主刀大夫从手术 室里出来对等在走廊上的我母亲说:“高先生的腹腔已经打开，我们检查了一下， 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上。肝上已有铜板那么大的三个斑痕，所以说明癌 病已到晚期。病人最多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我们想征求一下家属的意见，是 否还要将直肠割除。如果家属认为没有必要，我们就把腹腔缝上。如果家属认 为需要割除，我们可以继续动手术。割除之后，病人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
母亲听了这个坏消息，一方面震惊万分，一方面有点手足无措，不知应 作怎么样的决定。大舅舅有医学知识，可是不在;母亲没有医学知识，却要独立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那时，医生在立等回音，腹腔已经打开，手术立即中 止还是继续进行就等我母亲一个决定。
我母亲想:既然医生说只有三个月可以活了，那么割不割掉直肠对寿命 的延长无关。而医生说，割除之后，病人可能会觉得舒服一点，那么，即使外 公只有三个月可活，也让他活得舒服一点吧。于是，母亲对大夫说:
“我想，还是把直肠割掉吧。让他活得舒服一些。”
大夫点头同意，说:“对。出院以后，你们不要告诉他本人癌症已转移到 肝上去的事。让他高高兴兴过几天。他要吃什么，好好地弄点给他吃吃。走得 动的话，让他去游山玩水。”
我母亲喏喏称是。于是大夫回到手术室，继续动手术。
外公动了手术之后，因为直肠切除、肛门封闭，所以就将排泄口转移到 腹部左下方，大便直接从肠里通出来。肠子不象肛门，可以有肌肉控制开闭， 而且有没有大便要出来也不太有感觉，所以要有一个里外都裹着橡皮、纱布的 金属罩罩住。金属罩两头有皮带，系在腰上，圆鼓鼓有点突出，很像现在旅行 时有些人为了安全戴在腰际的钱包。这种器械当时杭州没有地方可买到，母亲 来信到上海来定，我记得后来是到南京西路一家专门作特殊医疗器械的商店去 定制的。
起初，大便出来时外公并不觉得，虽然罩在里面漏不出来，但打开之后 往往“屁滚尿流”，弄得有点狼狈。于是外公只好时时打开检查，或者用一个衬 了软纸的腰形盆接在出口处等大便出来。后来慢慢有了经验，也或许有了感觉， 外公每天大便的时间有了规律，每次大便也不用等太多时间了。外公是极爱干 净、整洁的人，每次用腰形盆接大便总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只有有时吃 坏肚子腹泻起来，那就非要佣人来帮忙收拾了。所以开刀之后，外公饮食总十 分小心，生怕拉肚子;平时也不大出门，尤其是长时间外出，生怕在外边、路 上大便出来。作为十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四个小外孙到杭州，对外公在肚皮上 大便最为好奇。常耐心地坐在外公房里看外公坐在床沿一点点把大便从露出的 肠子口中挤到搪瓷盆中去。
外公开刀之后恢复得很快。不久，除了大便方式不同以往之外，什么都 恢复了正常。一开始，母亲遵照大夫的嘱咐，没有把真实病情告诉外公，更没 说三个月之后，他的病情又会恶化。但三个月很快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大家就以为大概半年之后，癌症再会复发。但半年又过去了，外公的情况不但 更加稳定，而且越来越往好的方向发展。于是，大家觉得医生的话大概并不可 靠，就把当时他的估计告诉了外公。外公听了并不当作一回事。就这样，外公 又活了十九年，直到八十二岁才去世!
在杭州宝华弄外公家 左起:妹妹、表妹、外公、小表弟和母亲 (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常常在议论:究竟为什么医生的估计与事实有如此之 区别?可能，医生见到的“三个铜板大的斑点”并非癌的转移的症状，于是，“只 有三个月”可活的诊断是一个误诊;也可能，癌确已转移，但因为外公身体底子 很好，情绪稳定，于是本身的抵抗力战胜了癌细胞，在医学上并非没有这样的 先例。不管是哪一个原因，母亲所作的割掉直肠癌的决定总是伟大、英明、正 确的。不然，外公决不会再多活十九年，而可能会真如大夫所说，在三个月之 内就去世了!
我大舅后来在一次来信中也说，外公“癌症转移”确是误诊。他说:“关于 父亲直肠癌转移到肝脏的问题，事实证明是误诊了。在手术中仅凭肉眼观察， 不可能绝对准确。手术是浙医第二医院院长、外科专家余文光(注 2)亲自做的。他后来见到我时也时常问起这件事，有点感到意外。如今这位医生也已作古 了。”
外公开刀之后一年，我们看看他健康状况稳定，决定请他来上海看看我 们的新居。外公起初有些顾虑，怕万一在上海病变，回不去杭州。但经我们一 再动员，他还是来了，在上海住了一个月。
外公在上海时住在二楼后间，就在我的房间和我弟妹的房间的同一层。 外公一来，最高兴的是我们孩子，因为有人可以跟我们讲故事了。晚饭之后， 也不像平时，大家各回各的房里去，一点趣味都没有，而是大家都在楼下父亲 大书房中有说有笑地聚一会儿，有时甚至谈到九、十点钟才上楼去各人房中睡 觉。那时父亲已从北京回来，又在上海当起法官来。饭后，外公与我父亲总有 说不完的老话，我们坐在旁边即使插不上嘴，也总听得津津有味。
外公住了一个月就回杭州去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上海，也是他 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杭州。而外婆，却几乎每年都要来上海住一、二次，长则 半年、三个月;短的也有一、二个月，一直到“文革”前夕。
其实，外公的健康情况完全允许他再来上海旅行;我们上海的房子中也 有的是空房间可供两位老人随时来上海短居长住，但这都要怪我父亲不好，受 了所谓“七十不留宿”之类俗话的影响，总怕外公来了上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难以交账。外婆虽然年纪大了，但至少并无病痛;外公则是医生判过“只能活三 个月”的“死囚”，似乎随时都能被阎罗王的钩子钩去。然而外公心里却仍想来， 但口里有自尊心不便明说。母亲说:有一年我们全家又去杭州旅行，顺便带外 婆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外公与大舅母一家送我们到大门口。外公对我说:“家祯 呀，可惜你们住在上海。要是住在嘉兴，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了。”
其实，嘉兴在上海、杭州之间，如能去嘉兴当然也能去上海了。嘉兴与 上海真是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显然，外公是想与我们同去上海的。
可惜我那时不但年幼无知，听不出话中有音，而且又天生笨嘴拙舌，不 会说话，只是喏喏表示同意而已。
大舅母听懂了外公意思，轻轻对母亲说: “爸爸其实是想跟你们去呢!” 我母亲知道我父亲脾气，只好也轻轻地回答:
“我们怕他年纪大了出事。”
于是大家不再提起此事。现在想来，如果当时我嚷嚷起来，一定要外公 同去，母亲也在旁支持，那么，那晚我们一定能把外公也带到上海去旅行一次 的。这真是一件回想起来令人遗憾的事。
虽然外公不再去上海了，但是我们仍一年至少一次地去杭州看外公、外 婆。外公家的屋子后来很小了，但我们全家去杭州，十有八、九次都住在外公 家中。虽然大家住得挤一点，但十分热闹。我最喜欢睡外公家的床，他们的枕 头芯是灯草或绿豆壳做的，既松又软;他们的被子总有一种只有外婆箱子里才 有的香味，虽然我已有二十多年没闻到了，但只要一想到，我鼻子里还能嗅出 这种难以形容的特殊香味。每次在杭州外出游山玩水，或者去饭馆吃饭，外婆 总随我们同行，外公则不一定每次都去，要看他身体情况及天气情况。有时他 会说:“今天我看肚子又有点不对了，我看还是......”于是，我们就不再勉强。
不外出游玩时，我们几个外孙就常聚在外公房中，缠着外公讲故事。前 文说过，外公口才很好，在壶镇安定学校上课很受学生欢迎，我完全相信，因 为他故事也讲得十分动听。记得他最常讲的是《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有时也 讲《水浒》、《西游记》之类，但讲《聊斋志异》的印象最深。每个故事可讲 个把小时，讲起来不紧、不慢，一本书放在面前，时而翻阅一下，有时也有不 看书讲的。我们孩子们可以聚精会神，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一直听到吃饭或 睡觉时。老实说，我现在对《聊斋》这部书的印象，全是从外公故事中得来的。 每次有人提起《聊斋》故事，我总想起二十多年前外公给我们讲故事的情景。
每到冬天，外公房里总生一个火盆，门口装一个棉帘子挡冷气，因此， 坐在他房里听故事暖洋洋的更加舒服。外公十分有独立自主精神，生活上不喜 欢依赖别人。虽然外公家直到“文革”一直有两、三个男、女佣人，但外公早餐 吃的牛奶、面包总在自己房里火盆上烘煮，吃好之后再自己将空杯盘送到厨房 里去。外公家中除了他房中之外都不生火取暖，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开过刀， 大便时要将衣服解开很多时候，生怕着凉拉肚子;还是这是他在日本时养成的 取暖习惯。
外公晚年的生活我看十分寂寞。如果我们一家不去杭州，我不知道他是 如何打发日子的。有一时期，高家的家用账目似乎由外公料理。每天晚上外公 总在吃晚饭时问我们想吃什么，然后一一关照佣人明天去买。第二天，佣人买 菜回来再去外公房中报账。
外公外婆一家在杭州宝华弄家里走廊上 左起:舅妈、妹妹、外婆、表妹、外公、小表弟和母亲
(约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
有时，外公也有以前的日本留学老同学、老朋友，甚至老同事、老学生 和亲戚来访。没有客人来时，外公就坐在一张青棕色的小书桌前玩弄一副一面 红色一面象牙色的小骨牌。他一个人坐着，一会儿用牌拼凑什么，一会儿又将 牌糊了重来，可以玩上几小时。我一直不知道外公用小骨牌在玩什么游戏。有 时，外公不玩时，我们也会用那副牌玩“接龙”游戏。“文革”之后，那副牌就不 再看见，一定也遭了浩劫，不然，我真想将它从大舅那儿讨来作纪念呢!(注 3)
注 1: 我父亲名徐祖武(1916-2009)，字定戡，号稼研。杭州人。幼年在私塾念书，启蒙老 师为张惠衣先生。幼年即出版诗集，被称为“神童”。后考入上海大厦大学，念法律。毕 业后通过国民政府司法官考试，任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出版《两汉刑名考》。1949 年 后，被派送至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习。后回上海担任华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五十年 代，又被派去苏州进华东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回上海担任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语文教员兼教研组长。直至 1959 年，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管制三年。“文革”结束， 平反。八十年代，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担任海内外十数个诗社名誉社长、台湾中华 学术院诗学研究所研究委员。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美 国、欧洲、澳洲等地发表古典诗词数百首。毕生创作诗词近万首。“文革”后的作品集成 诗词集《和陶九日闲居》、《稼研庵近词》、《居夷集》等十三册，成为二十世纪古典 诗词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1994 年移居澳大利亚。2009 年在澳洲阿德莱德市去世。“百 科百度”上有徐定戡的长篇介绍。
所谓“新法学研究院”，实际上是 1949 年改朝换代后共产党政府对以前遗留下 来的司法人员进行审查、改造、处理和让他们再学习、再教育的机构。创办于 1950 年前 后，究竟前后办了几批，不很清楚。我父亲参加的是 1950 年到 1951 年那一批，很可能 是第一批(也可能是仅有的一批)。校长好像说是董必武兼任的，教员来自当时政府的 高级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陈毅、谢觉哉等人)、文史哲方面的学术研究权威(包括艾 思奇、杨献珍，等等)，还有所谓的“苏联专家”。学员则几乎罗括了旧司法界中没有去 台湾的所有上层人物，比如:北洋政府的司法部长、国民政府高等法院法官、检察官等 等。所谓“学习”，当然包括交代个人经历、进行自我批判、学习马列主义学说、批判国 民政府的法律和司法观，等等。中国那时并无法律，所以，所谓“新法学研究院”，实际 却是一无“新法学”可“研究”的。据我父亲说，学员中绝大多数人后来都被杀、被关、被 管制了。比如，判李大钊死刑的那位法官就是他新法学研究院的同学，后被判死刑。我 父亲那时年仅三十出头，改朝换代前在上海地方法院任检察官的时间也不长。当时，新 政府缺乏受过正规训练的司法人员，而国民政府撤离时，遗留下来未经审理的案件达数 万件之多，包括敌伪时期的大量汉奸案。于是，经过一年学习之后，我父亲被 派 回 上 海 ， 担任华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即以前的“法官”)。
注 2: 余文光大夫，“百科百度”上有介绍:“余文光(1901.6-1982.12)福建省莆田县城内半门街 (今莆田市城厢区梅峰街)人。外科学家、教授。清光绪二十七年生。
“文光小时就读于城内进群小学。十四岁，进香港圣·斯特芬学院学英语。旋入 香港大学学医，1923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医学院;1924 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 学位;1926 年返国任圣路加医院外科医师，后任圣路加医院院长。1932 年二度留英攻读 F·R·C·S 学位(英 国爱登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学位)，1933 年底回国;1937 年任莆田圣 路加医院院长之职兼任医院附属医学校校长 ;1949 年任杭州广济医院外科主任，1951 年人民政府接管医院，改名为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余先后任副院长、代院长、院 长。他还是浙江省医学会理事长、外科分会理事长、浙江医科大学外科教研室主任。 1978 年兼任浙江省科委顾问，1979 年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常委。同时，他还是民主促进会 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副主任委员。”
注 3: 关于外公的骨牌，后来，我大舅在来信中补充说:“父亲玩的骨牌游戏叫做‘通关’。我曾 祖母以前也每天独自玩这种游戏，作为消遣。这副牌 就是曾祖母的遗物。这种玩法可 以消磨很长时间，但如何玩法，我没有学过。这副牌在文革中当然被没收了，还说我私 藏赌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