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著名的科学发现，都会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坐在苹果树下，苹果砸在头上，让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泡在装满了水的浴缸里，水从浴缸里漫了出来，让阿基米德想到了浮力定律。
胰岛素的发现也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故事开头。
那是在1920年10月31日晚上，一个叫班廷(Banting)的年轻医生，睡在我们小城里的一栋小楼的木床上。夜不能寐，他想着第二天要给西安大略医学院的学生们上课事情。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突然让他想到了胰岛素和糖尿病的关系。连忙翻身起床，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实验构思。
正是他的这个想法和他所设计的实验，证明了胰岛素的功能，让人们在研究糖尿病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从而解救了所有糖尿病人饱受疾病缠身的痛苦。
在胰岛素发现后的短短不到三年，班廷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接到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的电话通知以后，得奖科学家们一般都会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对你工作的认可和科学界最高的奖赏。
但是，当班廷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不是高兴，而是愤怒无比，大发雷霆。坚决不要领取这个诺贝尔奖。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在“班廷传” (Banting: A Biography)这本书里，作者详细地讲述了胰岛素发现后面的曲折故事，
当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以后这本书之后，让我对这位胰岛素发现者的生平有了近距离的了解。也让我觉得，即使是名人，他们的一生也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他们的烦恼，不比我们平凡的人少。
没有成名前，努力工作，一心想成名。可是一旦成了名，又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名誉和地位带来的烦恼，做一个普通的人。
选择对象时，青梅竹马的儿时伴侣，最终无法走到一起。一旦成名后，蜂拥而至的漂亮女孩子们的追求，让他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
虽然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两人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可是很快，油盐酱醋的平淡日子和科学家枯燥无味的生活规律，让妻子感到了厌倦。在婚姻之外，寻找知己。事情后来发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班廷甚至还专门雇用了私人侦探，跟踪妻子和她外遇的约会，最后导致了两人婚姻的破裂。
这桩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离婚官司，在当时，成了多伦多城里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
在胰岛素的发现之后，班廷还一心想对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无论后来他如何努力工作，勤奋研究，不断扩大研究领域，比如，想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但是，最终的结果大都令人失望。他再也没有做出比胰岛素发现更有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了。
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被聘为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加拿大政府提供了专项资金，供他研究。同时他也被推荐成为加拿大政府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还负责在二战期间为加拿大军方提供咨询和决策。
在1941年2月21日，他登上了一架小飞机准备前往英国，和英国军方合作，执行一项秘密的科学研究任务。
但在起飞后不久，飞机就发生了故障，飞机坠落，两名机组人员当场死亡，他和另外一位飞行员送到医院抢救。第二天早上，他也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结束了他辉煌而又短暂的一生。
在这本书中还提到了一件让我感兴趣的事情，就是他和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是同学。
白求恩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可能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白求恩知之甚少了)。
他们两人在性格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屈服于权贵，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两个人都痛恨法西斯，同情共产主义。
1935年，班廷到列宁格勒参加“第十五届世界生理学大会”。
在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似乎都非常享受共产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的欢乐。与其相比，在1930年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着空前的危机，股市崩溃，失业人数居高不下，东西方的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更倾向于左派的共产主义梦想和社会。
在他访问苏联的期间，他和其他的西方科学家一起去拜访了苏联当时有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当时的巴甫洛夫已经85岁的高龄了，在一栋非常豪华的别墅里面接待了来访者。这让班廷感到十分的震撼和崇拜。
和他同时访问苏联的，正是他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同班同学：诺尔曼，白求恩。
这一次访问苏联显然给两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这也是导致后来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原因之一。
班廷则是一位极度热爱加拿大的科学家。虽然访问苏联对班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对共产主义也有不理解的地方，那就是: “……不给个人留一点点独处的时间去思考。”
“One thing I cannot understand is that how they can exist without sometimes being along to think.“
在我们这个小城里，离西安大略大学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有着当年班廷在这里住过的小楼。现在已经变成了胰岛素博物馆。
在博物馆前面，有一座日夜燃烧着的火炬。它被称作是“希望的火焰”（Flame of Hope) 。直到人类彻底征服糖尿病的那一天，火炬才会熄灭。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重新体验一下当年的班廷，是如何躺在那张窄小的木板床上，想出了胰岛素实验构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