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位中学同学（甲同学）也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作是天天扫街。由于家庭的问题，在原来的小学里受到同学们的冷遇，欺凌甚至谩骂。导致他缄默少言。一旦开口，就会口吃。嘴巴变形。引起更多同学嘲笑。无法在原来的学校继续求学。在三年级刚开学，转到我们学校和我同班。我是班长，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热爱教学的女教师。她跟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情况，要求同学们平等友好的对待我们的新同学。
他的个子比多数同学要高。他的桌位被安排在最后一排。这倒是比较适合他的个性。他可以不发声，减少同学们对他的注意和观察。没有一个学期，他就慢慢地跟上了我们的学习进度。
我们的学校有五幢楼，基本上是一个年级班级使用一幢楼。我们每学年就升一级。我们的教室都会换一幢楼。当时放学时，都是打着少先队的班旗，一起排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队歌，从教室门口走到校门口，插上队旗，才各自回家。我由于搬家，跟大部分同学回家的路途分开了。我发现甲同学是跟我回家是一个方向。出于好奇，我就跟着他后面走。只见他拐进一个里弄，我想那就是他家所在里弄。哪里知道，当我回头一看，他又出来了。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每天上学，这样的事发生多次，我想他是不想让同学们知道他住在哪里。
当时的班级基本上是根据家庭地址分班的。同班同学都住在附近。这样有利于在假期中，每个同学都被分进各个”小小班“，可以一起做假期中的回家作业。我和甲同学是在一个“小小班”，他的假期作业都做得比较好。是一个认真用功的好学生。我们就慢慢地成为了一起玩的好朋友。他的身高在打乒乓球时有优势。常常把我们打败。
当我们成为好朋友时，他才告诉我他家的确切地址。他母亲是一个很和蔼的妈妈。我也见过他的两个已婚的姐姐。但是他几乎不跟我说起他的父亲。说是已经跟他妈离婚了，但是有一天我在他家门口见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眼睛挺有神的，但是躬着背，拿着一把竹制大扫帚，我都不敢跟他打招呼。
小学毕业后，我们又被分到一个中学上学。当时班级也是根据地址来分的。由于我们的家隔开一条马路，他于我不在同一个班。刚开始我们还经常一起玩。他借给我一本装半导体收音机的书，我就照着书本去买各种零件，学着装起了我的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他给了我很多建议和帮助。以后我们一起玩的时间逐渐减少。他由于家庭的原因没有机会加入当时先进学生的红卫兵的组织。我也无能为力。
中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城市郊外的一个农场去土插队。文化大革命结束，他父亲的问题平反了。他的父亲出生在台湾。是台湾体育界的知名元老。因为不喜欢国民党在台湾的2.28事件处理，建国初期就来到大陆想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哪里想不到。没有几天，就被关进监狱许多年，以后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是遭难。一直到文革结束。他父亲才被发现。马上就有了高收入的工作，并且成为政府与台湾统战的新闻人物。这样，他们家的各种生活条件大大提高了。他们家的地址变了好几次，他父亲似乎成了国宝。甲同学在台湾的亲戚帮助下，大学没有毕业就到了国外求学，他毕业后，结婚生子，在国外安顿了下来。他的两个姐姐也都移民到了国外。
我的一个同学后来通知我，通过国内关系了解到，甲同学现在是台独分子。不要跟他来往，他在国内是上了黑名单的。就是说，如果他回国，他会被严格监视的。
甲同学原来一直生活在国内，后来父亲平反，全家翻身，应该感谢党和政府，怎么一到国外就变成了台独分子的呢？
这个问题使我联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许多的党政高级领导干部，几十年在党的紧密的教育领导下，应该是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怎么会变成了罪犯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