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九章
老李
徐家祯
(六)
自从老李第一次找到我们住的陋室去之后，在“文革”十年之中他又去过很 多次，大多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看来，他那时候与我们的关系已从主仆转为 了朋友，因为我们已不再有经济能力可以帮助他，倒反而是他常常来帮助我们 了。
记得有一年中秋，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老李又来看望我们，手里拿了一个 饭盒。打开一看，里面两个小月饼，他说是特地拿来送给我父母的。我们落魄 到吃以前佣人送来的月饼的地步，现在回想起来，真可以掉泪。
六九年前后，我小弟被分到上海郊区奉贤农场去种田，老李知道了又来帮 助打扎行李。正巧他也有熟人在那个农场里，与我小弟同一队，于是老李介绍 他们认识，使小弟不致人地生疏。
在“文革”之前老李正式作我们仆人之前，我的妹妹和二弟都在外地，还 没等他们有机会回沪探亲、认识老李，我们已扫地出门，老李也被解雇。所以， 他们是“文革”之中在斗室里与老李认识的。但老李有本领能与生人一见如故。 一见我弟弟、妹妹，老李就称他们为“二弟弟”和“妹妹”。“二”是照上海话读作 “泥”的。以后，我弟弟、妹妹在上海要买什么东西，也常常托他帮忙。那时， 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火车站挤得像小菜场，上下车如 打仗一样。再加外地基本生活用品都缺乏，样样全要从上海买了带去，人人大 包小包地上车，更增加了车厢的拥挤度。有时，弟弟、妹妹来上海探亲后回西 安、兰州，送行人手不够，也请老李帮忙。当然次数是不会多的，因为我们不 能给他报酬，最多给他来回车钱而已，不好意思经常麻烦别人。但是老李倒并 不计较酬劳，仍乐意为我家效力。
每次老李来看我们，常为我父亲带来一些落实政策的消息，说:某某人已 经退得钱财若干，并安慰我父亲说他也会再有复兴之日。我父亲却常唉声叹气， 表示悲观。
老李还告诉我们，他有个挚友，姓丁，是位医生，年轻时与老李一同花天 酒地过。改朝换代之后，因为政治原因或生活问题，财产没收，扫地出门。老李与丁医生还常保持联系，说丁医生如果能财产发还，作为“难兄难弟”的老李， 必定也能有些好处。而且，似乎丁医生已经在口头上许诺过老李，如果发还财 产，将分一、二万元给老李。这大约是老李一生中最后一个大望头。
七六年“四人帮”打倒之后，老李来得更勤了，虽然我们一开始并没有丝毫 改变。我们的变化一直要到七九年春天才来。等到我们的经济一恢复，差老李 做这做那的事情就多了起来，每次办完事，我们总重加酬报。但是，那时我父 亲的手足已恢复到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的地步，当然不会再请老李来做长工。再 说，我们那时仍寄人篱下，住在只有十六平方公尺的一间斗室之中。在这样的 环境里，用上一个男仆，实在不伦不类，会招人笑话。于是，老李始终只是我 们的一名随叫随到的“跑腿”而已。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第一张全家在上海外滩合影
(摄于 1978 年 10 月）
左起:前排:侄子徐一帆、外甥女陈立爽;
中排:小弟媳吴有容、母亲、 父亲、妹妹、外甥陈立泉、弟媳沈菲;
后排:作者、小弟、妹夫陈昆璋和弟弟)
我们的经济恢复以后不久，老李曾也来兴致勃勃地报告过我们，说丁医生 也将“落实政策”了。不久，又说，丁医生分配了新房子，住进静安寺百乐商场 后边新建的高层公寓。我们很为老李高兴，看来，他的一、二万元“横财”即将 到手。再过了不久，老李却来报告说:丁医生昨晚心脏病突发去世了。以后， 老李不再说起那笔财产事。大概丁医生的财产让妻子、孩子承继了去，当然不会再有老李的份。看来，老李是命定的穷光蛋了。命运已多次捉弄过他:每当 他抱着的一个大希望快要实现时，一个噩运就会袭来，把他的美梦击碎。
于是老李甘心替我们打打短工，连出国的想法都不再提起。其实，我都说 不清老李是什么时候开始停止学习法文的，大概总是“文革”之中。因为那时正 值排外高潮，再学外语不是会被人批判为轻则崇洋媚外，重则妄想叛国投敌? 然而，我倒不知怎么阴差阳错起来，不久就有了个去美国的机会。(注 1)
老李知道后十分高兴，我记得他对我说过: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再去国外了。欧洲、美国没有去过总归是遗憾的事。 你有机会去美国就代我看看吧!”我听了心里一阵酸痛。这不是战败者的“投降 宣言”么?
老李在我离国前几天送我一小块白玉和一枝镀金的领带夹。这大概是他黄 金时代的遗物吧。我一直珍藏到现在。
1980 年 2 月 8 日早上离沪去美留学时亲友为作者送行。
这张照片冲洗时出了问题，所以光线和 形象都不理想，
但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有老李在内的唯一照片
(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 16 号僦居院中;老李为后排右二，最右者为作者)
临走那天，我早上六、七点钟就要离家了，来送行的有家人、亲戚、朋友、 学生几十人，其中也有老李。大家在屋前玫瑰丛中站着照了张相。可惜因为冲洗有技术故障，照片上的人物面容都模糊不清，就好像现在我想起十一年前那 时的情景也只在脑海中留下一个淡薄不清的形象一样。
离国外出之后，我奔波于东西或南北两半球之间，好象曾给老李写过一封 信;他似乎也有一、两封信寄来，但都未保存。在家信中，父母倒常提起老李， 说又请老李帮助做了什么事，还告诉我老李的生活及身体情况。说他年纪大了， 身体已不如前，近来发过心脏病，又有肺气肿，送过急诊，住过院，大概是抽 烟太多的原因。还说他们给了老李一些钱让他买些营养品，补补身体。
我在家信中说:“老李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没有抛弃我们，这是很难能可贵 的。患难之中最能见人心。我一生中最珍贵患难中保持的友谊。现在我们的条 件改善了，不能亏待老李。即使老李那时不忘记我们，是有物质企求的，现在 我们也不能让人失望，这就是所谓厚道待人。”
然而我远在万里之外，终究不能真正对老李有具体照顾。记得出国之后我 还见过老李两次，可能分别在我头两次回国时，也可能都在我头一次回国时。
只记得第一次是在医院观察室中，老李因心脏病复发送去医院抢救，我正 好回国，就带了水果和钱去看望他。他穿着中山装式旧棉袄，斜靠在床上，面 色蜡黄，十分难看。我握着他的手，没有与他多谈，怕他累了。
第二次是在他家里，可能就是那年他出院之后。这是我认识他近二十年第 一次去他家看他。老李住在华山路，在上海滩上很普通的一幢弄堂房子的亭子 间中。房间窄小，窄而长的一条，只有七、八平方公尺大小。房内除了一张床、 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别无他物。我带了些东西和钱去看他，还特地送他一 枝从澳洲带去的笔。(注 2)他很高兴，说以前写字的旧笔刚刚坏了。他让我坐 在房里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上与我谈话，面色还是那样蜡黄而难看。 我起身告辞时，老李坚持下楼送我到后门口，这就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回澳后，家信中仍时时提起老李，讲他身体时好时坏，后来他让一个弟 弟住在他家照料他。不久，父母信中就报告了老李的死讯，还说老李追悼会上 有我父亲写的“李伯雄先生追悼会”的大横幅及一付挽联。回想起我们刚认识老 李时，父亲正病重垂老，是老李来服侍我父亲的。现在，经过十年“文革”的折 磨，我父亲倒仍然健在，而老李却已先走。这真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了。父 亲在给他的挽对中也正含此意:
“笃疾赖扶持，苟延不死，转瞬廿年前事。岂意 巫阳先下召。
命途偏蹇剥，相倚同哀，可堪百日沉疴。翻教 宋玉为招魂。”
老李去世至今，总有了六、七年了吧。我回忆起我生活中这段经历，仍常会 联想到老李。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究竟应该是仆人，还是朋 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初稿，
一九九四年二月改写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二 0 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修改注释于新红叶山庄
注 1: 我由在美国的小舅担保，于 1980 年 2 月 8 日去美国自费留学。关于此事，可见《山居杂 忆》第 33 章〈我的弟弟宜官〉一文。
注 2: 我于 1983 年 2 月 6 日应聘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任教，所以，此时已居 住在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