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未来中国的三种可能发展
未来中国走什麽样的路，无疑备受世人瞩目，这与中国本身的体量产生的巨大影响有着绝对的关系，以今国际格局的相互紧密关联，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迅猛，中国成败存续都必然影响未来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的格局。中国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解决社会贫穷问题的同时也出现新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仅是经济的，也有社会文化与体制的问题，都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中国似乎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备受关注，中国的选择不仅关系中国本身未来的发展，也必然对全球文化与经济产生影响。未来中国不外乎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延续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发展经验模式继续走下去。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即走西方民主体制政党轮流执政之路。第三条种可能性就是寻找一条不同於第一与第二种情形，并且适合於国情的社会变革之路。
11.1 第一种可能 固守成规防微杜渐
守成规并非不变，一方面是延续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发展经验模式继续走下去，即无需进行所谓重大的社会体制改革或民主改革，而另一方面是根据社会生产与流通，市场与技术的发展，适时进行与社会物质生产相关及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协调与改进，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革，以关注社会民生与廉洁政府作为施政目标。这种情形自然无疑不仅不是自由民主人士所期待的，更是他们所反对与憎恨的，然而这是可能性最大的情形。这种情形虽然保守，却是稳妥稳健，符合中国社会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文化思想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保守绝非贬义。在中国长期的意识形态浸淫所形成的革命语汇环境中，保守无疑代表落后，墨守成规与不思进取，与革命及进步相对立，不仅贬义甚至带有反动的意涵。然而，保守应该是相对於开明而言，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保守与开明两种文化与政治力量共生共存并共同主导社会的进步与演化。开明进步的力量将推动社会的变革，而保守的力量将维护现有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格局，这两种政治力量对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失去开明进步的力量，社会将失去改革动力与方向，停滞的社会使矛盾的积累激化，社会最终走向革命，付出沉重代价。而社会保守力量有如社会的地基与重心，是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延续，没有保守力量的社会，社会在只有开明与进步力量的主导下，由於失去社会保守力量的制衡与约束，改革将一路狂奔，结果将是车毁人亡。一个稳妥稳健的社会变革离不开保守与开明力量的博弈与平衡，英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如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建国，都是保守与开明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的博弈与平衡，使社会变革维持一种平和理性的状态与过程，流血最少，社会成本也最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诸多社会变革中人类理性与思想主导的楷模。而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一种失去制衡的激进革命力量主导的社会变革，社会也付出沉重代价。
而在一个仅有左翼或右翼思想主导的社会，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不容许不同意见的社会，这绝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而是一个危险的社会。如果政治极端思潮主导的情形不变，社会走向危机只是时间问题。西方发达的工业化或成功民主体制社会就是保守与开明两种政治力量长期博弈与缓慢渐进变革的结果，而在许多民主改革遇到问题的社会也都是由於历史与文化的原因，缺乏健康稳健的保守与开明两种社会政治力量，也从不具备社会政治力量相互制衡的文化传统，社会变革失去制衡，改革趋向极端，引发社会矛盾直接碰撞，遭遇麻烦。
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与沉淀，最滞重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保守。在一个社会文化思想相对单一，儒家思想长期作为皇家暴力背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不仅缺乏不同文化思想相互激荡，更缺乏开明思想的引领，这也是文化思想两千年不变的原因，所以保守是中国社会文化最大的特征，也是中国社会缺乏变革与落后的原因。对皇朝的中前期而言，保守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却是滞重与落后的稳定。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如果不是在皇朝末期发生权力中枢与体制腐败与病变，使朝廷失去治理社会的职能，皇朝都不会坍塌。
保守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基础与特质。社会改革需要思想理论的引导，而由於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与惟上是从的社会文化的积习，作为体制上层的社会精英就官方意识形态与个人利益而言，并没有进行体制改革的意愿，改革不仅可能伤及既得利益者，也可能伤及改革者或改革思想者自身利益，而改革也意味着可能带来社会风险，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例证。
经济发展停滞是苏联走向改革不归路最根本的原因。只要达到不差於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内部就难於产生足够强大的推动社会改革的驱动力，而由於体制内部缺乏改革的意愿，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就不会产生引导改革的社会思想理论，社会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改革的系统思想理论准备，没有改革思想的理论准备，改革就失去方向与动力。没有改革的动力与方向，以及改革理论的准备，就不会出现改革，强行改革也必然是空洞理想口号诱导的社会改革，这种改革只能是盲人瞎马，结果必然是苏联的车毁人亡。相较於其他国家与地区遭遇的种种社会与经济问题，中国这条巨轮只要仍然稳妥前行，有着不逊於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发展成就，中国社会无论是执政精英群体还是社会大众从社会现实与文化思想，都没有体制改革的压力与意愿。
只要中国政府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并具备不差於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社会大众会接受中国政府的一党体制。那些认为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中产阶级壮大，要求政治改革将成为社会的必然，不过是西方文化思想与历史观的移情，用西方发生的历史套用於中国社会，这种情形在中国，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不会发生。经济发展以至中产阶级壮大而要求参政，也许是十九及二十世纪西方国家，以及受西方意识形态与舆论影响的民主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未必是必然现象，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首先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是为了社会地位与财产的自保，而如今作为民主模范生的西方，贫富差距悬殊，中产阶级萎缩，民主政治被财阀操控，而社会大众假以民粹回应，结果是民粹横行，民主制衡结构的相互制约，弊端丛生，改革举步维艰，社会犹如站在十字路口，失去方向。也即是民主政治并未能真正保证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而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使社会大众不仅拥有平稳安定的社会环境，同样也能享有甚至优於发达社会的生活水准，那麽中国中产阶级要求参政改革及诉求的真正目的又是什麽，难道就为了自由民主的口号，以及制造几个草根政治明星，然而将社会推向撕裂与不确定，中国台湾地区就是例证。
11.2 中国新威权体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门洞开，出国旅游经商，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对西方民主体制的优劣已洞若观火，特别是民主体制下政府的效率与社会治理远不如中国体制，民主与轮流执政的神话已经不复存在。任何重大的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大众，包括社会中产而言，都是攸关切身利益的选择，现实中国体制与民主体制的社会现实的比较，中国远非完美，却在努力改进，也卓有成效，西方民主也有许多问题，也并非理想，却受民粹制肘，举步维艰，踟蹰不前。那些认为经济发展带来中产阶级的成长，社会必然走向民主恐怕是一厢情愿。
许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往往建立在观察者一厢情愿的认知基础之上，或对客观的认知被意识形态与旧有思想成见所扭曲。中国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许多观察者潜意识内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中国崩溃论的症结所在。将中国作为像改革前一样封闭的系统，甚至是一个像传统社会一样的绝对威权封闭系统，如果这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其可持续性的确值得怀疑的，然而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就在於它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尽管并非西方社会所希望那样的完全开放系统。近代以前长时期的绝对的自我封闭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对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窒息与危害达到极限，且盘根错节根深蒂固，非一日之寒，亦非短期可解，这是中国近代难於自拔与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根本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既不是传统的自我封闭的系统，也不是受困於就要意识形态思想的威权社会。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宣告中国从传统社会转轨现代社会的完结，中国不仅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对内外环境变化能做出不断适应与调整的威权体制，改革开放的成果与社会经济发展说明这点。一个完全不同於旧威权体制的威权系统，一个人类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威权体系，或可称为新威权体制。
中国新威权体制在三个方面与旧威权体制有关键的区别，一个是相对开放的官僚精英系统，对全社会开放，只要是不在言行上公开反体制的社会精英都可能进入体制，这与旧专制威权有着本质区别。旧专制权威由於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原因，以及特定社会环境，往往只对特定社会群体与阶层开放与为其利益服务，其社会根源与利益也决定其社会基础的脆弱与视野的狭隘。第二个是思想上不受意识形态教条的挟制，这与苏联体制同样有着本质区别，革命历史基因与意识形态教条是革命政党难於摆脱的紧箍咒，以中国现实社会环境与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体制基本做到以国家与社会大众利益为优先，社会最大利益为优先，而不是以意识形态教条为准绳。第三个是社会的相对开放，包括对内及对外的开放，对内的开放使社会大众可以以自身能力，追求实现各自的利益与目标，对外开放使中国有了可以学习与比较的标准。
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新威权社会系统，中国社会与体制从西方社会获得两个方面的借鉴，西方民主体制正面的积极的成果成为中国社会的方向与参照，因为走出国门的社会大众同样了解这些西方民主社会的经济成功与中国社会的缺陷与不足，对执政群体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执政党不得不正视社会与体制缺陷及不足，这对缺乏体制外监督机制的社会非常珍贵，犹如正衣冠之铜镜。另一方面民主体制低效社会治理与民粹之弊端则衬托中国体制的优点，成为其执政合法性的最佳注解，民主选举轮流执政的神话不攻自破，无需舆论的宣导，国门洞开，社会大众目睹民主体制的困境，自有判别与取舍。这两个方面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主体制的优与劣成为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抓手与台阶，过河的石头，这是西方社会与思想界万万没有想到的。
中国新威权体制与旧威权有着本质的不同。旧威权体制不可持续与与最终解体的两个最大原因就是封闭，体制群体的封闭与资讯的封闭，两者也互为因果，这与旧威权体制的社会基础有关。旧威权群体对社会利益的占有决定其群体的封闭，而社会群体利益的对立也必然造成统治群体对资讯的封闭，缺乏或拒绝对社会现实全面客观的了解，这些封闭必然使使旧威权体系成为社会大众对立面而最终走向瓦解。前苏联也是威权体制，其体制群体未必是封闭的，然而对意识形态教条的僵化理解无疑造成了政治群体以及全社会的资讯封闭，资讯封闭也造成在改革中对西方资讯的盲从，受西方舆论片面诱导而走向解体。然而这两个封闭特质并不适用於中国新威权体制与有着几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积累的中国社会，中国新威权体制与所有旧威权体制有着本质区别，简单的以对旧威权体制的认知而判定中国模式不具可持续性是意识形态的偏见。
现实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以中国传统皇朝兴衰，或可预知一二，历代皇朝都能维持一百多年到三百年，以历史预测未来，现有体制只要运气不太差，还有一百到两百年时光。以如今科技经济发展之速度与全球化的进程，二三十年已难於预计，在没有足够思想理论准备的条件下，为一个空洞的，已是疲态毕露的普世价值，进行戈尔巴乔夫的自杀式改革，还是继续维系现有体制，走一条稳妥发展的路，孰是孰非，孰利孰弊，中国朝野精英与社会大众应该是明白的。所谓的"出国就爱国"，虽似戏谑之言却是现实利益的写照，生命利益本质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