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报告
作者：老红军
听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报告。1942年2月6日下午，我得到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署名发出的上述通知。通知上的文字是现在从记忆里挖掘出来的，可能不完全准确。那时我想，我这个《解放日报》（党中央当时的机关报）的普通编辑，中宣部怎么通知我去研究写作问题呢？我问对面办公桌坐着的老编辑陈企霞，他说他也收到了通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还说，丁玲的通知在他那里，文艺栏的三个人都通知了。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为就近医治关节炎，1月31日上午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秘书长于黑丁接去，暂住在蓝家坪文抗宿舍了。陈企霞接着说，他刚去过丁玲那里，这次你给她送票去吧。这时，我俩轮流去丁玲处请示工作，陈企霞管发稿，又不喜欢到处奔走组稿，去丁玲处比较多，他刚刚去过，后天自然该我去了。
下午1时半开会，如果午饭以后去蓝家坪，再转中央党校旧礼堂是来不及的，我只能午饭前去到蓝家坪。我到时，丁玲正坐在小板凳上，往木炭炉里加炭，我把票交给她，我说去于黑丁处吃饭。丁玲说就在我这儿吃吧，我饭量不大，又有剩馒头，不用打客饭。想不到丁玲还烤了香肠招待我，香肠在延安是罕见的珍品，我在延安八年也只吃过这一次。
我们饭后即走，走到王家坪附近时，碰到李伯钊同志，丁玲问她今天开什么会。李伯钊说是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丁玲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奇怪，为什么研究写作问题的会在大礼堂召开呢。李说，毛主席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时间不够，这一部分没有怎么讲，今天继续讲。至于通知说研究写作问题，那是主席谦虚。李伯钊把我们的疑团给解开了。
2月1日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据《解放日报》2月2日“本报讯”报道，是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参加盛会的党中央诸同志、被邀请之来宾及全体学员共千余人。校长邓发讲话并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学员”，主要是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在延安工作的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七大”的代表544人，候补代表205人，听取整风报告的代表人数可能略少些，因为有些代表是1945年4月开会前才赶到延安的。
2月8日我们走到中央党校礼堂大门，一手交会议通知，一手接过会议散发的《宣传指南》。会场差不多已坐满了。到开会时，过道上站满了人，后排的长凳上也站着人，窗台上坐着人，主席台上也挤了许多人。于黑丁说他找不到座位，跑到院子里找了块半截砖头挤上台去，就放在凯丰脚边坐下来听报告。
凯丰主持会议并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会议，名字叫“压缩会议”，和大家研究怎样把文章写短些，希望以后编书的机关与写文章的同志注意压缩。
毛主席走到台中央，开口就说警句。他说，今天开的是压缩会议。现在兵荒马乱，全世界的文章都要缩短。我们今天开会就是研究要把文章缩短。接着，毛主席逐条讲解《宣传指南》。《宣传指南》选辑苏联《联共党史》中列宁论在工人中如何进行宣传的一段，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报告中论宣传的群众化一段，鲁迅答《北斗》杂志论文章的写法一篇，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论宣传的民族化一段。最后，他以尖锐的讽刺口吻指出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党八股是教条主义的藏身所，必须打倒。三个多小时讲了四五万字，会场活跃，掌声、笑声时起时伏。大家听到开心时，毛主席也笑。毛主席讲话常用比喻、警句、谚语、妙语、故事，增强演说的幽默气氛，他的动作表情尤富感染力。听毛主席演说，既受益又开心，所以场场爆满。
毛主席2月8日的演说，《解放日报》2月10日曾发表“新华社延安八日电”，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干部会议，对残存于中共党内的八股恶习，进行了‘末日审判’。这次会议是专为肃清党八股、反对宣传工作中浮而不实、无的放矢的恶劣作风而召集的。到会者有中共中央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凯丰等同志，及党内外高级干部与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八百余人”。听报告的主要是党的“七大”代表，这次会议是1日会议的继续，听众也主要是他们，少数是延安高级干部和其他干部。这“八百余人”的“余”字可包括不少人，因为礼堂有座位八百零几个，听众这么拥挤，超员不少，也可能有人没票“看蹭戏”的，但最多不会有1000人。《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于6月18日在《解放日报》发表，题后注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开头第一句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以上情况清清楚楚地说明《反对党八股》的演说是在中宣部召集的“压缩”会议上讲的，虽然后来没有再提“压缩”会议。
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1万人，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听毛主席报告的只有“千余人”。2月21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6月上旬任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在八路军大礼堂向2200多干部传达毛主席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以后，康生3月7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向3000多干部作传达报告。不同的是，2月9日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出版局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社社长）又请毛主席作了一次《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解放日报》2月10日曾发表“新华社延安十日电”，报道“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昨在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演说，要求全党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最后残余施以挞伐”。没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参加，没有报道会议主持人和出席人数及会议地址。在这则消息里，写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和《宣传指南》选辑的内容。这两点在8日的电讯里是应该写的却没有写。这两则消息同时于10日发表，共用一个《厉行整顿文风》的标题，肩题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干部会议》，小标题是《凯丰：精神上、物质上都不能容许党八股继续存在毛泽东：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肃清党八股》。
现在有几位同志写回忆文章，说他参加了中宣部和出版局联合召集的《反对党八股》的会议，这是不准确的。没有听凯丰同志讲开会宗旨，甚至不知道是谁主持的中央整风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会，不能说是参加了2月8日的这个会议。
对《反对党八股》的会议报道和讲解不清楚的报刊不少。有的编写得极为详尽、忠实和精彩的延安整风书，如求实出版社的《延安整风运动纪事》也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还说：“到会的还有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党内外高级干部和从事文化工作、研究工作、编写工作的干部800余人”。可能编写的老师不知详情，弄不清8日和9日的不同情况，把两天的会议揉搓到一起，混为一谈了。更多的书刊说，《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是2月9日在“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类似的其他不确切的说法也还有。如毛主席5月23日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5月30日去鲁迅艺术文学院检查工作，向大家作一次内容与《讲话》有许多相同处的报告。即毛主席提出大家走出“小鲁艺”，到群众的“大鲁艺”去的这次报告，对此，也曾引起误会。我读过仅仅听了这次报告的作者写回忆文章，说他聆听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怎样怎样。往事如烟，不容易记忆清晰，当然不便苛求，可是历史不能含糊，会议的时间、地点、听众、主持人不同，甚至讲话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怎么能把两个会议说成是一个或张冠李戴地把这样重要报告的会议说错呢？遗憾的是，类此误会，随着岁月的前行，有逐渐增多的倾向。在少数文化“名人”当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希望作者写时应回忆准确，多和有关同志交谈，并且查对有关的可靠史料，切忌大而化之，以讹传讹。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注重在学习中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时期干部学习教育一以贯之的突出特点，是党一以贯之的学风要求。延安时期的学习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并深刻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同志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对于如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多次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等现象，他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
“以理服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一部分出身于工人、农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高；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有的缺乏系统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有的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这一时期，党注重把加强理论学习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结合起来，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运动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制定一套完善、正规的学习制度”，着力构建高效管用的学习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党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学习教育制度建设，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印发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文件，内容涉及组织领导制度、学习指导制度、保障制度、考评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学习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落实，使全党学习从一开始就处于有组织有领导的规范化管理状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放任自流或者流于形式，反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来，使全党形成自觉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良好习惯，获得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强大能力。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可以说，延安时期党推进学习教育，不仅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靠制度，没有这些学习制度保驾护航，在延安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想要在极紧张的战斗活动和极短的时间内“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性”是不可能的。这也为今后党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坚持“分级分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不断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延安时期，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工作，给全党同志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党在推动学习的方式方法上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在学习安排上，结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分期发布学习计划，坚持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使干部教育能够连续地、系统地顺利进行。在学习方法上，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毛泽东指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在学习组织上，开展分类编组、分级指导的差异化学习，充分发挥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等的示范带动作用，争建“模范学习小组”、争当“学习典范”。在学习激励上，设立干部学习节，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监督、检查与考核制度，做到“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不仅保障了干部学习任务的落实，更提升了干部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通过这些举措，这一阶段的干部学习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形成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生动学习场面。
