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十六章
音乐和我，还有上海“一怪”
徐家祯
在西藏路上的上海音乐书店
后来据说被人称为“上海一怪”的那位先生，虽然我在四十多年前已经见过， 但是我当时却并不知道他是“一怪”，而且很可能，那时他还并未被人称为“一怪” 呢!
我开始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还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大概正是我在初中念书的 时候吧。那时上海无线电台中有几套固定的古典音乐节目，记得最清楚的有中午 一套大约半小时专播比较短小的曲目，以轻松，简单的为主，如:圆舞曲，小夜 曲之类。我中午回家吃饭总等听好这套节目才去学校上下午的课。下午也有一套 大约一小时左右的节目，专播比较大型的作品，如:交响乐，协奏曲之类。我一 般四点回家，然后做功课，正好可以在父亲楼下书房那张双面的大书桌上边做作 业边听音乐。那时我们孩子各自的房里还没有收音机。要知道五十年代，即使在 上海，无线电也还是奢侈品，不是每家每户都买得起的。而年轻人则最多只能装 个矿石机 —— 这是现在房里早已拥有立体音响、CD 机、Walkman、iPod 和电脑的现代年轻人连做梦都想象不出的简陋收音设备了!星期天上午还有一套更长 的节目，大约两、三小时,就能播更大型的作品了，比如:歌剧和清唱剧之类。我 也常按时收听。每天晚上十点多，好像还有一套节目，重播下午的内容，但那时 我已要上床睡觉，所以听得不多。
我们家虽然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唱机，但那是手摇的那种。唱片 大多不是“百代公司”出品的戏曲，就是商标上印着一只对着一个大喇叭的狗的标 记的美国货音乐唱片。听那种唱机不但听了不多时间就要用摇把上发条，而且还 要换唱针。唱片也需要每听几分钟就翻个面或者另换一张:实在麻烦得很。再加 我家唱片也不多，听来听去那几张，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少去碰那架唱机。
也在五十年代初，父亲不知为什么去买来一架那时十分稀奇的电唱机。虽然 仍只有一种转速，听的也还是每几分钟就要翻面或者换片的那种唱片，但是首先， 唱机是电动的，再也不用上发条了;其次，唱头从沉重的铁制的换成了轻巧的塑 料制品，于是唱针也不再用每听一张就要换一根的钢针，而是用可以听几百张唱 片、针尖上是人造金刚石的所谓“长命唱针”了。而且音乐声音不再从以前手摇唱 机边上附设的小喇叭中放出，既微弱又单薄，而是通过收音机的放大功能再经由 喇叭发出。声音不但可以调节，而且还丰满，滋润得多了。再加，父亲买了电唱 机以后也就时常从他那时上班的学校附近一家大书店，买回来一套套苏联和东欧 国家出品的音乐唱片，于是，我们就可以不限于光听那几张几十年前的陈旧老唱 片了。父亲原不喜欢音乐，于是我成了全家摆弄那架唱机和唱片最多的人。从这 些唱片，我开始扩大了音乐知识。不过除了跟父亲同去，我自己那时还从来没有 买过唱片。
我开始自己买唱片，已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事情了。那是我在大 学念书期间。我的正式音乐“启蒙人”是与我既同班又同宿舍的夏君。在此以前虽 说我也听了好几年西方古典音乐，但只是当作一种娱乐活动，随便听听的，既谈 不上用“心”，也谈不上用“脑”，更谈不上用“灵魂”了!夏君那时的音乐知识之丰 富，真使我既吃惊又羡慕。他谈起音乐来不但能一连串数出几十位世界大音乐家的名字，讲出他们作的不少名曲，而且还能告诉我世界上几个著名交响乐队的名 称和指挥还有不少著名演奏家的名字。最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说他上中学 时已经亲耳听过五十年代中到上海来访问的苏联和捷克交响乐队的现场音乐会 了。这对当时的音乐经历还只限于听收音机和唱片的我来说，真可算是见多识广、 饱经风霜!记得我在有一篇文章中说，听他说了亲历音乐会其境的经过，“我对 他真有种对遇到过基督显灵的教徒或者朝见过列宁真容的共产党员那样的敬畏 感”!更何况他还知道上海外文书店有一种慢转、密纹的唱片出售，一部半个多 小时的交响曲不用灌在三，四张唱片上，只要一张就够了。于是他星期天就陪我 去买。
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外文书店
夏君在音乐方面比我开窍开得早得多。可惜因为他家境不佳，所以虽然知道 哪儿供应密纹唱片，而且还差不多每周都陪我去那儿，但自己却买得很少。那时 一张唱片最便宜的五元，最贵的九元，即使对月薪五十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也 是实在太贵了。何况我开始买唱片时，我们都还是学生!我记得我买的第一套密 纹唱片是捷克出版的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一套两张装在一只硬 纸盒中，封面上是一位装扮成垂死的天鹅的女芭蕾演员的剧照，十分吸引人。我 想，那时我选中这套唱片的原因大约是为了那张好看的封面多过唱片的内容的。
买了密纹唱片就再也不能用原来的单速电唱机了，于是，我换了一架三速的。 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已经陆续积累了两、三百张密纹唱片。当时在上海，有 我这么多唱片收藏的年轻人可能不会很多吧。我还特别买了一只大书橱，学唱片 店的样子，一叠叠平着放置这些唱片，怕他们变弯。可惜“文革”一开始，红卫兵 来抄家就把我的唱片拿去了几十张。不过，也幸亏我把唱片平放在架子上，每格 放得不多，所以一窍不通的红卫兵们就在每层面上各拿几张就算交了差。还剩下 的二百多张在我家“扫地出门”之后被我像偷运军火一样偷运出来，至今还保留在 我上海家中。不过当然那批唱片的质量，用现在标准来衡量，就实在太差了，要 是在现代化的唱机上播放，声音一定是不堪入耳的，所以也只能把它们当纪念品 保存着了!
记得在六十年初，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星期天都要去书店看看有没有新到的 唱片。那时唱片似乎已经不在福州路的外文书店出售而改到西藏中路的音乐书店 楼下一个卖古典音乐唱片的专柜去卖了。当时中国大陆跟西方国家没有正式贸易 关系，音乐又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中国政府当然不会允许直接从欧美进口 唱片，所以卖的都是东欧和苏联的唱片，而且以苏联的为主。因为进口量小，除 了供应音乐学院、广播电台、图书馆外，只有少量拿出来放在音乐书店出售，去 得晚一点就买不到，所以每星期我都要去看看有没有进新货。唱片柜台面前也总 有几个像我一样的“发烧友”在探头探脑。要是到了新货，则柜台前常常挤得水泄 不通。除了真买的，当然更多的是光看热闹而囊中羞涩的同好们。
就在那时，我注意到在音乐书店柜台前常常会遇见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中年人。 此人之所以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的打扮。那人身穿一件洗得已经泛白的中山装， 足登一双那时只有解放军才会去穿的那种草绿色低帮旧跑鞋;头理一个平顶头， 手提一只我母亲上菜场买菜时常提的那种最便宜的、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帆布 拎包，走起路来低着头，一副目不斜视、十分谦卑的样子:这一切在卖西洋古典 音乐唱片专柜前真是显得那么地格格不入，所以也就那么地引人注目!凡是我去 那儿，十有八九他也总在，而且跟店员交谈时好像很内行的样子。那时我只有十 六、七岁，他看上去大约已经三，四十了吧。我向来不善主动跟陌生人交谈，所 以当然不会贸贸然去跟一个年龄是我一倍以上的中年人谈话。不过因为好奇，我 也暗暗猜测他的职业，但总是百思不得其解:瞧他那身“土老儿”打扮，不像个受 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个工人;但工人中很少有爱听西方古典音乐也肯 花钱买唱片的，而且他的谈吐和举止也不像是个工人;但说他是个知识分子，那 么，即使在那时，打扮得那么“土头土脑”的知识分子也已经不多了，更何况他还 是有高雅的兴趣听西洋古典音乐，而且也有经济能力买得起大学毕业生五分之一 工资一张唱片的人!
后来“文革”爆发，外国音乐成了“洪水猛兽”，在上海滩消声匿迹，我就不再 去买唱片了。其实，偌大一个上海，那时也不再有地方出售西洋古典音乐唱片， 那位怪人当然也就不复再见。“文革”之后不久，我就离沪出国了。
八十年代中重回上海，我发现不但外国音乐也已重返上海，而且上海还新开 了几家卖古典音乐的唱片行。在威海卫路一家最大的唱片店中，我竟然又重逢那 个怪人。他的一身打扮跟我二十年前所见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丝毫改变。其实经 过一场“文革”，那时在上海，已经没有人这样穿着打扮了。老实说，即使有人还 想这么打扮起来，在大上海要买这套服装恐怕也已不太容易。不知他那套打扮是 哪儿来的。难道经过二十年，他的中山装和解放鞋，还有拎的帆布包还没有褪色、 变旧?时间对于他来说真像是永恒不变的，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只是那平顶头两 鬓出现了几丝银发，脊梁骨有点微驼而已。当然那时我自己也早已不再是个十六， 七岁的少年了!我想，即使二十年前他也曾注意过在音乐书店常看见一个买西洋 古典音乐唱片的少年，现在一定也不会联想到目前站在他面前的中年人就是当时 的少年。更何况，很可能那时他根本没有注意过有我这么个人!
那天回到家里，我就告诉我弟弟白天在唱片店的所遇。弟弟竟然不但知道我 形容的那个“怪人”，还觉得我有点大惊小怪，有眼不识泰山。他说那人在音乐爱 好者中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听说还算上海“一怪”，是个奇人。据说那人姓陈 (或者是“程”?因为上海话中，这两字同音)，大家叫他陈老师。原来好像是个工 程大学的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他的工作跟音乐完全无关，只是因为酷爱音乐， 家里收集了成千上万张唱片，对音乐家、乐队、唱片版本、乐曲名字等等等等， 都极其熟悉，就像百科全书一样。有关音乐方面的疑问，他有问必答，比音乐学 院的老师还熟。我弟弟还说，听说他现在已经正式被唱片公司聘为顾问，以便有 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他也就此如鱼得水，整天泡在唱片公司，以公司 为家了。去买唱片的顾客有什么问题问他，他也热情回答，还向顾客推荐他觉得 好的唱片版本。我问弟弟知道不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他却说对此一无所知。
后来我每次去那家唱片公司看唱片，果然都看见那位“上海一怪”在店堂里。 有时他还擅自走进柜台里面去，也无人干涉，好像他已是店里的一名雇员一样。 有一次，我去店里正是午饭时间，还看见他从那只褪色的帆布包里拿出一只铝制 饭盒，到柜台里倒了点热水，就拿到橱窗前的边沿上坐着吃了起来。看来他确实以店为家了!我也见真有人叫他“陈老师”。可惜我当时想不起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再说我也没有冒冒失失跟陌生人说话的本领，就错过了一个认识“上海一怪”的机 会。其实，我倒真的很想知道他的收藏，知道他对音乐、对演奏、对版本的看法。
事隔那么多年，忽然我今天想起要写那位我既不熟悉又不能说很不熟悉的“怪 人”，是因为最近在写关于“音乐沙龙”的文章，谈到对音乐要有激情，要有执着精 神的问题。我说我“不熟悉”那“怪人”，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一句话，虽然 我可以说认识他有四十多年了!而我又说“不能说我很不熟悉”他，则是因为他那 种对音乐的执着态度，是不用经过一句话的交谈我就可以十分了解的，正像我也 没有见过辛丰年，没有见过赵鑫珊，没有见过李欧梵，却能从他们谈音乐的文章 里活龙活现地感到他们对音乐的激情和执着一样。我不用询问他自己:音乐在他 生活中的地位多高?因为他“衣不求新”的打扮，“食不求精”的饭盒，以唱片店为 家而自得其乐的态度，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音乐已成他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了!音乐并不是他的专业，但他把音乐看得比专业更重要，因为专业只是他的饭 碗，而音乐却是他的灵魂!其实，我们仔细留心一下，身边还是可以发现这类人 的。
最近几年我去上海，发现连以前常常遇见“上海一怪”的唱片店都已经不见了。 在别的唱片店也不再看见“一怪”的身影。不知他还健在否?屈指算来，即使还健 在，他也已八十多了吧。大概唱片店是不能再常跑了，但我想他唱片总一定还是 常听的!
二 00 二年一月十四日
于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现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外文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