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体制
10.1 现代中国 文化与历史继承
对於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批判者称其党国体制，违背自由民主潮流，一无是处，对中国取得的社会成果视而不见，甚至以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质疑现行体制的合法性。而肯定现行体制的则注重於中国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对种种社会弊端顾左右而言它，不愿深究。这两种态度都是带有意识形态理论思想的偏见与传统中国社会党争文化的表现，社会思想失去客观公正就事论事的思想批判与讨论的平台。对任何重大社会事务的评论，最终都会追究事物的成因与本质，不追究事物的成因与本质，而仅流於表象就无法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这也是中国传统习惯思维的重大弊端，有思想方法的原因，也有社会现实的原因。黑格尔说，"存在既是合理"，中国现行体制有其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合法合理性，这是中国体制在现有社会环境下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社会基础，社会的种种弊病也有着特有的来自於文化的因素，对这些社会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形成社会的根本基础视而不见，以偏概全都会得出错误结论。
中国现行体制无论从社会传统文化与历史的传承都有其文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政权的来源有三个方面，暴力获取，符合社会文化传统的传承，有效的社会治理。暴力获取是历史上众多皇朝建立的基础，权力的继承符合社会文化的传统，这两方面都具有历史先例而成为社会文化，与社会历史及文化互相印证，相辅相成，也就有文化的合理性，而有效社会治理是前两者的维系基础，不是权力来源的依据，却是权力维系的根本，历史上所有皇朝的颠覆都是社会有效治理出了问题。中国现行体制是建立在社会革命以及文化与历史继承基础上的政府体制，革命与文化历史继承在任何社会文化与民族都具备绝对的合法性。这三个方面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也是现行体制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合理性，也即合法性，现行体制的有效治理与达到的社会利益令世人瞩目，就是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如果用直接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作为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本质就是以外来文化标准或意识形态价值否认社会传统文化与有效政府的合法合理性，以所谓普世价值碾压原有社会文化，如果现行体制不仅施行有效治理，并为社会大众认可，这种外来文化思想价值的压迫必然带来社会的矛盾与动荡。
西方政府也有不少以暴力为手段维护其合法性的，美国的开国与南北战争，英国与西班牙对付分离运动，都是以法律或暴力为手段，法律的本质就是暴力。这里要说明的是政权的合法性来自社会的法律认可，社会法律有其现实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将民主选举产生政府作为唯一的合法性基础是以意识形态思想价值碾压社会现实，这也是意识形态思想造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民主选举也并不一定代表合法，不是合法的唯一基础，即使是民主选举也需要得到相应社会法律的认可与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法律才是合法的基础，而不是选举，不合法的选举也同样不具合法性。民主仅是现代社会政府权力来源的一种合法性选项，但不是权力合法的唯一选项。忽略社会现实与文化历史，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作为唯一选项，对於人口与民族众多，具有自己悠久历史与文化的中国是削足适履，适得其反。
10.2 党国体制
由於社会革命与历史的原因，以党领政的党国体制，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与与毛泽东思想是现行体制的思想意识形态与基础。四个坚持中的人民民主专政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思想概念的表述，并不具有实质意义。马列主义由於社会革命历史的原因，是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战争与革命时期，马列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或革命的意识形态，具有鼓动革命与批判旧体制，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然而作为原教旨的教条对具体革命工作的伤害远大於对革命的指导，当毛泽东在挫折中被确立为党的领导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教条在社会革命历史时期不再有特别实质意义，而仅具有凝聚社会革命力量的旗帜性作用。在革命历史时期，由於毛作为党的领袖与其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与理解，马列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已被毛泽东思想所取代，教条的影响也基本消弭。在不同社会革命历史时期，党对社会革命力量与人民阵营不断的策略性调整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然而马列主义毕竟是执政党创党建党的理论基础，就必然成为党的最终行为准则。在取得社会革命胜利之后，建国与和平建设历史时期马列主义成为执政党进行社会改造与建设的指导思想，社会舆论与社会文化思想教育使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权力的依据，执政党的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理论互为根本，社会思想以意识形态理论为核心，这不仅使社会思想僵化，也是中国经济建设遭遇挫折的开始，这既有党的领袖的个人因素，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也有着重要与必然影响。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为解放思想，为社会思想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并不是排除马列主义理论作为社会思想理论，仍然是思想理论之一，而仅是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唯一及根本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建设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帜性与标识性作用远大於社会实际工作指导的作用，而历史与思想理论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思想仍有着巨大的制约与影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长期舆论与宣传教育，在社会思想与大众认识上，已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理论基础，也制约着社会文化与思想的发展，成为思想的框框，而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不断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局限。
毛泽东作为党的长期领袖，不仅对中国革命的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也是共和国与现代中国的奠基人。毛泽东思想是执政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其思想包含两个方面，属於哲学方面的社会分析与思想方法论，表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的众多社会分析与革命战争策略理论，这都是重要的思想方法，而属於意识形态的继续革命理论已脱离社会现实。然而作为党与国家的创建者与长期领袖，毛泽东的政治与历史遗产，以及形象都与现代中国已融为一体，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社会曾经历的极左时期，大跃进与文革的失误，社会付出的代价，而是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关键领导者与共和国的奠基人，以及历史形成的中国社会的文化及历史形象，毛泽东已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与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要的基础，任何非毛的企图都将撼动现代中国的基础。
10.3 现行体制的优与劣
中国现行社会体制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作为社会思想理论与执政党标识的意识形态，执政党为核心架构的精英官僚体制，国有与私营并存的社会生产体系。国有与私营并存的社会生产体系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形成市场为导向，企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相互竞争关系与经济体系，契合社会生产的本质，生产为消费服务，市场不仅消除计划经济的盲点，也打破了意识形态的桎梏，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这既是经济开放的成果，也是思想解放，冲破意识形态思想禁锢的成果，在具体社会经济管理方面，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已摸索出契合中国社会的经济管理之道。
意识形态革命理论是执政党领导社会革命与建立新中国的思想旗帜，也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社会历史文化与思想基础。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成长，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革命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现出不切实际与过於理想的弊端。现实实践中遭遇的挫折，使一党执政体制的社会主义合法性遭受质疑，这也是二十世纪末叶苏东剧变的社会历史环境。现代民主选举轮流执政作为权力唯一合法来源也成为对一党执政的挑战，这种观点其本质就是西方自由民主文化价值狭隘民主思想的表现。西方民主思想总是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轮流执政作为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排斥不同权力模式的合法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势文化思想霸权。就西方社会权力基础而言，也并非总是民主决定政权的合法性，也不乏以暴力为手段或基础的权力，如南北战争中失败的南方，其政权是受到南方社会大众拥戴的，然而并没有使南方具有作为独立国家的权力，并非质疑暴力或民主的合法性，而说明民主并非唯一形式，西方也有暴力合法的先例，将民主作为权力合法的唯一基础是站不住脚的。一个社会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民主选举是来源之一，但绝非唯一，社会文化历史传承与现实都是决定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将民主与大众决策基础作为合法的基础就是民主逃不脱民粹的必然结果。就生命与社会本质而言，权力合法性最合理的基础是社会的最大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思想价值。
意识形态思想作为执政党的思想理论，由於革命的历史原因，对维护政府权威，巩固与凝聚社会力量，赫阻反对势力起着巨大作用，同时也压抑了社会的思想，这是革命历史与理论的必然副作用。从战争年代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建立，都是思想解放，以及对意识形态理论教条的突破与修正，而标准就是利益，最大利益。对中国社会而言，社会大众的认可与认知是社会权力最大的合法性，而不是一人一票的选举，社会最大利益是大众认可与认知的基础。中国打开国门，鼓励社会大众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亲历与比较各种体制的不同与优劣，是大众认可认知最客观的基础，也是政权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执着於民主体制轮流执政是唯一权力合法性的人士，应该看到民主体制社会的种种弊病，社会低效治理，战乱，甚至国家解体，对自由民主价值带来的社会失序或乱象，给中国社会大众一个合理的解释，中国如果也施行民主体制如何避开这些危机，避免国家解体。如果避而不谈民主体制遭遇的社会瓶颈，空谈普世价值，无疑是自欺欺人，误国误民。
意识形态治国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基本现象，有着社会革命与历史文化的必然，也是现行体制的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其利与弊也表露无疑，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就是对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脱离社会实际的纠正。在未来的发展，中国社会在思想理论上打破意识形态思想框框，超脱意识形态思想以及与符合社会现实的思想路线，以及追求国家与社会大众最大利益才是社会发展思想的根本。
政府体制。中国政府官僚体制是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精英官僚体制，这种体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它的优劣与民主体制相比较，恰得其反，民主体制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如社会的有效治理，就是最大优点，是民主体制难於企及的。而民主体制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社会权力的透明公开，民主选举轮流执政淘汰不称职或品行不符社会规范的官员，社会形成以民意为基础的社会权利体系，轮流执政也逐步推进了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透明与公开，增进社会的互信，最大的优点，民主体制理论上打开全民参政议政之门，是社会与体制稳定的最佳保障，最根本的基石。对任何重大社会问题或政府失误，社会大众以参与选举作为体制的参与者，对选举与施政结果认赌服输概括承受，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重组政府达到社会矛盾的解决或缓解，这是民主体制可持续性的根本保证。简而言之，在民主社会，体制外的社会力量监督与参与权力运作是解决或缓解社会或政府重大危机的保证。
而威权体制普遍存在三个潜在的隐患，官员的贪腐，政府运作不透明，权力顶端的突变或病变，这三种隐患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首先，官员贪腐，权力寻租是威权体制难於根治的弊端，其根源就是权力缺乏监督，如果仅是依靠体制内的自我监督与纠错，也仅能取得政治运动式打贪或波浪式肃贪的成果，而运动式的打贪有着相对的时间性，缺乏制度为基础的的公平与稳定性。即使形成制度也会由於体制内的自我纠错最终难逃官官相护的弊端，难於达到民主体制轮流执政，不同政党为各自政治利益驱动互揭弊端的效果。而体制内的纠错往往会随着中枢权力的更迭，最终可能流於形式，运动一过，成为走过场形式肃贪，权力不受监督的根源不除，滋生贪腐依旧。贪腐得不到及时纠正就会形成体制内的利益群体，贪腐形成的体制内利益群体是体制与社会的癌病变，当体制与社会爆发危机，体制内利益集团为自保或侵吞更大利益，就会不惜社会代价拆解体制，这也是苏联走过的路，体制内利益集团为私利拆解国家。其次，政府权力运作不透明，在承平时期也许仅是为社会诟病，增加社会对体制的怀疑，然而在有突发社会事件时将成为谣言的目标，所有消息都对政府而来，无论消息真假政府机构百口莫辩，社会互信一夕坍塌，权威机构成为众矢之地，为政府处理危机平添许多困扰，这在发生颜色革命地区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中国体制以意识形态理想及国家富强社会大众利益为宗旨，然而政府体制即是社会公器，就是社会财富与利益的集散地，必然成为追求私利的矢地，社会精英进入体制与其说为理想而来，不如说为利益而来，意识形态理想对体制内精英毫无意义，这也是苏联解体而体制内精英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原因，体制内官员的贪腐与旧威权体制并无不同，肃贪也将成为中国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长期任务。然而这两种隐患，官员贪腐与权力运作不透明，尽管给社会与体制带来伤害，却并非致命的危机，只要权力中枢运作如常，威权体制运用手中资源，即使不可能消除这些体制弊端，应该可以通过体制内整顿肃贪使这些问题不致危及体制的生存的社会基础。第三点最致命的是权力顶端的突变，威权体制权力的本质与运作机制的不透明埋下突变的根源，也决定其本身无法纠正体制内部权力中枢自我否定的病变，戈尔巴乔夫的变革就是最佳例子，即使体制免於灭顶，中枢遭致命一击也会极大伤害体制的社会基础与稳定，这是威权体制可持续性最大危机所在。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在成熟的民主体制社会，更不会成为社会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