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找到归回，我为何会选择基督教出版？
/游冠辉（98级哲学）
寻找虚灵的真实
我是一个山旮旯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没有什么理想。如果硬要问那时心中有什么梦想，我能想起的唯一梦想就是练就一身好武功，拳打脚踢，能以一当十，把那些欺负我的人打个落花流水。
记忆中，我被比自己大的孩子欺负后回到家中，往往还要被父亲训斥一通。家，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并不温暖。山里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被当成了劳力，常常天没亮就要起来干活。要是偷懒或干得不好，难免要遭到打骂。小时候从人那里所受的伤害没有在我的心里留下什么阴影，这要归功于家乡的山水。每当我被同龄人欺负或被家长打骂，到山水间这些痛苦很快便消融不见了。家乡那条清冽的小溪仿佛能荡涤各样的烦忧。
在同村的孩子当中，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五年级时，我以语文数学加起来103分的成绩考上了初中。初中的前两年浑浑噩噩，到了第三年才开始发奋。对于我们来说，当时读书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跳出农门”，不用再像父辈那样过拿锄头种地的生活。经过一年的发奋，我的成绩提高了不少，戏剧性地从全班的第32名跳到了第8名。中考时，所有的人都报考师专，考上师专将来就可以当小学老师，不用种地了。结果我的成绩离师范学校的分数线差5分，我只好去读高中。当时的师专不算英语分数，我的英语成绩不错，加上英语成绩，我便被录取到邵武一中。
在一中的三年是我学习最刻苦的三年。山里的孩子进了城，处处感到不如人，开始产生强烈的自卑感。高中三年，我正是在这种自卑感的压力下发奋学习，结果考上了大学。高中时，我的英语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英语老师推荐我考广州外国语学院，结果那年高考成绩不理想，只上了个普通大学，进了本省的师范大学外语系。
进入大学以后，我认识了一位教德育的老师，感到十分幸运。这位德育老师思想非常开放，引导我们去了解各种西方思潮，鼓励我们追求实现自我价值。大学前两年多，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沉浸在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学习当中，但是到了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的生命中出现了极大的空虚和迷茫，有时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好友终于带我去见他的老师。就这样，我进入到一个以哲学探索为志趣的学术群体中间。
每次听好友眉飞色舞地说起他们在这些学术沙龙中的讨论，我都无比羡慕。当被邀请去参加时，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终于能亲眼看到这群神奇的人们，担心的是我的思想能不能跟上他们。我的好友一直鼓励我说，我没有问题。于是，我便去了。没想到，大家很快接纳和喜欢上了我，我也很快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从大四一直到研三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不是每周便是隔周聚会，讨论各种哲学和社会问题。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是一位哲学家。他在数次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过批判，来到福建社科院想要潜心研究学术，以思想的建构来改变这个世代。这位哲学家不仅思想深锐、品格高尚，而且具有很强的使命感，颇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风范。他躬行中国现代学者、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所说的“生命的学问”，藐视世俗的功名利禄。他一直致力于价值形而上学的建构，引导我们追求虚灵的真实，实现价值之全。在他引导下，我开始阅读柏拉图和新儒家的著作，深深被道德理想主义和价值形而上学所吸引。从此我认定，哲学之路是我这一生的道路。
然而，我们既寻求虚灵的真实，就难免对于现实怀着强烈的不满。价值之全的实现其实只能在观念的世界里。那个统摄一切的理念便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上帝”。康德所谓的“德福配衬”只能以预设上帝的存在为保证。而在现实之中，这位“上帝”并不能带给我真实的安慰，我只能在现实与理想巨大的分离之下怀着强烈的悲剧感与命运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趋向那个统摄价值之全的理念。
回到天父的怀抱
另一方面，从大学开始，我的身边始终都有基督徒相伴。我大学时的一位好友就是基督徒，只是他一直把信仰视为他个人的事，没有向我传过福音，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关于信仰的事。
给我传福音的是华南女子学院的一个学生。她后来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严重程度几乎可比《圣经》中的约伯。她脸上红斑点点，白屑满头，严重时身上会出现一道一道的血口。有几年时间，她只能靠父母生活，在我看来，这真是生不如死。我当时想，如果是我，肯定会选择自杀，因那样活着极其痛苦，而且成了他人的累赘。没想到她自己虽然痛苦，内心却仍有盼望。倒是她的那些身体健康的朋友常常要死要活地到她那里来寻找辅导和安慰。这让我感到十分稀奇。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厦门大学工作。没想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有一位基督徒，宿舍的同一层也有一位基督徒。后者是个“掉书袋”，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刚分过来。他跟我聊过一次后，便常来找我交流。我们在思想上有许多默契。但是，每当谈到基督信仰，他总是滔滔不绝想要说服我。我则百般忍耐地听他讲论，只有偶尔憋不住会反驳他几句。我早已持定人本主义价值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哪里听得进他的话。办公室的那位基督徒同事也曾跟我分享过福音，我都保持尊重，但心门从未真正打开过，头脑也未认真思考过基督信仰的问题。
为了获得更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我在厦门大学外文系工作三年之后，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士。我当时醉心于希腊哲学，原本希望报考希腊哲学研究方向，但因这个方向的两个名额已经内定，我就选择了基督教研究专业。当时的我雄心勃勃，志在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心想哲学和宗教是相通的，基督教我迟早要研究。
进北大读博后不久，我就跟导师讨论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我当时看过德国著名基督教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基督教的圣爱与希腊的欲爱之间的区别，希腊的欲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理念、从人到并不施爱的神、从坏到更好的运动，而基督教的圣爱则是从更高的到低的、从上帝到人、从圣者到罪人的充满爱意的俯就（参见舍勒《爱的秩序》，17页）。当时，希腊式自下而上的寻求对于我非常亲切，因为哲学便是“爱智慧”。我们总是处于趋向最高智慧的途中，最高的智慧永远不可企及。基督教自上而下、屈尊俯就的爱对于我则非常陌生，完全不可理喻。入学后我跟导师说，博士论文想研究希腊方式与基督教方式的对比。导师说这个题目太大，我做不了。于是，我选择了当时我特别喜欢的一位基督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作为博士的研究课题。
博士入学第二个月，北大刚好举行了一个“中美宗教哲学会议”，美方来参加的学者都是颇有成就的基督徒哲学家。我读过一些卡尔·巴特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对于基督教的许多价值观颇为认同，但对于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基础，则持存疑的态度。要是不弄清这些价值观的信仰基础是真是假，我在博士论文中如何评价？我便问来参会的一位美国学者奥登（Tomas Oden），如何才能对基督教有一个同情性的了解（empathic entry），而不是隔雾看花？这位老先生对我说，最好的方式是生活在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里。
没想到一年之后，我被送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两个敬拜上帝的群体里——一个是维真（神）学院，一个是信友堂。
在那里短短的一个多月，我被爱重重包围了。我自认为是一个深深体会过爱的人，但在那里，我体会到了一种过去从不曾体会过的爱。这似乎是一种无缘无故的爱，既不是因为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可爱之处。而且，这爱不只是个别人的爱，而是整个群体的爱。这爱使我自我防备的心很快就敞开了。在这个群体中，我看到了许多人生命奇妙的改变。有一个弟兄曾经是个警察，嗜赌如命，输得倾家荡产，都想剁了自己的手，可是仍无法戒赌。后来信了基督，成功戒了赌。见到我信主的那一刻，他跑上前来泪眼模糊地拥抱我。他知道，一个人归信基督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姊妹，因恨父亲而离开中国，移民加拿大。在愁苦之中，听到有人诵读《诗篇》42篇：“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后来她信了耶稣，与父亲恢复了父女关系。还有一位弟兄原来练气功走火入魔，信耶稣后恢复正常，从一个粗野狂暴的汉子变成一个温柔节制的弟兄……这些人生命的转变仿佛让我看到树叶的摇动。我虽看不见风，却隐隐感到，应当有风。我每星期天都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在崇拜中不止一次被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一切使我越来越感觉到上帝存在的可能。
那年的感恩节，我参加了校园基督徒团契（InterVaris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感恩节野营。这次活动有一百多人参加，来自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三天在温哥华岛上的野营让我进一步感受到基督徒群体的爱。这个背景差异很大的群体，没想到竟然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几天的活动中，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彼此之间的相顾。我因不知温哥华岛的天气，衣服带的太少了，一位年长的弟兄便把他的大衣披在我身上。在那里，我们一百多人吃饭，每餐饭后都需要一些自愿者去洗碗。每次自愿者都不少，而且，这个营会的负责人在百忙之中，还抽空参与洗碗。离开温哥华岛的那天，我们要把活动过的地方清扫干净。当时，我们中间最年长的老师举手自愿去清扫厕所。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圣经》中所教导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马可福音》10:43）
在野营回来的路上，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我回答说：“Almost”（几乎是）。但我还不是。我仍然在寻找上帝存在的确据。只要还有一丝疑惑，我都无法接受。但我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总是对基督徒说，如果上帝存在，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不是质问，而是谦卑下来，向上帝祈求说：“上帝啊，你若果真存在，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请你向我显现。或者向我显一个神迹，或者给我一个超常的感动。”我也曾经被感动流泪过，但我怀疑那是氛围所致。
隔了一天，上帝回应了我的祷告。周二是维真学院崇拜的时间。通常崇拜的程序是敬拜、讲道、家事分享。那天突然变成一个见证会。有两位维真的女生上来做见证。第一位我认识，是在信友堂聚会的中国姐妹，另一位是个残疾的加拿大姑娘。这个中国姐妹分享之前，带我们用中文唱《万国都要来赞美主》。我从开口的那一刻起，就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之后，她们讲述了自己蒙上帝帮助的经历。从头到尾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边听一边泪流不止，心里所有的疑惑涣然冰释，完全相信她们所说的是真的。这就是上帝给我的超常感动。后来，我知道，这叫圣灵的感动。
那位中国姐妹聚会结束下来时，看到我泪流满面，感到十分诧异。我噙着泪水对她说：“I’m a Christian.”（我是一个基督徒）。她开始简直不敢相信，然后和另一个姐妹一起当众拥抱着我失声痛哭。我知道那是感恩的泪水。之后，人们奔走相告，我信主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难怪《圣经》上说，一个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也要为此欢呼。
我终于明白了舍勒所说的自上而下、屈尊俯就的爱。过去，我喜欢哲学，走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但永远无法企及真理。柏拉图式的理念是那样高卓，那样遥不可及。基督却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寻找失丧的人。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祂找到了我，把我带到真理中，带到天父的怀抱里。原来这道离我们不远，正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
文字出版的呼召
基督信仰就像一束阳光，照进我潮湿的灵魂，驱散我心中的阴霾。从此，我的心里一片敞亮。喜乐代替了忧愁，歌唱代替了哀叹。信主之后，我在上帝面前立下心志，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健康还是疾病，是结婚还是单身，都要一生侍奉祂。
过去，我一直把生命的学问作为一生的追求。接受耶稣之后，我对学术开始厌倦，对我所研究的自由派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更是深恶痛绝。他骨子里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他看似把基督教与时代的问题关联起来了，实际上是解构了基督教信仰。对他我已经毫无兴趣。
可是，我的博士论文怎么办？为此，我挣扎了数月的时间，一直想通过学神学或全职服事来逃避做论文的压力。但上帝却始终不放过我。祂借这个过程破碎了我作为知识分子的骄傲，让我学习一生专心依靠祂。我在毕业前半年多换了博士论文的题目，没想到最后还是回到了欲爱与圣爱这个主题上。只是这时我的立场已经完全从希腊思想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换题以后，我原本以为只能延期毕业，上帝却以祂的大能帮助我用半年的时间写完了论文，顺利地毕业了。
找工作时，我只投了一份简历，联系了一个单位——北大出版社。在我论文写作火烧眉毛的时候，上帝呼召我出来服事，带领团契。毕业时，我一心只想找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这样便有时间在教会里服事。我想，在出版社做编辑应该比较轻松，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在北大开始工作的一两年时间里，我主要做英语方面的编辑。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用出版来服事上帝。
后来，上帝奇迹般打开了基督教出版的大门，带领我出版了“基督教文化译丛”。在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上帝把基督教图书出版的异象逐渐向我显明。上帝让我看到，我一生的使命就是通过文字出版，阐明《圣经》的启示真理、继承教会的大公传统、回应时代的文化挑战、彰显基督的荣美生命。
上帝开门之后，我们在三四年中出版了近30种基督教图书。但是由于环境的改变，北大那扇基督教图书出版的门被关上了。上帝又清楚地带领我离开北大，建立了“橡树文字工作室”，透过这个工作室继续去完成祂交托给我的使命。
回过头来看，上帝对我的带领真是奇妙！祂开始让我学习英语语言文学，为我打好了英语基础；后来让我转向哲学，在我学哲学的过程中又让我转向基督教研究。祂带领我从哲学走向信仰，同时也引导我从基督教研究转向基督教图书的出版。我过去所有的教育，加上在教会服事的经历，都成了我今天从事以译著为主的基督教出版工作不可或缺的装备。原来，在我还不认识祂的时候，祂已经从各方面预备我成为祂手中的器皿。我一生一世要透过文字出版来传扬那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本文选自“橡树文字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收录本书时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游冠辉，汉族。出生于福建省邵武市。1998-200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现居北京。1999年于加拿大温哥华决志、受洗。现任橡树文字工作室总编、北京守望教会长老。
最喜爱经文：“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祂的人和仰望祂慈爱的人。”（《诗篇》3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