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将军们该给斯大林立碑
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后来的黄埔军校将军们, 没有苏联斯大林政府出钱出人出武器就没有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将军们该给斯大林立碑。黄埔军校从斯大林当政时的莫斯科得到多少经费和武器装备，因从不同渠道划拨，至今已无确切数据。早在1923年1月4日，前苏联斯大林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拨一笔款给广州政权国民党，在军校筹备期间鲍罗庭估计，办校经费是每月15000-20000美元。这笔款后来纳入军校经费中。1924年3月下旬，前苏联斯大林应加拉罕建议，给国民党拨出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后来苏外交人民委员部又提出给国民党增加援助。
黄埔军校开学后，到9月11日，前苏联斯大林决定“从苏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拨出一万美元，从外交人民委员部预算中拨出一万五千，共计二万五千。但整笔款项均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前苏联斯大林援助的第一批军火于是年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抵广州，其中带刺刀俄式长枪8000支，每枪配500发子弹，手橙子10支和其他的武器。一批苏俄顾问也同船前来。孙中山亲自写欢迎词，感谢苏援，歌颂中苏友谊。
随着学校不断正规及提速，经费越来越高。前苏联斯大林政府也不断增加援款。1924年11月15日前，军校已使用苏俄援助27.5万广东元。11月15日至30日用去五万元。其中国民党军队及其“友军”共用了11.2744万元，合计9.0195万元港币（当时汇率1.25：1）。这中间11月，前苏联斯大林又为黄埔军校增加30.5万广东元。另外，鲍罗庭还为蒋介石申请了预算外的10万广东元拨款。而蒋介石校长的黄埔1军在1924年11月13日至12月12日得到5万广东元的援助。1925年1月，前苏联斯大林又决定再拨同样数额的援款。
1925年5月5日，应国民党的要求，前苏联斯大林政府决定“1.必须在广州建立新的可靠的军队，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派遣一个二百人以内的教官团赴广州。2.责成伏龙芝和索科利尼科夫同志最后确定补充款项（约五十万卢布）以拨为建军所需资金；3.为此拨出二万支步枪和100挺带配套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迫击炮和手榴弹…..人员和装备的运送……可使用’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
5月29日，前苏联斯大林政府又批准提供广州政府9000支步枪、95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100挺机 枪、10门掷弹炮。
此后，前苏联斯大林援助开始两路分流，既给军校，国民革命军，稍后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到1925年10月给华南和华北的援助共达2489.1137万卢布。其中主要是给黄埔军校。
第二次东征前，广州国民党政府又向前苏联斯大林提出增加援助的要求：1925年9月23日，前苏联斯大林政府决定再提供140万卢布。25日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军队建设（1925年上半年的费用）追加总额137万4896卢布28戈比的援款。
黄埔军校开学初期，用于训练和实战的武器奇缺。故前苏联斯大林又提供一部分武器，计4门日式驮载山炮（1914年产，76毫米。276发炮弹，但其中需修理且缺少炮弹），1门1910年制德制炮，没有瞄准器，22发炮弹。野外移动不便，难以应用。2门APNCAKA式76毫米大炮，1898年制，但炮体太重，不适合野外作业，炮弹3000发。
黄埔军校完全采用前苏联斯大林红军的党代表制度，当然其党代表指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对于“军队中的政治行为…..党员负完全责任”。对于军队的政治文化工作，部队生活，宣传及种种活动。党代表负“有监督校内行政，指导党务进行，并主持训练事宜之责”。而黄埔军校第一任党代表是廖仲恺。同时，军校设立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政治顾问六名，除了熊雄，萧楚女，张秋人，孙炳文，廖划平外，还有苏俄专家罗加乔夫。
蒋介石制订的办校指导思想，特别注重“为三民主义而战”的宗旨，它“军事与政治并重，人格与技能训练共进，国民革命军的基础自此树立”。蒋介石当时说：“以俄为师”“当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的时候，见着赤卫军那样能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家很相亲爱的—人民同他那么相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仗呵！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 事实上，蒋在黄埔军校就多次以苏联红军经验为样板，明确指出：“红军有许多地方用不着打仗，而使得敌人心悦诚服来投降。因为他们一举一动都以主义为前提，都以精诚来团结。”这显示，蒋介石当时对苏军的成功有一定认识。
从前苏联斯大林成功经验出发，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军队，如果不能受党的指挥，不能以党的主义为中心，那是无论什么军队，不能利国福民，只能害国殃民的。”为此，军校成立后，迅速加强党在军校的活动。1924年7月，军校开学后月余，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成立，1925年9月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校党部下设分部、小组，定期召集会议。蒋介石先后任军校第一、二届党部执行委员，第三届监察委员。蒋对加强军校国民党组织的活动相当重视，将其作为严格军校管理的重要组织措施，强调：“党部成立以后，军纪范围，并没有缩小，并且在军纪之上，再加一层党纪，这个党纪，在学校里，是辅助军纪之不足的，是比军纪更要厉害的。”
黄埔学生军成立后，特别党部制度继续得到进一步加强，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党部下设小组，各级党部和小组定期召集会议。小组会每周召集一次，要求围绕“组员报告之批评、党纲及党义之解释”等内容展开讨论。和蒋一起工作的黄埔军校首席顾问苏联人切列潘诺夫在内部报告中证实：“在成立国民党基层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委员，他积极地参加了党部的工作，同他的学生以及低级军官一起出席会议……当基层党部需要行政上的帮助时，他便立即发布相应的指示。”正是出于对基层党组织的重视，蒋介石在东征期间曾特地致函周恩来，要求切实贯彻基层小组会议制度“使士兵开小组会议时，完全自由发表其意见，报告其痛苦，官长不得怀恨报复。”
党代表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指导行之有效的组织方式。蒋介石在前苏联斯大林考察期间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并注意到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即指挥官“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1924年11月军校成立教导团时，即采纳了这一制度。党代表设连以上各级指挥机关，主要任务是掌握部队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政治训练”，监督、指导各级长官的工作。各级长官的报告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乱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
蒋介石高度评价这一制度，认为：“革命军精神的凝聚力，还是在各连的党代表，一切士兵的生活、卫生，通通要党代表去料理……在战场上有党代表，就可以增加战斗的能力。”强调：“中国军队，党代表制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
但是党代表制度的推行可能影响到部队指挥官的军事指挥权，而蒋介石又是黑帮出身，不擅党务；故蒋介石对党代表的作用有所保留：“党代表进连部、营部、团部之后，对于各连、营、团官长，不可处干涉主义，只好处监督的态度。”这就将党代表的定位限制于监督作用，并将其权限控制在政治思想训练、军风纪和后勤方面，不提其指导作用，更不谈及其在军事指挥上的权限。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使党代表在其领导的军队中处于从属地位，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无法真正的实现党指挥军队。
孙中山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就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他还开拓性提出建军必先建校，这是黄埔建校的主要内因；孙中山先生明确提出“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但长期受困于无钱无枪，在军事上依赖于地主资本家军阀。而地主军阀资本家多善变，为利益常常背叛。特别是1922年六一六事件，粤军首领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决定接受前苏联斯大林援助。首先建立自己的“党军”，以摆脱对军阀武装的依赖。
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就通过越飞电告孙中山，提议国民党利用前苏联斯大林援助直接建军的想法，孙中山决定改用这批“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学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等于先培养军队干部，再建军。黄埔军校的建立。
同年底，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在莫斯科参观访问时。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初步达成国民党建军方案：由国民党选派“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的人进入苏俄军校学习。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可接纳三至七人，军事学校可接纳三，五十人。然而这远不能满足国民党建军，扩军的需要。于是衍生出由莫斯科帮助国民党建立军校的想法，这样便可以成批培养起党军骨干。先建军校成为双方合作的头等大事。
而在苏俄访问期间，蒋介石一行人对苏俄军事院校的规模和训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特别看中前苏联红军的政委制，他坐在飞机上“翱翔天际如在陆地也”，意识到“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可窳败也”。从而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指挥枪”的重要性。不过，蒋介石在访苏期间并没有就黄埔军校建设的具体问题同莫斯科领导人做具体的研讨。但为时三个月的考察却对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体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孙逸仙考察团于是年11月同苏俄曾就建校在达成共识：与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在俄国境内为中国学员开办军校。拟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能力的人员，约30名。地点在莫斯科或彼得格勒。另一所在中国，为培养中等人才的军校，在靠近中国的伊尔库茨克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可招收五百名。但这个计划后来改变了，没有在上述地方为中国开设军校。至于在中国为军校选址，在1923年底孙中山的代表在北京同前苏联斯大林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商定，选择广州为军校校址。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前苏联斯大林政府顾问波利亚克，尼古拉.杰列沙托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契列潘诺夫和鲍罗庭等，在瞿秋白陪同下同孙中山讨论组建陆军军官学校培养步兵指挥人员和改组南方军队事宜，孙中山再次明确表示，“要按照前苏联斯大林政府红军模式缔建军校 ，为北伐建设基地”。
建校摆上日程后，苏俄代表们又提议建立义勇军。1923年11月13日，因陈炯明部逼近广州。鲍罗庭建议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建立义勇军。11月19日，陈炯明部被击溃，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作出的决议之一便是“先招有军事学识党人约十数人，日间为学生讲习军事学及党义，夜间教练义勇军”。26日，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林森，廖仲恺，孙科，谢英伯，吴铁城，许崇靖，谭平山，邓泽如等会同鲍罗庭一同商定，义勇军学校定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
孙中山将蒋介石作为军事领袖培养，而蒋介石当时是中国和苏俄都能接受且受欢迎的人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蒋是国民党“左派”。1924年，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身份，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粤军总部参谋长；这奠定了日后蒋介石“异军突起”的本钱。孙中山又以中国国民党总理身份，派遣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的中国国民党代表，次日至12日，蒋介石又先后任命了校本部各部正副主任，总教官与教官人选。蒋介石早就有建军校练兵的想法。
苏联解体之后，原苏共中央秘密档案划归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并于近年被解密。其中，最关键部分是政治局的指令性决议，即所谓“特藏卷”，包括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斯大林的指令。南方国民党当听闻从前苏联运来的船上载有八千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无不欢天喜地…… 蒋介石国民党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无私的援助。"此时的孙文和国民党得到苏联的援助，宛如久旱逢甘霖，即便是饮鸩止渴也在所不惜。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政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伊凡诺娜在研究加伦将军的档案后指出，黄埔军校的武器与军费全部来自苏俄，加伦将军是当时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职业军人，他将南方广州政权的军事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