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经历他们的新冠全面开放

我们从美国出发前往欧洲前，专门打了新冠第四针，也就是第二针加强针，副作用的皮肤反应还比较大。主要原因是不想给欧洲朋友添乱，因为我们会在德国和瑞士的同班同学家里分别住二天和一天，我们刚从飞机场出来。当然还有开会，再加上旅行在欧洲的历史名城，更会遇见欧洲繁忙和狭窄街道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担心全部是多余的。欧洲已经全面开放或者彻底躺平，更准确地说欧洲在发达科技和明智决策的帮助下，已经拥有信心全面与新冠共存。当我走在欧洲街头的很多时候甚至以为，世卫组织似乎已经宣布大流行在欧洲结束了。

当我询问德国和瑞士同学对我们到访时的可能顾虑时，他们都说新冠已经不是问题，有人说家里人该得的已经得过。我在瑞士会务组织的Lucerne（卢塞恩）旅轮晚餐上问荷兰医学生，他们国家多少人感染了新冠？他回答说几乎每个人都感染过，自己感染了两次，每次症状都很轻。

我早已感觉到欧洲比美国更激进，他们的先辈们当年跳上生死未卜的探险帆船是有原因的，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新大陆。欧洲的先进首先是思想的先进，法国借助瑞士移民卢梭为我们带来契约精神，还有平等的观念。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提出群体免疫概念后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我在第一时间为他们辩护的原因。现在亲眼看到欧洲走出疫情，正好印证了我当时的判断。

意大利在新冠袭来时的惨状早已成为过去式，他们视这为新陈代谢的方式之一，现在欧洲人享受着每一分钟的快乐时光。这个可不是美国政治意义上的左倾，而是美国共和党勇敢面对新冠的精神, 美国左派民主党更倾向于严控。如果时空变换，这左与右，马上必须调整参数。

从美国抵达德国慕尼黑时，我们就发现满街基本上沒有人戴口罩了，但是地铁内需要戴口罩，所以绝大部份德国人都戴。德国人遵守相当于德国CDC的规定还是蛮不错的，法国人对地铁里帖的口罩建议都不理。

在德国旅行的空隙，我曾经写下二点这次欧洲行的感触：首先是几乎看不见成片的中国旅行团了，以前的那种盛况不见了，这个可以理解，因为疫情的原因。另一个显著的变化，以前我们从美国到欧洲旅行，在美国看不见的现象是在欧洲的标志性建筑的楼顶很多都拥有华为的巨幅广告，当时还令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自豪。德国同学说，她在慕尼黑双子教堂顶上看见华为广告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没有华为的广告了，从慕尼黑到瑞士和法国的标志性建筑，我至今沒有见到一个华为的广告。

这印证了我长期的体会，欧美在很多方面是一体的，因为无论是历史和价值观，美国和欧洲都是同源的。慕尼黑市中心放着支持乌克兰的巨幅标语，德国朋友说德国再难也顶不过美国的压力。美国代表着现代西方文明，虽然自己的问题很多，但是每次欧洲之旅都使我对美国充满信心。对所有国家而言，外交关系中对美国的关系永远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如果关系弄糟甚至脱钩，美国就会团结她的自然盟友欧洲采取联合行动。欧洲人再不喜欢美国也视美国为他们的头，需要特别小心。

我们抵到瑞士后发现他们的防疫规定比德国更松了，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公交和地铁上戴口罩，只是在长途火车上有人戴。

大家可以看照片，我们几百人在一个钢铁厂改造的大学教室里开会，会务组首先声明没有任何口罩要求，也就是说如果有病毒大家共同吸。

瑞士同行将国际会议组织得很好，荷兰教授在做大会进展报告时，重点引用了我作为第一和通讯作者的文章。似乎他只注重那论文没有脂肪细胞就沒有Factor D的结论，那文章更重要的发现是只需要很少的FD就能使补体旁路途经活化，也推测FD不是唯一的蛋白酶。新的酶仍然在等待发现中，优秀的蛋白质化学家可以找我合作，应该会有机理性的发现。另外，我这次旅行的主要任务是面对几百人的全球同行做报告, 关于C3突变的家族。记住了这瑞士钢铁厂的大教室，我的大会学术报告进行得顺利，引来西班牙和芬兰的领域大佬的提问。

我们这次见识了瑞士人的做事风格，我同学说瑞士人是山民。虽然我们在瑞士的经历很愉快，但是必须吐点槽。瑞士人也太不讲究了，似乎他们喜欢随意或躺平。他们将这么重要的国际会议安排在Bern大学的一个校区举办，这校区奇小无比，也就是以前的一个钢铁厂改建的。内部毫无装饰，水泥墙面，大会的主会场就是一个学生上课的大教室，说好点就是这风格。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这种方式，想想当年在中国开会我们是住和大会报告都在北京饭店。瑞士会务方安排我们租Bern城里奇贵的旅馆，我们三人四晩上至少会耗去1500欧元，华大规定家属自己掏腰包。更不可想像的是，所有人必须自己解决通勤几十分钟才能抵达会场。周围环境与城里沒法比，杂草丛生，就一个第三世界的景色，做科学的人也不至于惨到这地步。

我们到法国里昂后就看到，法国对疫情的控制几乎完全放开，长途火车上只有很少人戴口罩。有时只有我们这些亚裔戴口罩，在街头战战巍巍的80多岁的法国老头和老太太们也是无人戴口罩。在法国海边小城Menton的教堂里，看到正在举行着祈祷，满教堂像疫情前一样，新冠似乎只是远久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