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近代中国之道路
8.1 中国道路1840-1911
中国传统社会无法靠自身文化力量走上工业化之路，当西方列强远渡重洋来到东方，中国就必然遭受西方工业化列强欺压掳掠，不仅在坚船利炮之下成为列强的市场与原料产地，随之沦为半殖民地，遭受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近代史即是一部中华民族血泪史也是救亡图存的历史，而中国之所以沦为西方列强的鱼肉就是技不如人，没有先进的物质生产技术与产业，引进与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机器，引进现代知识，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免於沦为殖民地及亡国的唯一道路。然而中国追求工业化的道路遭遇许多挫折，工业化的进程又落后於日本，最终使古老中国不仅面对西方的掠夺，还加上倭寇的血腥屠掠，古老中国之命运更是雪上加霜。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追求工业化不得，备受列强压迫，历经危亡，充满羞辱与血腥的历史。
8.2 中国近代史至清亡大事件
鸦片战争打破传统中国与外界的自我封闭。两次鸦片战争迫使古老中国不得不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自翊的天国与外部的碰撞，竟然如此虚弱不堪，外部的蛮夷并非愚昧之邦，中国的闭关与拒绝交流无疑是作茧自缚，终落后於时代，为人鱼肉。列强的逼迫与贪婪迫使清廷及中国社会不得不引进学习西方知识与技术，以自保图存，开始洋务运动，同一时期的日本已开始明治维新。
1840-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鸦片战争向中国朝野上下全社会揭示了蛮夷不在只是来华从事贸易或传教的化外夷人，而是以坚船利炮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随时可能颠覆中国的化外之邦，也即是中国面临危亡。无论愿意与否，整个中国社会从浑沌的中世纪农业社会作为殖民地被拖进属於工业化的近代社会，与西方对比，清廷统治者的夜郎自大，文化思想落后无知，传统社会的懦弱愚昧曝露无遗，传统思想文化受到重大冲击，社会知识精英，萌发向西方学习，师外夷之技以御夷，注目外部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可以说是中国走工业化的社会文化思想的铺陈。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60）处太平天国中期，英法联军趁中国太平天国内乱发动战争，扩大在华权益，俄国掠夺土地，英法联军攻占京城，火烧圆明园，对中国社会朝野从文化和心理都造成了沉重打击，给中国社会与文化留下巨大阴影，影响深远。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痛定思痛，学习先进技术知识，“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洋务运动”（1860-90），即使是被迫，亦是迫在眉睫，这既是历史上的同治中兴，而地方上的中兴重臣则是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的地方官僚或军事领袖。社会事件往往是矛盾的，太平天国事变一方面拆解清廷皇权基础，另一方面也制造了给清廷体制或社会管理体系提供营造新血的契机。中国社会或清廷并非没有人才，然而陈腐权力机制已严重阻碍社会新血进入权力中枢，社会动乱一方面给社会与国家带来巨大成本，另一方面又冲击原有国家机器，使许多社会才智之士在动荡中崛起，为国家管理递补新血带来机会，使清廷得於延续，这是社会与文化的悲哀。以中国历史的皇朝周期律而言，清廷已入垂暮之年，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也开始明治维新。
太平天国（1851-64）事变是中国近代史大事件，却是一个无关社会近代化或工业化的大事件，无关是指整个事件的发生与过程及其影响，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社会动乱与民间造反，皇朝兴替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历史上的动乱造反，成败皆有，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与清廷以天朝自居的骄矜自大，如果没有外部列强的压力，太平天国发生与否应该不会影响当时中国社会对学习西方文化思想与知识的认知，就社会或历史而言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革命，也许农民暴乱更为恰当，暴乱事件并无任何社会工业化的影响与意义。然而太平天国毕竟撼动了清皇朝的统治，松动了清皇朝对中国社会的专制统治。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出现的地方军事集团无疑也使清廷对社会的统治不在铁板一块，皇权专制的任何松动无疑都有利於社会各方面文化思想与经济的变革，以及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引进与学习。
清军收复新疆（1876-77），左宗棠为最高统帅，率兵消灭了入侵新疆的浩罕汗国将领阿古柏，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结束了同治新疆回乱。
中法战争（1883-85），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而引发的战争，战场在越南北部，扩大至中国东南沿海，中法各有胜负，中方“不败而败”，签订《中法新约》，为后人诟病，清廷承认法国对法属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
北洋水师建立（1988），受中法战争战败的影响，清廷大力推展现代化防务及新政，1988年筹建北洋水师。
甲午海战（1894），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於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於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检验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维新两国改革成果的，中国社会管理或权力机构阻碍社会的变革，需要全面换血，唯一的道路就是推翻满清，再现中枢皇朝兴替的命运，无关皇朝族裔。
戊戌变法（1898），清廷迫於内外压力进行政治改革运动，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挽救危局。由於对改革目标的疑惧以及对皇权的争斗，以政变手段镇压维新派，戊戌变法仅经历103日就告终。变法失败使清廷内部，清廷对列强，与社会各方面，相互疑虑加深，中国社会通过改革从而加速工业化的可能性更是雪上加霜，社会革命不可避免。
义和团运动（1900），由於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的压迫与入侵，激发社会底层的武装排外运动，清廷出於内部权力斗争与利用义和团作为排除外国势力的工具，召义和团入京，默认与允许激烈的排外行为，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列强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事件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社会统治威信下降，也推动改革庚子新政，俄日进一步在中国的扩张，加速清廷的灭亡。
辛亥革命（1911），1911年10月10日夜爆发武昌推翻清朝专制帝制，旨在建立共和制的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革命，1912年袁世凯胁迫清宣统帝退位，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具有历史标识的重大事件，将中国近代史一分为二，在此之前的以清廷及其官僚为主体的洋务图存运动，及其之后的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打破旧体制，铲除旧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现代史时期。
8.3 洋务运动失败的文化必然
洋务运动迫於外来压力的自我救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并非来自社会自身的生产发展或社会需求，即使存在这样的社会发展与需求，中国社会基於暴力的皇权，以及的传统文化与思想，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抹灭，使中国社会仍然依据旧有数千年的轨道继续坠落沉沦。从某些方面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完全是出於对外部压力的回应，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东方古国自我封闭的壁垒，古老中国不得不面对人类历史三千年之变局，要麽被列强瓜分，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与市场，要麽奋发图强，精历图治，学习西方实现工业化，然而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与政体相对於东方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如果不颠覆中国传统的皇权社会，至少会将皇权套上法律或宪政的辔头，这不仅使传统的皇权不能再为所欲为，而且所作所为也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并受法律的监督，这对皇权独大的传统文化是难以接受的，更有甚者在中国社会做为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更是疑虑随着社会工业化的进程，新思想新文化将彻底动摇满清的皇权统治，最终颠覆满清皇朝。
简而言之，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是满清所不愿见的，对工业化有着根本的抵触，此外工业化与西方思想文化同样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造成冲击，对工业化与以及西方思想文化充满疑虑不仅是落后意识的的皇权，还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瑰宝并鄙视西方为蛮夷的社会各阶层。不走工业化，难免列强的外部压迫与瓜分，国内社会各阶层对列强外部压迫的回应，都使中国社会与清廷无法回避走工业化图存的改革之路。如何在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同时维护中华传统文化，使之不被西方异端邪说所颠覆，成为中国社会在工业化之初所面临的问题，这也说明对非社会自生的工业化要求或进程，社会文化冲突不可避免。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洋务派思想与实践，就是对受迫於外来压力，以工业化救亡图存，同时维护原有社会体系与文化的回应。
社会的工业化绝不仅仅是的生产模式和技术的学习和改变，而是整个社会的思想与文化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改变而不断相互适应，及社会上层建筑与社会生产的相互匹配与调适，然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在本质上与工业化的新思想新文化，如果不是抗衡与不相容的，至少也有各种人文价值与利益的矛盾冲突，需要对社会上层建筑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会影响传统社会权力与结构的运作，如果不是对皇权做出相应限制，至少皇权也需要做出相应调适，即出现现代社会的君主立宪。这就是传统旧有的社会权力结构，皇权与依附其上社会统治集团，满清官僚体系在先天上与社会工业化的思想与文化是根本对立的，而掌握社会权利或暴力的皇权与统治集团对工业化是充满疑虑的，这是近代中国工业化遇到的第一个强大的社会内部障碍。
8.4 军事胜利是一切胜利的基础
时处乱世危局，战争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与社会管理能力的标准，清廷已失去对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收复新疆是清廷末期唯一一次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中法战争虽互有胜负，但清廷内部举棋不定，延误战机，主战与主和的分歧，这都是统治集团与外界脱节的必然结果，最终仍以签定不平等条约以停战。甲午战争更无疑是决定清廷命运的关键一战，即检验中国洋务运动的成果，也检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而中国战败，日本一战而奠定东亚强国地位，并借由战争成果顺利进入工业国行列，成为近代史列强加害中华民族最凶恶一员。
人类社会在利益分歧无法达成共识与妥协的情况下，武力或战争任何时候都是解决利益分歧的最后手段，人类近代史有许多战争事例证明这点。而进入近代的中国更是由於积弱与西方列强资本经济与国家利益扩张的需要，累累受战争胁迫或被拖入战争，战争也成为列强胁迫中国与攫取在华利益最有效的手段，战争失败赔偿也成为拖垮清皇朝的沉重负担。收复新疆的战争无疑是清廷下叶一系列涉外战争中唯一获得全面胜利的例外。战争即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较量，也往往是军事领袖个人意志与能力的较量，作为收复新疆战争推动者的左宗棠无疑是中国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千军常有而一将难求，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是左宗棠个人能力与气魄的胜利。战争从提出，获得清廷同意，到筹备及一系列的谋划到战争结束，其过程不乏许多艰巨困难与清廷内部杂音，都是左宗棠一人鼎力为之，精细谋划，全力以赴，整个过程都带有明显左宗棠的个人因素，虽有上下众多将士的浴血与社会众多的襄助，而左宗棠个人始终是系成败不可或缺之关键因素，无左宗棠即无中国收复新疆之历史。
收复新疆的事例说明中国虽然积弱，然而并非事事不可为，而是事在人为，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弱点，也是特点与迷人之处。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最珍贵的人文价值就是共同面对灾难时的集体主义精神价值，而集体主义价值力量的有效发挥又系与领袖的能力与魅力。收复新疆战争需要相关的社会环境，清廷的认可，军费的筹划，社会各界的襄助，将士上下用命等等都是必要的条件，然而这些诸多必要条件都发生了，也就说明当时它的社会必然存在，所谓必然社会存在就是指不管人们利用或意识到这些条件的存在与否，这些条件都是存在的，而惟有左宗棠个人的出现却是历史的偶然，没有左宗棠就不会又收复新疆的战争，与之相关诸多社会条件的存在与否都毫无意义，这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吊诡与迷人之处。历史的个人因素太过明显，彰显社会文化的极端短板，决定是非成败的是历史某一个体，而不是社会体制。收复新疆的战争胜利说明，中国非人力物力不可为，对诸多社会危机是权力争斗，以及清朝当权者猜忌即权力中枢使之不可为。社会可为之事，往往由於皇权的介入而成为不可为，这是历代皇朝末年常有现象，皇权与社会脱节的必然。不推翻清廷，中国社会变革就跟不上时代的变迁。
中法战争却是另外一种事例，与收复新疆不同，中方没有一个有效的战争统一指挥机构，清廷虽是中方最高机构，主和与妥协的李鸿章却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这是中法战争与收复新疆最根本的不同，或者说从战争之开局已决定战争之结果。中方没有一个像收复新疆战争一样的统一指挥者，各战场不仅远在千里且各自为战，胜不能及时扩大战果，败却往往给清廷与社会带来恐惧与负面心理压力，对清廷与李鸿章而言，不是大败已是万幸。未败而议和，丧失宗主权，左宗棠愤言“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然而，纵观中华文化与历史，李鸿章所作所为乃官场普遍现象，更是皇朝末期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必然，而左宗棠为家国苍生不惜抬棺出征，实为异数，“不计生前死后名，一肩扛起天下忧”，乃华夏千古真英雄，民族之幸。而中法战争中的清廷及官员作为，使日本看出清廷的无能与分裂，步西方列强后尘加入瓜分中国的行列。
甲午战争是清廷末年与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战争是对洋务运动成果的检验，战争失败有如宣告企图以洋务运动挽救清皇朝颓势的破产，表面看是清皇朝命运的分水岭，实质上清皇朝已步入历代皇朝末期的命运，早已病入膏肓，仅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苟延残喘，清皇朝官场的腐朽与官员萎靡已决定洋务运动必以失败告终。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文章(2014年08月07日)分析，列出战败几大原因，指挥人才缺失，建校起步晚，教学体系不科学，高级指挥人员不懂海军建设，军人战斗精神缺失。武器装备落后，参战舰艇总体实力弱於日舰，船龄相对老化，老旧武器装备未能及时更新。作战准备不足是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思想准备不足，参战弹药携备不足，实战训练不足等等。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与现象，现象背后就是清廷对列强欺凌时过境迁的遗忘，好了伤疤忘了疼，以至对海防的懈怠与麻木，虽有丁汝昌访问日本，鉴於日本海军的发展，陈请清政府再购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外患，未被清廷采纳。其实进入末期的清皇朝不仅与社会脱节，也从未融入或理解当时国际环境，清皇朝犹如一老财主，视国防军队如看家护院之家奴，而并非国家防卫根本，对国防的投入及洋务运动，并非出於对国家社会发展与对先进工业生产知识的求知需要，而是出於挨打的被动的不得已，如果不再危机迫在眉睫，是不愿意投入国防与改革的。其内在根本原因是皇权中枢对於社会与时事之脱节，对宫墙外之一切充满疑虑，防民众与官员甚於防贼寇，管理社会失败的必然结果，天下大事最终集於权力顶端几个不黯时势且犹如家奴之权臣，这也是传统文化带来周期性命运之必然。简言蔽之，中国社会历经清廷两百余年已进入皇朝周期之末年，走过所谓盛世，太平与繁华，官场贪渎懒政丛生，朝廷中除少数官员，大都不知不懂国际时势，更不知中国及清廷危在旦夕，从朝廷到民间精神萎靡，官吏到军人，贪图享受，轻实干，更无精历图治发愤向前之精神。官员乃社会社稷之提手，提手麻痹腐朽，必不堪尊彝之重托，提手崩断尊彝失落而崩毁乃必然，社会国家亦然。甲午之战败以及清末一系列之战败乃文化周期之必然，收复新疆之胜实乃历史异数，左宗棠一人独创之历史。中国屡战屡败非国家民族或社会力量之不可为，时不再也。中国传统文化多源於道教基因，笃信天时地利人和，而中国社会正处在皇朝末期，文化周期之低谷，文化命运使然，天时不利，绝非一个大事件，几个官场新人新政所能改变。
8.5 日本何以顺利实现工业化
弱肉强食是生物丛林法则，同为物质生命之人类本质亦不例外。同属东亚文化，长期以中华为师，吸取文化养分的日本民族，抢先工业化，对中华文化无疑有着强烈的对比批判与借鉴，而其对中华民族的荼毒更甚於西方列强百倍，中华民族被推到危亡边缘，这是为什麽？这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还是存在着根本的社会文化原因？
表面上看，抢先工业化的日本狼子野心膨胀，为与西方列强抢占中国资源与市场，必然发动战争。中国积弱也必然成为列强鱼肉，然而这些都是外因，而根本的问题在於，中国传统社会由於文化原因失去工业化先机，在列强舰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西方文化思想也随之来到华夏古老土地，中国在工业化先失於西方乃传统文化的原因，而后又失於日本的原因又是什麽。日本民族从中华文化吸取养分之深，对中华民族戕害之烈，无人能出其右。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之烈不仅使中国人刻骨铭心，也留下历史的文化阴影，找出其中原因有益於中国社会认识自身文化的不足，补拙自强以奋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记忆，自然也是民族性格的载体，也同样包含着一个民族命运的密码，日本先於中国实现工业化有着自身的社会现实环境与文化条件。
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革新派军事胜利是关键。日本明治维新之前虽是经历幕府数百年统治，却保留天皇作为国家象征及正统的尊重，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幕府虽是挟天皇的共主，而日本是封建制，各藩有着相当独立的自治，幕府统治犹如一种各地领主联盟的集团，中央与地方领主的关系也随相互力量的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幕府势力最强盛时也无法达到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朝廷对地方的专制统治，也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又有很大区别，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社会与皇权统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弱化的非中央集权政府与封建主相对独立的分治，后者是皇权暴力与中央集权的铁板一块，这就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中日两国维新的可能结果。
日本社会由於各藩的相对独立，也带来各自发展的不同。十九世纪中期，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外及内部矛盾的激化，对幕府的不满，常发生强藩挑战幕府的战争，幕府力有不逮，强藩与幕府的分治隔离与抗衡已成常态。而强藩更愿意於学习与引进西方先进生产与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强藩组成的倒幕阵营及领袖都是积极支持日本社会改革的推动者，熟悉国家与日本社会的脉动。战争开始之时，倒幕军人数虽属劣势，却是有备而来，在装备训练与组成人员属於新军事集团，而幕府军队也进行装备与训练的改变，但并不彻底，军官始终由世袭的武士担任，使得幕府的军事改革仍未脱出旧军队的窠臼，属旧军事集团。最高军事指挥方面，双方更是立见端倪，倒幕军上下士气高昂，求战求胜心切，幕府军应对迟钝，未能有效利用开局兵力上的优势，致使首战败落，效忠幕府的各藩纷纷倒戈，幕府最终败落退出历史。新旧力量在士气毅力的较量与准备都决定倒幕军战争的结局。
在十九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这样的传统社会，军事胜利对重大社会改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基础。倒幕军事胜利不仅推翻落后的幕府封建统治，更重要的是从政府体制与社会文化上拥抱有利於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思想新文化，为社会变革注入新血，为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的开局奠定基础。日本统治阶层对日本国家与社会的了解是清晰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是明确的，这也是维新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诚然，国家与社会改革绝非一场战争胜利就能够一蹴而就，此后日本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为其各自利益也发生冲突与战争，然而倒幕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良好的开端，是维新成功的一半。战争之后，日本明治政府采取颁布宪法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日本社会转型，倒幕战争胜利无疑为这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扫除障碍，没有倒幕战争的胜利，日本后来的工业化绝对不会如此顺利。
简而言之，日本具有一系列中国不具备的有利於维新的社会环境，相对独立的各藩有利於打破幕府统治，倒幕战争的胜利促成日本社会由上至下的顺利重组，将原有封建旧势力对维新的干扰排除於权力中枢之外，改革维新派长期掌握中枢权力，使一系列发展经济及军备的长期政策得以顺利进行。在国家财政无法追加军费预算扩充海军，明治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充作造舰费，而各界响应，这都在为维新铺陈良好社会环境。
而清末中国仍是铁板一块的皇权暴力统治，官场无处不在皇权暴力阴影之下，清廷即使是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之官员亦不例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出尔反尔，食言自肥，社会精英也必然瞻前顾后。权力中枢不仅与社会各界，即使是地方大员也多有隔阂，相互猜忌，防官防民甚於防贼寇，诸多改革措施不是受清廷怀疑而搁置，就是无疾而终，从未见日本维新社会朝野雷厉风行之效。此外，清廷皇权处处以私利为先，不顾国家财政，使洋务运动及国防建设遭受诸多制肘。戊戌政变不仅是中国社会精英不切实际，空谈误国，陷於党争，也是高层权斗，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血腥报复，这些含有明显的中华文化基因与的沉重文化历史包袱的必然结果。就社会环境而言，日本社会尤其上层风气与思想已进入近代社会，或以进入近代社会为目标，而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泥淖之中，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都是社会环境使然，也自然包含民族文化之必然因素。
与中国社会不同的是，日本朝野基本上是全力接受与拥抱，并从上至下以及从法律的层面推动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在权力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与组织诸多方面，日本社会都比中国社会简单许多。日本无疑有两个优势，权力中枢掌握在改革者手中，以及社会小船好掉头的优势，而中国社会由於文化的固步自封，中枢权力对社会的猜忌，致使工业化的踟蹰不前，使中华民族终於难以逃脱灾难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